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之望

田淑晶的新著《天津经典文学文本分析》，甄选十余种经典文本，以其敏锐的审美感悟和精细的文本分析进行深入研究，为我们展示了文学经典的无限可读性和恒久魅力，以及天津文学发展的历史性成就。

一部文学作品被尊为经典是其思想艺术成就臻于成熟的标志。伴随着经典作品的诞生，往往是评论界如潮的评说与争鸣。这些批评——至少对于天津经典文学的批评，大多属于社会学的外部研究模式，而田著的显著特点是，主要采用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悬置”作品与作家、读者、外部世界的联系，聚焦于文学文本的内部研究。新的概念与研究方法必然会带来观照视角的转换，观照视角的转换则必然会带来批评的别开生面和丰富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发现。

经典文本研究非比一般作品研究的难点在于，必须充分论证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经典之所以历久弥新的本质特征，并为读者开启丰富的联想空间。基于文本特质各异，分析的角度和路径也不尽相同，但在竭力开掘文本精髓和审美底蕴上却是一致的。《悠悠传唱为哪般》秉持文化传承分析的方法，梳理解析李叔同《送别》的诗性渊源，分别从“长亭”“古道”“芳草”“柳”“酒”等传统诗词中经典送别意象系列的逐一分析入手，唤起接受者的历史文化记忆和联想；接下来分析其运用“空白”艺术，节略具体送别时间、地点、送别缘由与别后去向，形成特定的“古今皆有此情，四海皆有此景”的送别情境；进而融入主体的“心灵”取向和个人情怀，营造出一种古代与近代文人所普遍共通的典型精神现象：回肠荡气、悱恻辗转、伤时感世的悲怆感、孤独感。这种特有的典型精神现象引发一代代读者的共鸣，至今传诵不衰。

《心灵的“多声部”与人的困境》则引入心理分析法，突入《原野》中仇虎的内心世界，分析其复仇前后的心路历程和内在矛盾，揭示出悲剧之因不在于复仇失败，而是复仇者复仇成功后，反而陷入剧烈的精神痛苦，看不到一丝光明和前途，以致在迷幻和痛苦中自戕。仇虎的心理困境和悲剧结局，给人以巨大的心灵震撼。如何避免仇虎式悲剧重复上演，正是《原野》应该长期“被阅读、被珍视、被思索”的根本原因。

同样，《文学家对个体生存心理原则的关注方式与评判》对孙犁名篇《铁木前传》的解读，没有涉及作家的创作动机，没有提及作品的时代背景、主题思想，也未对小说发表以后的毁誉是非、社会效果妄加论议，而是依据叙述文本所提供的内在机制和价值指向，抽丝剥茧、层层递进地展开对于人的生存原则问题的分析。小满儿是服从快乐原则的典型，相反，九儿是服从现实原则的典型。原则选择的不同，导致她们截然不同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方式：小满儿因其所信守的原则“不合时宜”，不时在外部现实中遇到强大阻碍，不得不从快乐原则中退居，这种退居造成的生存境遇当然不是快乐而是“压抑”；九儿却总是依循和服从现实，依循和服从随之而来的生存境遇是“宁静而美丽”。生存原则选择上的对立和生存境遇的反差，颇为耐人寻味和深思。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时候、在一些个体那里，要遵从现实原则就必须放弃或改变追求”，因此这两种生存原则经常是对立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对立和不可调和造成了生存困境”。关于人的生存困境的追问，无疑是《铁木前传》留下的一道难度极高的人生必答题。

经典文本的经典性除了依存于文本内在机制和艺术整体，还往往集中蕴藏于作家精心布设的文本焦点之中，也即人们常说的“文眼”“诗眼”“戏胆”等。艺术焦点是烛照全篇的逻辑起点与终点，蕴涵极为深厚。田著不单如前所述将文本经典性存在融于分析的全过程，且非常注重将分析过程作为一种铺垫，在结论中紧紧扭住文本焦点着重加以分析。《文学家对个体生存心理原则的关注方式与评判》在对两种生存原则的分析之后，借用小说叙述者之口，发出“在默默的注视里，你们想念的，究竟是一种什么境界”的感慨，一句貌似“含混”的追询，是问人，也何尝不是自问，多少人生况味和深沉人性关怀尽在此一问之中。《心灵的“多声部”与人的困境》分析到仇虎最终陷入悲剧性心理困境时，敏锐地抓住“黑森林”这一象征性意象，发出了“这是否注定是无法走出的心理困境”的无限感慨和质疑，给读者留下无尽的思索，激发人们走出困境、追求光明。《悠悠传唱为哪般》在经过一连串分析之后，抓住全诗末尾一个“寒”字，指出诗的独特高妙之处，就在于它并未停留于悲伤和孤独乃至不能自拔，而是深入展开对于人生本质的诗性探索，昭示“人生是走向孤独的行旅”，启迪人们在孤独和悲痛之外，寻求生命意义和某种解脱。有此“诗性”，《送别》方为“高格”，方为“上品”。

限于篇幅，以上仅撷取该著中的二、三篇章，略加评说。从中不难看出，田著对文学经典的文本分析，不疾不徐，条分缕析，面对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每每道他人所不常道，见他人所未见，且能切中肯綮，给优美的经典文本作出优雅而精准的解读。文本分析的成功实践，为天津的文艺批评领域开辟了新生面。田著的出版，不失为天津文学研究的新成果、新收获。

文本分析在文学批评中具备自身的优势与特点，但并不意味着文本分析与其他批评模式全然不相容。实际上不同批评模式之间可以优势互补，而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譬如田著中对《送别》进行深入的文本分析，且一如前述业已分析得很透彻很到位，但若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作家的创作心态全然分割开来，很多问题就很难说清楚：全诗何以从头至尾句句渗透着那么深沉、凄婉的悲怆感和孤独感？而这只能与当时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国势颓危、备受列强欺凌的现实和诗人忧国忧民的身世情怀结合起来分析，才能对全诗的情感基调和旋律给予全面合理的阐释。《原野》亦复如是，仇虎何以会有那么大的血海深仇？仇虎之复仇何以会付出如许惨痛的成本和代价？仇虎之仇属于个案还是带有一定社会普遍性？仇虎之仇怎样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这一连串的追询，必然也只有运用科学的社会学批评和社会变革的成功实践才能予以解答，并对剧作的经典意义与价值做出全面评估。当然这不是对于田著本身的苛求，按照方法论预设的规范，它已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研究任务。这里旨在说明，在文学批评的广阔领域里，各种批评方法和手段都各有所长、各有其用武之地，相互包容和借鉴，才能相得益彰、促进批评和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

纳入田著分析品评的文本，纵贯近代、现代和当代，涵盖诗歌、小说、戏剧和报告文学。尽管如此，也仅是天津文学史上堪称经典文本的一部分，而远不是全部。而且可能出于“避生就熟”的选择需要，同一作家或许更具典型价值的作品反而未入分析视野。当然，要求在一部研究著作中将全部经典文本悉数囊括无遗，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有理由在对该著予以赞许的同时，期待田淑晶和其他热心天津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继续努力，对已经研究和尚未充分研究分析的其他优秀文学文本予以更多学术关注，涌现更加形式多样和丰富多彩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