○谢尚发

在开始讨论侯磊的散文创作之前，应该首先明确他的几重身份中的一个，即“昆曲曲友”。昆曲从昆腔发展而来，后于嘉靖年间经魏良辅等的改造之后，风靡全国。昆曲“曲调舒徐宛转，称‘水磨调’”[1]，正所谓“丽情绮思，汇为佳词；豪竹哀丝，成兹繁响”[2]。这并不是要撇开话题，卖弄对昆曲的认识，而是昆曲中藏有侯磊写作的“修养的风格学”或“品性的风格”。“舒徐宛转”，或“水磨”，长期浸润于侯磊的生命之中，自然也会代入到他的文字里，形成独特的风格，也未尝不是好事。从小说集《冰下的人》到散文集《声色野记》再到如今的《北京烟树》，如果要来一个纵向的观察，侯磊的写作“一部是一部”，他的变化也大，成绩也越发斐然，这其中一个特质便是多了一份从容与淡定，但在这从容与淡定的背后，并非侯磊的泼洒式涂鸦，而是装着他的考究、细致与谨严。这恰是与昆曲的声腔、曲韵、唱词、妆容等一致的风格。得乎此，也许我们就知道如何才能打开侯磊的“京韵新声”，体味京味文学在当下的传承与发展。

书写北京，自元朝以来就没有停止过，甚至可以追溯更早。明代陆启浤的《北京岁华记》、清代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民国时期蔡省吾的《北京岁时记》等都是古代名篇。到老舍出，从题材至形式、从语言到人物、从文学风格到精神建构，都可以看作真正京味文学的高峰。中经王蒙等人的书写，至20世纪90年代，学者已经总结出了京味文学的第三代，王朔的痞子文学、冯小刚的贺岁电影、刘恒的新写实小说等都悉数在列。[3]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总结，那么新一代“80后”“90后”作家以北京为题材、以京味语言为风格，书写北京人、北京事，表达一种属于北京的地方精神的创作，可以称之为“京味文学第四代”。这其中，侯磊就占了一席之地，他的《北京烟树》就是他对京味文学的新贡献。

一、地方与风景

自乡土文学兴起，“地方”便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自“地方”成为文学所青睐的题材，它就与“故乡”紧密相连，这尤其体现在乡村走出的知识分子。但在近现代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还不算多么凸显，因此“乡土中国”就是他们笔下的“原乡”。只是因为每个人的“故乡”带着不同的“地方”特色，从而促使其文学创作也呈现出迥异的面貌。沈从文、王鲁彦、彭家煌、许钦文等，乃至于鲁迅的《呐喊》，亦无不如此。“乡土中国”概念中所透露出的“地方”，不仅仅涵盖了湘西、鲁镇、浙东乡村等，也包括北京的皇城根儿、十里洋场的上海里弄，尤其是老舍及其创作，构成了与“乡土文学”同等气质的文学谱系。这其中，“地方”作为内核，统筹了乡村与城市、南方与北方、乡民与城民等。直到现代都市兴起，“地方”仍旧因其内部浸透着浓厚的文化色彩，而依旧在文学写作中发挥着作用。这对侯磊来说，依旧适用，尤其《北京烟树》。

所谓“地方”，我们可以借助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说法来理解，即“地方性知识”。在其著作《地方知识》中，格尔茨认为：“我一直在陈述法律其实并不是以柏台大人的辞藻来刻录的那种矫揉造作的东西，它其实是地方知识；它的地方性不仅在于空间、时间、阶级及其他许多方面，更在于它的腔调，即对所发生的事实赋予一种地方通俗的定性，并将之联结到当地关于‘可以不可以’的通俗观念。”[4]这“腔调”“通俗的观念”，在格尔茨的论述中，便是一个地方的常识，是“作为一种文化体系的常识”，恰是这种地方知识“赋予一种地方通俗的定性”，也即一种生活方式，它涵盖着风俗习惯、历史人文、地理山水、人文景观等。把这种观念放在雷蒙·威廉斯的分析中，即它首先意味着“思想、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其次意味着“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关于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群体或全体人类）”，再次，它还意味着“关于知性的作品与活动，尤其是艺术方面的”[5]。这其中，格尔茨的“地方知识”作为“一种文化体系的常识”，也即与第二种含义相当。倘使我们用爱德华·泰勒的解释，这一“地方”即“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6]。如此，地方即融合了独特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的一种生活方式，它体现在地名、方言、行为方式与生存经验等方面上。站在此一角度，我们可以说，《北京烟树》是来自于地方并回归到地方的一部作品。它不但取材、风格是属于北京这一地方的，也因为它的存在而更进一步确证了“作为地方的北京”。

“作为地方的北京”，它首要展示出来的，也是最直观地被经验到的便是“风景”。就概念上而言，它也可以被理解为“景观”，即“土地及土地上的空间的物质所构成的综合体”。由此而来，“景观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定义：第一，反应统一的自然空间、社会经济空间组成要素总体特征的集合体和空间体系，包括自然景观、经济景观、文化景观；第二，在人类尺度上、具有空间可测量性，由不同生态系统类型所组成的异质性地理单元”[7]。倘若由此而延展开去，柄谷行人所谓的“风景之发现”就不纯然是指外在的“景观”，不仅仅是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等，而是一种内在自我认识的“装置”：“我们所看到的‘自然’已经是人化了的自然……风景乃是‘人类创造’出来的。这里的视野不是把‘历史’视为政治的人类的创造，而是通过‘人类与自然的交涉’而发现的视野。这是通过‘文’之外的风景之发现所获得的。”[8]某种程度上来说，风景毋宁说“也即是‘自我意识’”。《北京烟树》中所描摹的北新桥的自然风景、人文风景，牵涉着居住的建筑风景、生活的日常风景、行为的移动风景等，它们就超离了客观外在的纯然自然的风物、习俗，而是侯磊本人内化了的“自我意识”。全书所提供的“北京风景”，也是阅读者借助侯磊之观看而看到的被内化了的风景。于是，地方性的知识、景观，都具有了活的灵魂、充满生气的精神与完全的心曲。活跃于其间的人所构筑的风景，就成为一种可以共情的外于自我的自我之倒影。

《北京烟树》所体现出的“地方之精神与灵魂”，我们可以首先从其命名中来寻找。根据侯磊的交代，“北京烟树”的题名，来自于“燕京八景”中的“蓟门烟树”。我们都知道，“八景十观”是历代地方志编纂中较为重要的部分，是对地方景观的提炼与凝结，是规范一地之为地方的重要标志。“八景十观”俱，一地之自然山水、人文风情、习俗日常也就毕肖于读者眼前了。它们最为文人雅士所好，常为他们所吟咏，八景十观与文人诗词相互补充与阐释，积淀出独具特色的地方风情。因此古人常说：“志其佳境奇迹，名人盛事，以彰一邑之盛。”[9]“燕京八景”又称燕山八景、燕台八景等，除蓟门烟树外，尚有太液秋风、琼岛春阴、金台夕照、西山晴雪、玉泉趵突、卢沟晓月、居庸叠翠，自金朝开始历经元明清文人雅士题诗吟咏而传诵天下，至乾隆年间钦定此八景，且立石刻碑并赋小序、诗文，[10]成为了解北京的重要依据。以此为名，既可以看出侯磊深谙北京风物地方志，也有意于以文学的笔法，赓续这种地方志的文化传统。

如果以《北京烟树》所聚焦的核心来概括，侯磊所描摹的“北新桥八景”也于焉浮诸读者的面前：古井锁龙《“大北新桥人”》、德容留影《德容：北平照相馆》、澡堂浮光《浮光澡堂》、簋街传奇《簋街秘史》、隆福夜市《上溯隆福寺》、东安熙攘《东安市场：一百年的买买买》、“朱院风云”《朱四爷家的房》、“运河水波”《通波：北京的大运河》。如是，我们完全可以将之加一个副题，即《新修北京风物志》或《新修北京志》。侯磊是将“地方”作为题材与对象，用了文人雅士的笔调，书写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北新桥为中心的整个北京的风景、习俗、日常、人文与历史的浮光掠影。

二、记忆与时间

如果侯磊只是纯粹将笔触囿于“地方与风景”，那么《北京烟树》就会缺乏一种“文字的温情味”与“人间的烟火气”。梳理本书带给人的体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侯磊是在将“地方风景化”，再将“风景世俗化”，被世俗化了的风景就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变成柴米油盐酱醋茶，也变成吃喝拉撒睡、日子的细碎与零散，被播撒进对这些风景的记忆之中，不能说沉渣泛起，最起码可以将之界定为“记忆中的风景”，或“时间里的地方”。这意味着，侯磊对地方之深情，一转而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对于地方的眷恋与缱绻之情，泼洒于文字间，就带着从烟囱里飘出的母亲灶台所散发的味道。也因此，记忆被拉长，时间被凝固，无形的情愫被形塑为有相的景观，镌刻于地方之记载上。《北京烟树》既是一本地方志之书，也是一本回忆录之书，更是一部“时间的心理传记”、一部“个人的成长秘史”。

《北京烟树》志在还原20世纪80年代的故乡。侯磊在“自序”中强调：“童年——20世纪80年代，故乡——北京。也许并不是人人都在回味童年和依恋故乡，但人始终在寻找一个自己由来的地方。”[11]这点出了该书的两个主题：其一，童年，它牵扯着时间、记忆与成长；其二，故乡，他牵扯着空间、风景与地方。但实际上，在本书中，这两个主题是密不可分，融为一体的。

《德容：北平照相馆》可以看作是一部简略版的“家史概述”，交代了祖辈居住于北京的情况，自己出生的背景。《一日货声》《浮光澡堂》和《冬日取暖》可以看作是成长三部曲之“童年生活记忆”。它是属于侯磊的个体记忆，也是属于整个北京的集体记忆，更是特殊年代的文化表征之一。这文化表征并非是作为符号，起着象征性与隐喻性的意义，而是实打实的日常生活。由日常生活出发，逐渐积淀而为地方生活习俗，从而构成地方性知识。与其说这是属于个人的成长记忆，不如说它同时被纳入到了关于地方的悠久传说与历史，是一片更广阔区域的独特构成。《胡同圣灵》《地坛有神》两篇，又可以看做成长三部曲之“懵懂的信仰记忆”，它铺排开的是侯磊记忆中的北京日常生活里所不被人关注的那一部分，小猫小狗，乃至于黄鼠狼；地坛的花开花谢、一枚落叶，乃至于深深铭刻在内心的园神记忆，即便是幼稚的童年虚构，它也已经成了北京的一部分。由此，成长经历中的善良、朴素与童稚的信仰，所能言说的是侯磊的记忆，也是一代年轻北京人的记忆。这记忆层积起来，便垒砌成了“北京地方志”之“史部”条目。《街面儿》《老北京的练摊儿》和《簋街秘史》则能看做成长三部曲之“青年的文化记忆”，它既关联着北京普通市民的凡俗生活，也牵连着作为地方文化的世俗呈现。人间烟火气，最浓莫过于街边的摆摊儿，混迹于街面儿的江湖生活，至于簋街的那些传奇往事，在侯磊的笔下，成功地融入到了他记忆的血脉之中，用了语言文字的方式，重现于文学书写之中。买卖的文化历史，融入到寻常百姓家，一转而为成长记忆，在侯磊的笔下，变为“时间诗学”。它的余绪，一直延伸下去，到《东安市场：一百年的买买买》《再来一个汉堡》等，构成了北京胡同里老百姓的“货殖列传”。从出身到成长，再到青年时代的文化记忆，侯磊的神奇之处在于，他用手下的笔点化着时间的痕迹，把一己的足印踏遍北京的集体记忆，从而构筑了属于他的“文化诗学”、“记忆诗学”与“时间诗学”。毋宁说，《北京烟树》是侯磊献给记忆的一本地方之书。

不唯此，侯磊还时常跳出个人的小我视野，去扩展记忆的边疆：把普通人的个体记忆，延伸至一座城的文化历史；把成长的日日月月，扩充至北京的年年岁岁。此外，他还把时间的尺度往前推、再往前推，推到北京历史发展的渊源深处，推到地方文化的摇篮处。从大的方面来说，记忆北京即构成自我的成长经历，北京的岁月沧桑、山河历史，也即普通老百姓的细碎日常、柴米油盐。

于此，《中轴线：时间的宫殿》可谓是这种从个体走向集体的记忆诗学的宣言：“在这条线上，你能感知到时间的汹涌脉搏和空间的规范美学，能走进时间的宫殿。”围绕着这条线的，既是“地方”与“空间”，亦是“记忆”与“时间”：“从南到北依次是：永定门、先农坛、天坛、正阳门城楼及箭楼、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天安门、社稷坛、太庙、故宫、景山、万宁桥、鼓楼及钟楼。它包括了几乎所有的重要机构和主要职能：城楼、祭坛、宫苑、朝堂、宫殿、政治机构、报时台，是祭祀天地、政令发布、展示征伐，以及赐爵封号的地方。”[12]这是属于北京的历史，属于北京人的记忆，乃至于属于整个中国人的记忆。因其特殊的城市身份，它的触角延展之处即是国人的集体记忆。它构成一种文化身份，属于北京的身份，自然也是北京人的身份。于是，记忆与时间在个人与城市的身份上重叠在一起，个人的记忆就是城市的历史，时间范畴内统一了个人与集体、胡同与城市、小我与大我。构成北京记忆的第二重故事，是《红砖楼：三里屯·八里庄·十里堡》。这些牵扯着北京近代史的地方，侯磊写来全然化入到个人的记忆中去，既是在追索北京城里汉堡遍及的地方，也是考察肯德基和麦当劳深入百姓生活的地图。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就是北京流转着的血脉，关于奶奶所购买的一个汉堡，关于王府井大街的一个购物广场，也是关于陈旧记忆中的各地会馆。奇妙的是，在全书的末尾处，侯磊用大运河沟通了北京与全国、个人成长与城市历史。《通波：北京的大运河》一节，侯磊有意把大运河加上“属北京的”特性，试图框定这一段大运河的北京特色，但只要提及大运河，他就是属于“京杭大运河”的，是从北京通往杭州的，中间四段贯穿，通济渠、永济渠、邗沟、江南河，若再加上广通渠，它勾连起了大半个中国的地图，自杭州过苏州与南京达于北京，并沟通于西安。必欲于这种对比中，北京的大运河才显示出其饶有趣味的历史来。侯磊在这里，只谈北京的历史，一头扎进时间所留下的轨迹中，撇开了个人的记忆，而去追踪属于北京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用一条河贯穿之，仿若在提示：时间之河流绵延不绝，犹如大运河，自古而今，自集体而个人，汩汩滔滔，滋备千载。以大运河统领起“记忆与时间”的主题，可谓得《北京烟树》之神韵。侯磊的记忆，就是北京的记忆；侯磊的生命时间，就是北京的城市时间。它们统一于作为地方的北京，统一于呈现为风景的北京。于此，我们也就能明白，所谓“记忆与时间”的题中之意；也能知晓，“地方与景观”和“记忆与时间”本就是水乳交融的一体两面罢了。

三、语言与风格

不管是“地方与风景”，还是“记忆与时间”，所言说的都是题材。若论到体裁与形式，侯磊的《北京烟树》又因其京味儿而自成风格。之所以一开始要强调侯磊“昆曲曲友”的身份，目的就在于想要彰显他笔下的文字如昆曲一样，自成一调，也就是格尔茨言述的“地方性之腔调”。昆曲称为水磨调，侯磊的京味儿书写也可以称之为“北京腔”。

“京味文学”之所以被冠之以“京味”，盖因其语言独树一帜，把老北京的气质、风度、韵味化为一种风格，氤氲于字里行间，散为馥香神韵。不妨先梳理一下学者们的论述，从而把侯磊的创作接入这一派的源流之中。学界重视京味文学，其来有自：“在北京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化古都和城市改造之间的冲突日益凸显，伴随着推土机的轰响，老北京离我们渐行渐远，已成为一个迷离而遥远的梦，曾经浓浓的京味也相应地越来越凋零、清淡。当下人们对京味文化的热衷，与其说是出于某种文化自豪感，不如说是出于一种无以安身立命的认同危机，出于对古典文化在现代社会里的散逸而产生的回瞥与怀旧。”[13]侯磊起意写作《北京烟树》，以追忆的方式重现往日北京城的景象，亦有如许考量，这种颇有凭吊意味的气息时时显现于他文章的角角落落。但关于何为“京味文学”，讨论者颇多，择其要者，其一，语言载体说。张莉就曾论述道：“研究者们总结京味文学的特征时通常归纳为：北京话、北京人、北京事、北京城。在这里，北京话是重要的存在——它既是语言载体，也是所要表达的内容本身。”[14]一言以蔽之：语言即风格，语言即内容。其二，文化意味说。赵园强调：“‘京味’是由人与城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京味’尤其是人对于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15]这其实是北京的器宇、韵致与神采。其三，回眸古典说。王一川认为，所谓“京味”，“一是文化在这里仅仅是指故都北京城特有的古典性文化传统在现代的遗存，属于现代中的古典；二是……故都北京在现代的可以回瞥到的感兴流溢状况，是它在现代无可挽回地走向衰颓时散溢的最后的残留光华，属于故都流兴”。因此，“京味文学，是能让人回瞥到故都北京城在现代衰颓时散溢出的流兴的文学”[16]。在这种解释中，“京味文学的特质在于，它是一种回瞥到的故都北京的地缘文化景观，确切点说，是定位于故都北京、定时于它的现代衰颓时段、借助具体的北京人情风俗、通过回瞥方式去体验到的一种地缘文化景观”。其五个特征便是：北京场、北京事、北京风、北京话和北京性。[17]在这种理解中，王一川所指称的“京味文学第三代”的代表人物王朔、冯小刚、刘恒、王小波、刘一达等人的创作，似乎并未体现出必须是“回瞥”到的“地缘文化景观”，更缺乏凭吊的气息。反而是侯磊的《北京烟树》却绝佳地符合了这样的界定与特质。

简言之，所谓京味文学，即用北京话写北京城里的北京人和北京事，从而体现出一种“北京风格”的文学。恰如赵园所言，“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18]。这一奠基并兴盛于老舍的创作之中的文学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复又引人注目，稍微沉寂一些时间后，重回当代文坛的版图之中，它由一批“80后”“90后”作家继承而起，侯磊便是这一文学谱系中不可忽略的那一位。如果可以，他们应该将之称为“京味文学第四代”。观察这一代作家的出身，关于京味文学的界定，就还应该再加上一点，即出生于北京的作家。不管是老舍，还是王小波，尤其是“80后“90后”作家，他们居多都是出生于北京、生长于北京的青年作家。“80后”作家侯磊、王欢、董夏青青、春树、马小淘等，“90后”作家李唐等，皆属于这一文学谱系。“北京作家用北京话写北京城里的北京人和北京事，造就了一批具有‘北京风格’的文学作品”，从而归属于“京味文学第四代”的文学谱系，大概在这个文学的传承中，我们才能够更加明确侯磊创作的特质与价值、意义。

“京味文学第四代”的命名，集中于他们继承前辈作家而来的独特风格，侯磊的《北京烟树》可谓是一个典型案例。首先，北京话所构筑的“语言即风格”。这是最为表层的要素，但也是最为核心的要素。调侃、幽默与反讽，几乎构成了北京语言风格较为凸显的症候，北京话的语气、神情与韵味，于焉可见。《北京烟树》中几乎处处可以见到这种调侃、幽默与反讽，比如自称“大北新桥人”，实则是暗自嘲讽北新桥的小，却又不是真正的讥笑，而是自嘲以幽默。再比如他所说的“混街面儿”，其实是各色人等的混生活以及江湖豪侠之气，但这个词语一出，先自有了一番调侃。毕竟，消失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幽灵重现式书写，总给人一种曾经沧海的气息，一经用了看似正式又略显调侃的话语说出，那其中便蕴藏着王一川所说的“回瞥”凭吊的效果。其次，北京人与北京事，构成了侯磊笔下的题材择取。不管是《北京烟树》，还是稍早前的《冰下的人》《声色野记》，涉及到北京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物，交警、公交车司机、摄影师、小商小贩、混江湖的小混混，乃至于那些名流贵族、公子小姐……所有这些人只要在北京城里生活，他们就只是“北京人”而已，只不过生活的方式不同罢了，但皆都造就一种“北京风格的生活”。这恰是京味特色的构成。再次，深埋于文化记忆之中的作为风景的背景。不管是风俗习惯、历史传统、文化景观、岁时节日，还是胡同里的叫卖声、拉煤球车辆散落下的煤渣、风尘女子口中吐出的烟圈儿……都构成了一种“独乎于此的个性”。北京悠久的历史所累积而成的皇城根儿文化，再用带着成长色彩的记忆眼眸回望过去，便成了如此这般的“京味文学”。最终，作为风格的北京也促成了作为风格的文学之诞生，作为风格的文学反过来哺育时间潮流中新的作为风格的背景。必须要强调的是，侯磊及其创作，将会以“新一代京味文学”的身份，传唱属于他这个时代的“京韵新声”。

阅读《北京烟树》，脑海中时刻会回荡着侯磊与京味文学的前辈们对话的应和之音。老舍笔下强悍的虎妞与悲催的祥子、王朔笔下只能当作家的老流氓，在《北京烟树》中被替换为俗称荣家门的小偷、叫做穷家门的乞丐、走街串巷的货郎……侯磊将前辈们的创作、经历，北京方志中记载的稗官野史、逸闻趣事，亲身经历的街坊邻居、三教九流，这种种全部融入到他的笔下，自成一体，堪称“侯磊的北京风格”。

四、抒情与散文

侯磊是如何实现对“文学的北京风格”的书写与重造的呢？一言以蔽之，曰：抒情。在这里，“抒情”既作为一种表达方式，也是一种体裁、风格，或直接将抒情作为书写风格。“作为风格的抒情”，就侯磊的《北京烟树》而言，意味着他观察北京的立场、角度与方法，和其书写的言辞、布局与选材，以及作品中所散发着的格调、氤氲着的气质与播撒着的韵致，糅合在一起的散文化行为。这一行为统合着世界、作者与作品，构成小范围内的“散文写作的三位一体”，精密地协调于《北京烟树》的篇章之中。世界，即北京城、北京人和北京事；作者，即侯磊因生于斯、长于斯而生发的对北京的情感，与他在写作时所秉承着的爬梳古典文献、寻觅地方传说、出入文史资料等态度；作品，即北京话及其所显示出的语势、语貌，乃至于整本书的装帧设计。这里必需要提及的一个话题是，《北京烟树》的独特装帧设计——这虽非出于侯磊之手，但与整本书构成一个图与文、书与文的协调一致：封面是一整幅图画，用了色彩的差异将之模拟为书本的腰封格式；武金生的绘画以绿色为主，淡色加入其中，应和了“烟树”的意象，而内容则是侯磊记忆中的20世纪80年代的老北京景观。这可以说是《北京烟树》的第一重抒情，以可视化、图片化的附录形式，把封面、腰封、书脊统一起来，带着怀旧与憧憬，带着抒情与散文风格。

“作为风格的抒情”，它首先聚焦于抒情主体。“就作品的风格表现来说，‘气’相当于气韵或语气，可以比之为音乐中的格调音色。语气、格调或音色是作家的气质在创作对象上的情绪投影，它显示了作家观察生活时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为他个人所独有的特征”[19]。侯磊身上所散发着的带有昆曲韵味的抒情气息，直接体现于作品中。他的怀旧，带着追忆性质，与个人经历密切相关；他的语言，出于日常而化于文本，呈现出日常口语与书面语交错的抒情面貌；他的选材，是土里土气的“乡土中国”的旧民，哪怕如今北京已是国际化大都市；他的观察，细腻乃至于鞭辟入里，周到乃至于细碎零散，却都被安排在既有的秩序中，显示出一种妥帖与适恰……凡此种种，与其说侯磊在“抒情”，不如说这抒情即是侯磊的风格。我们仍可以再次引用布封的著名论断：“作品里所包含的众多知识、奇闻轶事以及新颖发现都不能确保文章成为不朽之作。如果包含的知识、奇事和发现只是该作品的琐谈对象，被描写得毫无风采，毫无才气，毫不高雅，那么这些作品会湮没无闻。因为知识、奇事与发现都很容易逸出作品而转入他人之手，经过作家的生花妙笔，或许比原作还要高出一筹。这些都是身外之物，而风格就是人的本身。”[20]“风格即人”，抒情即风格，抒情即侯磊——这种说法如果不显得别扭或奇怪，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抒情与散文”这一议题所要提炼的不是侯磊的散文写作技巧多么高超，而是强调作为风格的抒情及其文本化呈现（亦即散文），构成了独属于侯磊的“生活散文”。黑格尔曾说：“人不仅要装饰他自己和他所生活在里面的环境，而且还要在实践中利用外在事物来适应他的实践方面的需要和目的。只有这个实践领域才涉及人的工作、烦恼以及他对生活散文的依存”。[21]对侯磊的抒情而言，散文的写作就是他对“生活散文的依存”，就是他利用外物以适应他实践方面的需要和目的的方式方法。

更进一步来说，“抒情乃是一种生活方式。”综合而言，“抒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风格”，它贯穿于侯磊的日常生活，亦即黑格尔意义上的“生活散文”。那么，《北京烟树》既是一本文学意义上的散文写作，也是一种日常意义上的“生活散文”之展现。当侯磊追索出身与家世、胡同生活里的人事与风情，及至于扩展到整个北京的风貌与景观、中轴线上的诸多建筑及其历史，把地方的角角落落作为关照与题材，再把它们推到历史深处去言说其所来渊源……我们可以说，他是以散文写作的方式，重回“记忆中的故里生活”，从而酝酿出某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的乡愁”的东西，它即是王一川所归纳的，“能让人回瞥到故都北京城在现代衰颓时散溢出的流兴”。对侯磊来说，通过《北京烟树》，“抒情乃是一种生活方式”意味着他必须通过写，以便纾解这种“历史的乡愁”，而书写的过程，正是他作为作家的一种生活方式。抒情在这里，就接连着日常生活的侯磊之书写方式，与作家生活的侯磊之书写方式，前者是“生活散文”的书写，后者是“文学散文”的书写。进一步地，“抒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风格”，所意指的就是侯磊居于生活和语言之中，通过《北京烟树》而栖居于他的诗意之所。这个“诗意之所”不是虚幻的天国，也不是文笔的优美，而是日常生活里飘散于风中的烟火气，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鸡零狗碎，亦是作为地方的北京所锻造出的一种独特地属于老百姓生离死别、爱恨情仇、悲欢喜乐的岁月。“通过声音和语言的精心建构，抒情主体赋予历史混沌一个（想象的）形式，并从人间偶然中勘出审美和伦理的秩序”[22]。《北京烟树》的写作，即是侯磊重构往日生活的情境，给予其一个形式，哪怕这只是属于抒情和散文的。“审美和伦理的秩序”亦无它，老北京普通人的生活在散文中的存在形式而已。

末了，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北京烟树》，甚至侯磊目前为止的创作：以地方与景观、记忆与时间为素材，以语言构筑风格，从而书写（抒写）属于他的，也是属于北京老百姓与普通读者的“生活散文”与“文学散文”，这散文提供着抒情主体与接受者共同的诗意栖居之所，安顿着他们的生命。他书写自我的经历与记忆，也是书写整个北京城的古旧与时兴，从而提请我们注意“京味文学第四代”的款款脚步，也让我们知晓在他与他同时代人那里，正上演着“京韵悠悠传新声”的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