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薄虞渊：“北洋军阀史”研究之两面观
2022-11-09杨天宏
杨天宏
本文述论“北洋军阀”历史研究，取名“日薄虞渊”，看似迂远，实有命意存焉。《淮南子·天文训》云：“(日)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县车。至于虞渊，是谓黄昏。”“至于虞渊”《太平御览》作“薄于虞渊”。“虞渊”即“虞泉”，为古人想象中的日落之所。典籍中常将“日薄虞渊”解释为临近衰亡。《晋书·束晳传》有“岂能登海湄而抑东流之水，临虞泉而招西归之日”，文中无可奈何日西沉的感慨，堪称“日薄虞渊”之正解。但即便“正解”也不免失之片面。方以智诗曰：“邓村掷杖作香林，坐看虞渊日未沉。”可见同样身处虞渊，因心境不同，亦观感各异，不只晚景凄凉而已。
北洋时期大致正处于这种夕阳西下、将沉未沉的境况。此时中国已进入“后袁世凯时代”，皖、直、奉系军政集团相继(直、奉一度共同)秉政，北洋开始走下坡路。尽管如此，一些前所未见的新气象亦有所展布，宛如日近黄昏，虽前景黯淡，却也偶见落日余晖。易言之，“军阀”秉政十二年，传统中国在经历辛亥及接踵而至的几度变政后，开始制度调适，乱中求治，有所建树，这对当时及后来中国历史发展影响甚大，为尔后中国各种制度建设的重要源头，不可漠视。遗憾的是，迄今多数国人对北洋历史尚处于云遮雾障的观察认知状况，但见表象，未窥就里，故有变换观察角度、重新检视的必要。
如所周知，地理学意义上的“北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形成过程，作为近代军政体系的 “北洋”则始于英、法联军之役后清政府设立南、北洋大臣之时。甲午战后，袁世凯受命督练新建陆军，在天津附近的小站设练兵处，建造兵营，搭建起北洋军事班底。庚子事变后，袁世凯接替李鸿章督直，例兼北洋，北洋军政集团以此发轫。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北洋”曾是一支主张向西方学习，推进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力量。晚清时期首任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应对时代变局，在个人能力允许范围内，竭力经营自强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派遣留学，创建北洋海陆军，“以日本为假想之敌”，旨在抵御其侵略。甲午之战中国虽败给日本，但李鸿章对日本的认知以及战争中不惜与日本拼死一搏，亦赢得有识之士赞扬。梁启超尝高度肯定李氏“以一人敌(日本)一国”的气概，有“虽败犹荣”赞誉。李鸿章对内改良、对外防范日本侵略的主张与实践，给其身后的“北洋”留下一笔虽有严重时代局限却也极具价值的政治遗产。
李鸿章死后，北洋集团最高领袖是袁世凯。袁能在清末民初国家政治中占据核心位置，原因有三：一是拥有经济及军事实力，二是在当时统治集团中属相对趋新一派，三是与清廷有尖锐矛盾。因为与清廷有矛盾，以反满为重要诉求的革命派在清末政制鼎革中便可与之结成暂时的政治联盟；因为相对趋新，故在民初政治经济及社会建设中，各方都对之抱有一定期望；因为有实力，担心在华利益因政制转型受损的外国人普遍看好他，即便是对其怀有戒心的革命党人也因缺乏实力，不得不对之妥协。这一切，成为袁世凯建构北洋军政体系的重要凭借。
清末袁世凯开府北洋，立宪党人多被罗致，进入北洋幕府，遂有以北洋为国家政治中心的主张，“北洋派”之说亦开始在时论中出现。武昌起义后，政制鼎革，袁世凯对逼迫清帝退位、实现南北统一曾作出重要贡献。袁能够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既是军政实力使然，也是“北洋”迷人光环下的时代选择。不仅袁本人，其麾下北洋要人如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等，对维持民初政局稳定及“再造共和”，亦贡献良多。
北洋军政人物在国家政治转型中的所作所为，奠定了“北洋”在近代国人心中的崇高地位，使“北洋”成为中国政治中一面有影响力的旗帜。所谓“北洋为世所重，民党为俗所轻”，客观反映出辛亥年间普通国人的观感。民国初年，袁氏身边人亦每以“北洋”自况。如北洋元老王士珍与人通函，常用“我北洋团体”之句，王占元在大庭广众之中亦每自称“我们北洋派”。“北洋”称谓一时泛滥，有北洋大学、北洋医院、北洋商号等，以至时人揶揄说，中国的北洋、南洋与外国的东洋、西洋，可以囊括整个世界。显而易见，早期北洋，除去袁世凯称帝那一时段，留给世人的更多是推进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记忆。
但“后袁世凯时代”的“北洋”则与此不同。如果说此前的北洋尚处于上升时期，有功有过，毁誉参半，袁世凯死后，北洋则日近黄昏，完全掩映在“夕照”之中，是与“军阀”连缀时期的“北洋”，“分裂”、“战乱”被看作其时代特征。
对这段北洋历史，学者自来重视，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研究，相关学术成果已复不少。
在这些成果中，值得首先提及的是民国时期具有学者与历史当事人双重身份者推出的北洋历史著述。其中温世霖所撰《段氏卖国记》有可能是最早一部。温曾加入同盟会，是首届国会议员，为历史当事人，他的这本书在1916年付梓。之后，张一麐的《直皖秘史》，南海胤子的《安福祸国记》，古蓨孙的《乙丑军阀变乱纪实》，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吴虬的《北洋派的起源及其崩溃》等陆续面世。这些著作，带有笔记、札记、回忆录性质，因作者多为历史当事人，不无主观认知参与，有所局限。但研究历史须变换角度，从庐山之外观看庐山，固然便于见识山体全貌，但人在庐山之内，曲径通幽，贴近体察，亦能见到山外人难以窥见的山景和奥秘。
南京国民政府时代出版的研究北洋历史的著作相对较少，一些论著如丁文江的《民国军事近纪》，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来政治史》，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杨幼炯的《中国近代立法史》，谢振民、张知本的《中华民国立法史》等，涵盖后袁世凯时代北洋历史。由于是在“专门史”框架内记述北洋，就所涉学科领域而言，内容丰富，剖析深入，尽管横向观照不够，但对认识分科的北洋历史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1949年之后头30年，北洋历史在大陆学界受到全盘否定，“北洋军阀”成为批判对象，带有研究色彩的成果殊不数见。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和来新夏著《北洋军阀史略》，对“北洋军阀”史追本溯源，做了基础性研究。前者因系史话，故未注明资料出处，但所记多有依据，且“故事”完整，颇具参考价值。后者相对简略，或因意识到此点，若干年后作者将其改写成《北洋军阀史稿》，内容明显充实，产生较大学术影响。20世纪60年代，曾任北洋时期总统府秘书长的张国淦撰写《北洋军阀的起源》，披露不少政情内幕，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不过总体上看，由于政治与意识形态影响的惯性，20世纪80年代之前，有关北洋历史的纯学术著作不多，研究深度有限。或许是出于回避政治的考虑，学者更多把注意力放在北洋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的整理上，这一看似无可奈何的选择，却为后来北洋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做了良好铺垫。
20世纪80年代之后，学术环境相对宽松，经李新、彭明、章伯锋、李宗一、陈振江、公孙訇、繆新权、谢本书、熊宗仁、郭绪印、郭剑林、苏全有、莫建来等学者，以及因我阅历及研究旨趣所限未能在此提及但很可能作出更重要学术贡献的其他学者持续不断的努力，“军阀”时代的北洋历史研究有了长足进展。在这一阶段，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突破此前研究中固有的意识形态窠臼，从纯学术立场研究北洋，大量专题研究论著及人物传稿相继问世，内容涉及北洋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及地方军阀等不同层面，北洋历史的多面性开始呈现，但仍留有“开放”程度不够的时代痕迹。
近20年来，中生代和新生代学者改变既有研究范式，以新的理论方法，在掌握更为翔实的中外文献的基础上，对北洋历史进行研究，成就粲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外学术交流增多，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也被译介(时间不限于最近20年)，其基于多元方法和不同观察视角对北洋历史的研究，为国内学者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学术参考。
中外学者既有的学术努力奠定了北洋历史研究的基础，但也存在诸多缺陷。以国内学者的研究为例。首先是研究的时间范围未作明确界定。研究“北洋”固须回溯历史，从清季小站练兵甚至北洋大臣建置开始，至北伐成功结束。但研究“北洋军阀”则不宜将袁世凯及之前的“北洋”拉扯在内，因袁并非通常界定的“拥兵自重、割据称雄”的“军阀”，袁世凯时期没有发生“军阀混战”；袁任职总统及改制那几年也不是“北洋时期”，袁作为国家元首而非派系领袖，一项重要政治努力就是“去北洋化”。袁氏死后，北洋裂变，中国才真正进入“军阀”时代。因而写“北洋”可以写而且必须写袁世凯，写“北洋军阀”则只能从后袁世凯时代写起。但既有研究大多未对“军阀”概念作严格界定，薰犹同器，一锅混煮，将研究重心放在非军阀的袁世凯时代，严格意义上的“北洋军阀”时代却成为非军阀时代研究的附属，成为整个“北洋”历史的研究最薄弱的一段。
对重建北洋历史更为不利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既有研究或多或少带有价值判断色彩。有可能是“国民革命”反军阀宣传的惯性作用，北洋时期被当时反军阀联合阵营及后来的海峡两岸学界一致书写成政治昏暗，分裂战乱，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列强凌辱，国将不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这样的历史书写当然有其理据，却因将宣传材料与史料混用，多少存在放大失真。
以北洋时期最受诟病的“战乱”为例。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到1928年，12年间，国内共发生140余次战争，小规模武装冲突则不可胜数，仅四川一省就发生400余次，可谓国无宁日。但既有研究却殊少具体考察北洋时期的战争规模、持续时间、波及范围及伤亡人数。罗文干曾明确指出，北洋的时局特征不是战乱，而是“非战非和”。他基于国家应该“统一”的认知甚至主战，明确指出：“非战非和，此不生不死之局，统一之最大障碍也。使其战而一方胜也，则力胜者理强，可以统一。或使其七年之间无日不战也，则虽胜败未分，而其首先民穷财尽者不得不降，又可以统一。今则不然，有时战，有时不战，而胜败不分，无强弱之别。因其不常战也，人民不甚感直接之苦痛，于是不痛不痒，年复一年，人民既漠然视之，当局者遂得以各逞其私欲，而私欲之难合，不待智者而知也。”所谓因其不常战，人民不甚感觉直接之苦痛，故漠然视之，道出了北洋时期“战乱”的实情。
这种状况与交战各方的观念诉求有关。北洋时期战争虽多，却非尽系“春秋无义战”。交战各方除利益争夺外，政治上多有明确诉求，这从战争期间“军阀”的大量通电中可清楚窥见。当是之时，几乎没有一个军阀在攻击对手时会为军人干政辩护，而拥护民主共和、要求实施宪政、主张文官政治、反对“黩武主义”、强调废督裁军、呼吁国家统一则成为“电报战”的主题。这一点，已为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 W. Pye)的定量研究证实。尽管通电时的标榜不一定能反映所有“军阀”真实的价值认同，但如此公开标榜，也会对交战各方形成内在约束并影响到战争进程。事实正是如此。北洋时期战争虽多，由于基本指向多为“统一”或“自治”，区别只在治理国家模式上，并无根本歧异，非你死我活之争，加之北洋集团中不少人受过现代军事教育，多少懂得战争游戏规则，战争往往能按照各方认同的战争规则进行，较少伤及无辜，战场内外的伤亡均属有限。
对于战乱，既有研究有所放大，但对北洋时期取得的建设性成就或虽然不成功但极具价值的制度改革探索，却有意无意忽略。
政治上，按照传统历史叙事，北洋时期乱象丛生，不同政治派别及其领袖竞争角逐，“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政治体制演变嬗递，政治失序，官僚腐败。这种认知虽有某些事实依据，却未意识到北洋时期看似乱哄哄的政治表象背后亦包含建设性因素。
传统中国系一君主制大国，辛亥年骤行共和，缺乏民主政治经验，不同制度的选择及运作需要在实践中探索。民初至北洋时期是中国政制转型的试验期。其间国家根本法经历了从《临时约法》到《约法》再到《中华民国宪法》的更替；国体从共和改为君宪不久又回复共和；政体先后实施总统制和责任内阁制，权力构成经历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采择权衡；立法机关进行了从临时参议院到第一届国会，再到袁世凯的政治会议、孙中山的非常国会、“法统重光”会国会重建，以及以国民会议替代国会的尝试；南北关系也试验过“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的手段交替。凡此种种，性质均可界定为在现行制度规范(如《临时约法》对民国国体政体的设计规划)暴露出严重缺陷的情况下探索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国体与政体改革尝试。这些尝试，尽管大多不成功，有些甚至逆反潮流，但如此反复“折腾”，毕竟积累了丰富的现代政治知识和实践经验与教训，为后来被认为“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制选择做了铺垫。如果研究者认为社会变革无须试验探索，尽可全盘否定这段北洋历史；若认为国家政制转型过程中不同政制的选择尝试必不可少，则对北洋政治史应有不同的认知。
经济上，北洋时期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外国资本重回中国，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压力的时期。既有学术观点认为，北洋时期中国遭受列强和军阀双重压迫，经济凋敝，民生几尽，这为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奠定了社会基础。然而历史文献和统计数据并不完全支持这一结论。尽管外资压迫造成严重困难，但整体上北洋时期中国经济仍相对平稳并有所发展。法国学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将“一战”之后的北洋时期称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近代中国工业领域的诸多“大王”(如棉纱大王、面粉大王、烟草大王、造船大王、钢铁大王等)接踵产生在北洋时期绝非偶然。在社会民生方面，尽管此时尚有诸多问题，但大致仍处于《国闻周报》描述的“虽乱而未甚，虽恶而可忍”的状况，并不像既有研究描述的那么糟糕。在经济民生尚可勉强维持状况下发生的被称为“大革命”的国民革命，实际上只是一场单纯的政治革命，并未涉及社会层面，因而北洋时期的经济与民生状况无论好坏，均与这场革命扯不上联系。
法制建设上，北洋时期是自清末改行新律之后中国法律制度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在此期间，以之前众多宪法草案(如“天坛宪草”)为基础和凭借，参照东、西洋宪法文本和制宪经验，北洋政府制定并正式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在民、刑等普通法领域，北洋时期也有所建树。1926年法权会议前夕，王宠惠将已译成英、法文之各种中国法律文件悉数提交各国代表审阅。接受审阅的文件不仅包括宪法，也包括民法、刑法及民刑诉讼法、大理院判例、森林法、国籍法、华洋诉讼程序、监狱制等。这些文件成为包括北洋时期在内的中国近代法制建设成就的重要证据。在由各国法律专家组织召开的法权会议上，中国代表全面展示中国的法制建设成绩，为逐渐废除近代列强强加给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奠定了基础。
在外交领域，北洋时期比较此前的中国外交也有明显变化，不乏建树。由受过现代外交专业训练，能以国家利益为本并超越党派意识的职业外交家主持外交，是北洋外交区别于近代其他时段外交的重要特征。此时正当中国民族主义蓬勃兴起之际，北洋外交一个显著变化是改变过去自外于国际社会的状况，主动加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社会一员。标志性事件是以对德、奥“宣战”的方式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战后以战胜国身份参与巴黎和会，不久又参加华盛顿会议，国际地位大幅提升，改变中国对列国的权利义务关系，获得在国际组织中公开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身份地位。与此同时，北洋政府以民众“废约”的激进主义呼声作为依托，展开稳妥缓进的“修约”谈判，有所成效。在外交政策上，直皖战后的北洋政府在加入华盛顿条约体系后，联美制日，使中国赢得一段抵御日本全面侵华的准备时间。在对苏俄关系问题上，北洋政府在坚持中方对外蒙主权及中东铁路利益诉求的前提下，承认苏俄并与之建交，对改善两国关系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
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多元并存，是北洋时期相较其他时期最显著的特征。北洋军政集团坚持传统政治观念，致力于建构“统一”局面，但其诉求基本局限在军政领域。就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而言，北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多元并存的时期之一。由于未对思想文化及教育领域实施严格管控，“拿来主义”风行。北洋时期，不同思想文化与学术主张竞相鸣放、共存共荣：西方的，东方的，传统的，现代的，激进的，保守的，革命的，改良的，讨论问题的，侈谈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民生的，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教育学术最为开放多元的时段。这对包括形形色色“社会主义”在内的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对现代学术的发展，对旷世人才的横空出世，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生存条件。
今天为不少国人仰慕的“民国学术大师”，其实大多是民初和北洋时期多元的文化环境所造就，并非均衡产出于整个民国时期。1927年北伐成功后，国民党厉行党治，贯彻一个“主义”，实施思想文化专制，多元化的思想文化环境失却，学者的创造力严重受压，学术“大师”罕见新出，思想“大家”更趋凋零。1929年，曾经支持国民党“革命”的胡适目睹国民党实施“党治”，大失所望，开始反省自己当初对国民党的认知，发表《知难行亦不易》和《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两文，针对国民党统治下“思想言论完全失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遣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的现实，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思想言论自由的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胡适对国民党强行实施“党治”、压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失望，映衬出北洋时期思想文化多元的难能可贵。
当然，事物往往存在异质的两面，指出后袁世凯时代“北洋”的建设性努力，并不意味着有关北洋历史的负面记录全属子虚，也不意味着过去对“北洋军阀”的批判毫无意义。事实上，北洋时期是存在诸多问题的。在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中，最致命的是权势重心失却。袁世凯死后，北洋体系一分为二，出现直、皖分野。直、皖两系生成后，被视为北洋旁支的奉系亦逐渐坐大。1918年9月张作霖出任东三省巡阅使。之后，奉系开始显赫并逐渐将势力插入关内。与此同时，南方形成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此外还有山西的阎锡山，徐、兖一带的张勋，以及四川境内控制不同地盘的大小实力派人物。北洋时期，直、皖、奉系轮流在京师坐庄，看似存在中央，但随着地方势力膨胀，尾大不掉，中央政府形同虚设。在时人眼中，后袁世凯时代的北京政府，有如梁、唐、晋、汉、周之居于中原；各省督军拥有地盘，恰似南唐、吴、越、汉、蜀、楚、闽之各踞一方。此时的民国已无异历史上分裂战乱的“五代”，可见问题之严重。
这种局面对处于急剧政制转型中的国家极为不利。国家在根本制度转型期需要强大的政权机器运作，作为权宜之计，有必要实施一段时间的相对集权。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落后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需要一个政治上实行集权主义时期的理论。为此他提出建立“强大政府”的对策，强调统治权威在政治现代化及政治发展与稳定中的重要性。在讨论军政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时，亨廷顿认为，在复杂的政治结构中，最需关注的不是分权，而是分权对其他群体权力的影响。两个同等级别团体的存在，意味着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对其他群体所能发挥的权力都要弱于存在一个完整权威的情形。亨廷顿并不是在为集权张目，而是在把脉转型国家的政治通病。后袁世凯时代因为权势重心缺失，中央权力式微，使国家在政治转型过程中付出分裂的沉痛代价。
面对国家分裂局面，北洋军政领袖曾作出“统一”的艰苦努力。北洋时期的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战争，是皖、直军阀重建权势重心、实现国家统一的军事尝试，但均告失败。之后由段祺瑞临时执政府主导，联合奉张和粤孙共同召开善后会议，旨在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的尝试，也未奏肤功。在这样的局势下，以“北洋”来整合国家已不再现实。
随着“北洋”军人在谋求“统一”的道路上接踵失败，国人对“北洋”的观感也发生了变化。早在北洋裂变之初，马国文致函黎元洪，便作出“中国必亡于‘北洋派’三字”的预言。直皖战后，国人对“北洋”的观感趋于恶化。1922年5月，直奉战争结束之际，杨荫杭作文讨论时局指出，所谓“北洋正统”在今日已不是让人敬畏的名词，而败落成诋毁性的“丑语”。他以史实论证说：清朝已有“北洋正统”，但未能拯救清之覆亡。民国肇建，袁世凯作为北洋首领，却走上注定失败的“帝制”道路。以后的直皖、直奉战争，皆“北洋正统”相互厮杀的“丑剧”。杨氏据此总结道：“今日果能觉悟，自当绝口不谈‘北洋’二字，一洗北洋之余臭，乃可与民更始。……若犹以‘北洋’二字为号召，国人将掩耳而走矣。”直奉战争期间，直系后起之秀吴佩孚仍以“北洋正统”号召天下，陈叔通斥以“根本谬误”四字。可见时人对北洋认知的变化。
后袁世凯时代呈现的问题与北洋军人的素质有关。近代中国处于急剧变化之中，早期北洋受人敬仰，系因北洋前辈在时代允许的条件下能推陈出新，引领潮流，作出贡献。“夕照”时代的北洋虽不乏特异之才，如直系的吴佩孚、皖系的徐树铮、奉系的杨宇霆等，但处于急剧变化时代，社会上新思想新人物层出不穷，北洋军人总体上却日渐落伍，一蟹不如一蟹，后继乏人。就政治而言，民国的基本制度是共和民主，是实施宪政，但北洋的基质却与此不匹配。北洋时期作出近代民主政制的各种尝试，这值得肯定。但北洋军人对何为现代民主并无深刻认知，多数北洋军人具有根深蒂固传统观念和封建官僚积习，不可能良性运作现代民主政制。
以吴佩孚为例。直皖战后，吴氏曾主张恢复国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给人以主张西方现代民主政制的印象，但他对西方政制的理解却极为肤浅。与直系走得很近故深悉底蕴的顾维钧说：“吴佩孚将军平时强调宪政，却并不喜欢国会议员。我很怀疑他是否懂得代议制政治的原理和概念，虽然他为人诚实，是一个干练的军人，并且拥护传统道德和法律。”再以徐世昌为例。徐为北洋集团中的“文治派”，曾担任民国大总统，但其政治主张同样缺乏民主色彩。为徐世昌写传记的警民氏写道：徐就任大总统后，国人一度对其实施“民主政治”抱有希望，但这种期望何止“梦呓”，“盖北洋派中诸人，实无一人谓民主制可实行者，不仅徐氏为然也。徐氏对于人民及议员，必取敷衍主义，所谓面从心违，或久使自懈是也。”吴佩孚与徐世昌，一武一文，堪称后袁世凯时代的北洋军政翘楚，其对民主政制的认知尚且如此，遑论他人！以缺乏现代意识的军人来推进近代化进程和国家的“统一”事业，其遭遇失败，洵属必然。
基于这一判断，对北洋军政集团“正面”历史作用的成因，研究者亦须有正确认知。以我陋知，前列北洋时期的各项“成绩”，至少其中经济发展及多元思想文化格局的形成，与其说是北洋军政集团在现代思想指导下有意识行为的结果，毋宁视为因其控制力有限而自然形成的状态。以经济发展为例，北洋时期，因中央权力式微，国家对地方及基层社会生产生活的干预有限，客观上给地方经济社会的自主发展创造了条件。盖少了政府干预，一切按市场规律行事，经济自然会发展得更好。胡政之指出：“吾尝谓中国政治，向以消极为主，故省刑罚，薄税敛，为历来理想之善政。盖国民习于自治其业，不愿受政府之干涉，不似今日东西各国人民之事事依赖政府也。中国国民因有此特性，故虽国家不强而社会仍保持其相当之秩序，事业仍有其相当之进步。”同理，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并存也并非北洋政府刻意为之，不是制度建构的规范造成，也不是因时人已在思想文化上接受多元意识和宽容异己的现代精神所致，而是因为政治上分裂割据，国家权势重心失却，北洋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有限使然。研究者可以肯定甚至赞扬后袁世凯时代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多元格局，却没有理由将“功劳”记在秉政的北洋军人身上。
此外，研究后袁世凯时代北洋历史不能回避对“北洋军阀”成因的探索。“军阀”问题不全是人的问题。就人而言，亦经历变化，时人的观感前后迥然不同，这从北洋时期大量民意调查的数据可清楚窥见。既有研究视军阀为恶魔且忽略其前后变化，笔下的军阀形象不免失真，得出的研究结论亦缺乏说服力。尽管研究者不能否认军阀对近代历史的负面作用，但军阀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制度问题，是民初的制度造就了军阀，而这种制度的形成，与大革命时期反军阀一方的制度建构(如督军制度以及作为变通的督军兼摄民政的规定等)有关。某种程度上，标榜反军阀的人在自己参与建构的这一制度下，亦不自觉地被造就成军阀，故时人有“南北军阀皆一丘之貉”的说法。区别在于，随着时势变迁，“北军阀”依然故我，“南军阀”(国民党一系)却开始觉悟，不再固守民初由己方主导建立的“法统”，另辟蹊径，联络苏俄，容纳中共，发动国民，推进革命，打造“有主义的军队”，以“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相号召，最终成为北洋时期中国政治博弈中的赢家。
要之，“北洋军阀”统治的1916—1927年，是近代中国异常重要的一个时段。北洋在历史上曾如日中天，后袁世凯时代却日薄虞渊，进入“夕照”期。所谓“夕照”，包含落日余晖和渐呈黯淡两层义蕴。讨论北洋“夕照”，不能只见落日余晖不见黯淡，也不能只说黯淡不见落日余晖。其间一个重要的学术考量就是注意历史现象的复杂性，避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本文以“日薄虞渊：‘北洋军阀史’研究之两面观”命名，标题即明示对“北洋军阀”历史的两面关照，希望在研究中注意多重历史因素的互动及变化，避免偏见，写出信史。这是很高的学术境界，研究者虽不能轻易达至，却应潜心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