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雨

早饭是苜蓿芽咸食，外加一壶小青柑。苜蓿芽刚拱开花盆里的土皮儿，水紫色根茎顶两片尚未打开的叶叶，撷来洗净切碎，撒在咸食面糊里，几星星绿意。小青柑沏得了，淡琥珀般澄明，跟那点绿意刚好呼应。

双楼郭庄几辈子传下来的规矩，二月二这天，喝粥不行，等于喝龙血，吃面也不行，吃面是嚼龙须。且不说我家好几个属龙的，今天是龙的节日呀，龙管着天下的风雨，恭敬还来不及，怎么可以忤逆甚至背叛。于是，自打老母亲随住，三百里外的规矩也跟着搬进了石家庄。

“二月二，敲炕头，银子钱往家流。二月二，敲炕帮，银子钱往家装。二月二，敲炕沿，蝎子蚰蜒不见面。”吃罢咸食，尝了半盏小青柑，说是不惯，母亲把茶盏往桌子中央一推，便呜呜囔囔开始了今天的特殊课业。她拄着那根老榆木拐杖，从卧室到客厅，从客厅到卧室，笃笃地点着地板砖，一会儿一趟，点瓜种豆一般，要把她如经卷似的顺口溜子种满我的每一间房子。这一切，恍若我幼年时的龙节，外祖母早早起身，拿着笤帚疙瘩作势敲打家里的土炕，从炕头到炕尾，又从炕尾到炕头，边敲边念，喃喃有声。我跟在她身后，如小小侍从。一忽，喃喃有声的那个人，从外祖母换成我性如顽童的老母亲，半个世纪的光阴已然悄悄溜走。

二月二，在双楼郭庄，是个重要节令儿。过了这个龙节，春天就真的来了。

清晨，原野上开始出现流动的温暖气团，坡上柳树、杨树也眼见得一天比一天活泛。晌午放学，棉衣服朝院子里一抡，我们就满大街飞，满场院跳。我们是跑着跳着生长的小树苗，不几天，衣服袖子和棉裤的裤管就短了。太阳底下，外祖母的胳膊腿儿，也伸展得咯咯响，我怀疑她也要再窜一截儿个子。墙缝、炕洞、台阶下、院子里、田地中，蝎子、蚰蜒、小花蛇、蚂蚁、臭虫、蜈蚣、跳蚤……次第从深睡中醒来。除了迎接燕子翼、苦苦菜、老鸹锦、野地丁、泥胡菜，以及燕子、云雀这些令人欣悦的花花草草，那些不招人待见的，我们也要领受。这就是早春。外祖母常讲起她年轻时的故事。南街一个女人，把睡熟的婴儿撂在炕上，抄起扁担水筲到胡同口老井上担水，回来巴巴头，屋里安安静静的，就忙乎着烧火做饭。饭得，回屋，孩子满面青紫，已经没了鼻息。一只大蝎子和一群小蝎子，正顺炕沿悠然而行，对于自己闯下的人间祸事，似乎没有一丢丢的愧疚。

蝎子袭婴，还算偶然。各种小生灵们，与人共一屋檐，是轰不走，灭不掉，拍不绝的。惊蛰里一声春雷，这些家伙便精神神地活将起来，筑巢，打洞，建窝，恋爱，交配，十分勤奋地履行种族繁衍的使命。妹妹弟弟一度热衷研究，他们发现我家大门口栅栏旁的鼠洞与卧房里迎门柜底下的鼠洞以及院子东头柴房里的鼠洞相通，而某个阴雨天来临之前家里足有一百个蚂蚁窝同时完工。我是实战派，最佳战绩是某个周日捣毁蝎子窝一个，剿灭大小蝎子三只，打死饭蝇子十五只，用坏蝇拍一个，以捕鼠器捕获两代四只老鼠。我以为以我的战绩，自会受到外祖母一番褒奖，至少也得给予两个点赞的表情包。谁知，她只是瘪嘴乐乐，说,不用跟它们斗狠。房子是人盖的，院子是人管的，到头来，人却要忍受着虫的欺侮，我想不通。想不通的结果，当天晚上被一只贪吃的老鼠给咬破了上嘴唇。终而，母亲开始跟村人一样，用鼠药，用敌敌畏，用六六粉。外祖母的心天天提溜到嗓子眼，她说，伤物的东西，同样伤人。果不其然，之后的几年，村里时而有误服鼠药的孩子，也有吞农药的男人或女人。

“二月二，敲炕沿，蝎子蚰蜒不见面。”“二月二，敲炕沿，蝎子蚰蜒不见面。”那年的二月二，外祖母格外重复着这个句子，更猛烈地“敲敲打打”。蝎子、蚰蜒，在她的心目中是不是代表了人之外的一切生灵？她要趁着节日，警示一下，商量一番。而警示、商量的底线，居然是两不相见、互不相扰，人与虫各过各的日子。

过二月二，家家开始做大酱。大酱的材料主要是黄豆。早饭之后，女人们重新升起炊烟，把早早准备下的上好黄豆在大锅里慢火炒制，豆子炒熟晾凉，簸箕端了，送到碾子上去碾成细细的豆面，井拔凉水拌好，捏成酱球。二月二这天的水、二月二这天炒的豆，捏好的酱球在二月二这天的太阳底下晒过，是秋天里出一缸好酱的必须，自古如是。二月二炒黄豆，又叫炒蝎子爪儿，有一种民间的心理自安吧。小孩子家自然是悦意的，趁大人不留意，抓一把蝎子爪儿，塞衣服口袋里，满胡同满街里去疯，跑一圈儿，摸两三粒黄豆扔嘴里，咯嘣咯嘣，边嚼边跑。那个解馋，那个香，夜里放屁都萦绕着快乐的气息。

莽苍世界，也许真的以节气之名埋藏着很多的秘密甚或神秘的符咒吧？若隐若现，寻找苦苦，有时已望见它淡淡的影子，转个弯，却倏然消逝。比如这雨水、惊蛰交接的日子，你得炒豆子、做酱，你得收拾箱柜准备随时要穿的单衣，你得把堆肥运到春白地里，把犁铧擦得雪亮，把冬天埋到地下的葡萄藤挖出上架，把屋门上气眼儿捅开为燕子准备好回家的路。入夜，旷野间总有一种声音走入梦境，或者把人从梦里喊醒。这是一种并不真切的声音，不知道是从时间深处还是从地心深处而来，它贴地而行，汹汹涌涌。这时，冻土融化了最后一个凌丝，珍珠斑鸠求偶的长号响彻云端，树木积攒了整个冬天的养分汩汩灌入每一个枝梢。

冬藏，春发。世间万物，要完成这个并不浪漫的转身，需要仪式，需要信念，需要力量，也需要代价。我的父亲，殁于早春。我的老族长，殁于早春。双楼郭庄村数不清的老人和孩子，在早春归于泥土之下。我父，是急症，白天还好端端干活儿、吃饭、说笑，傍晚，头疼得厉害，蛛网膜下腔出血，说不行就不行了。老族长，一个正直的老兵，抗美援朝负过伤，七十九岁走的，算是寿终正寝。更多人的离开，跟瘟病有关。早春，咳嗽的声音，从村子东头到西头，此起彼伏，恨不能把一个村子抬上天空。似乎，患感冒的不仅仅是人，还有房子、树木、炊烟、蚂蚁、臭虫，甚至整个村庄。药吊子咕咕响着，古怪的香气、苦气满街里蹿，村医忙得脚不沾地。

大地之上，生长万物，也经由万物的传递，播撒与万物相克相生的病毒、细菌。我刚晓人事，特别爱盯着人的脸。母亲自然是我第一个要端详的人。好看的母亲，脸上居然长着好几个麻窝，浅浅的，像烙印的花。母亲白净，所以分外显眼。母亲说，那是“花儿”开在人脸上留下的印痕。

郭庄人管天花叫“花儿”。出花儿，是老天爷给人生设下的一道关口。花儿出不来，憋在内里，往脏器走，命就没了。花儿，不分地方，身上，脸上，眼睛里，随性地生。厉害的，人就破相了，落一张麻子脸是好的，有的人一辈子眼里开朵“萝卜花”。男孩子萝卜花眼，长大找媳妇都难。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天花依然是相当凶险的传染性疾病。天花差点要了母亲的命，她出花的时候，七天高烧不退，粒米不进。外祖母冒死守着自己的独苗，哭干了眼睛，最后双瞳充血，骨瘦如柴，大老远看起来如同蓬头垢面的妖。

对付天花的法子，是种“痘”，我们庄叫作“种花儿”。那时，村子里有一些女人专事接生、种花儿、叫魂、阴阳经纪。十八世纪末英国人从牛马身上培养出低毒痘苗，还在通往中国农村的漫漫长路上跋涉，双楼郭庄种的是“人痘”。外祖母是让人给母亲接种过“人痘”的，但她两岁不到还是感染了天花。据说比不接种轻多了，阎王爷只在脸上给留了淡淡的记号。或者这个记号，是她的免死戳，保佑着母亲一路奔向米寿。所谓“人痘”，就是从天花患者身上取的活浆儿，没有任何减毒处理，就那么挑一点点，在没有免疫的健康孩子胳膊上划个十字小口，直接抹到伤口上。种“人痘”，等于主动感染，风险很大。毕竟种比不种强，种过的，死亡概率大大降低。到我这辈儿人，卫生部门掌管的安全“痘苗”普遍推广。

种痘苗，也叫“种花儿”，一般在早春，雨水、惊蛰节气。二月二，伯父从他任教的学校带回一点花种，还有酒精棉球、小镊子、小刀子，装在一个长方形的铝盒里。黢黑的夜，伯父打着手电筒，一家一家串着给家族的孩子们种花儿。种过花儿，像过节一样，外祖母天天给弄发物吃，藏了一冬天的酸石榴，街上卖的小河鱼，储在罐子里的腊肉。约莫过一个星期，左臂隆起一个红肿的小包儿，让外祖母查看，竟高兴地双手合十，口念阿弥陀佛。红肿的小包儿，不知什么时候结出一个硬痂，痂落，留下一朵白色的花儿。胳膊上开着花的孩子，便是一个拥有了生命戳记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