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华英 李朝定

一、问题的提出

易地扶贫搬迁使得大部分搬迁户能够利用搬迁的福利并整合资源，优化配置家庭劳动力，实现搬迁后的生计可持续。农户的生计是否可持续受生计分工的影响。搬迁后农户采取何种生计分工应对安置地的发展困境？搬迁户如何建构生计抗逆力？农户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计决策和分工，探讨搬迁户的抗逆行为模式需从微观层面分析其家庭成员的生计策略选择。

学术界对搬迁户的生计策略进行了充分探讨，形成多种分析。其一，空间分析。空间分析认为，农户搬迁后面临空间解构和空间重构①，由于农业半径扩大、非农就业弱势和社区参与度降低等原因，农户的生计空间改善不足。②提高生产技能以适应生计空间产业化生产，能增强农户对陌生社区的空间适应。③其二，能力分析。有学者认为，搬迁户根据生计能力选择适宜的生计策略，他们进行短距离摆动、长距离摆动、混合式摆动，建立起生存型抗逆力、发展型抗逆力和健康型抗逆力。④其三，恢复力分析。相关研究认为，搬迁户的普遍恢复力和特定恢复力低于本地居民，他们的生计重构过程容易引发生计断裂。农户采取多样化生计方式能降低风险。⑤与此同时，生计多样化对生计可持续的促进作用具有情境性。当农户资源禀赋较高、生计能力较强时，非农生产或农业等传统生产的专业化型生计策略比多元化型（或补贴依赖型）生计策略更具有可持续性。⑥当农户资源禀赋差、生计能力较弱时，多元化型生计策略更能规避风险。⑦其四，过程分析。有学者认为，易地扶贫搬迁使农户在新环境中面临更多的冲击和风险。为形成良好的生计输出，农户不放弃农业生产活动。⑧随着搬迁时间的推移，农户逐渐减少农业生产活动、增加外出务工和非农自营活动。⑨其五，综合分析。有学者综合多方面因素，认为搬迁户的生计转型受到生计资本、心理阻碍、产业发展瓶颈等因素的制约。搬迁户基于市场、政策结构和生计资源的综合考量，结合自身劳动力状况进行生计安排，逐渐从纯农业型生计转向农业兼业型或非农为主型生计。⑩在搬迁户生计转型的过程中，政策支持、农用土地资源、农业生产资料、邻里关系和参与村庄事务决策促进搬迁户的农业生产；劳动力数量、劳动力人力资本和就近区域就业则促进搬迁户的非农生产。

综上所述，搬迁后农户在新的生计空间中，面临农业生产困难、非农就业适应不良、消费上升等诸多不利情况。生计方式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抗逆行为模式，即生计抗逆模式。它是农户面对生存不利的环境，为避免损害、从中获得生存和发展而采取的谋生手段。学术界对搬迁户的生计研究强调了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非农化、多样化特点，注意到农户生计行为的动态性、变化性和差异性，承认生计方式与抗逆行为之间的联系，探讨了农户生计资本、生计能力与生计多样化之间的关系，指出生计多样化对生计可持续的促进作用。但相关研究对生计多样化具体性的探讨有限，未能细致地呈现不同家庭成员的生计行为与家庭抗逆模式之间的关系，难以展现搬迁户生计模式的全貌。

广西B乡所属县地处偏远山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先后在我国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发展工作中被列入重点帮扶县。B乡下辖15个行政村，除3个乡中心村外，其余12个行政村距离B乡中心和县城皆较为遥远。其中，距离B乡中心10—16公里车程、24—28公里车程和33—40公里车程的各有4个村。村和镇之间道路崎岖陡峭，无公交车通行。村民往返于乡镇、县城和市区十分不便。2016年，当地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将居住在深山、石山等生存环境比较差、基本生存条件不足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搬迁安置。这些建档立卡贫困户根据自愿原则分别搬迁至距离B乡中心53公里的县域安置点（KD安置点）和242公里的城区安置点（SZXZ安置点）。搬迁后，农户结合家庭劳动力状况积极利用各种资源进行生计活动，较少返回迁出地。笔者运用滚雪球抽样法对KD安置点和SZXZ安置点的62户易地扶贫搬迁户进行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本文将联结搬迁户的生计方式与家庭分工，探讨搬迁户的生计特点和抗逆行为模式。

二、家庭生计分工与农户抗逆行为

分工理论起源于古典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探讨下，分工的定义、内容、意义和影响因素得到拓展。分工即劳动分工，是指生产活动中不同人为实现相同目标而完成不同工作任务。分工涉及不同人的关系和协作，是制度性、组织结构性的经济安排。它将原来由单个组织或个人从事的，包含不同职能的生产活动交由多个组织或个人来分类操作进行。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分工能提高劳动者工作技能的娴熟度、节约劳动时间、促进劳动器具的发明，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亚当·斯密强调分工效益，但对分工制约因素的讨论只局限于市场。继亚当·斯密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家分析了分工和专业化的影响因素，认为市场规模、收益与交易成本因素影响分工与专业化程度，并且分工水平和交易效益呈正相关关系。经济学探讨的分工约束力包含市场、效益、文化和结构性因素，但研究范围有限。涂尔干将分工置于经济学以外更为广阔的政治、科学、艺术、司法等领域中进行探讨，认为社会分工是客观普遍的社会事实。涂尔干强调分工的团结协作成分，认为分工是社会联结的纽带，将社会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能抑制个人功利、培养集体意识。

根据分工理论，农户借助服务经济优势，以家庭为单位分工生产，能增加经营性收益，促进家庭增收。学术界关于农户分工行为的理论解释有几种范式。其一，“生理—自然”分工范式。该范式认为，生理、生态环境等自然因素影响人们的分工行为。其二，“文化—结构”分工范式。根据该范式，家庭分工行为受到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决定性影响。其三，“压力—均衡”分工范式。该范式认为，货币压力和社会文化的均衡状态催生农户分工行为。其四，“效用—风险”分工范式（新经济劳动力转移理论）。支持该范式的学者认为，家庭基于收入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的综合考虑，根据家庭成员异质性进行生计分工，以追求家庭经济效益和整体福利最大化。该范式强调“风险转移”，即家庭为保证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决定让部分家庭成员通过外出务工来分散风险、增加收入。这些分工分析范式表明，农户作为理性人往往对经济效益、结构适应、风险规避、家庭需求、自身资源禀赋和风俗习惯进行综合考量，以家庭为单位，依据家庭成员的优势进行生计分工，合力实现家庭各项需求。

生计分工是农户主动抵抗脆弱性，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策略性选择。家庭是农户行为决策的核心。农户通过家庭成员生计分工能弹性地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促进家庭城市化和经济、社会功能的稳定发展。农户的家庭分工主要有代际分工和性别分工。代际分工表现为父代偏向从事农业生产，子代倾向非农业生产。性别分工是代际分工的深化，表现为第一代男性农民工壮年进城务工，老年返乡务农并照顾家庭；第一代农民工妻子留守乡村务农并照顾家庭，或跟随进城照顾家庭；第一代农民工成年子女进城务工并定居城市，未成年子女接受教育；第一代农民工年迈父母留守乡村养老，或跟随子女进城养老。由此，农户形成纯农业型、兼业偏农型、兼业偏非农型、纯非农型四种家庭生计模式等。

上述研究给予作者很多启示，但已有研究尚未呈现分工在代际间的特征。基于此，本文以分工为视角，以家庭为单位，对广西B乡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生计模式进行研究，发现搬迁户应对在地化生存困难的策略是三线式生计分工：农业生产线，即由迁出地家庭老人和亲戚进行农业生产，保障家庭基本生存；半工半农生产线，即由中年人往返于迁出地和迁入地进行半工半农生产，获取家庭安全保障；非农业生产线，即由青年人在迁入地或其他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谋求更高安全保障。农户这种凭借不同家庭成员的禀赋特征采取不同生计方式，合力降低脆弱性的抗逆行为模式有其情境性。

三、搬迁户选择“工农混合型”生计模式的情境

非农生产能够较好地促进家庭经济增长。但B乡搬迁户部分家庭成员却返回迁出地从事农业生产，形成“工农混合型”家庭生计模式。这是地方政策支持、农户对就业市场的适应以及农户家庭人力资源配置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地方政府支持搬迁户“工农混合型”生计方式

首先，当地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及其配套措施为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提供耕地资源和居住保障。2016年，当地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实施方案规定，搬迁户自主选择是否退出原有宅基地，不愿意退出原有宅基地的搬迁户可暂时保留原有住房，不做硬性退出要求。搬迁户退出宅基地不涉及原有承包土地，不改变原承包土地经营权。2020年，随着搬迁后续发展和搬迁任务的推进，当地加大搬迁户旧房拆除力度，提出易地扶贫搬迁差异化补偿办法，规定实施易地搬迁的农户根据合法自愿原则自主选择退出宅基地及地上附着建筑物的，给予拆迁补偿并拆除旧房、复垦还地。拆迁考虑搬迁户的实际利益，允许与亲属邻居共居共建或相邻距离未达拆迁标准的搬迁户连体旧房可不拆除。这对于连体房占比较多的搬迁户（如所调查的62户搬迁户中，有10户是未达拆迁标准的连体房搬迁户）来说，返回迁出地从事农业生产便有了住房保障。其次，政府多措并举帮助搬迁户就业。一方面，政府通过发展安置地产业，吸纳搬迁户家庭劳动力。例如，政府将NM林场的7000亩林地划拨给安置点，作为产业托管园、创业园、就业园项目用地；将GXNK茶场的250亩成果期芒果园作为2个“驻边安家”安置点后续产业基地，专门雇佣搬迁户的家庭劳动力。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扶贫车间、公益性岗位、劳务输出、安置点配套设施建设、小区商铺低价出租、协助自主创业等方式，确保有劳动能力的搬迁户实现1人以上就业。

问：农户搬迁至安置点后适应不良，生活困难怎么办？

Z村第一书记：我们也有考虑这个问题。在那里（安置地）没有工作做，就鼓励先回村里种植。村里没有统一流转他们的土地，搬出去了田地还在，可以回来种植，还可以住在原来的房子里。一开始是不会拆迁农户房屋的，不仅是连体房不能拆，自建房也要慢慢来。不然在那边混不下去，找不到饭吃，拆了房子回来种地就没有地方住，可能会更穷，就达不到帮扶目的了。该发的补助也要到位，新社区也要对他们进行就业培训、提供就业咨询和就业机会，让搬迁户家人尽快找到工作做。

村民：村里没有把我们的土地没收回去，田地不种白不种。而且刚搬出去的时候村里的房子也不会给拆掉，回来了也不怕没有地方睡。以前房子还在的时候我们回来会更多一些。现在房子被拆掉了，回来就相对少一些了，但是不能没有房子就不种地啊，在兄弟那里挤挤还是可以的。人家（政府）还给你一些农业补贴。像养殖，规模大一点的有些是可以申请的，种地也还会有一些农田补助。（SZXZ安置点HZN，20220218）

（二）搬迁户生存的权宜之计

“工农混合型”家庭生计模式是搬迁户在就业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下，基于自身能力的生计策略选择。当地经济主要依靠有色金属、水电和纺织业三个行业支撑。绝大多数企业为粗加工型的小企业。企业产品附加值不高，能吸纳的劳动力有限。近年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当地旅游景点、娱乐业（游乐场、电影院等）以及餐饮、服装、摄影等服务业经常停工停产，极大地制约了农户就业。

与此同时，搬迁户能力有限。2020年底，搬迁的2315户（9465人）中，含建档立卡贫困户2278户（9321人），贫困户占搬迁户比例98%以上。这些农户缺乏非农技能和经验，自我发展能力弱，抗逆基础差。搬迁后，衣食住行标准、教育投资和医疗消费等上升，农户家庭支出增大。为满足生活需求，搬迁户没有放弃农业生产，他们农忙时返回迁出地种植农业，农闲时再返至迁入地务工。大多数搬迁户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因而在选择安置点时他们一般选择搬迁至距离迁出地较近的县域安置点。我们所调查的62户搬迁户中，搬迁至县域安置点和城区安置点的分别是47户、15户。为了避免陷入生存困境，不论搬迁后安置地距离迁出地多远，农户均没有放弃农业生产。

以前在村里都是打泉水，用公厕旱厕，烧柴做饭。泉水不用钱，柴火也不用钱。家家都有山林随便去拾些干柴就得了。现在用自来水、用电、用气。方便是方便了，但是就是消费高。水电费每月涨了两百多，吃饭也涨五六百。看病要去大医院，没有村里医生（赤脚医生）和村卫生所便宜了。小孩读书也比在村里那时每年要多两三千。单单靠种地养不起小孩读书，需要找点其他事做。但是这边工作也不好找，工厂少，那些工资高一点的矿产、铝业我们没有技术是进不去的。餐馆、商店卖衣服倒是可以，拿些青菜水果摆摊也可以，但收入不多，也不安稳，还是要回去种些生姜、八角补贴补贴家用。（KD安置点HZD，20220118）

（三）搬迁户家庭资源配置

土地是农户重要的生计资源。拥有承包土地使用权的搬迁户能够根据市场、结构、自身资源的综合情况，做出更有利于生存发展的生计安排。由于土地可及，B乡易地扶贫搬迁户根据家庭成员优势进行分工，将家庭闲置劳动力转向农业生产，合力促进家庭生计发展。如表1所示，根据62户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调查研究发现，不论家庭人口数以及家庭耕地、林地面积有多少，搬迁户均采取“工农混合型”家庭生产模式。一般情况下，搬迁后农户逐步拓展非农业生产，家庭生计方式由搬迁前的纯农业生产转向“务农为主，务工为辅”，或由“务农为主、务工为辅”转向“务工为主、务农为辅”。农业生产则从种养结合转向种植或养殖，且以种植居多。务工是搬迁户最重要的生计方式，务工收入是搬迁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务农是搬迁户的基本生计方式，务农收入是搬迁户家庭收入的重要部分。在劳动力配置上，搬迁户家庭中较为年轻、文化水平较高的成员承担非农业生产。随着读书子女陆续毕业，从事务工的家庭成员增多，搬迁户中较为老年或文化程度比较低、非农经验缺乏的成员承担农业生产。随着中年人的变老，从事务农的家庭成员增多。

表1 搬迁户土地、人力与生产安排（单位：户、人）

四、搬迁户的“三线式”生计分工模式

作为具有强烈家庭责任感的行为主体，搬迁户为满足家庭长远发展需求，利用各类资源和机遇积极做出生计安排。我们调研的62户搬迁户于2017至2020年迁入安置地，其中2018年迁入的比例达74.2%。搬迁三年来，农户坚持工农混合型生产，并根据家庭劳动力状况构建三线式生计分工模式。

（一）农业线：家庭老人从事农业生产，保障基本生存

老人从事农业生产是小农经济对现代农业体系的适应结果。在B乡，村庄较为偏远。村内道路、交通设施落后，土地流转和农业产业化发展困难。加上缺乏合作组织的生产指导和定向收购农产品，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经济保障性很低。易地扶贫搬迁户的家庭老人是推动农业生产、保障家庭基本生存的重要成员。这些老人因浓厚的农村情结通常不随迁至安置点，他们和搬迁户主的兄弟姐妹生活在迁出地，成为搬迁户的留守老人。老人们年龄通常60岁以上，有一定劳动能力，能通过农业生产自给自足，实现自我价值。农户搬迁后没有撂荒耕地和林地，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家庭老人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和推动。实际上，除了三代同堂的直系血亲老人外，迁出地其他家族老人和旁系血亲也在情感、经济活动上给予搬迁户以支持。因此，本文所谓搬迁户的“家庭老人”是指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给予其帮助的迁出地直系血亲、旁系血亲、夫妻双方近姻亲家族中的老人。

这里到县城几十公里都是山路，没有公车，去一趟要自己开摩托、三轮车，不然就坐大巴，大巴可不是时时有的。搬出去的人回来（迁出地）一趟不容易，如果这里没有老人和亲戚帮忙打点农作物，他们（搬迁户）做起农业来就很困难。幸好这边还有亲人在，就算家里老头老太做不了重的活，亲戚也能帮上一点，剩下那些不费力的细活老头老太也就可以做了。像开闸闭闸放水、修剪枝丫这些小活儿对种茶树很重要。缺了这些它们就长不好了，老头们就可以搞。要他们（年轻人）三天两头回来搞这些就不现实，会耽误那边（迁入地）很多时间和工作，还要花很多路费，不划算，农业种植就搞不成。”（G村支书，20220214）

随着家庭老人劳动能力变化，农户不断调整农业生产的规模和内容，以实现基本生存需求，增加收入。搬迁前，农户充分利用家庭耕地、林地进行农业生产。搬迁后，由于家庭年轻劳动力从农业中挣脱，农户根据家庭老人所能从事的灌溉、施肥、撒药、修剪枝叶的工作量来安排农业生产。在B乡，旱地种植玉米、甘蔗和生姜，水田种植稻谷，林地种植八角、茶叶、沃柑和橘子。耕地（旱地和水田）种植的农作物需要精细料理。家庭耕地面积比较少、老人较为健壮或村里亲戚能帮得上较多忙的搬迁户通常种植全部承包耕地。家庭耕地面积多、老人体力较弱的搬迁户往往只选种其中相对比较肥沃、交通便利的部分耕地，其余的交由亲戚无偿种植。林地所种植的经济作物可以粗放料理，搬迁户一般种植全部承包林地。

他们有爷爷奶奶在村里，两个老人又比较能干的，就能回来把地全部种完再走，后面叫老人看管着这些作物就得了。我们家老头年纪大行动不方便，不能给玉米上肥了，平时播种完了就让他们得空去溜达一圈，看看是不是长虫了、缺水了、要剪枝了，然后通知我们回去做。（我们）回去也不能待太久，要回来这边开工，那就适当种一些得了，其他做不来的土地就留给亲戚种。（KD安置点HZN，20220216）

（二）半工半农线：家庭中年人进行半工半农生产，获取安全保障

劳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积累的掐尖式用工使得市场就业不稳定，增加了农民工的就业竞争。在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钟摆式流动”进行半工半农生产是农户应对搬迁后发展困境的策略性选择。40—60岁左右的家庭中年劳动力是半工半农任务的主要实践者。他们的“农”是迁出地农业生产的主导力量，“工”是迁入地非农就业的积极尝试。

1.前往迁出地：强化农业，预防生存风险。迁出地的留守老人和亲戚对搬迁户农业生产的帮助是有限的，需要家庭其他劳动力对农业生产进行补充。一方面，健康和一定的体力是老人替代务工子女从事农业生产的前提。老龄所致的亚健康和弱体力并不足以支持留守老人独自完成家庭农业生产。另一方面，老一辈农民基于多子多福思想往往生育多个子女，老年后由多个子女共同抚养，老人也需将时间和精力分配到各个赡养子女家庭，因而对搬迁户家庭的照顾有限。而搬迁户青年子女一般是没有独立农业生产经验、偏好非农就业的90后，他们难以胜任农业生产。当地亲戚由于自家农事繁忙，他们对搬迁户农业生产的帮助只能是尽一些力所能及的绵薄之力。如帮忙开闭灌溉渠道、探望作物生产势态、喷洒农药等。春耕、播种、作物修枝剪叶、收获和产品销售这些关键环节仍需搬迁户返回迁出地打理。搬迁户主或配偶因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有丰富的经验和较强的体力，最能胜任农业生产。

村里的地是要种的，种不了全部也要种一部分。种地指望不了年轻人了，他们常年在外工作几乎回不来帮忙的，回来了也不会自己做，跟着去做得一点，还不如在城里好好赚钱。这个还是要我们这种年纪的来干，老人也只能帮衬帮衬，我们不回来这地是种不好的。（KD安置点HYD，20220217）

务农是搬迁户预防非农就业失败的风险规避策略性选择。搬迁后虽然当地对农户进行就业培训和就业帮扶，但由于地方就业市场劳动力供过于求以及搬迁户劳动力接受能力有限，这种帮助十分有限。通常只有家庭就业能力较强的1—2个劳动力实现就业。家庭中老年人因非农技能和经验不足，往往在迁入地从事一些门槛低、收入低的零工，如扫地工、搬运工、流动摊贩、居家女工等。这些零工时有时无，工作不稳定，中老年人便有了更多闲暇时间可以回去种植农业。尤其是2020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多工厂、企业、商场和服务业经常停工停产，社区也被封控、管控。搬迁户家庭劳动力就业受到很大影响，依靠中老年人的农业生产便成为家庭免受饥饿的最后一道防线。

我家20几亩林地种了八角，旱地种一些玉米，水田再种一块稻谷，还有一些旱地和水田就给亲戚种了。稻谷和玉米种了自己也要吃的，八角自家用不了多少，主要是卖了赚钱。平时回来就顺便捎一袋大米回去吃，懒得回来就把他们卖了换钱，再到城里买来吃，价钱也高不了多少。去年家里种地收入也有四千多。如果什么都不种，全部靠买来吃，缺口就大了，要是再找不到零工做，那就什么都没得吃的了。（SZXZ安置点LSY，20220220）。

2.返回迁入地：尝试非农，获取安全保障。非农就业是搬迁户增量金融资本，获取家庭更高安全保障的主要途径。虽然很多搬迁户的耕地面积有2、30亩，但耕地多分布在深山。这些耕地旮旯、贫瘠、碎片化，经济效益不高。搬迁至安置地后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家庭生活支出增大。随着后续帮扶的开展和考核推进，搬迁户相继被宣布脱贫并退出建档立卡贫困户，其所获贫困补助也随贫困等级的下调而降低或被取消。尽管当地政府通过公益岗位提供、组织劳务输出等形式帮助农户家庭劳动力就业，但搬迁户中老年人出于照顾家庭、语言沟通障碍、外出不适应等原因，通常不参与外地劳务输出，而是选择留在安置地打零工。即使非农就业不稳定，中年老人也不放弃打工，他们坚持农忙回村种植农业，农闲返回安置地打工的半工半农生产模式。

农忙就要回去的（迁出地），红白喜事和集体活动也要回去，只是回去的时间比较短。那里长时间没人住，烧火煮饭不方便，办完事情就回来了。大部分时间就是呆在这里（安置地）了，在这边找点事情做，多少可以赚些钱。我婆娘就是跟他们（老板）拿一些绣花回家做缝，缝一个就得五毛钱，一天能缝60来个也就得30元了。老板有料的时候能和我在摊子上卖水果赚的一样多。这样，等到我们染着小痛小病要去医院拿药的时候，才能自己给得了（付得起）。（搬迁户PYM，20220218）

（三）非农线：家庭成年子女从事非农业生产，争取更高安全保障

随着大数据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农民工子女由于较强的新事物接受能力，比父辈更能适应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劳动就业需求。搬迁户成年子女毕业后基于经济理性从事非农生产，能稳定家庭经济来源，争取家庭更高安全保障。

1.坚持非农生产，稳定家庭经济。搬迁户青年子女有改变家庭贫困的责任心。也许是目睹和经历了父母在偏远山区农务的辛苦，知道当前情境下务农致富的困难，他们不愿意回家从事农业生产。他们试图凭借年龄、健康、知识、经验等自身禀赋以及社会网络资源的帮助，在大城市寻找相对稳定且收入较高的非农工作。我们调研的62户搬迁户的青年子女年龄在16—35岁之间，共76人。其中，正在接受教育的有44人（初中8人、高中13人、大学23人），毕业参加工作的有32人（2人高中学历，通过亲友介绍在事业单位上班；其余30人通过自己努力进入公司就业）。这些搬迁户青年子女表示，想在一、二线城市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赚钱养家，老年之后再回乡生活。成年子女的就业收入是搬迁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毕业后想去上海或广东打工。躺平是不可能的，赚钱还学费贷款才是真的。嫁土豪或娶富婆也是不可能的，门不当户不对，还要看人脸色吃饭，受不了这个气。那几年就好好赚钱养家、回报父母就好了。（搬迁户HCRW，20220225）

工作是一定要做的，除非干得实在很不爽了，那就尽快找下一家，有更好的就换。不能很久没有工作做，不然自己生活的衣食住行都支付不起，更别说养家了。小时候爹妈养的，长大就要赚钱养爹妈，不能拼爹那就拼工作。（搬迁户PDW，20220225）

2.补给非农机会，争取更高安全保障。搬迁户青年子女既是家庭非农就业的主要实践者，也是家庭非农社会关系的主要修缮者。易地扶贫搬迁引发搬迁户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关系空间的解构、断裂和重构。安置地社区关系网络营造是搬迁户关系空间再造的重要方面。由于工作繁忙，日常劳作的青年子女未必是安置社区人格化交往和关系网络建立的发动者。但由于丰富的求职经历与长期的非农就业圈人际互动，他们能够建立一定的业缘关系。这种业缘关系具有正式性、契约性、非人格化和专门化的特点，使得搬迁户青年子女的城市社会关系更加理性化、利益化，所形成的互助关系具有较高的经济互助性。另外，由于长期的城市学习和生活经历，青年子女建立起的非正式人际关系拓展了搬迁户家庭社会关系网络。这些城市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能够给搬迁户青年子女自身及其家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家庭非农就业的稳定，保障家庭经济安全。

他们（父母）想在那边（安置地）生活，偶尔回去种种地，再回来做点兼职。如果他们愿意来我们这边（大城市）也是可以找工作给他们的。像扫地工、洗碗工这些还是比较容易找得到的。这边的亲戚朋友有门路的也会帮忙介绍，工资不会比那边低，但是他们不太想过来。他们就说村里还有老人和亲戚，人情琐事还要回去的。（搬迁户PGY，20220225）

五、结语

易地扶贫搬迁给农户的生计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搬迁户以家庭为单位，采取多样化生计方式增加收入。在就业市场不稳定、内生发展能力弱以及地方政策支持的情境下，工农混合型生计模式对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有促进作用。以分工为视角，对广西B乡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进行研究，发现农户根据不同家庭成员的禀赋进行生计安排，形成三线式生计分工模式。其一，农业生产线——体力弱、无非农技能和经验的年迈老人或家族亲戚在迁出地推动农业生产；其二，半工半农生产线——体力较强、健康状态较好的中年老人往返于迁出地和迁入地实行半工半农生产；其三，非农生产线——文化水平较高、非农技能较强、就业经验较为丰富的青年子女在城市从事非农就业。“三线式”工农混合型生计分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由于农业老人的身体变化和劳动能力制约，迁出地的农业推动力不稳定，三线式生计模式很可能向“半工半农生产—非农生产”或“农业生产—非农生产”双线式生计模式转变。激发村庄共同体关系的合作与推动，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和农产品销售链，发展农业产业，帮助农户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的生产模式，能够提高搬迁户的生计可持续发展水平，促进乡村振兴。

注释：

①史诗悦：《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空间生产、置换与社会整合——基于宁夏固原团结村的田野调查》，《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②王伟军、赵雪雁、李花：《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山区农户生计空间的影响机理——以陇南山区为例》，《经济地理》2022年第5期。

③丁波：《新主体陌生人社区：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空间重构》，《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1期。

④魏爱春、李雪萍：《类型比较与抗逆力建设的内部差异性研究——以渝东M镇105户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为例》，《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⑤李聪、高梦、李树茁等：《农户生计恢复力对多维贫困的影响——来自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的证据》，《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年第7期。

⑥黎洁：《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与适应力感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9期。

⑦焦娜、郭其友：《农户生计策略识别及其动态转型》，《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⑧黎洁、孙晶晶：《生计分化、权益保障认知与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农地处置意愿研究——以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农户为例》，《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1年第10期。

⑨王君涵、王文、冷淦潇等：《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8省16县的3期微观数据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年第10期。

⑩段小红、魏瑞兄、王明珠：《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模式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六盘山区两县的调研》，《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