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强

2021年的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相对于上两年的轰动热烈、新论迭出，可能算不上是一个“大年”，但热浪过后的波涛自有它斑斓的涟漪，平心而论的探求会有它独到的价值。正是在从容不迫、措置裕如和承先启后、持续拓进的基础上，该年度的理论批评努力摆正自己的位置，当好自己的角色，与时俱进、自信自强、广开视听、深入开掘，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和成效。

一、总结党领导电影的历史成就与经验，赓续红色电影的血脉和传承

2021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电影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不仅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而且对于中国电影未来百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理论批评追踪的年度热点之一。《当代电影》《电影艺术》《电影新作》《民族艺术研究》《艺术百家》《上海艺术评论》《中国电影报》《中国电影市场》等重要电影报刊都推出了专题或专栏，从各个历史阶段切入，分各种角度层面梳理，形成了相当的声势和广泛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自20世纪30年代介入电影生产之后，就发挥着推动和引领中国电影先进文化发展的作用，专家学者们的目光首先集中在党领导电影取得的成就上。周星、黄筱玥认为，中国电影从20世纪30-40年代的第一次高潮，到1949年之后建国十周年的第二次高潮，到改革开放后又形成新的第三次高潮，都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直接的联系，并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成长发展形成关联。周星、史力竹还提出，党领导下的中国电影发展可以用五个“新段落”来加以概括，即：20世纪30-40年代暗中推动进步电影发展的“新介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的 “新创建”，改革开放探索主旋律与多样化关系的“新时期”，面向世界展现中国电影的“新面貌”、市场化逐步成熟的“新世纪”，以及近年来进入中国电影学派、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平视世界电影自身创造的“新阶段”。五个“段落”环环相扣，勾勒出一条明晰连贯的生长年轮。王健就此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电影不仅承载了党和人民的革命理想，还培植了全民族的审美意识，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关键一环”。可以说，前因后果，一脉相通，新时代中国电影取得的新的大发展，正是建立在这样厚重的历史积淀之上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电影先进文化建设近百年，有探索和挫折，有寻觅和失误，更有成功和经验。这些成功饱含艰辛，这些经验弥足珍贵，对于未来中国电影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王健认为，党在长期领导电影事业的发展中形成了三个制胜法宝：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注重以人民为导向；二是在学习外来文化的同时，坚守民族文化本位，通过电影的民族化探索去丰富和强化“中国立场”；三是给予艺术家充分的创作自由，通过与时俱进的电影文化路线，充分保障电影工作者的创作自由。4周星、黄筱玥强调，中国电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根本上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观，经历新中国建立后对于价值观认知的起伏和游移，以及注重政治概念的偏向和“文革”时期被极“左”的改变而走形，中国共产党不断纠正对于主流价值艺术表达的游移，始终没有放弃坚守其价值观的根本，即人民性的原则。张宏则提出，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集中体现“为人民抒写、为时代抒情、为民族抒怀”。这些重要经验的总结凝练，及其对于“制胜法宝”“思想精髓”“人民导向”“价值观引领”等新的概括表述，对于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推进电影强国建设将产生深远的意义。

与此相连的是对红色电影的投注。作为新中国电影特有的一个类型，数十年来红色电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对它的研究一直呈零星细碎的状态，借助建党100周年的契机，对红色电影的整合性系统性研究成为年度电影理论批评的又一个亮点。而对其历史与经验、内涵和外延、擘画和走向等的进一步界定，对于红色电影本身的发展也将具有规约、鞭策、提升和推进等的重要意义。

红色电影的概念。对红色电影的认知和表述多年来一直是众说纷纭，认真加以辨析就成为整体研究的出发点。陈犀禾、赵彬认为，红色电影特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电影史上出现的一批具有鲜明新中国美学特征的优秀影片。这些带有“红色基因”的影片尽管创作范式和美学风格会有变化，但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则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以新中国为核心价值，通过“国家叙事”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廖立胜、李尉清主张，红色电影是以党的艰苦奋斗历程和伟大英雄人物为题材，反映和弘扬党的伟大精神的电影。它通过纵向演绎与横向编织、历史叙事与人物细描、谱系建构与价值传递等手法在银幕上全景展现雄伟壮阔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赵军强调，不是所有表现真善美的电影就一定是红色电影，甚至并非讲述反抗侵略、讴歌英雄人物的电影就一定是红色电影。红色电影有一条鲜明的红线，就是“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与建设”。为此，李建强提出，不应将红色电影看作一个固化的、僵滞的概念和框框，应该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迁，不断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调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凡承载革命历史的红色基因，展示时代进步的红色精神，给观众以思想启迪和精神鼓舞的电影佳作，都可以而且应当归入“红色电影”的范畴。这些观念的碰撞，并不归于一尊，百家争鸣，各持己见，凸现了理论的开放、活跃和生气。

红色电影的演进。红色电影创作的历史源远流长，唐佳琳认为，“从‘左翼电影’到‘进步电影’，从‘新中国电影’到‘主旋律电影’，及至当下的‘新主流电影’, 红色基因从未断绝。”刘金祥概述，“它孕育于革命年代，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彰显出不同的时代价值。”比如，在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红色电影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就经历过几次明显转变，但无论如何变化，红色文化所涵纳的奋斗精神一直通过电影实现着传承接力。王筱卉、刘佳欣指出，“红色电影一直是中国前进道路上的忠实记录者。与此同时，它也不断地在叙事方式、镜头语言、影像符号等方面取得发展与进步。”20世纪50-60年代，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两种题材成为主流；20世纪70至90年代，红色电影的大众传媒属性开始凸显；进入21世纪，商业化的运营模式和主流意识形态成为新世纪红色电影的主要特征。廖立胜、李尉清强调，红色电影的镜像和载体可能千变万化，但是传递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和价值理念，赓续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始终是红色电影不曾断裂的主线索，“爱国、奋斗、奉献、团结一直是红色电影的主题词”。评论者对此高度认同：形容“顺变”，精神“守恒”，这正是红色电影绵绵不绝、生生不息的内在缘由。

红色电影的走向。总结经验不仅是为了弘扬成果，更多地是为了推动新的发展，全面系统研究红色电影的意义正在这里。周星强调，红色电影显然就是中国价值观的体现，它也必然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的文化领导权、话语权的体现，因此，未来红色电影应该自觉成为国家文化形象和社会制度、政体制度以及价值观投射的对象。何晓清则明确从三个方面对红色电影的走向进行谋划：一是坚持国家话语，二是双重话语融合，三是多元话语并存，以不断提升红色电影的视野和品质。值得关注的是，一些论者并不满足就事论事，而是力求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深化命题，李建强从艺术心理学角度，提出，红色电影既不能来者不拒，也不应作茧自缚。重要的是在坚守本义的基础上，突出创新创意，提升质量品地，更好回应社会关切，更有效地走近现代生活和新时代的观众，只有把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要放在心上，红色电影创作才有广阔的空间和无限的生机。马圣楠则提出方法论的组合，在她看来，红色电影的落点往往是历史题材的演绎。历史的重新演绎，对于当代人的意义并非“复古”，以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生活，将中华美学精神的方法论运用于红色电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这些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不仅给红色电影创作带来新的创意，而且为之注入了新的要素和意蕴。

二、让批评重回现场，发挥好排头兵和主力军作用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电影理论批评日趋走向学院化，贴心贴地的作品评论越来越少，言之有物的解析品评日渐冷落，篇幅越来越长，阐释越来越炫，与生动具体的创作实际形成了一种隔膜。这一倾向，曾招致各方的不满和批评，也引发理论批评界自身的反省与思考。如何校正方位、放下身段，积极有为、形而下地参与新时代中国电影创作的发展中来，成为业界多年的一种祈求和呼唤，也成为学界一种真诚的期许和夙愿。毫无疑问，对于理论和批评来说，前者是先导，是前端，需要“顶天”；但后者是主业，是实操，需要落地。形而上与形而下从来不是对立的，只有摆正自己的位置，理论和批评才能琴瑟同谐、比翼双飞。本年度的理论批评于此幡然有悟，竭力从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中走出来，从学院和本体本位中走出来，落地作者，聚焦作品，走进观众，面目为之一新，称其为电影理论批评的“拐点”兴许也不为过。在这个过程中，《电影艺术》带了好头。该刊专门开设的“电影批评”专栏，2021年第一期即推出《一秒钟》《紧急救援》《气球》《风平浪静》四篇新作评论，第二期又推出《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3》《辑魂》《刺杀小说家》等四篇作品评论。之后，每一期都保持这样的当量，而且每一篇都精心为之。这些评论均由专家操作，鞭辟入里，衔接市场，力求抢占先机，引领评说。同样，其他主要电影报刊也积极跟进，推波助澜，加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大报的加持，就使本年度的理论批评灵动矫捷起来，呈现出旺盛飞动和勃勃生气，产生了多年少见的“破圈”效应。

一是目光四射，全面出击。从春节档的《你好，李焕英》《刺杀小说家》，五一档的《悬崖之上》《你的婚礼》，七一档的《1921》《革命者》，到暑期档的《中国医生》《白蛇2:青蛇劫起》，国庆档的《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年末的《跨过鸭绿江》《雄狮少年》，几乎年内每一部有影响的作品，都被纳入了论家热搜的范畴。据知网的统计，年度刊发《刺杀小说家》的评论接近百篇，《你好，李焕英》的评论超过150篇，《长津湖》的评论则将近300篇。更有一些重要作品评论，与作品公映同步，甚至赶在了前头。如《1921》和《革命者》都是7月1日上映的献礼片，当月3日出版的第4期《电影艺术》，就分别刊出了赵卫防的《<1921>：建党题材的创新与新主流大片的美学>》、李九如的《<革命者>：“初心”的情动装置赓续》等评论文章，牢牢占据舆论导向的中心位置，理论批评的敏锐、时效、用心和尽责由此可见一斑。

与奋勇当先比肩的是，评论的视野开阔、目光四射、精彩纷呈。以《刺杀小说家》的批评为例，除了对内容创意的主旨评说，既有对小说到电影转码、游戏叙事与社会想象的探求，也有对叙事思维与视听节奏感、高概念电影文学化实验的研究，还有对数字化工业流程、后现代语境下影像狂欢的切磋，对影像重组与影游融合、奇幻世界和现实世界双向重构的推介，这就使评论并不仅仅局限于对文本的解读，而是通过品评解析传达出对于电影发展新的认知，在注重影像艺术层级探讨的同时，将目光导入关于工业、科技、媒介、消费等更宽泛的层面，引向中国电影未来的品质发展。自然，在延伸和扩张作品旨趣的过程中，批评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也得到了确认。

二是深入开掘，共情共鸣。每一部电影作品都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理论批评的功能当然不仅在于细致入微地揭示影像本身的蕴含，更在于通过场景、画面、叙事和人物等的解析开掘，揭示出时代的、民族的、社会的体感和温度，提炼出具有时代代表性的审美价值观和审美心智成果，并有效实现与广大观众群体的精神对接。所谓“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这是衡量一个时期理论批评文史价值的主要标准，也是批评家们孜孜以求的至高境界。本年度的电影理论批评努力朝这个目标迈进，力图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进入，开掘出“横看成林侧成峰”的影像世界的真谛和艺术的矢量。

以《你好，李焕英》为例，原本是一部根据小品改编，表现母女感情的平常作品，它的“出圈”多少有点出人意料。论者们分别从共情传播分析、大众心理特点、喜剧元素打造、明星IP效应、记忆点打造等角度进入，或指出影片之所以打动大众，隐含作者与穿越剧回旋跨层的巧妙结合以及对整体节奏的合理掌控，营造出笑中带泪的效果；或指出影片不仅因为精彩的反转剧情和爆笑的喜剧元素，更重要的是其独特的亲情内核成功触动了观众的心弦，引发了国民的情感共鸣；或指出影片直面女性生存境遇，呈现了女性通过创造（而非成功学）来对抗存在、从母爱的消极体验转化为创造爱的积极体验的过程，超越了一般的小品集锦。在此基础上，评家们认定该片成为当前电影行业的一股清流，带出了中国喜剧电影的潜在群众市场与未来发展趋势，为相关类型题材电影提供了发展可行性思路，也引发了当代社会关于人伦亲情又一次深入的反思，引发观众对于母爱、女性生命力及创造力的思考。这些切中肯綮的评论，或许早已超出单一作品本身，甚至超出电影艺术行业，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正常建构和发展路径都提供了参照和反思。

三是守正创新，立破并举。本年度，中央宣传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坚持正确导向，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弘扬真善美、批驳假恶丑，不为低俗庸俗媚俗作品和泛娱乐化等推波助澜。这种“意见”，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文艺评论史上还很少见，可见高层领导对于艺术批评的关注和重视。电影理论批评应运而生、积极响应，并结合电影具体作品创作和电影现象发声发力，守正创新，立破并举，发挥了主动有为、建构引领的作用。

在“立”的方面，理论批评紧紧把握创作导向，及时到位地推介优秀作品，大张旗鼓地宣传重点影片，为中国电影的可持续繁荣发展注入自身的智慧和能量。单就中国影协和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等牵头召开的作品研讨会就达数十场。不但像《悬崖之上》《1921》《革命者》《中国医生》《守岛者》《铁道英雄》《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1950他们正年轻》《跨过鸭绿江》《柳青》《我的父亲焦裕禄》等主流影片得到实时实足的眷注，《哈日夫》《我的姐姐》《大城大楼》《独家头条》《失独》《峰爆》《白蛇2:青蛇劫起》《雄狮少年》《兰心大剧院》《误杀2》《穿过寒冬拥抱你》等一批各具特色的优秀作品也得到大力度的推举。影片专题研讨会这一批评形式失落已久，在本年度浴火重生，频繁登场，彰显了优良传统的发扬和理论批评的自省与自重。

在“破”的方面，针对“饭圈”文化“唯流量论”“明星偶像”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理论批评积极发声表态，明确宣示自己的态度。《中国文艺评论》《电影艺术》《当代电影》等共计刊发近百篇重头文章，果断出手，频频亮剑。张宏还提出，作为电影工作者需要吸取这些事件的教训，自省自律、防微杜渐，并围绕治理业界的违法失德现象，有的放矢地提出“提高思想认识，做好学习宣传，主动发声扬剑，加强示范引领，完善管理机制”等五条原则建议。陆绍阳则相应提出“五股力量的合力”，即监管部门的监管力，相关平台的约束力，电影工作者的自律力，粉丝群体的自制力，批评家的批判力。这些及时客观真切、明晰坚毅笃定的认识，特别是自觉置身其中、主动有所作为的鲜明态度，集中代表和反映了理论批评在大是大非上的责任意识和集体意志。

三、扭住关键的共性命题，锲而不舍地开掘深化

理论批评的深化常常需要共时和历时的耦合，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咬定青山不放松”，紧紧扣准一些重大的关键的共性的命题锲而不舍，诸如中国电影学派、电影工业美学、电影IP再造、想象力消费等，在本年度无一不是得到足量的关注。这种持续的拓展研究，体现了理论的韧性，也促进了研究的深入。本年度有两个指向尤当关注：

一是电影共同体美学研究。电影共同体美学研究自2019年经饶曙光、张卫提出后，2020年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据不完全统计，共发表重头研究文章近20篇。2021年的研究势头不减，除《当代电影》《电影艺术》继续发表头部文章以外，《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中国文艺评论》《中国电影市场》《电影新作》《电影文学》《艺术评论》《南方论坛》《上海师范大学学报》《上海大学学报》《上海艺术评论》《今传媒》等报刊都发表了专论，数量超过了上一年。

研究的视野持续扩展。在已有丰硕成果的基础上，本年度研究的广度进一步拓宽。作为电影共同体美学的创导者，饶曙光共发表了8篇文章（包括合作），可谓身体力行，身先士卒。这些成果，有的从年度电影创作的实际出发，有的从理念、路径和价值入手，有的从实践探索、理论集成与传统承继进入，有的着重解析亚洲电影、戏曲电影、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有的细致剖判电影伦理叙事和电影新“基建”，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包罗万象，视野极为开阔。同样，张经武探讨了“电影共同体美学的要义及其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联系”，吴诗琪研究“反再现”美学与影像共同体重构，孟君、郭雪瑶关注“科幻电影的共同体美学实践”，李建强青睐“电影共同体美学建构的心理学进路”，刘香呈着力“电影工业美学与共同体美学的合力”，周星、张黎歆则从“当代中国电影三个前沿理论构架的评述”入手……跨疆越界、无拘无缚，视野早已超出约定俗成的范畴，而进入研究可能覆盖的各个层面和领域，显示了理论的强大牵引力和生命力。恰如李建强表述的：视野越开放，空间越广大；方法越多样，研究越深入。随着对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经济学、教育学、环境学等“边界”的跨越，必将为我们带来新的电影美学思想、电影理论形态和电影艺术实践的突破。

研究的深度不断掘进。上一年的共同美研究，较多关注概念、范畴、价值和意义，就“电影谈电影”的居多，本年度的研究更多“跳出电影看电影”。也就是说，常规的一般化的阐释少了，纵横交错鞭辟向里的探讨多了。理论交锋和学术思辨的渗透，不仅使立论更为扎实，而且对实践的辐射和反馈也力显张力。本年度得到市场热烈反响的优秀影片，几乎都是共同体美学的绝佳案例。正如饶曙光所言：“共同体美学是发展的美学，要追踪和对接电影高科技的最新发展，实现科技赋能；共同体美学是追求双赢、多赢和共赢的美学，要建成共同利益观、整体利益观，追求整体发展；共同体美学是面向未来的美学，要立足中国、关怀人类、面向未来，要对中国电影新力量不断地崛起来助力；共同体美学是面向世界的美学，要与世界电影的发展融通融合，在东西方的平衡当中寻找到更多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力量；共同体美学是也是大家共建和共享的美学，大家都要以满足全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为最终目的，这是电影的宿命，也是电影的神圣使命。”可以相信，围绕这个大命题，日后还当有更多的讨论。

二是“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发展研究。2021年，中国电影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疫情背景下，呈现出了“风景这边独好”的景观，但需要看到的是，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上已进入第三年的新冠疫情具有很多不确定性，中国电影产业仍面临着全新和艰难的挑战。如何在后疫情时代审时度势，保持定力，持续推动和保障发展，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电影和理论批评最为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有两次集中研讨值得一提：一次是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主办的“后疫情时代的影视业发展研讨会”，一次是由上海戏剧学院联合《当代电影》杂志社举办的“后疫情时代的再生产：中国电影的新主流化探索与发展研讨会”。海内外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围绕“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新发展”的议题，畅所欲言，献计献策，形成了诸多共识。

在内容上，金丹元提出，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主流文化出现了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和平、切合现实的怀旧情绪等新导向。在这种导向下，会出现新的内容生成（笔者对此极为赞同，并认为《中国医生》《穿过寒冬拥抱你》都可以看做是它的先声）。王一帆认为，后疫情时代的主流电影需要脱离宣传走向现实，通过对疫情中普通人的动人故事、平凡生活中英雄主义的礼赞，对逐渐遗忘历史的再正名，展开以文学艺术为载体的审美探索。陈旭光提出，鉴于疫情带给人们心理、生活、观念上巨大变化，疫后影视产品应致力于生产能够满足受众“梦幻”、超验想象、游戏娱乐、心灵抚慰等功能的作品，这种想象力消费有很大的心理需求和文化，也可以丰富中国电影的类型样式和美学形态。林玮认为，相对于强调信息技术建设，恢复电影的公共性应当成为当下中国电影文化建设的一个维度，借此与社会和观众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在策略上，专家们建议，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需要加强总体部署，赋能电影产业，重新审视当下的影视语境，推动产业升级。郭岩雪提出，由于疫情防控已趋常态化，需要长期与疫情共存和斗争，在此背景下，电影的相关生产、制作、发行、传播以及更深层次的相关法律、体系、运营机制等，都有必要重新梳理和布局。白林淼、王薏则提出，除了对电影内容的精心打磨，业界需要加强对流媒体的开发，以此顺应线上线下结合放映的潮流，探索电影传播的全新模式，扩张电影的影响力。饶曙光的表述更为全面：电影进入“后疫情时代”，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之前没有遇到过的新的变化、新的变局，需要我们不断更新知识、更新观念、更新思维、更新方法、更新策略和战略，树立起整体利益观、共同利益观、长远利益观，建立起“命运共同体”。确实，产业升级换代的趋势不可逆，持续的疫情大大加速了这种变化。有没有这种战略意识和底线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中国电影的生死存亡。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疫情”是对中国电影的一次考验，也是中国电影后来居上、凤凰涅槃的一次机遇。

当然，2021年度电影理论批评的赓续拓展远不止如上所列，如张卫的“工业模块系列”、贾磊磊的“电影伦理选择”、李道新的“电影整体思维观”、王海洲的“电影价值表达”、孙承建的“电影身份危机”、陈犀禾的“红色电影国家叙事”、聂欣如的“认知语言阐释”、刘海波的“人民美学”、万传法的“元叙事”、杨晓林的“回环式结构”、黄望莉的“再疆域化”、郭建全的“后电影趋势”、陶赋雯的“后记忆影像”、陈林侠的“经典化反思”、陈家洋的“算法文化”、盘剑的“动画媒介转向”、范志忠的“电影产业集群化”研究等，都很有创意，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

四、把自身建设放在重中之重，积极回应时代诉求

2021年，中国电影产业快速复苏发展，新主流电影创作成果丰硕，银幕数量超过8万块，全年总票房继续保持全球第一。与此相连，国家电影局发布《“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特别是年底召开了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5点希望……可以说，面对电影强国的时代诉求，电影理论批评的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日益凸显，其自身的道德操守、人格品位、审美取向从来没有像当下这样愈发重要。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电影理论批评时不我待，积极回应社会和艺术发展的诉求，以更加积极的主人翁姿态，把自身政治思想、能力水平建设作为抓手，申明主体立场，打造话语体系，铸就自身品质，形成了本年度自身发展建设中的重头戏。

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早在年初召开的“新媒体时代的专业影评——中国电影评论学会成立 40 周年研讨会”上，饶曙光就提出，中国电影评论要接续前辈的优良传统，面向实践、面向观众、面向银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要做到“信——电影批评的说服力”“达——电影批评的穿透力”“雅——电影批评的适应力”。仲呈祥呼吁，在新媒体时代下，评论的宗旨和信仰不能变。钟大丰强调，影评必须坚持人文思想、坚持影评人的独立性，但又要谨防自我权威化。吴冠平则直言，影评是观众的向导，自身的素养在电影评论活动中尤为重要。

2021年8月初，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后，中国影协即召开“电影工作者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工作座谈会”，强调“弘扬清风正气 追求德艺双馨”。于此同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中国高校影视评论学会及全国各地各级影评组织迅速组织学习讨论，并在“公众号”上连续推送相关学者学习、解读与阐释《意见》精神的文章，体现了高度的理论自觉，力求把责任落到实处。尤为值得称道的是，教育部高校戏剧与影视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策划了“审美与向善：戏剧与影视学名师大讲堂”系列讲座，2021年上半年举办22讲，下半年开办18讲，广邀重要专家名师线上开讲，执著于有信仰、有情怀、有高度、有深度、有力度的追求，为理论批评建设鸣锣开道，成为本年度一道靓丽的学界风景。同样，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举办的“影视大讲堂”，高品位，高质量，高频率，也在业界和社会产生广泛影响。

发挥镜子、良药作用，当好排头兵。电影批评既是电影创作的一面镜子，也是产业健康生长的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锚定2035年建成电影强国的远景目标，本年度的电影理论批评横枪立马，主动出击，围绕一些紧迫性和关键性的课题，更积极地发声，更实在地向导，起到了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

比如推进电影精品。自年初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再次提出“坚守价值底线，弘扬传播正能量, 努力打造中国电影品牌”的方向要求后，《中国电影报》《中国电影市场》《现代电影技术》《未来传播》《长江文艺评论》等都及时发表专题文章，从理论上予以有力支撑。吴晓钟指出，精品电影往往都是口碑佳作，其精神内涵在于强化中国故事的主体性表达，必须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定位，同时也要引导观众欣赏精品电影，培育欣赏多类型精品电影的观众群体。显然，相对于过往只关注创作一头，现在也把目光投向受众，这在认知上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中国电影基金会和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等举办的“致敬红色经典·奋进伟大时代”电影精品创作专家研讨会，则把艺术家、评论家、企业家拢在一起找症结、谋对策。章柏青建议，要在整体上将思想、文化、艺术联动到精品电影中，在思想文化意识上有探索、电影塑造上有技巧、电影史上有创新。李建强强调，打造电影精品，一定要善于创造各种新的想象力消费点，打造电影精品创新的增长点。黄群飞提出，精品的创作也要尊重市场规律，要把握宣传放映主阵地。参与创作《长津湖》的赵宁宇认为，精品创作要把“道路自信”和“国家格局”统一起来，将历史性与时代性融为一体。出品过《夏洛特烦恼》的刘洪涛提出，做电影精品必须沉下心来，弘扬工匠精神。作为《战狼2》发行方的讲武生则呼吁，未来的精品创作一定要注重观众的现实触感，触摸到观众和时代的痛点。这些来自一线的切肤认识，汇聚了电影精品多年的创制经验，也指明了电影未来的精进之路。

再如，头部电影近年来驰骋疆场，领导、业界和观众均交口赞誉、期盼有加。但理论批评界始终抱有清醒头脑。饶曙光反复强调：就市场层面讲，国庆档的《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所创造的票房占到了整体的90%，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过去一直谈“二八”定律，现在甚至出现了“一九”现象。他认为，我们的视野不能局限于《长津湖》，更要看到中国电影的全貌、全局、全部，尤其要重视新的结构性矛盾，努力解决中国电影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让多类型、多品种、多元化电影达到平衡发展。陈旭光表示：新主流电影自身也要探索题材的丰富多样性，理想中的电影格局应该是大鱼带小鱼。尹鸿则强调，如何让中国电影有“高原”“高峰”、有主旋律也有多样化，考验和影响着我们是否能够实现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专家们的忧思当然不是空穴来风，笔者对此深有同感。据坊间信息透露，单2021年前10个月，破产的影视公司就超过2900家，这当中的主要原因当然是疫情的影响，但业态发展的某些“畸形”肯定也难逃干系。没有坚实的底座和腰部，没有一定的市场规模支撑，头部和精品也就没有了烘托，失去了基础。这种理论的清醒，观念的解构，对于创作和生产至关重要。

重中之重：提升自身的能力和水平。近年来，重视自身建设一直是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一个着力点，正如陈旭光指出的，新媒体时代中国电影评论首先需要反思，要清醒地认识自身的地位和价值。这种地位和价值当然不是天赋神授、凭空而来的，而是艰难玉成、日积月累的。为此，本年度围绕自身理论批评更为看重和专注的是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专业性。专业性不但表现在专业精神，而且体现为专业表达。王一川认为，新媒体时代的影评需要融入专业品格，回到传统，要求我们不仅要考虑电影创作与电影观众、电影观念和社会观念的更新，还要考虑全球化与本土化语境、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这两组要素，淬炼专业品格。章柏青提出，新媒体时代的影评要继续突破以往政治性评论、社会性评论的窠臼，坚持艺术性评论，搭建起更加完整、系统的电影评论观。陆红实强调进入新媒体时代，影评要通过重新认识专业影评的价值，以专业身份、立场、精神打造品牌，重塑专业影评的引领性。康伟认为，需要从专业性、作者性和在场性三个方面协调、融合，打通新媒体与专业影评这一矛盾关系。皇甫宜川则提出，专业影评所呈现的专业性，至少包括历史的眼光、全球化的当代视野，以及未来角度下的回望和审视等方面。专业性如此受到青睐，是理论批评的新的觉醒，也是自我认识达到的新的高度。

二是实践性。丁亚平提出，将新时代的立场和影视评论新趋势相结合，应作为推动创新发展影视评论的共同使命和重要遵循，坚持影视评论与影视创作共生，真正和新时代以来的观念变革相携而行，积极释放现实阐释力，才能使影评获得更大的历史纵深与普遍性的视野。饶曙光强调，中国电影理论批评要尽最大努力推动中国电影实现健康可持续繁荣发展，一个要偏重于理论层面，一个要偏重于实际操作层面，以变求变来适应网络时代电影的变化。陈旭光提出，归根到底，评论要解决几个重要问题，一是“为何”，二是“何为”，三是“如何为”，一定要言之有物，一定要有明确的对象，既不能“言必称希腊”，滔滔不绝而南辕北辙，离题万里；也不能理论先行，“骑驴找驴”，带着理论框框去寻找例证。作者这篇“接地气”的短论，经新华网转载后，阅读量达到近300万人次，跟帖无数，可见深得同行们的认同和赞许。

三是超越性。张斌提出：高质量的影视评论需要评论者将作品和现象置于艺术、文化、社会的多元维度中加以考察，发现和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也就是说，需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比较视野，形成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的超越性。胡智锋将这种超越性具化为：人文性、专业性和社会性，认为唯有牢牢把握这三把标尺，才能引领影视艺术创作向着更好的气象迈进。陆绍阳将其概括为：探求一般性知识的意识和能力，提出新的分析框架的能力，抽象化的能力。张颐武则强调，第一要抓住大议题，第二要关注新问题，第三要聚焦真问题。尹鸿更明确提出了“超越现象、超越现实、超越纸媒”的三大标高。言简意赅，方向明确，分量很足，为理论批评的攀升提出了可以实际对标的行动纲领。

如上“三性”的阐发，可能均非第一次，但这么多的理论批评家共同出手，同时关注，就有了别一样的意义。因为有汇集，有聚焦，有团体攻势，就有了深化，有了新的能量。新年新论新气象，见人见事见作品。在笔者看来，专业性是基础，实践性是标志，超越性是目标。正是在过往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的积累和沉淀中，中国电影理论批评日趋走向成熟。

五、揭櫫和迎接“元宇宙”，谋划电影新的跨越发展

2021年被称作“元宇宙”元年，随着国内外各大科技公司纷纷布局和加码赛道，与“元宇宙”相关的一系列概念，诸如人工智能、区块链、VR、AR，以及计算机网络、人机融合智能等进一步引发全社会关注。电影理论批评界敏感地意识到，“元宇宙”是一个燃点，籍助虚拟时空间的集合，将对电影艺术的未来发展和产业建构产生深远影响，并当仁不让地将其纳入自己观照的范畴，而重点探讨的如下：

一是元宇宙与元电影。“元电影”的概念出炉已经有些年头了，虽然不绝于耳，但始终没有形成热点，本年度有了“元宇宙”的加持，又重新活泛起来。在论家看来，“元电影”是指关于电影的电影，包括所有以电影为内容、关涉电影的电影，以及在文本中直接引用、借鉴、指涉各种电影文本或者反射电影自身制作过程的电影都在元电影之列。也就是说，元电影将电影自身作为对象，“标示了一个内指性的、本体意识的、自我认识与自我反射的电影世界，包含着对电影艺术自身形式和构成规则的审视。”更有论家进一步指出， “思考‘电影还能怎么样’或许比追问‘电影是什么’更能贴近元电影的精神内核。”而“元宇宙”则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在这个全球互联的信息空间中，真实与虚拟之间不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差异，新形式的人机交互将对几乎所有的生活问题产生巨大而普遍的影响”。它一方面基于人机社会交互所产生的大量数据，以及人工智能与各种算法；另一方面，形塑人机智能融合的新型网络社会，进而成为超越现实世界的、更高维度的新型世界。元宇宙这个“想象共同体”将不仅是现实宇宙在互联网上的拟真再现，也可以融合现实和虚拟，甚至可以超越数字疆界，达成现实宇宙与虚拟宇宙互动合一。

籍此我们明了：虽然都以“元”字当头，但两者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如果说，“元电影”主要是“内卷”的，是“就电影论电影”，更多是“技艺性”的；那么“元宇宙”主要是“外向”的，是“跳出影像看影像”，更多是“全景性”的。但殊途同归的是，这些新思想、新概念的萌生，带来了新的视野和新的创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超越性，对于电影艺术未来的发展功莫大焉。

二是元宇宙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喻国明、耿晓梦认为，支撑元宇宙的有六大支柱，包括区块链技术、交互技术、电子游戏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智能网络技术、物联网技术。它不是某一项或是某几项技术的简单相加，而是从互联网发展终极形态的意义上，定义了今天技术迭代和产业的发展方向。王超在“拿来”的基础上提出，元宇宙将可能是内容的下一代载体，彻底把“观看”变成“参与”，用户在体验内容的同时也将创造内容。电影行业应当持续关注元宇宙发展趋势，充分预判影视内容未来在产品形态、数据资产、场景元素、社交媒介、交感作用等方面的潜质，整体规划、系统布局内容创作，建立分享平台，服务用户创作。董未名则结合具体创作提出，电影可以集中展示元宇宙中某个世界的某个精华内容，吸引用户前往虚拟世界空间游玩，还可以作为场景交互的元素，结合VR/AR/MR技术重新设计现实场景，为内容和形式创作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孙承建则认为，借助元宇宙观念和技术，无论是运动捕捉，还是三维生成；无论是物数据化，还是数据物化，运动影像的成像方式，都可以通过数字构成的数据流所建构。这也就意味着，元宇宙将改变影像艺术的形态和面貌。实际上，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内容的载体和叙事艺术已经在不断融合革新，用户在追求更实时、更沉浸、可触及、可互动的高质量内容，适时此刻，“元宇宙”的骤然而起将成为一贴催化剂。可以预计，未来的几年将是元宇宙加快发力的年份，苹果、Oculus、索尼均宣称将发布新一代产品，影像作为承接点和对接口呢？看来还得加大研发步伐。

三是元宇宙的走向与前瞻。自然，论家们对于“元宇宙”生态和趋向是颇为清醒的。王超指出，元宇宙实现体验的变革主要通过三个层面：一是硬件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二是以区块链为基础的人的虚拟数字身份；三是支撑元宇宙运行的价值系统。由此给电影带来四大功能：1.内容高质量、多元化、可拓展；2.作为数字资产；3.作为场景交互的元素；4.作为连接用户的纽带。他冷静地提出，元宇宙的成熟可能还需要五年以上的时间，当下还需重点推进：一是保障内容知识产权，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全过程版权。二是推动用户主动创作、协作，在硬件设备升级的同时推动用户更亲密地融合。三是建设线上内容生产平台，直接参与游戏和其他内容的创作。喻国明、耿晓梦表示了同样的看法：元宇宙作为生态级、系统性的技术创新总和，还需要在多个技术向度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现在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元宇宙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它为人类打开了通向感知和新型活动领域的大门，“虽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面对已逐渐显现的未来媒介化社会蓝图，必须提前布局”。张鹤炀则更进一步，认为交互技术、游戏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与电影关联最为密切，要着重从电影的生产观看方式、场景塑造、交互背景下基础程序驱动等角度来寻找元宇宙技术下未来电影的意义地图，实现电影在人与外部环境交互过程中的构建。同样或者更值得重视的是，徐建华从反向提出：在沉浸于元宇宙带来机会的同时，也要意识到某些危机，意识到元宇宙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比如对人的身体、精神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姜宇辉则具体提出，谨防对“元宇宙”的“连续性迷执”和“游戏化迷执”。鉴于过往学界有过理念认识“一边倒”的不少教训，这种未雨绸缪的告诫，尤为值得珍视。

结语

总体说，本年度的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年代感强、实践性足、感悟性高、赓续性大，既有回溯历史的经验总结，也有面向现实的深沉思考，还有针对未来的追索绸缪，是研究成果收获满满的一个年份。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前瞻性、有创意，具有引领性、全局性、根本性意义和价值的成果依然偏少，需要在新的一年作出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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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该文为网络首发。参见喻国明，耿晓梦.何以“元宇宙”：媒介化社会的未来生态图景[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3（3）.

53同28.

54参见董未名的第39期影视大讲堂。

55参见孙承建的第39期影视大讲堂。

56同28.

57同29.

58参见张鹤炀的第39期影视大讲堂。

59参见徐建华的第39期影视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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