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宏杰

摘要：集市是我国小农经济千百年来形成的产物，民族地区至今还较为完整地保留了赶集的传统习惯。云南大理凤仪是白族聚居地之一，每隔五天赶集的习惯被当地人称为“赶街子”。现代经济与传统集市的冲击，给当地的农民和“赶街子”这一传统习惯带来了多重挑战与机遇。通过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利用经济学思想和相关政策提出建议对策，让凤仪街子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焕发新的生命活力。

关键词：民族地区；乡村集市；大理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作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乡村振兴将在乡村扶贫已取得全面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乡村的扶持力度，实现乡村全面发展。鄉村集市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是我国小农经济千百年来形成的产物，民族地区至今还较为完整地保留了赶集的传统习惯。乡村集市便是乡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农民生产生活和物质交换的主要集中区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集市从家门口的地摊汇集成专门的赶集街道，从赶集街道演变为有专门管理的市场和商场，到现在集市已超脱了物质形态转化为云端电商。但由于民族地区经济水平较为落后，各村镇虽已通路通网，但仍保留着本地的传统集市。在多民族文化共生的民族地区，集市文化是当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象征，通过集市将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进行有效衔接。云南省大理州凤仪镇是白族聚居地之一，每隔五天赶集的习惯被当地人称为“赶街子”。而随着现代经济与传统集市的冲击，给当地的农民和“赶街子”这一传统习惯带来了多重挑战与机遇。通过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从乡村振兴的视角对民族地区集市经济的传承和发展问题提出建议对策，让古老而神秘的“街子文化”在保留传统民俗的基础上焕发新的生命活力。

（二）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集市的研究侧重于理论研究，沃尔特·克里斯塔勒从空间角度提出中心地理论，其人类社会聚落结构理论虽以盈利为标准，却忽略了社会因素。史密斯对该理论进行了延伸，通过调查危地马拉高地集市，发现当地集市的集期和买者的数量有紧密的关系，基层集市的功能是向当地居民提供农产品，向更高一级的中心市场输送产品用于城市居民消费。美国的施坚雅将目光投向中国四川，利用中心地理论研究了20世纪的中国农村集市，以集市作为乡村社区组织的核心，强调将反映中国社会自然结构的集市作为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我国近现代对乡村集市经济的研究可以追溯至费孝通先生的巨著《江村经济》，他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以小见大，对我国乡村的社区经济制度进行研究。肖良武（2007）总结了我国农村市场的发展规律，他认为农村集市按照“集会集市-定期集市-常日集市”的路线来发展，20世纪30年代以前，云贵地区农村集市依旧是最主要的贸易市场。龙建民在详细考察了云贵区域彝族居住区十二兽集场，并将其按照规模大小分成了四种类型。不难看出，以西南云贵地区为代表的民族地区，集市是当地农民物质交换和生产活动的主要场所。

综上，不难发现当前对于集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集市自身的形成和发展、结构和作用等方面，但对其经济文化属性则鲜有提及，特别是民族地区的乡村集市，由于其独特的民族文化让它有了文化价值。本文在梳理相关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深入实地考察民族地区乡村集市在当地人民群众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以深度访谈的形式进一步剖析传统乡村集市，以参与式观察的田野调查方法来对比分析大理各地乡村集市的异同点，为经济人类学视角下乡村集市的相关研究丰富了研究内容并提供参考依据。

二、研究现状与实地调研

（一）研究现状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 地理位置闭塞导致交通不便，阻碍了与外界沟通交流，各地少数民族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 从而衍生出复杂的民族支系。物质的稀缺性和商品的局部流通使得跨区域的乡村集贸市场成了人们实现经济交往、文化交融的绝佳场所。自元朝以来，受中原文化影响，村镇“以物易物”的交易形式逐渐演化成为集贸市场，随着近现代交通运输业的不断革新和云南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当地乡村集市所包含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各地人对集市的称呼大都为街或街子，也有少部分地方居民称之为会场或道场。

毛佑全在对云南集贸市场进行研究归纳后，将其分为集会集市、定期集市和常日集市三种类型。他们的特征如下表1所示。

（二）田野点概况

凤仪镇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的东南部，是大理滇西中心城市规划建设中以新型工业和仓储物流为主的第一城区和新型工业城。全镇有13个村委会，80个自然村，134个村民小组，常住人口64734人，有白、汉、回、彝等12个民族。不同的少数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和交融，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历史上，凤仪曾被设为县，面积曾覆盖至现在大理市行政区划面积的一半有余，经济较为发达。近代以来，当地居民将公历日期尾数5、0定为该镇的赶集日期，当地人将赶集的日子称为“街子天”。通过实际调研，不难发现具体赶集的范围为镇上的主干道——凤中路展开，向四个方向的街道延伸，即东南西北四街。由于市场经济产生分工协作，凤仪四条街所售卖的商品也各有不同，具体售卖商品总结如表2所示。

各条街道所售卖的商品都清晰地划分了类别，为当地农村生产生活娱乐提供了充足的选择。除开四条街道售卖的东西以外，每逢“街子天”，外省商贩会集中在凤中路售卖当下时兴时髦的衣服，而本地群众也会在旁边摆上大理特色的小吃和民间绝技供赶集的人吃喝玩乐。菜农们也会在“街子天”当天将自己家独门腌制的咸菜和酱料放到摊位上供大家采买。经过访谈和了解，每条街道售卖商品的清晰分类并不是政府市场监管部门对当地商户的严格划分，也不是街道上的人们商量斟酌后的周密安排，二是当地群众自发形成现在的集市分布和赶集路线。

实际上，作者与各条街道商户均进行了深度访谈，并将赶集线路在凤仪街道上描绘之后，发现了以下两点：

第一，每条街道之所以有着明确售卖的商品品类，是因为该条街道的住户原本就对所售卖的商品有着较强的制作技艺，每条街道的住户利用自己最擅长的技能来制作最受人们欢迎的商品，这便是藏在赶集背后的经济学思想——比较优势。通过将比较优势放大，每条街道的商户都能成为集中专门化生产的部门，这便是“凤仪每条街道，条条出精品”。因此，慕名前来购买商品的不止有凤仪本镇的群众，还有远在百里外的外乡人。

第二，人们每次在赶集的时候一般选择从东街进入，先购买最近要办红白两事的商品以及轻便的茶叶和调料品，在南街购买购买干农活所需要更新的生产用具和五金用品，接着前往北街购买农村用的香火祭祀用品，采购完生产生活所需物品之后，最后到西街和菜市场购买蔬菜水果及干货。忙完了赶集后，从菜场出来到小吃摊上吃一碗当地特色的凉米线来结束本次的赶集。这样的路线其实是按照用户的效用来走的，生产生活用具对于农村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立身之本，一开始进行采买是为了使效用最大化，由于边际效用递减，将日常不怎么重要的干货炒货以及自家都能种得出来的蔬菜水果放在最后，居民们用这条路赶集既不会偏离赶集的主要目的，也能将街子全部走完一遍。

（三）深度访谈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实体经济受到的冲击也越来越大。最典型的便是民众生活的吃穿用度，越来越多的村民学会了网络购物后对传统集市的热情大不如前。在凤仪集市所售卖的商品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干货炒货食品类和家用物品，这些商品大都为同质化较为严重的小商品，在对比了网购平台与在集市采买的同一种商品后，作者发现网购平台所售卖的商品品质均好于集市的商品，究其原因便是网购平台所售卖商品的产地是专门生产该商品的特色产地，已形成了具有规模的流水线工作，在成本和品质上均占优势。

“我们家卖的东西是自己家种的南瓜子和葵花籽，种的过程还是很辛苦的，原以为可以用纯天然无公害的招牌来吸引赶街子的人们都来买我家的瓜子，结果现在有了网购，我邻居家都买网上的瓜子，还给我一把让我对比瓜子的品质，虽说我家的瓜子我自己清楚生产过程，但人家网上的瓜子就是要比我家的要便宜，质量的话也差不多，但我们家没有办法搞那么多瓜子来把价格调低，所以以后我家还种不种瓜子都是个问题了啊！”

集约化生产给商家带来了更高的利润和更低的成本，但是对于小本经营的个体散户带来了危机与挑战，农民们如何在实现特色经营的同时又保证利润，从而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消费者，这是今后当地农民所面临的不小的难题。

“我们还是喜欢来凤仪街上买东西，本地人自己做的锄头和苕帚都用惯了，腌菜罐子和泡菜坛子都是要不同材质的瓶子才能腌得出来我们想要的那个味道，网络上的那些瓶瓶罐罐就腌不出好吃的东西。其实我们还是喜欢这种上街赶集的感觉，这种热热闹闹的街子才是我们喜欢的集市，讨价还价和试吃东西在那些大超市大商场里面是找不到了。”

传统集市主要面向的是老一辈的农村人，他们对集市的需求是农村生产生活用具和传统手工生活用品，网购平台无法满足他们对带有本民族特色手工制造的需求。而本地青年更易接触新兴事物，对现代潮流和互联网经济更能接受，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集市的规模和受欢迎程度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就深度访谈的调查结构来看，作者发现传统集市——街子对青年人也有不小的吸引力。

“街子天要赶街这是我们从小就有的习惯，小时候村子里什么都没有，就期待着每五天的集市，但是小时候家里穷，来赶街也只买一点好玩的手工玩意，现在来赶街可以买自己想买的东西。虽然更经常会用网购来买一些这里买不到的东西，但本地的生产工具和特色小吃还是只会选择赶街子天的时候来买。”

三、对策路径与解决措施

赶街子是当地人心中对传统集市最深的印象，大理本地就有每逢农历三月十五就要开展“千年赶一街，一街赶千年”的“三月街”盛会习俗。如何能够在保护好当地赶集文化的同时，继续发挥当地民族文化特色来发展当地“集市经济”，为小镇的发展提供可靠支持，作者就本次调研的情况提出了以下三点建议。

（一）保护和传承本地市场的传统习俗和特色手艺

随着多元文化和现代资本的入侵，本地传统习俗和特色手艺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很多本地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正在人们的眼前逐渐消失。街头艺人口中已不再吟唱着当地山歌民谣，取而代之的则是网红神曲；小孩子们要想找到一家手作冰粉和豌豆凉粉已是难上加难；当地正宗的豆腐乳和泡萝卜只能于隐藏在巷子里的小作坊才能买到；年轻人不会穿繁琐复杂的白族服饰。人们对于变迁的文化习俗有着很好的适应能力，但却丢失了旗帜鲜明的民族特征，我们无法评判其结果影响的好与坏，但学会珍惜并保护本地的传统习俗同样重要。因此，首先要在年轻人的周围做好传统习俗宣传，让其知晓历史，更加珍惜现在的“街子文化”。其次，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手艺人大赛，鼓励各类行业的人才进行切磋交流，保护好正在失传的手工艺品的同时还能起到广泛宣传的作用。

（二）建立和完善当地市场的助农机制和监管体制

政府要对现有乡村集市改造和改善基础设施和购物环境，增强现代市场服务功能。与此同时，通过宣传积极引导农民进场交易，从政策等方面鼓励外地经营者参与到市场交易活动，扩大集市規模。有关部门还加大市场执法监管力度，切实维护好农村市场秩序。通过实施巡查监管、市场预警，切实加强对集市内散户的管理。根据农村商品消费特点，抓住农村生产重点季节，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对于欺行霸市、制假售假等问题重点开展整治工作，为农村农民营造良好的市场消费环境。

（三）宣传和推广街子文化的经济模式和经营效益

街子文化的经济模式恰巧印证了疫情之后总理提出的地摊经济，不仅能带动当地经济的复苏和解决事业的难题，还能利用民族文化的特性与传统让人们自主发展起来。政府还可参照大理三月街民俗文化传统的经营模式，让大理各地赶集变成不仅是赶集，还可以是多民族文化的交流契机和吸引游客们驻足停留的民族文化交互场景。大理的三月街一年只赶一次，而各乡镇定期举办盛大的集市能够使得人们即使不是三月十五来大理，也能品味大理本地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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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