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全球价值链：对中国与东盟区域合作的影响与启示

2022-11-11李舒萱齐晓萱

文化与传播 2022年2期

何敏，李舒萱，齐晓萱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产生了严重冲击[1]。受疫情影响，企业的全球供应链加速从离岸制造转向在岸或近岸生产，全球价值链的地理分布也从全球化进一步转向区域化和本土化[2]。尽管受疫情影响，全球贸易量下滑，但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却逆势增长。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由1991年的83.6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6852.8亿美元，东盟已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超过美国，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3]。因此，如何加强中国与东盟的区域供应链与价值链构建成为疫情新形势下的重要议题。

在全球国际分工新秩序下，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全球生产网络和价值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试图总结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及其治理的影响，并采用最新数据计算分析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变化，最后提出中国与东盟在疫情下合作构建“区域”全球价值链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全球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治理

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最早源自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际商务领域有关贸易和产业组织增值的研究[4-6]。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公司将其设计、生产、营销、分销以及对最终用户的服务等活动分配到不同地区的同一家企业或者不同企业，形成商品生产供应链，以达到不同地区人力或物质等资源的最佳利用和配置。随着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这些活动分布在全球更广泛的区域和企业，进而形成“全球价值链”。

有关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价值链的主要驱动因素和全球价值链的治理两个方面。企业将他们的生产活动分散在不同国家的最主要原因是贸易成本[7]。以货物贸易为例，贸易成本包括在出口国从工厂到港口的陆路运输成本、港口费用、国际运费和保费、关税、与非关税措施相关的成本以及在进口国的成本，包括在进口国港口的费用、从港口到进口商或最终消费者的陆路运输成本等。对服务贸易而言，贸易成本包括研发和培训成本、交通运输费用、交易费用以及由于贸易壁垒①主要是非关税措施，如限制国民待遇、自然人流动等。产生的成本和费用等。此外，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其他重要成本还包括采购生产成本（例如土地、劳动力和原材料的全球配置）、营销和分销成本（例如渠道开发费用）以及全球协调管理成本等。

技术进步极大地降低了各种贸易成本，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信息通讯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改进使得对远距离活动的协调和监管更加便捷。一方面，集装箱和互联网等技术进步大大降低了跨境运输和沟通成本；另一方面，运输等关键部门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监管改革也是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此外，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也来自需求方面的拉动。东亚新兴经济体的高增长率拉动了世界需求，促进了国际贸易，不仅关于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量在增加，关于中间产品的国际贸易也在不断上升。

有关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研究者们主要描述了生产活动在各国分散的不同特征，以便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联系[8]。二是产业或产品层面，研究者们通过比较各国在特定产品的生产或特定行业发展上的专业化程度，即确定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经济竞争力，以便政策制定者制定相关产业或产品政策，缩小差距。三是侧重于讨论全球价值链的结构[9]79，如全球买家和生产者等在全球生产网络和价值链中的地位等，以确定扮演控制和协调角色，即起主导作用的企业和参与者。在这一层面中，决策者不仅要讨论行业层面，还要讨论企业层面的政策制定和协调问题。格雷菲等描述了五种不同类型的全球价值链结构，为全球价值链治理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9]85。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微观基础是企业，尤其是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主导企业角色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图1 五种全球价值链治理类型

因此，为了分析2020年初暴发的疫情对全球价值链及其治理的影响，以及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变化，本文采用第一类指标，即中间产品贸易比例和零部件产品贸易比例，用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中可获得的最新数据，对全球价值链以及中国东盟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最新变化特征进行分析讨论。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及其治理的影响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加速全球价值链重塑

首先，从全球范围来看，如图2，虽然自2011年以来，全球中间产品贸易的比重整体趋势有所下降，但在2020年，中间产品占比仍达到世界贸易总额的50%以上（52.45%）。这表明，全球价值链仍是全球经济与贸易的主要特征。另外，可以看到，全球中间产品贸易比重下降事实上始于2018年，即在2020年初疫情暴发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在疫情暴发之前，由于新一轮的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使得美国等国家将“制造业回流”，在本国直接生产最终产品（包括消费品和资本品），并鼓励消费者购买本国生产产品，已造成全球中间产品贸易份额的下降。而始于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加速了这一趋势，而不是造成这一趋势的始作俑者。

图2 全球价值链及世界经济结构变化（全球）

其次，从区域来看，如图3，可以观察到与图2类似的变化模式——“世界制造工厂”东亚的中间产品贸易比重越来越大，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盟（EU27）的中间产品贸易比重却在下降，尤其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整个世界经济和全球价值链呈现出越来越区域化发展的态势，而这一发展趋势事实上也早在疫情暴发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与此同时，从图3也可以看出，由于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采取了可靠有力的防疫抗疫政策和保护措施，率先复工复产，保障稳定供应，全球价值链也更加依赖东亚地区。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东亚将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图3 全球价值链与世界经济结构变化（区域）

总体来看，实际上在疫情暴发之前，用中间产品贸易比重代表的全球跨境生产网络即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就已经停止。从2011年开始，中间产品贸易比重开始下降。这意味着，企业从那时就开始减少对国外投入的使用，逐步降低对离岸外包的依赖，并更加靠近消费者开展生产活动，以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这一转变不仅是来自数字经济等供给结构的变化，还来自制造业服务化（Servicification of Manufacturing）、消费需求更偏好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等需求方面的变化。中美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抬头造成的贸易成本上升和政策不确定也是造成全球中间产品贸易比重下降的重要原因，而始于2020年初的疫情加速了这一下降趋势。但也可以看到，以中间产品贸易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价值链尚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场全球卫生危机，的确给全球价值链带来了严重的外部冲击。与2008年四川地震、2011年日本地震和海啸等冲击相比，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更为强烈，受影响的地域和产业范围更大，持续时间也更长。受影响最大的是企业的全球生产网络，最直接的是由于生产现场出现新冠病毒而导致停产或供应链中断。例如，2020年1月，为了防止疫情扩散，武汉实施疫情管控，世界其他地区的制造企业迅速受到影响。由于来自中国的零部件短缺，汽车制造商“现代”于2020年2月初就停止了在韩国的所有生产。生产现场未感染新冠病毒的企业也面临从其他国家采购的零部件受到病毒影响的威胁。此外，国际班轮停摆、航班停飞，国内运输网路和物流也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而暂停营运。到2021年6月，从中国广州港到荷兰鹿特丹港口的海运运费已从2000美元/40HQ上升到15000美元/40HQ，暴涨了6.5倍。由于疫情，各国政府采取的限制人员流动、边境控制等措施也导致了全球价值链从供应端的中断。

在需求方面，受疫情影响，口罩、消毒纸巾等医疗用品需求激增，消费者需求转向健康和绿色食品。居家隔离政策使得人们对其他最终产品和制造产品的需求下降。某一个国家对于最终产品和制造产品需求的减少，会导致在全球价值链内生产该产品的国家生产投入需求的减少。而当许多国家的需求同时减少时，来自其他多个国家的生产投入需求也会随之下降。

在此背景下，全球价值链的治理也从低成本转向追求“长期可靠性”。对企业来说，与成本较低的生产网络相比，使生产网络更加多元化以保证稳定的投入供应，进而确保长期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变得更加重要。因此，那些能够保持稳定开放政策、有效控制疫情、交通运输风险相对较低、距离较近的国家或地区，成为跨国公司进一步实施全球供应链多元化战略的首选。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影响：从低成本转向长期可靠性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全球价值链的“长期可靠性”治理也推动跨国企业的管理目标从降低成本转为实现效率最大化。只有首先保证稳定的外部生产、投入来源和不会取消的需求订单，才能实现企业全球供应链的效率最大化。只有全球供应链实现可持续发展，跨国企业的长期生存才有保障。因此，对跨国企业而言，能否在管理实践中进行风险评估和管理至关重要[13]，如确保供应和分销渠道安全、合理安排产能、建立可靠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及专业有效地处理相关信息等。尤其是对主导跨国企业而言，加大对信息分析系统的投资非常关键。信息分析系统不仅能保证主导跨国企业快速得到行业生产市场等一线信息，而且能够帮助企业开展科学分析，设计制定应对外来冲击的管理解决方案。如耐克就依靠其准确的信息分析预测和管理系统及时调整生产和分销途径，从而成功地缓解了疫情对其全球生产网络和价值链的不利影响。

其次，对跨国企业而言，关系管理在其全球价值链治理中也更加重要，可以有效获取真实信息，保障合同的履行，提升企业决策[14]。对于主导跨国企业而言，为了有效应对外部冲击，一方面，可以将具有相同目标和战略的公司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外部冲击对全球价值链的挑战；另一方面，加强与本国和东道国政府监管机构的联系也非常重要，这些政府部门能够帮助企业在本地、国家和国际层面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此外，跨行业、多国合作也将有助于应对外部冲击带来的供需变化。

而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首先将全球价值链的“长期可靠性”治理理念，保持开放、稳定的贸易和投资监管环境作为保障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首要任务。其次，使用大数据技术进行风险管理和实践讨论的知识和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不仅有利于企业，也有利于政府和社会大众以此确定管理风险的最佳解决办法。再次，对一些与健康卫生和安全相关的产品，可以实行补贴政策，以促进制造回流，或实行供应链本土化，确保其供应链的长期可靠性，但这样的政策干预可能会产生额外的成本和风险。此外，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地域范围日益区域化，在区域贸易和投资协定中，纳入有利于全球价值链顺利运作的条款，也将有助于构建更具弹性的区域生产网络。

三、中国与东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变化

（一）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东盟增长2.39%，中国下降1.96%

图4为利用2016—2020年的贸易数据计算的中国与东盟国家中间产品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例，反映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变化。首先，从整体来看，中国和东盟国家（除柬埔寨和缅甸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比例均超过50%，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但其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有所不同。以数据较全的2019年为例，文莱以69.10%的比例位居第一。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分别为 68.50%、67.34%、67.10%、62.72%、61.55%、59.02%，均高于中国的58.50%。越南、缅甸和柬埔寨的比例分别为56.35%、48.14%、41.33%，低于中国。而东盟总体的中间产品比重为61.66%，比中国的比重要高出3.16%。

图4 中国与东盟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情况（2016—2020）

其次，从2019年到2020年，除文莱和老挝数据缺失外，东盟国家的中间产品贸易比重都有所增加。也就是说，在疫情背景下，东盟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不降反升。其中，柬埔寨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增幅最大，从41.33%迅速增长到49.36%，增长幅度为19.42%；其次为新加坡、菲律宾和越南，增幅分别为5.49%、4.58%和3.63%；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比重也有所提高，但增幅较小，均不到1个百分点。东盟整体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从61.66%上升到63.13%，增长幅度为2.39%。对比而言，中国的中间产品贸易比重却有所下降，从58.50%下降到57.35%，下降幅度为1.96%。但总体来看，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相对水平并未发生大的调整。

这与前述分析也较为一致。东盟各国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丰富，近年来经济增长迅速，其国内需求和消费能力也与日俱增；东盟也已与欧盟、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在中国要素价格上涨、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东盟国家成为承接来自欧盟、美国和中国等价值链转移的重要目的地，其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提升。例如，为了就近布局产业链，利用当地的丰富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并且享受进出口零关税优惠以及出口欧盟免税，避免美国的加征关税，不少中国的跨国企业在柬埔寨等地投资设厂。越南等国也纷纷调整引资政策，通过土地、税收等优惠措施积极承接全球价值链转移。东盟和中国于2020年11月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签署目前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显示了保持开放的贸易和引资环境的共同愿望，共同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但中国与东盟同时也面临着熟练劳动力缺乏、物流和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水平较低等因素的影响。

（二）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有所提升，但整体仍在中低端

图5为利用2016年—2020年的贸易数据计算的中国与东盟国家零部件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例，反映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变化。从整体来看，东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总体（26.64%）地位要略高于中国（22.74%），但无论是中国还是东盟总体，总的来说仍均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具体来看，中国和东盟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差异较大。2019年，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占比分别为38.64%、33.49%、31.00%、24.26%，均高于中国的22.74%；而泰国、印度尼西亚、文莱、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的比例分别为19.16%、10.91%、6.27%、6.56%、3.54%、3.11%，均低于中国。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和东盟国家中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最高（69.10%）的文莱，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却很低（6.27%），印度尼西亚、老挝、泰国亦是如此，这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向东盟国家转移的全球价值链整体处于中低端的现实情况。

从2019年到2020年，除文莱和老挝数据缺失，在其余各国中，作为亚洲疫情的“震中”——印度尼西亚的零部件贸易比重呈现幅度为2.77%的负增长，即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而其余各国均为正增长。其中，增幅最大的是缅甸，达51.11%；其次为柬埔寨，增幅达23.88%；越南的增幅也达到了16.25%；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的增幅分别为9.27%、9.24%、7.63%、4.86%；中国的增幅最小，为4.49%。这说明，整体来看，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和东盟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同样，其地位并未出现实质性的改变和跃升。

总的来说，虽然中国和东盟已较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生产和贸易网络中，但在全球价值链上，由于技术水平、创新设计能力等所限，负责的环节主要为初级中间产品和组装半成品，附加值低、利润空间小，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位置。中国和东盟参与全球价值链和生产网络的企业也多以代工企业、低端或原料供应商为主，处于全球价值链治理中的下游（如图1）；对接主导跨国企业的生产需求和管理，核心零部件的设计等也主要掌握在主导跨国企业；虽然这些企业承接的生产工序相对较多，但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的话语权非常有限。

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构建“区域”全球价值链，既符合当前全球价值链区域化发展的趋势和全球价值链治理“长期可靠性”的现实需求，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向全球价值链高端位置攀升的共同利益和诉求。更重要的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相对差异也显示出在国际分工上的良好互补性和合作潜力，这是构建区域价值链的坚实基础。

四、新冠肺炎疫情背景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国与东盟合作：区域价值链构建

本文通过从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对中间产品贸易比重的测度和比较，主要讨论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及其治理的影响，以及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变化，结果表明：作为一场全球卫生危机，新冠肺炎疫情无疑从供需两方面对全球价值链产生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全球价值链治理从低成本转向长期可靠性，加速了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化和本土化布局，但全球价值链仍是当前全球贸易的主要特征。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高，但仍处于中低端的环节，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也处于下游，话语权十分受限。因此，中国与东盟应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打造区域价值链。

（一）加强在中国—东盟自贸区、RCEP、“一带一路”倡议和澜湄合作等机制下的区域合作，维护开放的贸易投资环境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和东盟构建“长期可靠”的区域价值链，能够有效缓解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外部冲击，促进经济复苏。维护开放的贸易投资环境是保障全球和区域价值链发展的首要任务。因此，中国和东盟各国政府应加强在中国—东盟自贸区、RCEP、“一带一路”建设以及澜湄合作等机制下的区域合作，尤其是加强国际运输和海关等部门的贸易便利化合作，以维持全球和区域价值链的顺利运行。此外，也可将有利于全球和区域价值链顺利运行和发展的条款纳入今后的自由贸易协定文本中，进一步明确相关规则。

（二）构建多层次产业合作，保障供应链和分销渠道

为了推动上、中、下游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发展，中国与东盟各国应综合考虑各国比较优势和产业特征，形成多层次的产业对接与合作机制，进行完整的价值链布局。中国和东盟国家可以考虑首先从医疗物资产品的研发、生产和物流等方面的标准入手展开合作，推进产业链对接和区域合作机制，以共同应对疫情。其次，中国和东盟各国还可以考虑在纺织、汽车制造等行业开展产能合作，从产业和企业层面，进行完整的价值链布局设计和研究，进而形成以中国和东盟企业为主导跨国企业的区域跨境产业链或供应链。

对于企业来说，了解整个供应链对于确保供应链安全十分重要。除了知道上游企业是谁，还应该了解他们之前的生产、财务、分销等业务情况，以保障供应链和分销渠道的通畅。

（三）加强数字经济区域合作

数字技术可以极大地提升全球价值链的效率和透明度，应着力开发和建设风险和生产管理信息系统或数字平台。例如，宝洁公司的中央控制塔系统为自己的工厂、供应商和分销商整合了从库存水平到天气预报的实时数据，可以提供跨地域和跨产品的全局流动信息。当问题出现时，系统可以根据实时数据来确定最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系统不仅对企业大有裨益，而且有助于区域价值链的政策协调效率最大化。

此外，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国家还可在在线教育、人工智能、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等数字产业加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