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 青

作家的“人设”

美国有个挺出名的作家叫安纳·马多尔，我知道他是因为最近他出了点儿麻烦。

马多尔的小说经常抨击社会不公，笔下人物则基本上以双性恋、同性恋、跨性别以及性暴力受害者等弱势群体为主。我以为这多半应该是缘于马多尔本人就是一名双性恋者。

正因为马多尔的小说更多关注边缘人群体，以及他自己的跨性别者身份，使得马多尔自创作伊始便受到了西方相当多的所谓“自由派”读者的肯定，在美、英、法、加等国拥有广泛的受众。可是，这一情况最近却被打破了——2022年8月，有反感他的人扒出了一条令马多尔极为尴尬的个人信息，那就是他其实一直在美国颇受争议的军火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工作，并且已经秘密在那里工作了十多年。

有人还发现，马多尔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工作不仅相当清闲（无需坐班，每周只在家里通过线上工作十至二十个小时），并且收入颇丰。之所以会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的家人就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管理层任职。人们认定，马多尔显然是靠家人的“裙带关系”才享受如此“待遇”的。

一个在自己的作品里张口闭口大谈社会公平正义的所谓“有良知”的作家，一个以弱势群体为描摹对象的“边缘人代言人”，却给一个在全球数一数二的以制造大量杀伤武器的军火商打工，并且利用亲属关系享受优渥待遇，这种强烈的身份反差，瞬间就令作家马多尔的“人设”崩塌了。英国《每日邮报》甚至把他比喻为“战犯”。当然也有为马多尔辩护的。有文学评论家认为，作家不是道德楷模，一个作家毋需为满足读者强加给他的“人设”而改变，并称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诗人普希金。

别林斯基说：“从普希金开始，才有了俄罗斯文学。”高尔基说：“普希金之于俄国文学，正如达·芬奇之于欧洲艺术。”冈察洛夫则更加直言不讳地说：“普希金是俄罗斯艺术之父和始祖。”冈察洛夫的这句话之后又被置换成普希金系“俄罗斯文学之父”的说法。我们的外国文学教材中则说，普希金“在继承古代俄国文学的优秀传统的同时不断将其发扬光大。在俄国文学中，他为现实主义夺得了主导地位，从而影响了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浪潮，他的作品是反映当时俄国社会的一面镜子”。这也是普希金约定俗成被大众所接受的一种“人设”。

但两百多年来，围绕普希金的负面报道却一直没有停歇过，几乎每一条都足以令普希金的“人设”崩塌。有人说，普希金从来就没有真正喜欢过诗歌，排在普希金生命中前三位的是爱情、赌博、决斗。爱情是人感情的极端体验，决斗是人面临死亡时的极端体验，赌博则是人冒险、偶然性和过山车式大起大落的刺激体验。普希金一生为女人，为尊严，甚至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决斗，有记载最终实施的决斗大约有三十次，宣布却没有实施的决斗则不可胜数。普希金的一位女性朋友就曾说过：“普希金只有在生病或无法外出的情况下才写作，一旦康复，便又混迹于各种娱乐场所。”换句话说，普希金的创作很可能皆是缘于“偶然”，而并非是他执著于文学创作的结果。比如著名的“波尔金诺之秋”——如果不是因为瘟疫封路，普希金只能被困在波尔金诺写作，我们今天可能就见不到《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全本了。

1830年5月，普希金与娜塔莉娅·冈察洛娃订婚，普希金的父亲将家乡的波尔金诺村相赠作为订婚礼物。普希金于8月31日离开莫斯科去波尔金诺。而当他想返回莫斯科时，由于霍乱流行，四处都设立了检疫站。普希金被告知，回莫斯科至少要经过五个隔离区，他在每个隔离区皆须被隔离十四天。于是他只得留在波尔金诺。三个月的时间里，“无所事事”的普希金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完成了《射击》《大风雪》《棺材商人》《驿站长》《村姑小姐》五个短篇小说，写出了《悭吝骑士》《莫扎特与萨莱里》《瘟疫流行时的宴会》《石雕客人》四出悲剧，完成了诗歌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两章，一首叙事长诗《科隆纳的小房子》，一首童话诗《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还有近三十首相对较短的抒情诗……换句话说，构成普希金光辉“人设”的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在普希金被“疫情封控”期间无法出去赌博、决斗并四处找女人的情况下创作完成的。

普希金在他死后很多年都被视为英雄一般的存在，不仅是他的作品被广为传颂，他的形象在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里也被大量呈现，共同特点是高大威猛、器宇轩昂，这显然符合他人对普希金所做的各种“人设”。而实际上呢？根据艺术家切尔涅佐夫于1832年的精确测量，普希金的身高是166.7厘米，远没有后人为他所塑的各种类型的雕像那样高。我想当年他与妻子冈察洛娃站在一起的时候一定是自卑的，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普希金与他妻子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总是会站在他妻子的身后或是更远的地方。

一个作家的“人设”，有时候是作家自己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有意为之，有时候则是基于外部各方面的需要，这后一种“人设”与作家本人实际上并没有太大关系。马多尔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工作算不算“劣迹”？普希金的私生活是否影响到了他的高大形象？我说不好，但我以为，对作家的作品要严肃对待、严谨分析，对作家的生活工作嘛，至少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还是应该以理解和宽容为宜。

何为书生

有文化的人就一定掌握有真理吗？抑或说有文化的人讲出来的话就一定是有道理的或者是正确的吗？回答当然是“不一定”。这令我也多少理解了，为什么历史上那么多次的农民起义，领头的往往却不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庄稼汉，而多半是落第秀才或是乡野遗贤。比如领导黄巾起义导致东汉向三国时期过渡的张角，比如最终导致唐朝走向灭亡的黄巢，再比如严重动摇了清朝统治基础的洪秀全等人，他们都是农村的读书人，同时也都是落第秀才。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称张角系乡下的一个“落第秀才”，有人提出异议，因为东汉末年并没有“秀才”一说，而科举制度也是在之后的隋朝才建立起来的。这其实是很多人的误区。“秀才”的确是科举制度建立后所使用的一个词，但并非是专门为科举制度所创造的一个词。“秀才”一词最早在春秋时期的《管子·小匡》当中就出现了：“其秀才之能为士者。”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秀才”一词，也就是说，“秀才”一词的出现，比科举制度要早了一千多年。

黄巢系山东菏泽乡下的一个才子，他的祖上是盐枭，到他这辈才喜欢上吟诗作赋。他五岁时便可与成人对诗，被四方称为神童，后养成恃才傲物的习性。但天不遂人愿，黄巢成年后几次应试进士科，皆名落孙山。《全唐诗》中收录有他的三篇诗作，其中两首都写的“杀气腾腾”。一首是《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另一首是《菊花》：“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说实话，我以为黄巢即使“高考”没有落榜，而成为执掌一方印信的官吏，他怕是日后也会成为像安禄山、史思明那般扯起反唐大旗的一路诸侯。据说黄巢最后一次应试不第，便愤愤地写下了那首《不第后赋菊》，离开了长安，从此发誓不再应试，而是继承祖业，成为一方盐枭头领，同时亦举起了反唐大旗。

明末的桂林地方官曹学佺曾写下了“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名句。其实这句话是在他不畏强权、秉公执法后写下的，有当时的特定背景。曹学佺本身就是一个读书人，而且非常博学，也非常有气节，在清军入关后自杀殉国。清代诗人黄景仁也曾写过一首叫《杂感》的诗，其中有“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句子。这本是诗人自己怀才不遇而愤世嫉俗之作，但世人却只记住了“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话，从此“书生无用论”开始流传于世，人们提到这句话时也总是语带贬义。

书生是读书人，而读书的目的是什么？我以为是充实自身，是潜移默化地回馈他人，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做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因为把是否能做官、是否金榜题名作为读书的第一甚至是全部目的，这才有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说法——倘使读书换不来官职与利益，也就只剩下个“百无一用”了。

把故事“讲圆”

读《平凡的世界》，曾颇遗憾路遥把田晓霞“写死”。如今想来，觉得这应是路遥最好的选择。倘若田晓霞不死，迟早要和孙少平谈婚论嫁；作为省委副书记的女儿，必定会遭到其母亲及周围人的强烈反对。且不说田晓霞本人是否坚决，以孙少平敏感的自尊心而言，即便田晓霞愿意，他也会因受不了别人轻视而放弃，甚至选择极端。所以，路遥如不写死田晓霞，就得写死二人美好的爱情。比起牺牲令人向往的爱情来说，牺牲二人其中一个人的生命，无疑更具有震撼力。所以，如果田晓霞不死，情节再发展下去，大概率将是一个悲剧……

而托尔斯泰笔下安娜选择死的原因，我以为是要更加凸显作品的悲剧性及其批判意义，因而托尔斯泰为安娜设计了三条路：一是回到丈夫身边，但她厌恶丈夫，要一起生活只会更加痛苦和恶心，而丈夫也难以接受和宽容她；二是选择一个地方隐居，似乎这也做不到，因为书中说她忍受不了孤独，况且人们不会接受她这样的“坏女人”（会说她又抛弃了第二个男人）；第三条路便是死，唯有死才能离开她所怨恨的男人和她所厌恶的世界。而如果她选择忍受她的爱情继续平淡地生活下去呢？她和渥伦斯基又不能结婚（因她的丈夫不同意离婚），那她只会越来越痛苦。所以，事实上摆在安娜面前的只有死路一条，没有别的选择。而最终她赢了，她用她的死使得渥伦斯基后悔一生，也向人们证明了爱情的某种伟大。托尔斯泰选择让安娜“死”，正是要把故事“讲圆”，把小说的悲剧效应最大化。

因被邀请做某一网络类型小说赛事的评委，便一目十行地看了一批穿越小说。在网络文学中，“穿越”系一大项，不仅有足够的戏剧冲突，且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写手的想象，生成故事空间。穿越小说最常见的套路，是现实生活里的主人公处处失败，抑或是发生重大伤残等，然后就被一个狗血的意外带去了穿越后的世界。最令人吐槽的地方，就是好像穿越一次智商就会翻倍：原本只是个在现实生活中一事无成抑或足不出户宅男一枚，穿越后一下子就脱胎换骨成为人见人爱的男神。穿越前的智商是80，穿越后的智商至少180，不仅做人做事机灵到不行，甚至还能救黎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

从前，讲故事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讲的故事可以是想象，却一定要把故事“讲圆”，否则就无法成立。比方说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之前就要交代清楚其是如何大闹天宫触犯天庭的。如今盛产名人，有人在某平台唱了首歌，有人拍了个短视频，有人在某协会活动来个位置，有人逢年过节写笔“福”字，皆成了名人，这倒与穿越小说有点相似，其实都不必当真的。

“管理”自己

记得上学时，有篇课文写到英国作家萧伯纳身材瘦长，在某次晚宴上，一位身体肥胖的富翁嘲笑他道：“萧伯纳先生，一见到你，我就知道目前世界上正在闹饥荒。”萧的回答无疑透着机智，他说：“一见您，我就知道世界上的饥荒是如何造成的了。”

同样的例子还发生在安徒生身上。安徒生常戴一顶破旧的帽子，有一次，一个肥胖的富翁嘲笑他道：“你脑袋上的那玩意是个什么东西？能算是帽子吗？”安徒生毫不客气地回敬道：“你帽子底下那个玩意是什么东西？能算是个脑袋吗？”

在塞万提斯笔下，堂·吉诃德是个“年近五旬，体格健壮，肌肉干瘪，脸庞清癯，每天起得很早，喜欢打猎”的贵族。换言之，堂·吉诃德是个瘦子，而跟着他四处游荡的农民桑丘是个胖子，不仅出身贫寒，而且目光短浅。桑丘的最大功用是，每当堂·吉诃德陷入伟大的、带有理想主义的幻想的时候，胖子桑丘就会毫不留情地戳破这一被理想主义包裹的泡泡——那不是巨人的胳膊，那只是个风车；那是群羊，不是全副武装的军队……堂·吉诃德无疑是理想主义者，重精神，口腹之欲非其所好；而桑丘重世俗，被塞万提斯描写成“馋鬼、饭桶”，是衬托堂·吉诃德“高大形象”的。

我就不解，为何在萧伯纳与安徒生那里，他们怼的富翁是胖子，而在塞万提斯这里，农民桑丘也是个胖子？这难道就不是一种“脸谱化”吗？这些人为什么就不能是瘦子？

我小时候，身边有好几个绰号叫“胖子”的同龄孩子。在我印象里，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憨厚，即使常被人取笑，也不恼。而在那个年代，家家吃的东西都差不多，谁想多吃一块肉也不易，他们的胖怕是只与遗传基因相关。但在“文明世界”里，一个胖子往往又会被视作是对自己疏于“管理”，暴饮暴食，缺少自律。因而一些文学作品对“胖子”的“不友好”也就不奇怪了。

说起来，我倒是更喜欢法国大作家左拉“管理”自己的方式，他是用改变生活环境来“重塑自我”。他从繁华的巴黎来到乡下隐居，每日半天写作，半天参加农耕劳动。在巴黎，他的体重是100公斤，腹围114厘米，可他才四十八岁。几年的田园生活下来，他的精神与身体“焕然一新”。请看左拉自己的记录：1888年初，100公斤；1888年圣诞节，88.2公斤；1889年5月，76公斤；1890年6月，75.5公斤，以后基本稳定在 75公斤左右。从这一记录可看到，从1888年初到1890年6 月，一年多时间，他的体重就减轻了近25公斤。

但问题来了，我们有多少人有勇气像左拉一样，放弃大都市繁华的生活与体面的工作，去乡下做一个与自然和泥土对话的农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