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太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成为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乡村振兴首推产业振兴，将“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首要目标，既体现了产业振兴的基础性地位，也凸显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对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再一次强调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给予高度关注。毋庸置疑，以农业现代化为核心表现的“产业兴旺”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中国是人口大国，农业大国，更是小农大国[1]。如何在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下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成为中国转型能否成功、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能否建成的关键。

经济转型是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经济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整体变化以微观决策为基础。合约选择恰恰是一切经济决策的微观基础，是考察经济行为最基本的分析单元。对合约选择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考察，有助于深刻把握中国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所缔结的各类农业合约的基本性质及其经济逻辑，并在此基础上透视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历史进程。

有关农业合约的传统分析主要关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合约安排，其中对分成合约、固定租金合约和固定工资合约的比较研究最为典型[2-3]。这是对传统社会小农与地主间合约关系的考察。当下农户与历史上小农的主要不同在于，在分工高度发展的今天，农户仅依靠家庭自身无法完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所需种子、肥料等需通过同外界的交易来实现，农户现在必须依赖市场中其他主体的协作才能最终完成农业生产经营[4-5]。因此，考察农业合约必须将分析视野扩展到对农户与组织和市场间关系的讨论。研究人员考察了社会化生产条件下的农业合约选择及其变迁[6-7]，解释了某种合约被选择的经济诱因。然而少有能够回答下列问题：同样是企业，为什么有的通过组建合作社等将农户纳入一体化缔约结构，有的则仍保持“龙头企业+农户”的更偏向于市场交易的合约形式？为什么有的农产品交易要在事前锁定终端市场，有的则直接在市场展开交易？这些现象反映的均是缔约结构的差异，因而对上述问题的回答离不开对合约选择的精准把握。

尽管现有文献分析了某一缔约模式被选择的经济逻辑，然而往往“就事论事”，缺乏一般性框架。事实上，一般性框架的建立既有助于在理论层面加深对合约选择过程的理解，也能够在实践层面透视“产业兴旺”的实现逻辑和可行路径，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学者普遍将交易成本视为合约选择的关键变量，但少有研究会进一步考察交易成本的组成元素。笔者认为，影响农业缔约中交易成本的诸因素具有某种一致性，只是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才形成了交易成本以及缔约模式的差异。只有“打开”交易成本，才能深入理解其全部内涵，进而精准把握合约选择的要义，加深对“产业兴旺”的实现过程的认知。

本文将构建包含环境参数、交易者特性和交易维度3个层次分析变量的一般性框架，在回答上述问题的同时为理解现代农业的各类合约形式提供逻辑一致的经济解释。合约选择的影响因素众多，只有对其进行归类进而识别出关键性变量，而后依据这些变量构建考察农业合约的整体性框架，才能深刻理解农业转型过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本文的主要贡献便在于构建统一的分析框架，系统归纳影响现代农业合约选择的关键变量，对其分门别类，在此基础上探讨不同层次的变量及其组合对农业合约选择的差异性影响，为“产业兴旺”的实现提供初步学理性思考。

二、现代农业的合约选择：一个分析框架

回顾已有文献，合约选择理论大致可分为新古典经济学、交易成本范式、委托代理理论、不完全合同理论以及参照点理论等5个分析视角。由于工作假定不同，各理论对合约选择的看法也存在差异。然而，无论是新古典意义上的完全合约，还是可通过机制设计解决或然状态对缔约双方不利影响的委托代理理论，抑或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企业的产权学派(以GHM模型为典型代表)共同认可的不完全合约观，直至合约的参照点理论，在本质上均将合约看作对约束条件的反应。只是由于对约束条件的侧重有所不同，从而衍生出合约选择的不同分析视角。无论上述理论所关注的约束条件具体所指何物，其本质均是交易成本。如果将新古典意义上的合约视为交易成本为零的特例，可以发现对合约选择的理解程度随对交易成本认识的深入而增强。因此，将交易成本作为核心分析变量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质性分析意蕴。下文的分析将紧扣交易成本这一核心变量。

一切合约均是对约束条件的反应。任何事后看来有效率的合约，一定是对约束条件做出最优反应的合约。对合约选择的考察必须以对约束条件的清晰界定和准确把握为前提。约束条件界定清楚了，最节约交易成本的缔约结构也就清晰了。因此，对约束条件的准确厘定有助于更为精确地理解合约选择过程及其绩效，并在此基础上加深对中国转型过程微观机制的认知。

尽管合约选择是微观过程，但却受宏观环境影响，对处于转型深水区的中国尤为如此。城乡二元结构大大提升了农业转型成本，农业合约选择实质上是农业的“突围”，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因此在分析农业合约选择时必须将二元结构所形成的特定约束纳入分析视野。在缔约过程中，农业生产经营者面临宏微观层面的各类约束，如宏观层面的制度性约束，微观层面的经营者特性、交易品自然属性等。诸多约束构成经济主体行为选择的约束集。由于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及其权重不同，故而将产生各类缔约结构和组织形态，它们均服务于行为人收益或效用最大化目标。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合约与交易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交易即合约，合约即交易。对合约的分析即是对交易的分析。参照已有理论和实地调查经验，笔者总结出观察农业合约的3个层次的分析变量，分别为：环境参数(交易环境)、交易者特性和交易维度。其中，环境参数是农业合约选择的外部条件。只有突破外部环境的限制，才能实际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经营。因而农业合约的选择过程必然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需要对外部环境做出有效应对。交易者特性是指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所具有的经济社会属性，他们会根据约束条件做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合约选择。交易维度用以刻画一项具体交易的性质，它直接决定某项交易的属性。这3类变量共同界定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尤其是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的组合决定了相关交易的性质，进而影响交易成本，合约选择的目的便是将交易成本最小化。图1概括了农业合约选择的基本分析思路：首先，环境参数、交易者特性和交易维度共同决定交易属性，不同的交易属性引发不同的交易成本，将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合约便是最优合约。

图1 现代农业合约选择逻辑关系

有必要说明的是，威廉姆森在其交易成本理论中已经界定了交易属性的3个维度，分别是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8-9]。然而威廉姆森的分析相对微观，并没有分析环境参数、交易者特性以及其他交易维度对合约选择的影响。事实上，正是对环境参数、交易者特性和交易维度的综合反应才衍生出诸如“龙头企业+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合作社+基地+农户”等各类农业缔约结构和组织形态。这些宏观的、背景性的约束条件是威廉姆森尚未予以明确阐释的。本文将这3个层次的变量结合起来，以便更为准确和全面地理解中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的农业合约选择过程。

三、环境参数：农业合约选择的背景

农业合约选择首先要突破外部环境的限制。土地规模化、资本密集度高是现代农业的鲜明特点，土地、信贷等约束会实实在在地影响农业缔约结构。因而在考察农业合约时必须将地权约束、信贷约束等纳入分析视野。本文将其概括为环境参数。具体而言，环境参数是指各项制度安排，如农村土地制度、金融制度等。只有突破环境参数的约束，农业生产经营才能实际发生，因此农业合约选择的第一步便是应对诸多背景性因素。观察与研究表明，在转型过程中，影响合约选择的环境参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权约束

现代农业以土地规模经营为基础，因此农业转型面临的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约束即地权约束。现有制度下，农户拥有承包权和经营权而无所有权。尽管“三权分置”为释放土地经营权提供了交易基础和政策支撑，但以下事实限制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一是缺乏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二是家庭所承包土地面积狭小且地块分散。土地规模化经营需将分散的土地集中连片，涉及众多农户，交易成本很高，土地规模化受到制度性限制。在地权约束下，龙头企业等往往通过变通方法迂回获取更多土地以实现规模化经营。特定时期，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纳入缔约结构能兼容土地集体所有分散承包的多重属性，降低土地规模化的交易成本。给定地权约束，农业大户或龙头企业与农户缔结合作社，不仅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配置原则，更能在不触动农村土地制度的前提下实现土地与资本的结合。这不仅是新古典意义上的资源配置过程，也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权利与权力的配置过程。

对山西省榆社县的调查研究发现，合作社出现在缔约结构中主要与地权约束有关。给定农地集体所有家户承包的多元产权属性，合作社是龙头企业为突破地权约束、提高生产规模以及满足市场对高品质农产品的多元需求而与农户缔结的经济组织[10]。保持其他条件不变，以合作社替代家户经济能够节约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一对一谈判引发的高昂交易成本。因此农业合约以及组织选择的目的之一即在于降低土地规模化过程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缓解地权约束对现代农业的制约。

除农地制度外，户籍制度也提高了地权约束的刚性。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尚未完全打破，农民工很难永久性定居城市。随着年龄增加，多数农民工会由城市再次返回农村并继续经营土地。因此，户籍制度造成的制度性壁垒不仅直接限制人口城市化，也间接限制土地规模化进程。

(二)信贷约束

持续的经济增长将从根本上改变农产品市场需求结构，诱发隐性的消费革命[11]，刺激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由于规模小而无须投入更多资本。与此相反，现代农业是资本驱动型农业。在农业转型过程中，资金日益具有“门槛效应”：大型农业机械的购买，新技术的采用，仓储物流建设等各个环节均需大规模资金的支撑。没有一定资金投入，农业生产经营便无法实现规模化、组织化、科技化和一体化。因此现代农业的发展水平与资金可得程度高度相关。这也是许多现代农业往往由知名龙头企业实际经营的原因所在。因为龙头企业具备一定资金实力，能够有效解决信贷可得性对其发展的制约。对不具备足够资金实力的经济主体而言，通过巧妙设计农业合约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压力。

对山西省太谷县某羊业公司的分析表明，正是为缓解所面临的资金约束，羊业公司在同养殖户的合约中附加了“保证金条款”[12]。保证金既作为抵押品发挥作用，也成为公司生产经营中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降低了融资成本。可见与地权约束一样，信贷约束同样会影响农业合约选择过程。一旦信贷约束成为农业生产中的紧约束，通过缔约结构的巧妙设计缓解信贷约束的不利影响便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理性选择。

(三)技术约束

不同于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技术投入能够改变生产函数的结构。先进技术一方面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改进，即相同或更少的投入能够得到更多产出；另一方面则表征着市场势力的提升，即所生产产品具有更高的市场价格。然而技术选择本身是有成本的，为了节本增效，必须实现技术选择与缔约结构的匹配。因而不同的技术要求也将影响农业生产的缔约模式和组织方式。笔者在对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某食用菌公司的调研中发现，技术条件会影响农业合约选择过程。据公司负责人介绍，与平菇生产不同，金针菇只有在温度较低的环境下才会出菇。为营造低温生产环境，必须引进相关的保温和制冷技术。由于相关技术耗资巨大，分散经营的农户不具备引进该技术的资金和能力，从而自身无法生产金针菇。而平菇生产对技术的要求较低，分散经营的农户即可生产。由此可见，金针菇生产之所以选择了一体化的缔约结构(企业运作)，是源于特定生产技术的要求。换句话说，技术约束的确会影响农业合约选择过程。

然而技术约束的作用并不是独立的，许多情况下它要依赖或内生于地权约束和信贷约束。一方面，土地规模化是农业技术应用以及技术改进的“物质”基础，是现代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场所；另一方面，技术引进需要数额巨大的资金，资金是技术引进和技术提升的经济支撑。因此技术约束更多由地权约束和信贷约束派生而来。

综上所述，环境参数之所以会影响合约选择，是因为只有在解决土地、资本和技术等的约束后，现代农业才得以进行。为使现代农业生产成为可能，必须通过合约结构和组织模式等的创新尽可能缓解土地、资金等的约束，否则后续的农业生产经营便无从开展。因此在考察农业合约时，首先必须注意环境参数对农业合约以及组织选择的影响，进而通过缔约结构的巧妙设计实现上述约束条件的放松。研究农业合约，对环境参数的分析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因为它既是农业合约选择的逻辑起点，也是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实际展开的前提。

四、交易者特性：合约选择的能动要素

如前所述，环境参数是合约选择的逻辑起点，决定了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能否实际进行。作为合约选择的能动因素，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对约束条件的反应则直接决定了交易的具体合约形式及其缔约结构。一方面，具备不同特征的交易者面临程度不等的约束；另一方面，即便面临的约束相同，交易者也会根据自身的不同禀赋做出差异化的合约选择。在环境参数之外，有必要考察交易者特性对农业合约选择的影响。

交易者特性是指缔约各方的特点，包括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如企业家才能)、政治身份、社会资本以及对风险的态度等。一方面，这些由每个交易者所特有的属性会与环境参数相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或强化制度性约束对合约选择的影响；另一方面，那些可识别的、具有公共信息特点的交易者特性又是一种信号，能够降低缔约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降低交易成本。交易者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合约形式的选择，进而导致差异化的组织模式以及合作盈余在参与者之间的分配比例。为便于分析，笔者将交易者特性概括为经济特征和社会特征两个方面。

(一)经济特征

经济特征侧重个体自身特点，如资金实力、企业家才能等，往往与现代农业的经营能力相关。若生产经营主体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如参与“资本下乡”的龙头企业)，则其所受到的信贷约束相对较少，资金对从事现代农业的限制较弱，因此在合约设计中无须过多关注资金可得性约束。此外，随着农业生产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的市场风险不断提高。具备企业家才能的个体能够发现市场的不均衡，并试图填补供求缺口而获利。除此以外，企业家才能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个体风险偏好的反映。研究表明，分散经营的农户高度厌恶风险[13-14]，从而更倾向于选择固定租金、固定工资等收益较为确定的合约安排。而企业负责人、农业大户等则具备较强风险承受能力和一定的风险偏好，愿意承担市场中的风险，并由此成为合约中的剩余索取者。由此可见，经济特征既与信贷约束有关，也同盈利能力高度相关。若农业合约缔结者具备某种经济特征，则由其参与或主导的交易更倾向于通过市场来组织，与此有关的合约也将更多体现为价格机制调节下、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互惠性市场交易。一般而言，交易者所具有的经济属性越强，合约的市场化程度越高。

(二)社会特征

交易者的社会特征即社会资本，侧重于个体同其他行为人的关系，如政治身份所代表的与政府部门的密切联系，与其他社会群体的私人关系等。现代农业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土地规模化，这意味着要将农户或农户所承包土地集中起来、“组织”起来。然而家户承包、分散经营的农地制度增加了土地规模化的交易成本。这种交易成本主要来自同分散的承包主体逐一协商、讨价还价等所形成的时间和金钱等的耗费。现代农业的合约设计必须将这些成本纳入决策的约束条件之中。一方面，拥有政治身份的农村基层治理者具备低成本组织和动员农户的能力。他们与农户彼此熟识，能够凭借政治身份所具有的组织优势和信息优势降低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促进土地的规模化利用。此外，在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政策背景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日益受到政府部门的关注。如何低成本识别具有一定组织带动能力的合作经济组织并对其给予政策上的扶持成为政府积极参与现代农业的重要目标之一。拥有一定社会资本的个体恰恰容易被政府部门低成本识别。另一方面，交易参与人的社会关系(属社会资本范畴)也将对具体的合约形式产生影响。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社会属性更强者更易通过与政府官员和其他社会群体的私人关系等非市场方式完成或促进交易。

以上分析说明，交易者所具有的社会特征同样会左右农业合约选择的具体方向。一般而言，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社会特征越强，农业合约的市场化程度越低。

五、交易维度：交易的具体属性

交易维度针对具体交易而言，主要指所交易对象的客观的、自然的属性以及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缔约各方所面临的市场状态(如市场的不确定性、合约关系的可重复性等)。由于与工业品相比农产品异质程度(非标准化程度)更高，因此，对农业合约的分析绝不能忽视交易品自身的属性和特点。基于此，笔者概括出不确定性、交易频率、资产专用性、交易品自然属性和交易半径等5个维度，以此刻画一项具体交易所具有的属性，进而考察交易属性与合约形式的匹配。

第一，不确定性。由于事先无法准确预知未来所有可能的情况，人只具备有限理性[15]。即使能够完全预测未来的或然状态，但仍存在信息的可观察不可证实问题[16-17]，由此大大增加了第三方执行合约的难度。因此真实世界中的合约均是不完全合约。由未来事件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不完全合同为缔约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可能。不确定性越高，机会主义发生的可能性越大。研究表明，一体化的合约安排能将机会主义内部化，降低缔约双方的机会主义动机，提高交易效率[18]。

第二，交易频率。交易频率衡量重复交易的次数。仅交易一次，无法形成稳定关系；若重复交易，则交易双方有可能形成长期关系，每次交易中的搜寻、谈判成本也随之降低。交易频率越高，则不确定性越低，双方的合约关系也就越稳定。随着交易频率的提高，双方的交易将由非人格化的匿名交易转变为人格化的“熟人”间关系性交易，平均交易成本降低(1)平均交易成本，即交易成本总额除以交易次数。虽然交易成本的大小无法准确测算，但在比较意义上仍然能够区分其相对规模。。可见，交易频率并非只有交易次数多少的数量意义，还具有实质性经济含义，表示由重复性交易带来的缔约双方合约关系的根本变化。它更注重每次交易之间的前后联系，而非前后不具实质联系的、对历史交易的简单重复。

第三，资产专用性。专用性资产与一般资产相对，指一旦改变用途则生产性价值骤降或不能低成本转移到其他用途的资产。换句话说，专用性资产或者外部选择空间小，或者挪作他用的价值损失大。若某资产专为特定交易而使用，将其转用于其他用途或其他交易会有极大价值损失，则此类资产就具有交易的专用性。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看来，资产专用性程度会直接影响交易双方的关系，进而影响合约模式和治理机制的选择。例如，如果交易的一方为特定交易投入某专用性资产，则双方的合约关系就发生威廉姆森意义上的“根本转换”。由于资产专用性较强，在交易中此类资产属沉没成本，一旦投入很难收回。专用性资产的存在为参与人的机会主义留下了空间，无专用性投入的一方会因另一方投入了专用性资产而获益，前者会因向后者“敲竹杠”而占据有利谈判地位，并在交易中攫取额外租金[19]。此时，一体化的合约安排和治理机制能降低由“敲竹杠”引发的交易成本。

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是威廉姆森刻画交易的3个关键变量。在威廉姆森看来，企业和市场均是可选的合约形式，介于二者之间的混合合约同样可以被选择。对具体合约形式的选择取决于上述3个维度的不同组合。不确定程度越高、交易越频繁、资产专用性程度越强，一体化合约被选择的概率越高。这一分析框架固然具有一定解释力，但却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在这3个维度基本相同的情形下，为何仍然会存在不同的合约形式[20]？这说明还有其他因素在影响合约选择，也意味着威廉姆森的分析框架仍存在可改进空间。基于以上分析和实地调研经验，笔者提炼出交易品自然属性和交易半径两个维度以进一步刻画一项交易的具体性质。分析表明，交易品自然属性和交易半径同样会影响交易属性，并与其他交易维度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农业合约选择过程。

第四，交易品自然属性。交易品自然属性主要指产品的可储存时间、标准化程度等，不同农产品的自然属性差异同样会影响合约选择。研究表明，农产品质量具有多维性，对产品质量属性的不同要求会导致不同的缔约模式[21]。有关西班牙酿酒企业的数据分析发现，对优质葡萄的需求是一些高档葡萄酒企业从市场交易转向准一体化合约的真正原因[22]；另有研究认为，市场交易只适合标准化农产品，难以满足企业对农产品整体质量的较高要求或对产品某些属性的特殊偏好，此时合同生产优于市场上的直接交易[23]。一项对东进公司与农户间合约形式演变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结论[24]。东进公司最初直接从市场收购农户的仔猪，由于无法精确控制仔猪来源，公司难以对以市场交易形式收购的仔猪进行疫病监测，既提高了疫病发生率，也无法确保所产猪肉的品质。经过多次尝试公司最终通过自建养殖场的一体化合约安排来确保自身利益。上述研究已经充分证实，交易品的自然属性以及对产品属性的不同需求的确会影响农业合约选择。

商品自然属性影响其交易属性，进而对缔约结构产生实质影响。当商品不容易标准化时，市场缔约无法保证商品质量，因此有必要缔结关系性合约或实行纵向一体化。同样，如果产品不易储存或储存成本过高，产品所有者将倾向于在事前即与交易对象缔结合约，以便将交易价格锁定在某一区间，避免市价大幅波动带来的风险，获得相对稳定的收益。概括而言，产品越不易储存或储存成本越高，标准化程度越低，则通过市场交易的可能性越低，一体化合约更容易被交易双方所选择。

第五，交易半径。交易半径具有双重含义。在地理含义上指生产者与市场的空间距离，距离越远，交易半径越大；在经济含义上则指产品在市场上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主要是销售或交易的不确定性)。不确定程度越低，经济含义上的交易半径越小。交易半径的两层含义间具有一定的逻辑关联。如果缔约关系较为稳定(经济含义上的交易半径小)，即使空间距离很远，但双方仍有稳定预期，交易仍会跨越距离的阻碍而得以完成。由此可见，地理含义上的交易半径可通过锁定市场等形式在经济含义上缩小。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地理含义上的交易半径对交易的影响日趋下降，经济含义上的交易半径成为交易能否最终达成的重要因素。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市场的搜寻与锁定成本是(地理含义上的)交易半径的增函数。交易半径小表明距离市场近，搜寻、锁定市场的成本和销售的不确定程度均较低，通过市场缔约便可满足各方需求。对于远离市场者，即使其他交易维度均相同，也会由于空间距离远、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等而改变可能的缔约模式(2)交通等基础设施不仅促进市场扩展，还在经济含义上缩短了交易半径。尽管如此，由空间距离所引发的信息不对称仍是影响合约选择的重要变量。虽然监控技术等能缓解农业生产中的信息不对称，但在有关技术不可得或成本较高的情况下交易半径仍会影响农业合约选择。因而此处仍将地理含义作为交易半径的重要内容之一。。此时农业经营者为规避市场风险更倾向于在事前缔约以锁定终端市场(准纵向一体化)，从而缩短经济含义上的交易半径，降低销售的不确定性(3)有必要区分交易半径与不确定性。前者主要指与市场的“经济距离”所引发的不确定性，是市场是否可得含义上的不确定性。锁定终端市场能够降低由空间距离和经济距离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后者则指交易过程中各缔约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主要与资产专用性以及个体的有限理性有关。通过一体化和剩余控制权的分配等可降低此类不确定性。。尽管这样的合约安排未必能最大化卖者总收益，但却可使其面临的市场风险最小化，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之外，交易品自然属性和交易半径同样影响合约选择过程。交易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是威廉姆森分析缔约过程的3个维度，交易品自然属性和交易半径则是笔者经过实地调查提炼出来的特征变量。一般而言，上述5个维度定义了一项具体交易所具有的属性，交易属性决定了何种缔约结构最能降低交易成本。因此有如下逻辑关系：缔约形式的选择取决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交易属性的函数，交易属性与交易维度高度相关，而交易维度则是不确定性、交易频率、资产专用性、交易品自然属性和交易半径的函数。合约形式与交易维度的匹配关系可概括为表1。

表1 交易维度与合约选择

综合考察界定交易属性的3个层面的分析变量可以发现，以上变量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具有一定的内在关联。首先，交易者特性会改变环境参数的作用强度。一方面，个体的经济实力可以缓解从事现代农业所面临的信贷约束，企业家才能有助于开拓市场、锁定市场；另一方面，一定的社会资本能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农户手中获得土地经营权的交易成本，缓解地权约束。其次，各交易维度之间亦相互关联。交易频率是资产专用性程度的增函数。交易的资产专用性较强，交易频率往往较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弥补专用性资产的成本以及一体化缔约结构的成本[8]。不确定性与资产专用性密切相关。专用性资产是不确定性产生的前提。在单侧资产专用性情形下，专用性资产提供方容易受到对方机会主义行为的侵害，被对方套牢或锁定，由此提高了交易实际进行的不确定性。如果缔约双方均投入专用性资产，则不确定性将有所降低。原因在于，双方均会由于对方提供的专用性资产而将其“锁定”，相互套牢使得合约更易执行。交易品自然属性会影响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如果交易品不易储存，则其待价而沽的空间小，在面对市场剧烈波动时需承担更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尽管各层次的变量存在一定关联，但这种联系并不构成一一对应的严谨逻辑关系，因此本文仍将它们作为独立变量予以考察和分析。

六、威廉姆森分析范式及其拓展

基于威廉姆森对交易成本的经典分析以及对交易维度的系统刻画，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说明上一节用以界定交易属性的“新”的分析思路与威氏分析的不同。

第一，交易是一连串的事件。与威廉姆森专门针对交易发生阶段的研究进路不同，笔者倾向于将交易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予以分析。在实际进行的或具体或抽象的交易之外，本文还将交易前的准备阶段(生产过程及其准备阶段)纳入对合约的研究中。具体而言，交易包括“辅助交易”阶段、生产阶段以及交易完成阶段3个子过程。“辅助交易”阶段为实际生产经营做准备，如现代农业在生产前要“准备”一定规模的土地和一定数量的资金；生产阶段即产品实际生产阶段，涉及生产过程的各项管理；交易完成阶段指产品的实际交易。将交易划分为前后连续的不同阶段不仅符合经济实践，而且有助于理解一项交易所涉及的各个环节，充分挖掘其背后的经济含义。每个具体的子过程对应不同的约束条件，从而衍生出合约选择的三层次分析变量：环境参数、交易者特性和交易维度。其中，环境参数在交易前的准备阶段作为约束条件影响合约选择，交易维度在生产阶段和交易完成阶段左右合约形式，交易者特性的作用则贯穿整个缔约过程。

第二，威廉姆森对是否一体化的合约选择以及与其匹配的治理机制的分析严格依赖资产专用性假定，资产专用性始终是其分析范式的核心。在威氏看来，如果交易不涉及专用性资产，则一体化很可能不是最优选择。因为市场完全可以解决非专用性资产投资下的标准化产品的合约关系。然而，即使在资产专用性程度不高或资产专用性程度相同的情形下，仍存在不同形式的农业合约。比如，同样是龙头企业，在与农户的交易中为何有的企业选择“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缔约结构，而有的却选择“龙头企业+农户”的合约安排？显然，前者的一体化程度更高，但二者涉及的资产专用性程度却基本相同。可见除资产专用性这一十分重要的分析维度外，还存在其他关键变量在影响合约选择。基于此，笔者在威廉姆森的基础上概括出同样重要的其他变量(交易半径和交易品自然属性)，以便更透彻地理解农业合约选择过程。

第三，为什么要在分析交易维度前考察环境参数和交易者特性？笔者认为，威廉姆森对交易的分析前提是假定经济主体已突破“辅助交易”阶段的各种约束条件，进入到生产阶段或实际交易阶段。在这个条件下，威氏的研究范式对考察合约选择极具分析价值，即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及其不同组合会影响缔约结构和治理模式。然而交易前的准备阶段同样不容忽视。对农业而言，只有在突破生产经营所需土地、资本等的约束之后，实际交易才有可能发生。而土地、资本等一旦成为经营过程中实实在在的约束，则威氏分析框架的解释力将有所下降。因此，不仅威廉姆森概括的交易维度会影响合约选择，地权约束、信贷约束等环境参数以及交易者特性同样会左右缔约过程。地权约束和信贷约束等的突破是交易最终实现的前提，理应成为农业合约选择的分析变量。

环境参数、交易者特性以及交易维度均是合约选择的约束条件，彼此相互作用并共同决定一项具体交易所具有的属性。不同的交易属性会导致不同的交易成本。合约选择就是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原则，实现缔约结构与交易属性匹配的过程。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农业合约选择是交易成本的函数，交易成本与交易属性高度相关，交易属性则由环境参数、交易者特性和交易维度共同决定。组织模式以及相关治理机制的选择亦由上述3个层次的变量所决定。三者共同作用，最终决定实际的合约形式以及与其匹配的治理机制。

一旦从事生产，则生产经营所需最为基本的要素方面的约束便成为合约选择的起点。各方当事人将通过多种缔约形式实现要素需求与供给的匹配。也就是说，在土地不可得、资金不可得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合约设计来突破土地、资本等对现代农业的制约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约选择的关键。因而，给定不同的要素禀赋(环境参数)和交易者特性，将衍生出不同的合约模式和与其匹配的治理机制。如果不存在要素层面的约束，则不确定性、交易频率、资产专用性、交易品自然属性和交易半径等变量将直接决定具体的合约模式、组织结构和治理机制。

综上所述，分析一项交易或一项合约，需综合考察环境参数、交易者特性和交易维度。各分析变量的具体内容及其组合的不同会影响交易属性，进而需要缔结差异化的合约，以达到节约交易成本的目的。不同的缔约结构暗含不同的经济绩效，只有与交易属性相匹配的合约才是最优合约。

七、结语

本文构建了由环境参数、交易者特性和交易维度3个层次的分析变量所组成的分析框架，用以全面考察现代农业发展中各类合约被选择的经济逻辑。分析表明，合约选择的影响因素具有阶段性，交易的不同阶段对应不同的主导性约束条件。环境参数是合约选择的宏观背景和逻辑起点。任何农业合约首先必须对地权约束、信贷约束等做出反应。这是农业实际生产前的“准备阶段”，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前提。交易者特性是合约选择的能动因素。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会根据其所面临环境参数的程度差异以及具体交易维度的不同，结合自身所具有或能够支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做出最符合其利益的合约选择。交易维度是考察合约选择的微观变量。本文在威廉姆森对交易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的分析基础上增加了交易品自然属性和交易半径两个维度，使对交易的刻画更为精确。环境参数、交易者特性和交易维度共同决定一项具体交易所具有的属性，对农业合约及组织形式的选择，便是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原则寻求交易属性与合约模式的匹配。

上述3个层次的分析变量分别反映了农业合约选择的宏观背景和微观机制，既包括客观性约束条件，也囊括了主观能动因素。将上述分析变量统合在一起便构成考察农业合约的一般性分析框架。不同层次的变量在总约束集合中所占权重不同，最优的农业合约形式和缔约结构也每每不同。

随着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正处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节点。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使其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确保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的关键。农业转型是乡村振兴在宏观层面的表现之一，“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在中观层面的重要体现，二者的实现均要以微观层面的合约选择为基础。识别出影响农业合约选择的关键变量，有助于实现合约形式与交易属性的匹配，二者的有效匹配能够降低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提高微观层面的要素配置效率，进而推动中观层面“产业兴旺”的实现以及宏观层面农业转型的完成。因而对农业合约选择的分析不仅具有微观层面的效率含义，也具有宏观层面的转型意蕴。只有在深刻理解微观层面合约选择的诸多影响因素进而识别出农业经营主体所面临的各类现实约束条件之后，才能够提出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