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情只有珞珈树

2022-11-10陈世旭

文学自由谈 2022年5期

关键词：老师

□陈世旭

1977年冬，我成为赣北一个县文化馆的正式职工。次年春，结婚。不久，领导让我随两位同事去武汉，采购办公用品。

武汉是离我们那个小镇最近的大城市，镇上人稍有重要的采买，首先就想到去武汉。

我们一行三人到武汉后，找了一家收费低廉的小旅店住下，我没有记住那个旅店的名字，只记得出门不远就是三民路口。路口中间有一座雕像，黑乎乎的，蒙着厚重的风尘。我多少知道，武汉有许多名胜古迹，但两位同事都极认真，每天都专心照着事先准备的清单采购，我只好老老实实地跟着他们跑进跑出，能够仰望的名胜，就是那座雕像。也因此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我正在悄悄地写小说。馆里文学组的同事给出版社写小人书脚本，每次拿到的稿费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我很羡慕。除了最低一档的工资，我一贫如洗，成家了，迫切需要增加收入。

我所在的小镇是有故事的地方。老街青石板的路面据传是明代官道的遗迹，从两边的门头上伸出来的、油漆斑剥的小吊楼，在向人们炫耀着自己的长寿。这里是整个县城最热闹的去处，从上街头到下街头，熙熙攘攘，水泄不通：烟火腾腾的小饭馆，人头攒动的副食店，推车挑担的赶圩农民，大呼小叫的镇街妇女，饶舌的理发匠，寡言的老裁缝，补锅补碗的，修伞修鞋的，沿街拉琴的盲艺人，凝然肃立的老军头——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这位老军头，一身军装笔挺，一根枣木手杖闪闪发亮，不屈不挠地站立在岁月的风尘中。

一天傍晚，我们疲惫不堪地走回旅社，路过三民路口的那座雕像，我脑子里刹那间灵光一闪，小镇老街上老军头形象的历史和文学的意义，忽然被那座雕像唤醒——

他常常拄着拐棍，挺直身板，不断地眨着那双有点昏花的眼睛，一声不响地在那里一连站上好几个时辰。既不同谁交谈，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而剃头铺的玻璃窗后面，剃头佬则饶有兴致地同人们讨论着，这样呆立在尘雾中的将军，有什么可以相比呢？“像站岗的”，剃头佬摇摇头；“像城里的交通警”，他还是摇摇头。撤着嘴唇品评了好大一阵以后，他才郑重其事地开口道：“你们到过汉口么？汉口三民路口有一尊铜像，站得笔挺，拄着拐棍，就是这个样子。对了，全像，不走二样……”

时间长了，站立在老樟树下的将军，好像真的成了汉口三民路口的铜像……

这是我在这次武汉出差的第二年发表的小说《小镇上的将军》中的段落。可以说，这个形象，是武汉三民路口那座雕像的文学翻版。

《小镇上的将军》的发表，极大地改变了我的命运。然而，这同时却是我一段悲惨日子的开始。

1981年，我带着妻子和儿子，如愿回到阔别近二十年的省城，被安排在一个文化单位“专职写作”。但一两年时间里，我每天打开稿纸，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写不出来。

原是想在正式工作之外赚点外快补贴家用，现在被人当了真，反而成了正式工作，玩笑开大了，惶恐不已。想过改行，业内朋友正色说：想想你怎么来的！你不写了，人家干吗让你来？

走投无路中，听到武汉大学同中国作协合作，招收汉语言文学插班生的消息。就像一个在茫茫大海挣扎的溺水者忽然看见了救生船，我一分钟也没有犹豫，立刻就向中国作协提出了申请。

1985年暑期开始，我在武汉大学过了两年认真而忙碌的求学生活。

入学考试的考题是：“在圆周上，终点即是起点”（语出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请对此谈谈你的看法。

我那时对“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云云一无所知，但我明白学校的良苦用心：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些插班生，面临人生的一个新起点。

这样的教诫对我完全是多余的。来求学，本来就是我在绝望中抓住的一线生机。我的写作刚刚开始就现出江郎才尽的窘态，灰头土脸，狼狈不堪，哪有“嘚瑟”的资格？

考试之后，我去了校务处。学校出于好意，之前给我这种本科生长辈的插班生发的是教工佩戴的红地白字校徽，我坚持更换了学生佩戴的白地红字校徽。随后，其他插班生发动统一订制有特定标志的运动服，我自然不敢加入。进武大之前，我与他们毫无联系，也没有看过他们的作品，只是看他们在学校的活跃状态，意识到他们非同小可，像自己这样不堪的写作，应该像几年前在中国作协文讲所与那些名人相处一样，自觉保持距离。当时，插班生成为一个新闻事件，当地媒体采访、文学刊物组稿，颇为频繁，且常有宴请之类。我一概躲着——如果我真有那么风光，又何苦厚着老脸来挤占孩子们的学习资源呢？

我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求学。我最大的愿望也只有一个：最大限度地抓紧时间实现这个目的。

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是卓越的教育家刘道玉先生。插班生、学分制以及自主选课，都是他具有前瞻性、现代性、世界性的教育思想的体现。那时的武汉大学没有围墙，正值黄金时代，目光远大，胸襟开阔，各种文化形态交流融汇、砥砺激荡，充满了勃勃生气。

因为有选课的自由，我在中文系之外，还在哲学、历史、法律一类专业选修了课程。大多数日子，我每天早上五点以前起床，盥洗之后，开始写作。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去食堂早餐。然后就这里那里地去找教室，找座位。有些热门的课，去晚了，没有了座位，就只能坐在阶梯教室的台阶上。晚上时常有许多海内外著名学者的讲座，我因此有幸见识了一大批享誉国内外的学术大师。粗浅知道了《圣经》某种程度可以读作历史；《易经》反映了先民朴素的辩证思维；佛经同样是世俗学说的一种；中西人文思想以及法制思想各自的路径……课间的短暂间隙，我向哲学系的汤老师请教过《八卦》与心理，向安老师请教过基督教的流变……中文系的於可训、陈美兰老师是著名文学评论家，自然更是时常向他们讨教。

中文系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有三位老师：

一位是罗老师。上课时他抱着一大卷纸进来，上面用毛笔抄好了当堂的讲稿，用图钉钉满黑板，随后每人一本，发给我们他自己用蜡纸刻印的同样内容的讲稿，这才开始讲课。他年过半百，瘦高，讲课时一忘形就身子前倾，两个手拐支着桌子，有时候干脆歪斜着伏在讲桌上，颇有点魏晋之风。他讲庄子《逍遥游》的那一课我记得尤其清楚：

“《逍遥游》给了我们一个提示：人必须从狭小的个体生存环境中摆脱出来，看到世界的宏大，打破认知的限制，才能达到精神的超越，进入高远的境界。”

无疑，上述看法是十分积极的，有利于人生乃至社会的奋斗与进取。

然而，也有另一种解读。

罗老师特地提醒我们注意《逍遥游》中的“有所待”三个字：

“绝对的精神自由是无所待的。鹏鸟的神通够广大了，却仍然称不上‘逍遥’，因为无论其起飞的场面怎样惊心动魄，前提却是必须有大风，也就是受到了外界条件的制约，即‘有所待’。真正的‘逍遥’是顺应天地万物的本性，驾驭六气的变化，遨游于无穷的天地，从而达到‘无已’的境界，即‘无所待’，什么也不用依靠，什么也束缚不了，割裂形体和本心的存在，这样才有精神领域的绝对自由。”

显然，庄子的目的，不在评判鱼鸟之类的孰高孰低，而在于人的精神活动。他反复强调世间万物皆“有所待”，其实是在阐发追求无己、无功、无名的绝对自由的思想：修养最高的人能进入忘我之境，能够顺应自然的人无意求人，看透了人世真相的人不会热衷于功名。由此表达了对高官厚禄的鄙视，对以功名利禄笼络贤能的伪善，给予了深刻的揭露。

《庄子》的“小大之辨”，打开了人们精神的视野。以庄子的标准观照，世间万物，其实都是可以做到“逍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庄子》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堂课对我是一次重要的启蒙。下课后我又跟罗老师对笔记，请教了好半天。回到宿舍，正好看到一家刊物让我写创作谈的信，我当夜写了几句话，又抄了一份，第二天交给罗老师，权当听课的心得。

那几句话是：

无事静坐，有福读书；

偶得所感，作文遣兴；

旧雨新知，淡酒薄茶；

到水穷处，看云起时；

鲲鹏扶摇，恭贺新禧；

蓬间雀戏，不亦乐乎！

罗老师阅罢批了一个字：“然”。

一位是蔡老师。满头华发，戴着酒瓶底似的近视眼镜。他的学术专攻是《楚辞》，著作甚丰，在全国同行中也颇有影响。他给我们讲课极用心也极有激情。每次上课，不一会儿，脸就胀得通红，脖子老粗，呼哧呼哧地上气不接下气，恨不得把一肚子学问一口气倒出来。遗憾的是他的乡音一辈子也没能稍有变化，下面的学生几乎没一个听得懂。先是茫然，继而走神，继而交头接耳，继而有人离座，扬长而去。蔡老师满头汗如雨下，拼命板书。那黑板是三叠的，写满一板，可以拉上去，再写下面一板，待转到第一板了，又奋力地把前面的内容擦掉再写。一边擦，一边写，一边不住口地念叨“虽九死其犹未悔”之类，板书声与讲课声共鸣，唾沫星与粉笔灰齐飞。周而复始。但他不管怎样努力，终是难挽颓势。

这让我对蔡老师有了一种格外的敬重。他是那么热爱他的专业，并且希望这专业和对这专业的热爱能够得到传承。看着他那么辛苦，却又那么无助，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

与蔡老师恰成对照的是另一位年轻些的教师，英俊潇洒，据说任教以来是不少女生暗恋的白马王子。他讲课眉飞色舞，抑扬顿挫，以手势助语气，动作十分丰富，因而特受欢迎，再大的教室里外都挤满了人。听他讲课像看一场精彩演出，特过瘾。可渐渐发现，我记住的是讲演的精彩，至于观点和结论，却不甚了了。当然，这完全有可能是因为自己弱智。

作为学生，我对前者难免惋惜，对后者很是钦佩。不过，说句实在话，如果我能退回去几十年，还有机会上大学，我仍然会选蔡老师的课。因为，既然是来求知，自然是希望老师的讲课硬核多于精彩，一个有可能传授扎扎实实学问的老师更让人心生敬畏——虽然他的讲课，就如同茶壶装饺子——倒不出来。

第三位老师我很遗憾没有记住他的名字。瘦削，苍白，举手投足恭敬如仪，只是眼睛里没有神采。他轻轻地进了教室，把讲稿放在讲台上，回身在黑板上笔画纤弱地写下一行字——温庭钧与《花间词》，然后转身从讲桌上拿起讲稿。讲稿却是背面朝上的。他并不纠正，煞有介事地瞪着纸背的空白，开口道：

“花间词是一种活跃在晚唐和五代的中国词派，从它的来源《花间集》得名。以温庭筠为鼻祖……”

说着，他从讲桌后面走出，让自己全身呈现在大家的视线下，两臂垂直，贴着裤缝，弓起腰，抱歉似地看着偌大的梯形教室：“我先给大家念几首温庭钧的代表作。”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稍停，接着念道：

“水晶帘里玻璃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月烟，雁飞残月天。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

不知为什么，他的身子微微晃动了一下，抬眼看着教室上方，似乎在极力回忆接下来的词句。教室里略略起了一点骚动。他其实可以回到讲桌后面去，翻一翻他的讲稿。但他过于相信自己，讲稿上面的那些内容，早已烂熟于心。略略镇定了一下，他全力以赴继续背诵：

“蕊黄无限当山额，宿妆隐笑纱窗隔。相见牡丹时，暂来还别离。”

忽然他身子一动不动。

“翠钗……”

声音消失得很突然，就像突然切断了电源。他保持着原来的姿势站着，开始眼珠还极力转动。良久，他的眼珠不转了，身子剧烈晃动起来，然后就是劈头盖脸的汗，忽然嘴扭向一边，豁口里流出了长长的涎水。

前排几个学生“嚯”地站起来，扑向讲台，把他抱出教室。

几天后，罗老师给他写了挽联：

四十华年，一弦一柱，谦谦君子竟长去，才祚难偕非得己也；

九千文字，百学百教，草草劳人今安在，文德犹存有由来哉。

在我随后沉痛写出的小说《马车》里，这位我不知道名字的老师的故事，是核心情节。

转眼几十年过去，武大所有我接触过的老师的一愠一笑，一举手一投足，至今历历在目。他们大都是谦谦君子，对后学极为友好。以我当时的心情，很希望能把与他们密切的师生联系永久地保持下去。但自离校后，竟一直无缘相见。不过，这并不表明我的淡漠。在我内心深处，永远有一个供奉他们的崇高位置。他们赠我的书，至今放在我的枕边；当时的所有听课笔记，包括那枚红字白地的校牌，我都完整地保留着。一次次搬迁，会失掉许多东西，但它们始终属于精心保存的部分。

武大求学两年结束，我最突出的感觉是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其后的数年时间内，我陆续写作并出版了多部长中短篇小说。其中的《梦洲》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年）。这部以我在乡下务农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是在武大课余时间完成的；《裸体问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的生活依据大多出自武大。小说中的“东方大学”当然并不完全等于武大，但我对武大所经历的一切的思考和感慨都寄托在“东方大学”了。两个长篇，集中反映了我在武大学习的收获。

所有这些作品，反响远低于我的奢望和所有关心我的人们的期待，其实不足挂齿，但我多少心安。写作虽然没有长进，但总算没有半途而废。

我这一生，以文学为目的的集中学习，只有两次。一次是1980年在中国作协文讲所的半年进修，一次是武大这两年的插班读书。

文讲所给了我文学的标高，授课的皆是文坛大家，同学则皆是文坛翘楚，只能让我仰望；而武大给了我向这标高跋涉的指针。短暂的两年里，我像是被向导领进图书馆，浏览了一遍专业图书的目录，虽然只是触及到皮毛，但对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系统多少有了一点切近的观感。与同辈同行比，我不算缺乏生活积累，但缺乏开掘和表现的必要素养，倘若没有武大两年的受教，我后来的写作怕是难以为继，再辛勤的努力，都只能是西西弗斯的苦役，徒劳。

因为上课和写作的紧张，在校期间我较少外出。曾经打算游览武汉各大著名景点的计划未能实行，连武汉地标黄鹤楼也只是在过桥的车窗前一闪而过。偶有走动，喜欢重口味的豆皮、大筒骨炖藕，以及爽直、生动、火爆的市井方言“岔巴子”“起篓子”“弯管子”“掉底子”“蛮扎实”“周么斯唦”。学校附近的洪山，那些乱草中的废墟，远胜于今天到处可见的粉妆玉砌的殿堂。长春观一个小道士读王安忆小说的全神贯注，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校园里，我时常流连的是樱园，花盛时，满园姹紫嫣红，纷飞如雨，遍洒樱花的大道上，人流如潮；还有桂园以及桂园外的东湖。我的宿舍在桂园尽头，门外东湖一碧万顷。不远处磨山野趣淳朴若村姑，月夜里湖心中静影沉璧映楼台。

最令人神往的自然是珞珈山。可惜我只在刚开学的时候上去过一次。杂花生树，楚天开阔，心旷神怡。以为会常来登临，然而却再没有上去过。我在小说《马车》里写道：

大观山下面,长江无声流过。

骞先生在望江亭的亭柱上倚了许久。

……

下着雨，一驾马车碾着渥泞,驶入树林深处。两边是似乎无穷无尽地闪动着的湿漉漉的浓绿。唯一的感觉是寂静。马铃声，车轮的滚动声，从树叶上滑下来又滴落在马车顶篷上的雨声，使人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羁旅的孤单忧郁。

骞先生一时搞不清楚是自己正坐在那驾马车里,还是他看见了一驾马车正在驶来。前天散步他就仿佛见到一驾马车了，现在则感觉得更真切。

却又更恍惚迷离。

骞先生的感觉，就是我的感觉。刚进校的时候，我在开学典礼上听一位化学系的老师讲过，他当年在汉口的老火车站下了车，就是坐着一辆老式马车来武汉大学赴教的。

不记得在哪听到一个说法，把“罗家山”（亦名“落袈山”）改为“珞珈山”，是当时在校任教的诗人闻一多先生的意愿。

“珞珈”者，美玉也。以美玉名山，当然是风雅了。但也许是基于接受大学教育的强烈初衷，给一家文学杂志写稿，落款的写作地点我写成了“落枷山”。

我的想法是：以人生智慧的角度，求知其实是一个解脱的过程——从无知带来的迷妄乃至枷锁中解脱，在纷繁复杂的世界获得最大限度的精神自由。我因此把求得解脱的愿望寓于“落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