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洪瀑

（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00）

一、瓦窑堡会议前党建政策的演变

关于党成立前期的党员数量，有几个重要的节点，即中共一大后党成立初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前后、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从注重党员数量的扩张到质量的提升，党员构成结构的成分出现变化，党建政策演变对入党条件的标准也开始变化。党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进行自身建设和自我革命，一步步发展为具有战斗力和凝聚力的政党。

（一）党员数量发展情况

1921年党的一大之后，全国党员有50 多名，到三大召开时增加到420 人，但总体来讲，党员人数的增加是缓慢的，这一时期中共党员发展呈现出高质量、低数量的特点。

然而，在中共三大之后，中共党员发展缓慢，受到国共合作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这个过程中忽视了自身的发展。在党的四大之前，仅发展了100 多名党员。1925年，党的四大召开，强调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提出“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多应该直接加入本党”，简化了入党程序。这一时期党员数量剧增，几个月后便发展到了一万余人。

到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五大召开时，全党人数已达57967 人。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随着“清党”等一系列活动，党员数量剧减，仅有一万余人。到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全国党员数量增加至12 万余人。

（二）党员成分结构变化

全国50 多名党员中，工人并不是主要成分，仅有5 人，知识分子相对较多。这与中共一大的党章规定相符合。在党的三大召开时，420 名党员中，工人党员164 名，占39%，党员结构成分占比主体为工人阶级，这一现象表现出党成立初期对入党的标准十分严格，极为慎重，注重工人阶级的成分构成，这也是考虑党员先进性的体现。

直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党员人数稳步增长至5 万多人时，党内工人的数量达到50%以上，农民的数量占比18%以上。由此可见，从党成立到此时期，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要成分的政党。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党内成分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与党对革命道路的探索有关。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农村为中心的道路，呼吁更便捷地把更多的农民纳入党内。据统计，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时，“在全部4 万多人的党员中，农民党员就占到76%，而工人党员所占比例下降到10%”。

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和党员队伍的扩大，农民党员数量不断增加，各种小农思想、非无产阶级思想进入党内，出现了一系列思想上、组织上的问题，也牵扯到如何坚持无产阶级队伍性质的问题。因此，在之后的时期里，党也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索，党建政策也随之发生改变。

（三）党建政策的发展——从着重党员数量的增加到重视“成分”结构

中国共产党对入党人员及党员的要求一向很严格，可以追溯到中共一大党章所规定的“凡接受我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忠于党，不分性别、国籍，经过一名党员介绍均可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党之前必须断绝同反对我党党纲之任何党派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在党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入党人员的要求，暂未提及成分问题，没有区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不同的阶级，着重于对党忠诚、严格谨慎的品格考察，换言之就是对纯洁性的要求。

中共二大之后，党内工作由陈独秀主管，他秉持着“宁缺毋滥、慎重发展”的原则，对发展党员的要求较为严格，党员数量也因此发展缓慢。中共三大之后，国共开展第一次合作，党在这一时期忽视了领导权的问题，对自身的发展没有足够的重视，“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主”。1925年，随着中共四大的召开，入党政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强调简化入党程序，尤其是对阶级觉悟高的积极人员。这也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党员大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凡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及党章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共产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且经常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对入党资格进一步明确规定，此外，在会上也强调要争取工人的大多数。这是“从着重党员数量的增加到重视‘成分’结构”的鲜明体现。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渐走向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随着大量农民入党，毛泽东提出了思想建党，把农民思想无产阶级化，这对之后很长一段时期的党建政策都起到了重要影响。

二、瓦窑堡会议关于党建理论的重要发展

瓦窑堡会议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急剧上升。面对新形势、新情况，中国共产党积极制定新的、适时的路线方针政策，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的问题，党建理论也在这样的方针政策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把更多的积极分子纳入党内，切实巩固和发展了自身的力量。

（一）瓦窑堡会议时期党员数量的变化

1931年，日本在东北蓄意发动了侵华战争，局部抗战开始。这一时期，全国党员有12 万名左右。随着党对工人阶级成分重要性认识的提升，党内推行扩大党员队伍的政策，提出“每人每月至少要介绍一名工人入党”“要把党员数量的增加和吸收工人入党、建立产业支部作为工作成绩的主要标准之一”。到1934年，全党人数达到30 万人。

在1931—1937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五次“围剿”，经历了王明领导下的“左”倾错误方针的冒险主义，还包括湘江战役等。据统计，到1937年，全国党员数量锐减到8 万人。在此期间，也就是1935年，瓦窑堡会议召开，自遵义会议之后，党在确立组织路线、军事路线之后又确立了政治路线。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立之后，党对入党政策采取放开的态度，不再注重阶级出身，而是把更多的积极人士、有利于革命发展的人纳入党内。党建政策调整的实效作用体现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中华苏维埃的成立、瓦窑堡会议的召开，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全国的党员人数达到121 万人。

（二）瓦窑堡会议时期党员成分结构分析

在瓦窑堡会议前，追溯到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后，进一步向农民尤其是中农以及知识分子中的积极人士敞开了入党的“大门”。可以说，这一时期，党组织的力量稳步加强和提升，不论是对党员数量还是党员质量都有明显重视。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农民党员仍居于多数，据统计，1929年工人党员降为7%，1930年7月又降为5.5%，1930年9月又下降为1.6%。1935年前后，抗日战争时期，党员的构成成分主要为农民和军人。总体来说，该时期党内小农意识较为严重，对无产阶级的先进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也认识到了这样的情况，强调党员的数量和质量要相协调、同步提升，着重从工人当中吸收党员，但一度陷入“唯成分论”，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致力于领导层级工人化等，并不切合中国实际。这种状况一直到瓦窑堡会议召开之后才有所改善。

（三）瓦窑堡会议时期党组织状况

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之后，党在解决了三大路线问题之后，致力于组织规模的扩大建设，1936年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提出，“为了完成共产党在伟大的历史时期所肩负的神圣任务，必须要扩大和巩固党的组织”。在苏区和白区，党开始着手于党组织的建设与恢复，不久就完成了河南工委、山东省委、山西省委的重建。

此外，党的组织系统也趋于稳定，从中共早期的中央到区到地方再到支部，演变为省委的创制，军委、前委的设置，虽然后来在各系统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但总体来说，党的组织系统升级、实效性提升，在复杂的革命斗争形势之中组织领导系统转变，事实上都是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的政策调整，有效发挥了组织架构的功能。

党组织中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就是遵义会议所确定的组织路线，改变了中央领导和军事领导，也彰显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路线的转变开始于遵义会议，进一步落实于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及反对“关门主义”、“左”倾的冒险主义。

（四）瓦窑堡会议后入党政策的变化——吸纳一切先进分子到党组织中来

1935年，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提出统一战线的同时，也出台了新的党建政策，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该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组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党在各方面的工作。”这说明，自此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真正打破“唯成分论”，把更多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等先进人士、积极分子纳入党内，“我们的任务是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

虽然更多的非无产阶级人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增加，但这并没有影响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此外，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要同“关门主义”做斗争，把入党标准确立为是否为党和党的主张而坚决奋斗，不再着重讲究阶级成分；扩大和放宽入党条件，把心向共产党的人士吸收到党内来，且注重保持自身的无产阶级性、先进性，这正是瓦窑堡会议决议的精神所在——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而是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的先锋队地位。

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以及新的党建理论政策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各地方、各根据地都按照决议精神调整了入党政策和入党标准。随着群众运动的开展，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吸收积极分子，对新加入成员不苛求也不拘泥，认为凡是符合决议精神和标准的人士都是党所需要的。

随着抗日战争时期战势的不断演化，1938年，《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

在这个过程中，党只把成分作为标准的一部分而不是看作唯一标准，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党员成分的问题。抗日战争末期的党员人数大量提升至120 万，便是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有效性的体现。

三、结语

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不断发展，从建党前的筹备到建党初期的艰难摸索，再到之后各个时期的政策发展，关于党员的标准也随时势而变化，尤其以瓦窑堡会议决议为转折，该会议起奠基性作用。从建党初期注重质量而忽视数量的发展和组织壮大的情况，到之后不合实际的“唯成分论”，经历了五次“反围剿”等，可谓是一波三折，直到决议精神出台，才峰回路转，党对入党标准的确定才具有了相当的科学性，协调统筹了党员质量和数量问题——吸纳一切先进分子到党组织中来，纠正了“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

面对庞大数量的党员入党，党为保障党员质量，严格入党手续、加强党员教育，这样的党建政策的新发展，为党组织的稳步扩大与发展、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此后的入党政策制定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引领作用。

党员标准的演变实际上也是党不断自我革命、自我纠正，探寻自身发展正确道路的过程。面对国内形势特殊、人员成分复杂、自身实力亟待加强的情形，党从实际出发，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矛盾精髓，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出台合乎形势和实际的文件、执行科学有效的政策，取得了一系列党建、党员纳入等方面的成果。

总体来说，瓦窑堡会议决议确实是党建政策的一个突破性发展，中国共产党据此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保持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不但增加了党内党员数量，还对其纯洁性等严加管控以保证党员的质量，做好了两方面的兼顾。回顾党的百年建设史，不得不说，此次会议决议精神在党建历史上，尤其是党员入党标准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富有科学性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