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立

(大连大学 语言文学研究所，辽宁 大连 116622)

耿瑛先生从故事题材与地域文化联系的视角，注意到隋唐故事之于辽宁地域的关系：“明代的词话，为说唱相间的形式。其中长篇书目《大唐秦王词话》是写隋末唐初秦王李世民的传奇故事，清代子弟书书中的《望儿楼》等故事源于此书。评书《大隋唐》与鼓书《响马传》也吸收了此书的许多情节。”这提醒我们子弟书题材亦有近源，未必直承唐代故事。子弟书《送枕头》是以女性作为相思情爱主动者形象的作品，写薛丁山求救兵下寒江，女将樊梨花爱慕薛丁山，“心似醉”地主动“携枕头至薛丁山处相会”。从历史真实角度，唐代是否真有樊梨花，乾嘉学风留下的考证癖，也触发了对樊梨花实有其人的质疑：“俗传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仁贵信有其人，丁山则未之闻也……樊梨花为薛丁山妻，既无丁山，安有梨花？然今四川松潘厅界，有樊梨花墓，则又奇矣！”这其实也是对于历史演义“虚实相间”中许多人物的质疑，不足为怪，因而钱静方先生又接着引王先谦《姽婳封传奇》序的看法：“蜀国搜奇，樊梨花不妨有墓；秦州览古，王宝钏未必无窑。似真有其人者。”

一、樊梨花形象的流传及其研究概况

子弟书对于樊梨花形象及其故事进行了改编，定名为《樊金定骂城》，名字有所变化，“金定”当取自戏曲《薛仁贵跨海征东白袍记》中有情有义、相思情深的薛仁贵妻“柳金定”，后续的《金貂记》等沿用之，而姓氏则改为“樊”，应与樊梨花故事影响之大有关。而子弟书的故事情节也进行了适当约减。

一般认为，樊梨花形象最早出现在清代乾隆年间，即《异说后唐传三集薛丁山征西樊梨花全传》。如莲居士序居首，与乾隆元年(1736年)《说唐演义全传》为同一作序者。小说又名《征西全传》《仁贵征西说唐三传》《说唐征西传》，其惯以程式化方式叙述斗勇斗法场面这一点，已有明清小说研究专家指出，只有笔触落到薛丁山与樊梨花婚姻纠葛时“才稍稍摆脱程式的拘缚，透出个性化的灵气来。小说津津乐道的是阵前招亲之类的情节，而对于封建伦理的原则却不甚理会”。马背上定亲的樊梨花薛丁山以及丁山三休、又三请樊梨花，让读者品味出刺激性的快慰，在民间辗转传扬。清代子弟书中韩小窗《樊金定骂城》即由此取材。戏曲剧目如《马上缘》《三休樊梨花》(即《三请樊梨花》)等，也节选其中情节，并经久不衰。同样，西河大鼓郝艳霞所作《薛丁山征西》对樊梨花形象塑造的再度加工创作， 也颇具代表性。而随着时代不同，在对人物塑造上也显现出时人不同的艺旨归趣。历史演义中的女将形象及其性别意蕴、审美内涵，是一个饶有意趣的课题，林保淳教授曾在相关专著里辟专章讨论。

《说唐三传》第二十八回初提樊梨花，值乃父樊洪老将守关被困，想起她曾被黎山老母收走，八年中蒙授高超法术，获赠诛仙剑、打神鞭、混天棋盘、分身灵符、乾坤圈，五遁俱全，期待她有退敌“妙药”，樊梨花的幼从女仙师，仿佛聂隐娘之师从神尼。樊梨花本樊洪之女(哈迷国寒江关主)，她因拒婚父母许配的丑陋的杨藩，遵从“能知过去未来”的师父之“夫主”为薛丁山的告诫，阵上面见貌美的少年将军“心中十分之喜”而生爱慕，不惜与父兄发生严重冲突，投靠唐营，接替薛丁山为主帅。樊梨花的女将风采在杨藩眼中：“但见头戴金凤冠，雉尾高挑，面如西子，貌若昭君，有闭月羞花之貌，胜似月里嫦娥，身穿锁子黄金甲，外罩龙绣袍，足穿小缎靴，坐下腾云马，手执双刀。”樊梨花有移山倒海之法，撒豆成兵之术，攻城斗阵的本领。她三擒又三纵薛丁山，巾帼不让须眉。同时，对待所追求的爱情婚姻，她体现出非汉族女性的大胆执着。在《薛丁山征西》(《说唐三传》)这部讲史演义中，樊梨花作为女主角，的确是“书胆”一类人物。她的经历和故事自第十六回开始，成为全书主导，据统计，共涉及27个回目。樊梨花生长在武官世家，父亲较为专横，两个兄长自私而冷酷。为了向杨虎报恩，樊洪并未征得女儿同意，便把她许配给杨虎之子杨藩。杨藩貌丑性暴，梨花拒不从命，“梨花抗婚”成为樊梨花挑战命运的人生历练。她后来对薛家小将的擒擒纵纵，使男方三休三请，直到成为女元帅，都延续着坚韧不拔、忍辱负重的性格。

女性人物形象的倔强、自尊和自强，当为满族子弟书作者所看重、选择并改编弘扬的主要动因，带有满族的女性观、审美观与文化价值取向。不过，樊梨花作为闪亮登场的女性，毕竟与征西才俊搭配，才成为故事引人注目的“看点”，如王三庆教授指出的：“在过去的传统观念中，一位成功男人的背后，免不了都有一位伟大的女性登场，不是妈妈就是妻子，否则家之不齐，内圣也就无方；乾纲不振，外王更不用多谈了。因此，小说中叙述描写的社会所呈现的既是现实世界中的微型缩影，也是传统观念中理想社会的写照，其需要女性的搭档，必是一件极为迫切的事情。……这些小说的书写，隐然间都有一种以柔克刚的思维，然后阴阳一起调和在最高的境界中和寓存更高层次的内在哲理层次。”而樊梨花形象则显然最具有代表性。

樊梨花故事以其文化韵味在戏曲中多有传扬。据统计，有《马上缘》《送枕头》《三休樊梨花》《芦花河》《樊江关》等。而对于戏曲中的薛家将故事及其来源，一些研究或介绍了故事的史传来源，梳理了元明清到现当代戏曲中薛仁贵故事的演变；或以故事个案为中心，梳理樊梨花故事题材的戏曲演变流程，剖析其“尊女”倾向及“女英雄”“凰求凤”“美救英雄”模式的时代意义、“卫国”“爱家”的两难处境等，均可证该作丰富的性别文化内涵。

本控制系统采用西门子的PLC。西门子PLC在冶金、化工、印刷生产线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SIMATIC S7- 1200作为其中的一款紧凑型、模块化的PLC，实现了模块化和紧凑型设计，可完成简单逻辑控制、高级逻辑控制、HMI 和网络通信等任务。对于需要网络通信功能和单屏或多屏HMI的自动化系统，易于设计和实施，且具有支持小型运动控制系统、过程控制系统的高级应用功能，功能强大、运行安全并且完全适合各种应用。

二、子弟书中的另类樊梨花形象及其变体来源

历史演义《说唐》中的樊梨花本领超出凡伦，可以说，她的功业、气势与声望已带有“反文化”意趣，非那些庸庸碌碌的男性人物可比肩。以至于论者评，樊三擒三纵薛，是“玩弄于股掌之中”，把女性地位提高与“男性弱化”相提并论，成为男女性别对立、彼此竞争在文学中的“充分体现”。女性对爱情、婚姻的大胆追求，被言说为无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似乎樊梨花们根本没有“妇道”的基本观念：“为了爱情，她们可以背叛家庭乃至朝廷，更不用说所谓的‘妇道’了。这实在是一种大胆的反传统举动。”这种说法有些“二分法”思维惯性带来的偏激、片面，实大大误解了樊梨花。似乎她在小说中被描绘成本领、地位高于男性，有仙师授传本领，就拥有了蔑视、耍弄男性的资本，殊不知这岂是樊姑娘的初衷？其实这恰恰是主题史眼光下北地“番邦”女性自卑心理的文学化表现。的确，唐军平定西凉、老将程咬金亲自求请，薛丁山两度入狱，最后又不得不屈尊地青衣小帽跪拜，三赴寒江关面求，这都近乎一种“自卑→超越”的由心理到行为的书写。直到樊梨花归后封侯领帅，实至名归地取代薛丁山，并不代表这位“番邦少女”功业之心强烈，不过是确证自己价值中外力“助推”的自然表现而已，她所看重、矢志追求的是薛丁山这个自己看中的男子，都是为了与他结亲。这种坚持不舍与奔放热烈，不能不说与明清个性解放及女性意识高扬合拍。小说写梨花在阵上直言奉师命下山，“与你有夙世良缘”，甚至言明“告知父母，一同归降西征”，却起到了事与愿违的反作用，令薛丁山误解而鄙夷：“无耻贱人，只有男子求婚，何曾见女子自己说亲者。你羞也不羞！我正大光明，唐朝大将，岂肯配你番邦淫乱之人，不必妄想。”薛的反应、误解基于“汉族中心”的优越感，而樊梨花的情感态度也表现了“番女痴情慕汉将”主题，带有可资“借汉扬满”、借唐比清，时代化地转换的基因。

子弟书《骂城》写樊梨花，最大贡献是把樊金定与樊梨花捏合一处，“樊+金定”的组合，构成一种樊梨花形象的变体。小说中“某+金定”夥矣。这一现象，在创作上类似俄罗斯文学中的“二重身”母题。一般认为，“二重身”(Doppelganger)源于德语，在哥特文学中常以相貌相仿、性格相异的双胞胎、自我变体、自我镜像等方式出现。清代子弟书对这段番邦女将故事十分青睐，改编、定名为《樊金定骂城》三回及《续骂城》。这里的樊金定与樊梨花为“二重身”，其实就是以樊梨花形象为蓝本，敷衍了骂城一节，将其被始乱终弃的故事推向高潮。女主人公义正词严、不卑不亢地在城下向天子道二十年苦等的实情。面对众位王公大臣，薛丁山没有承认，樊梨花最终选择了自刎以明心志。作品更多体现弃妇的贞洁崇高，以对比薛丁山的忘恩负义。女英雄旧有形象中的坚强性格，被改编者“有意误读”地加以弱化。

子弟书《骂城》中的樊金定，据考主要情节当来自清初传奇《三皇剑》传奇(三本三十二出)。该剧写薛仁贵与樊金定成婚，投军离家，娶柳迎春；金定生下景山来投奔，仁贵却不肯相认，诬为奸细。怒斥仁贵后金定挥三皇剑自刎。察其实情后太宗将仁贵问罪，追封金定，授官给其子薛景山。不仅如此，子弟书《骂城》及其续篇其实是以历史演义、说书人传唱到戏曲中多种樊梨花故事为蓝本，进行再创造的。子弟书只是将人物关系加以转换，樊金定在此成为薛仁贵妻。薛家将历史演义中的薛丁山本属虚构的，而薛仁贵则是《旧唐书》有传的真实人物。为了取信于人，并带有历史感，子弟书中的形象较之衍生《说唐三传》等有了很大变化。开始向传统史传文学的性别角色回归。《说唐》中的樊梨花是颇具异域、他族色彩的女性，她敢爱敢恨，勇猛神异而又直言快语。其本领之高超，在男人之上，是侠义女。子弟书《骂城》中的“樊梨花”(樊金定)却成了含辛茹苦、贞洁坚强的痴情女，带有汉族传统女性专一的特点，而又兼有满族“姑奶奶”的刚烈。

子弟书《骂城》头回交代，作者是在观看皮黄《西唐传》，产生改编冲动的：“小窗氏在梨园观演《西唐传》，归来时闲笔灯前写《骂城》。”说唐天子在锁阳关被围，樊金定率军携子薛景山闯围、认亲，她的中年女将形象是被精心刻画的：“淡梳妆，香躯端正悬金剑，素征衣，酥胸斜扭跨银龙。桃腮冷带风尘秀，杏眼黄凝侠烈容。二十年，日月消磨佳人半老，可依然是当初的那些动作，旧日的神情。”而薛仁贵既“念养病之恩”，又惧欺君之罪，回答天子这是西凉“野妇”冒认诈城，樊金定不得不陈述原委。于是，子弟书此篇并未承续元杂剧《薛仁贵衣锦还乡》的薛家将老故事母题，而是展开了与樊梨花故事相似的悲苦的四个母题：

一、助夫解难母题，实为两次救夫助夫：一是薛仁贵未成名时，征东途中遇瘟疫，樊家收留医治并因“爱才”将金定许配之。二是此番又携儿子和五百兵将前来解困。

二、结亲缘于危难中，后来却不被认可的母题，强调了女性陷入窘境，婚姻遭遇的坎坷曲折，这也与樊梨花的先获允为妻后被丁山冷落绝似。

三、女英雄的“弱势”地位表现与忍辱负重，二十年未见却被要求当面相认，只得在万岁前跪倒，被动为难的金定又只得抬出儿子。而在弓箭面前“义贤”樊金定也毫不畏惧，被逼之下终于含恨自尽。这一对弱势角色的同情悯惜，与《金瓶梅》子弟书《哭官哥》重点写李瓶儿失子之痛，《得钞傲妻》《续钞借银》等讽刺世俗人欺凌弱者、世态炎凉，亦为血脉相通。

四、终于得到夫君的认可。子弟书《续骂城》高情商地表现出亲情最终占了上风，超越了功利杂念，仁贵之父爱如山：“老将军下马抱住亲生子，爷儿俩悲声惊塞雁泪血染衣裳。众好汉上前劝解一双父子，薛仁贵含悲携爱子挥泪拜妻房……余笔墨无聊再写《西唐传》，唤醒那千古忘恩负义郎。”如果说，这里没有流露满族重视、尊重女性的意识，是不近情理的。子弟书批评薛仁贵畏惧皇权而导致金定委屈而死，虽不是主观上忘恩负义但后果等同于是，带有满族的男女平等观念。“下马”，说明一直是在马背上的，这符合冷兵器时代战将的马上征战身份，也与清代前中期城市交通多骑马风气贴近，如《儿女英雄传》第四十四回：“国初官员乘马的多，坐轿的少，那班世家子弟有的是骑马，还有骑着骆驼上衙门的呢。”

子弟书《骂城》的中心人物樊金定的名字，何以来自“柳金定”之名与樊梨花姓氏的结合？这有利于突显其性格个性。柳金定作为薛仁贵的原配妻子，出自明代成化年间说唱词话《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故事写投军时，妻子柳金定叮嘱：“去当军，初出外，小心在意；莫贪花，休恋酒，莫爱他人。”偏爱女性人物与人伦情怀的子弟书，不愿失去被人们喜闻乐见的樊梨花故事这一宝贵资源，将女英雄加一“樊”姓，作品便挟有樊梨花形象审美情韵与文化意义，“金定”则更加确认了白袍薛将军妻子的身份。

子弟书描写的细腻且笔挟情致，也体现出偏爱女性人物的特点。《骂城》第二回写女主人公樊金定得知丈夫不肯相认，心情沉重，本能地表现在身体语言上：“说‘呀’软怯怯的香躯坐在了尘，半晌发呆翻身起站，退了两步，手拉衣襟擦了擦泪痕。急切切眼望城头秋波冒火，意茫茫魂凝城上雨汗浑身。只瞧得粉颈焦酸柳腰儿颤。”这里的樊金定，实际上就成了樊梨花形象，展示出樊梨花形象女性柔弱的一面，与战场上那位英姿飒爽、叱咤风云同敌人浴血奋战的形象，已大有不同。在此回归到了传统女性柔弱娇媚的体态及其行事风格。这当然与子弟书这一文体的传播对象、受众范围有关。子弟即八旗子弟，子弟书即八旗子弟所唱之书，听者毕竟还是以下层民众为主。经过多次互动的体验考量，再创作的加工，不免有意识地注入了北京、盛京(沈阳)等满汉兼有的“旗人”的行为准则与语言习惯，体现出子弟书传播再生历程及其努力适应“受众”的活力。而满族“重小姑”，对于女性婚前、婚后期许、要求与性情书写的差异，与《儿女英雄传》侠女十三妹何玉凤仿佛，也当为另一成因。这类称谓，在北方地域中是有尊贵含义的：“姐，姐儿也；轻之之辞也。……北方有称姑娘者，旗人尤多，揣其意义，实较小姐为尊也。然南方之妓女亦称小姐，北方之妓女亦称姑娘。既嫁，则称姑太太，或姑奶奶。”因此，葆有青春活力的未婚“姑娘”也是多种文体的满族文学所共同重视、着力刻画的人物角色类型。子弟书改编的选材与审美营构，不能不带有这种考虑。

《薛丁山征西》对樊梨花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已开始趋向更为理想化、完美化，较为注重人物内心情感世界挖掘，力求表现女将精神的多层面，呈现出的“佳丽”强悍而温润，时而明快时而缠绵。在对待婚姻上，倔强的有外族出身背景的樊梨花，当然不把中原汉人的清规戒律放在眼里，她似乎没什么可挣脱的枷锁，也就谈不到抵制婚姻包办。然而作者眼中的樊梨花毕竟是特立独行的，需要一位不理解她的表妹邹玉娘，后者在现实面前也终于醒悟：“女孩家应该追求自己的幸福，岂能令人随意摆布？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岂不误了自己一生。”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子弟书鼓词所挟民间习俗“小传统”的期待视野。《征西全传》中的樊梨花，天性尚嫌吞吞吐吐，拖泥带水，瞻前顾后，还是无意中杀兄弑父。因作家采用神魔小说笔法，有些情节乖张少有，如移山填海、上天入地，神箭、 飞刀、摄魂铃、捆仙绳等，在人物塑造上造诣不高。但在后来民间说唱中，樊梨花形象不断得到丰富发展，说书人采用实际主义创作格式，从现实中摸索人物想法性格变化及发展转移轨迹，把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生气勃勃。同时，如鲍震培教授细心体会到的，这也体现出说书艺术对于樊梨花故事的加工改造。

对于阵前招亲的文本功能，林保淳认为“天命”或“天意”在“阵前招亲”作用有二，一是使男女主角成亲合理化。早在《北宋志传》中这一观念就已明确表现出来，几乎每一对男女主角的结合，不是“姻缘天定”，就是“有姻缘之分”(如熊钟谷《北宋志传》，一名《北宋金枪全传》，卷六《六郎回兵救朝臣》，其中有：“重阳女听罢，大喜曰：‘姻缘！姻缘！事非偶然，今果然也。’”即一例)。即使有“中媒”催化，也往往只是顺承天意，代为牵线而已。例如八宝公主与狄青，段红玉与狄龙的姻缘，透过带有浓厚天命意识的神仙(庐山圣母、云中子)证姻之后，就水到渠成地完成了。樊梨花与薛丁山之被刻意安排成天庭贬谪下凡的“金童玉女”，正是此一观念最明晰的表白。二是强调“宿命”之不可变改，此非但指“姻缘天定”而言，事实上也将一切的冲突，包括“亲仇”，委于气运。“命该如此”，自非人力所能挽回，故只有默默承受一途，甚至连默默承受也在“天命”注定之中，有助于冲突的消解。在传统“真命天子”的政权观念中，“天命”实代表了君主的个人意志。因而“阵前招亲”中突显“天命”，将君主意志的强制性抵消，自可维系原有的社会伦理结构，而降低“三纲”间的可能性冲突。

以“君臣”作“父子”“夫妇”二纲的最终原则，固然是专制政体维护君权及既定社会秩序的手腕，不免有《孟子·梁惠王》说的“私于一己”的弊端，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君主既与国家为同一之词，则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君权统治力之下，“事君能致其身”的观念，除了愚忠之外，亦包含了对整个国家民族的认同与关爱。一旦面临种族危机，此一关爱，极可能超出狭窄的君臣框架，而蜕变成伟大的民族情感。自古以来，在种族危机下献身授命的忠臣烈士，其所以九死不悔，甘于抛洒热血，民族情感的力量，相信绝不弱于对君主的忠诚。

三、从性别视角体察樊梨花及番女将形象

子弟书《送枕头》充分地写出了樊梨花作为青年女性的多情与钟情，当来自戏曲《樊梨花送枕》，燕京本无名氏《花部剧目》、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春台班戏目》著录。在以满族、旗人为主体的接受语境中，作品从较开放的“番邦女将”形象来塑造樊梨花，带有明显的满族年轻女性热情泼辣特点，战阵上四目相见，顿时如王三庆教授说的美女俊男“来电”，薛小将军俊俏身影不期然而然地印入女将芳心，女性搭档“以柔克刚”，出现了类似才子佳人小说式的情爱心理描绘，偏重在女性单相思：“樊梨花因薛小将军心似醉，两叶眉几度颦成一脉春……思公子情事不堪芳心已透，玉人儿寻思待月觅行云。”她竟然由心理活动而形诸动作表情：“蹙一会眉头有一时自笑，捻一回裙带咬一回罗巾。翠被儿有一时盖满，有一时推却，银灯儿有一时怕亮，有一时嫌昏。”居然夜半携枕主动去找丁山。类似曹植《洛神赋》的以仙比凡，以俗为雅，又接近张文成《游仙窟》，也如张克济《子弟书的艳曲》的印象：“编者熟谙古典文学，其典故顺手拈来，雅而不僻；无论明喻或暗喻皆恰到好处，而且形象鲜明。但编者也不是独用比喻，而是将写实穿插其间，造成虚实掩映的效果，真可谓笔挟风月，点染成春。”子弟书将樊梨花此刻思春心理和急迫行为，描绘得如《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又分明一派满族“姑奶奶”——格格的任性骄横作风。这当依据《说唐三传》写薛丁山初见樊梨花：“赞道：我夫人窦仙童虽然美貌，不及他一二。妹子金莲亦不能比他。虽然心中得意，家有二妻，此心休生。叫声：‘番婆看戟！’刺将过来。梨花把手中刀架住说道：‘你就是薛丁山么？奴奉师父之命下山，说与你有夙世良缘，应当配合。我父兄虽番将，你若肯从议婚姻，我当告知父母，一同归降西征，你意下如何？’”然而，子弟书女主人公直接付诸行动了。

樊梨花的表白，的确是太直接太紧迫，事情几乎被她搞砸。两性关系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之一：“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衡量。女性处于无权或权利小于男性的状态是人类文明还不够发达的表现，是人类生活模式、生存状态还不够理想的标志。”然而，对古代中原众多女性来说，其屈辱地位往往在呱呱坠地时就已注定。《诗经·小雅·斯干》即有弄璋弄瓦的贵贱高下认定，何况还有正统与边缘、华夏中心庙堂与周边山野“蛮夷”之差异，女将直接、急迫的反常言行，激起薛丁山的戒心和优越感，如同杨家将故事写杨文广被俘后的一幕：“(窦)锦姑坐于帐上，众喽罗拥文广于帐前，挺立不屈。锦姑见文广表表威仪，面如傅粉，唇如涂朱，心下十分欢悦，恨不即与合卺。遂命喽罗对文广说‘要与成亲’……文广曰：‘吾乃堂堂天朝女婿，岂肯与山鸡野鸟为配乎！宁死不失身于下贱之人。’”从番邦女将的出身讲，樊梨花作为西番哈迷国将军之女，相对中原天朝的世家名将之子，自然也被视为旁支野道，是魏晋以来所谓“妖女”之流脉，必定受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贬低、鄙视。在等级观念严重的儒家文化圈内，虽然樊梨花、窦锦姑等有着女将的一技之长，有着神仙师父的依仗，仍不免被“边缘化”。历史演义似乎“有意将重心置于华夏民族与其他种族间的战争，杨家将、狄家将之于西辽、南蛮，薛家将、罗家将之于北辽、西番”。何以会出现这种状况？这些纯为空想的事件，具有求助神怪的荒诞。以向壁虚构的国家，造成女将面临的“攸关国家社稷或种族安危的局势”似乎非如此不能突出这些带有“异类”特征的强悍女将的价值，非如此不能彰显女性应当被宽容、合理对待的理由。

如果将子弟书主要作为清后期下层旗人心声的符号系统看，樊梨花形象所体现的边缘的、外来的、受到歧视的社会群体性质，与那些被看成如上面说的“山鸡野鸟”社会角色，如女侍卫叹、侍卫叹、厨子叹、浪子叹、穷酸叹、梅妃自叹等汇通社会下层角色的艰辛困苦、悲欢离合作品，具有颇多相通之处，也有着某种共同的审美成因。

于是，子弟书也自然而然地对于樊梨花“女追男”故事，进行了“姓名置换”——铺叙樊金定(樊梨花)等超凡女性对于男权社会的拯救性功能。她们仙凡同体，智勇双全，成为天赋超人历史使命一般地力挽狂澜，拯救华夏江山。虽然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认可，如樊梨花一度在最危急时刻被推举为元帅，可在男性中心的社会框架中，当然逃脱不了男性附庸的角色。她除了战功上的光辉灿烂之外，传统的夫妇之伦不可更易，仍免不了被薛丁山三次休掉，弃置一边。如非两国交兵的关键时刻和女将女帅的特殊功能，樊梨花也免不了落得个“落絮望天”，这里的“天”，就是“夫为妇天”。因而，子弟书其实是在有限的框范之中，尽力采借、注入一些强调女性地位、价值的因素，体现出明清女性反男权抗争虽时隐时现，基本上通过男性表达，仍可凭借樊梨花这一类才华卓绝的少数民族“女战将”形象，顽强地展演、传播。

子弟书竹轩的《查关》取材于秦腔《吉星台》(京剧《查头关》)，剧情为汉元帝太子刘唐建巡边关，与边疆兄弟民族的公主(“番女”)相遇，只不过他们是彼此互生爱慕。这“番女”二姑娘夜里查关，偶见一“俏庞儿龙颜天表贵气非常”的小“南蛮”在石上睡着，她关心的是“可有了妻儿娶过未娶”，派手下番兵将其弄醒，用满汉相兼的语言询问一通：“那南方的蛮子哥布矮(什么名字)，矮哈啦(姓什么)？你要实说是牛、马、朱、杨(猪、羊)。 西委居西呢阿妈(你父亲)是何人也，亚巴衣呢呀拉妈(什么地方人)住在哪乡？……最要紧西你拨得(在你家里)可有了妻房？”仿佛汉代和亲这一外交策略的文学再现，第二回写太子告知女友，父为大汉皇帝，这番邦(泛指，实以后世逻辑推测先前)的公主，已不是匈奴的单于来当汉天子之婿，而是掉了个儿，汉太子与番邦公主结亲了，二姑娘喜上眉梢：“招展花枝轻轻跪，说：‘愿千岁寿同山岳，福共海天长。’……羞答答，欲语难言好几次，启朱唇，莺声才吐，玉面又遮藏。……二姑娘含羞带笑将恩谢，小储君低声说：‘请起，我的娘娘。’”明显地把多情的番邦女性重塑为“持之以礼”，以避免触痛蛮野北地出身的敏感神经，然而这种近距离接触的大胆尺度，带有满汉观念融合的多元文化成分。

类似清代后期描写特殊身份的女性——女侠的叙事作品，还可枚举《忠孝勇烈奇女传》《北魏奇史闺孝烈传》，这两部作品更多是从行军作战来表现女子武勇，其中更多讲的是忠孝大义，有的还借助神魔小说的套路，女性被男性化的程度相对更高。相比之下，文康《儿女英雄传》的侠女描写，则如平步青所说，更接近“世情小说”手法，着眼点在于报父仇，十三妹只在有限程度上被男性化、豪侠化，并具有更多中原汉族女性意识。这一点并非孤立的，而是体现出晚清对于侠女描写的两种主要手法。

清末侠女崇拜具有普遍性，而她们常常出现于一些特殊的场合空间。研究者曾列举，易于让人联想起《儿女英雄传》侠女十三妹类型的人物，即光绪十二年(1886年)《点石斋画报》描绘京师纱帽胡同妓院无赖闹事，美貌“武妓”出手后远逝，绘者感慨：“能哉！妓也，力足以服人而又智足以远祸。”陈平原认为：“如此女侠，与上海街头弱不禁风的风骚女子截然不同，难怪为南方画家所青睐。”而樊梨花作为挟“陌生感”的传奇性异族女将，也属于这类出现于特殊空间的女侠型人物。

特殊的空间、身份类型强化了侠女类人物的情韵。与此情韵接近者又如子弟书《花木兰》的女主人公，其近乎第三者客观地夹叙夹议，用作者“叙事干预”不断调整，令听众愈加感到在实话实说：“胸儿前暗裹绫罗将奶头箍得紧，袜儿内多用棉花把靴尖揎圆。真可笑作揖行礼都睄光景，倒像个新入京城的小南蛮。……可怜奴终日里何曾敢饮些茶水，若是上中厕不等更深人静月儿残？”女扮男装的娘子军，行走世俗社会中，担心身份暴露本情理中事，子弟书作品对此情貌心理描写真切，带有极强的表演性，主要为了满足市井民众猎奇、观赏心理需要，诸如《儿女英雄传》“侠女十三妹”的小说文本，不免受到说书艺术的影响，显示被夸大了的男性化一面。

子弟书中的番女形象，到了满汉融合的清代后期，相对于渐趋浓郁的华夏中心主义倾向，是一种有力的挑战，也是一种实情实况展示，在特定人物内心价值观里又不无认同，显示出一种对满汉民族“共同体”的学习、追求之意。子弟书《八郎别妻》第三回中，杨八郎(杨延顺)的番邦公主妻子青莲，莫名其妙地非常知书达礼。但她也被安排了一段“不可靠叙事”，其自我表白颇有意味：“念奴虽系番邦女，我也曾涉猎诗书晓圣贤。岂但你身在异乡怀故土，难道说南朝老母岂我不相关？幸喜今朝太君至，理当探望拜候亲安。”作者仿拟中原话语，似乎还有些改不过口，忘记了子弟书中的这位女将怎么能自称“番官”？岂非隐形“叙事干预”的流露：“这佳人忙向身边执令箭，说：这是我私自携来把母后瞒。若有番官拦去路，就说有机密事情事最严……再拜上姐姐云英同众家姊妹，就说我青莲所望骨肉团圆。”跟中原汉族一样，也是没有悬念地“女心外向”，完全站在夫君杨家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因此，作为一位“番邦女”，却有中原正统的孝义伦理观念，这体现了满汉民族融合之后，一种共同认可的伦理信条，带有北方多民族作品注重改编中原故事、表现民族融合在地性的共同体色。

樊梨花的故事，有力地支撑了在曲艺中“常常是姑娘主动追求小伙，而且非常大胆”的表现女将的曲目。耿瑛先生指出蹦蹦(评剧，又称评腔梆子戏、唐山落子)曲目《樊梨花下山》、单出头《洪月娥做梦》等，还有《双锁山》女寨主刘金定，《穆桂英指路》的女寨主穆桂英，皆体现出蹦蹦曲目的生活地方化，人物乡土化：“这些西凉女将和山寨女寨主，都貌似天仙，情如烈火，都反对封建礼教，敢于追求婚姻幸福。在她们身上，反映了东北农村大姑娘的一些野性。这种敢爱敢恨的女性，在东北农村是常常会见到的。”这些樊梨花类型的女英雄，成为传统曲艺中挑台的角色、亮点所在。曲艺表演的剧场效应，其审美创造与审美消费传统，与子弟书的艺术泽溉分不开。20世纪80年代后，各地电台、电视台节目《评书连播》栏目，仍保留有陈青远(1923—1988，锦州市曲协副主席)家传作品：“陈青远口述本《三请樊梨花》，原为东北大鼓，乃其父陈仲山编演，全书以樊梨花为主，情节大异。评书、西河大鼓本，都是苏宝童为了替父苏定方报仇而投靠西凉，联合六国犯唐，而东北大鼓本中则无苏宝童，只写突厥进犯中原，薛仁贵挂帅征西。开头薛丁山就下山认父，寒江关收樊梨花为妻。……书中还有‘姜须搬兵’‘樊梨花送枕’等在东北二人转、子弟书、皮影戏中存在的故事。大量吸收了东北皮影戏的情节，此书具有关东特色。原书唱词优美俏皮，并有许多神话成分”。

该类型故事在民间更具有跨地域传播活力。据孙鸿亮博士调查陕北说书中征战故事，常出现“招亲”事件，年轻统帅被敌国公主(或守将之女)生擒，胜利者被他的英俊吸引主动求婚，他最终答应并在未婚妻帮助下破围取胜。有时“招亲”关目在“搬兵”途中，年轻英俊的武将在小路上遇“公主”阻拦，被迫成亲，或受伤后被战马驮到隐居处，隐居者解救之并许配以女儿。还有的异文增添了“比武”环节，同忠奸斗争故事结合。可见，陕北地区也偏爱这类“樊梨花”求亲的历史故事。

我国北方地区流行的说唱文学子弟书，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起到了某种“诗教”的社会功效，大大促进了北京方言和汉文化的普及传播。我们今天从上面这些可爱、可敬的番兵女将形象看到了人类多民族可珍贵的共同美，人性本真的闪光。的确子弟书的传播效应非常之大，有着难于抵挡的内在审美能量和值得钦佩的情商，而樊梨花(樊金定)形象，就可以算作其中的一个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