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莉 刘震强

（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继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后，再一次对美育工作提出指导意见，要求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为目标，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强调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把美育纳入各级各类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贯穿学校教育各学段。童谣是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蒙学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美育价值不仅有助于传承中华文化、学习古人智慧，更可对当今童谣创作者的创作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童谣的内涵

童谣，即儿童之歌谣。《毛诗序》曰：“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童谣以吟诵形式传播于儿童之口，一般形式短小，朗朗上口。周作人在《儿歌之研究》中说：“儿歌者，儿童歌讴之词，古言童谣。”他认为今之儿歌与古之童谣名异实同，但中国古代童谣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非今之儿歌所能涵盖。古代童谣大体可分为儿歌式童谣与政治类童谣两种基本类型。周作人《儿童的文学》还指出，“幼儿唱歌只为好听，内容意义不甚紧要”。但实际上，童谣对儿童的人格养成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儿童的审美观的形成更有着不容忽略的影响。

二、童谣的美育价值

具体来说，其美育价值大体有三：一是通过对人格美的歌颂，引导儿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二是贴近儿童生活，启迪儿童领会生活之美；三是开启儿童智慧，有助于儿童感悟语言之美。

（一）古代童谣对人格美的歌颂

古代童谣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大体可分为儿歌类童谣与政治类童谣。政治类童谣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承载民众政治观点，也表现出悲悯世人、扬善抑恶、忠君爱国、守法遵礼等人文关怀，对儿童的人格养成和品德修养都有积极作用。适应儿童是非分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根据对政治时事、主政官员或褒或贬的不同态度，古代童谣大体可分为肯定类与否定类，从内容上看有以下三种类型。

1. 对暴政的诅咒与对盛世、治世的歌颂

《述异记》载秦始皇时童谣“阿房阿房亡始皇”，《艺苑》载童谣“秦始皇，何强梁”等都反映了民众对暴政的诅咒与批判，是民心、民意的真实表达。尧时的“康衢童谣”歌颂了尧的善政，《列子·仲尼》曰：“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尧喜问曰：‘谁教尔为此言？’童儿曰：‘我闻之大夫。’”表现了童谣由成年人向儿童传授、再经儿童传唱的流传过程。“康衢童谣”赞美圣主尧的美政，表达了百姓内心对盛世、治世的向往。

2. 对贪官污吏的批判与对能臣廉吏的赞美

童谣站在民间百姓立场，评判当政者，体现了民众的评判标准。能臣廉吏成为童谣竭力歌颂的对象，贪官污吏则是被审判、嘲弄、讥讽的对象。肯定类的如东汉时期赞美会稽太守张霸的童谣“弃我戟，捐我矛，盗贼尽，吏皆休”。再如歌颂清官况钟的童谣歌“况晴天”等。批判奸臣贪官败坏朝政、欺压百姓的童谣，如《古今风谣》载宋真宗时童谣“欲得天下宁，须拔眼中钉”以及《十六国春秋》载北州童谣“府中赫赫，朱邱伯”等，表达了百姓对丁谓、朱硕等奸佞的愤懑与痛斥。

3. 寄托了悲天悯人的情怀

对那些令百姓深恶痛绝的害民贼的童谣往往感情浓烈、爱憎分明，但涉及其他人物时，童谣则相对宽容，往往能以同情的口吻评价，流露出人性之美。如齐神武时邺中童谣，“可怜青雀子，飞入邺城里。作窠犹未成，举头失乡里。寄书与妇母，好看新妇子”，对名为皇帝实则傀儡、命运难以自主的魏孝静帝表示怜悯，对他的无辜被废表示同情。另外，童谣对百姓苦难生活的描写，也具体真实，极具感染力，如唐永淳元年七月雨灾前的童谣“新禾不入箱”等。

（二）古代童谣对生活美的感受

儿歌类童谣反映了儿童的生活与趣味，启迪幼儿发现并认识生活之美。北齐时流传这样一则童谣：“羊羊吃野草，不吃野草远我道，不远打尔脑。”成年人从中读出了暗藏的机锋，认为羊乃杨之谐音，附会出了北齐大臣杨愔在与常山王、长广王一派的政治斗争中失势被杀一事。拂去影射、附会的色彩，这首童谣更多反映的是牧羊童子的生活场景。最初可能只是一个调皮牧羊童对羊群的警千，是童子在放羊过程中的随口哼唱，因语言简洁、生动形象、画面感强，极具感染力而在儿童间广泛流传。《乐府诗集》记载唐武后时的童谣：“红绿複裙长，千里万里闻香。”与其附会为武则天对服装的改制，不如理解为儿童对色彩鲜艳的长裙真实的喜爱之情。再如安禄山未反时的一则童谣：“燕燕飞上天，天上女儿铺白毡，毡上有千钱。”有注家认为是对安禄山篡权野心的暗示。脱离政治的拘囿，这则童谣实则展现了儿童仰望蓝天、凝视白云时天马行空、妙趣横生的想象力。《平江记事》载苏州除夕之时小儿传唱的童谣，“卖痴呆：千贯卖汝痴，万贯卖汝呆，见卖尽多送，要赊随我来”，明显是一群天真可爱的孩童仿成年人市场交易的小儿戏语。它采用人物对话体，设置两个角色，形式生动活泼，是稚童对成年人社会生活的模拟。《帝京景物略》记载小儿戏具童谣“杨柳儿活，抽陀螺”，生动地再现了儿童游戏的欢乐场景。

此外，童谣中还保留了一些古代的民间风俗，也是极为珍贵的。《石痴别录》载元惠帝至正年间燕京童谣：“牵郎郎，拽弟弟，踏碎瓦儿不着地。”反映了元代燕京求子的风俗，弄瓦代指生女，故有踏碎瓦儿之举。《帝京景物略》还记载了拜月叩星歌、都城小儿祈雨歌等，都是对民俗的记录。“月，月，月，拜三拜，休教儿生疥。参儿辰儿，可怜溺床人儿。”通过拜月叩星，祈求小儿无病无灾，不生疥，不溺床。“青龙头，白龙尾，小儿求雨天欢喜。麦子麦子焦黄，起动起动龙王。大下小下，初一下到十八。摩诃萨”，则是对北京民间求雨民俗的生动描绘，儿童用泥巴做土龙，聚在一起唱祈雨歌，祈求龙王降雨。

不贴合儿童熟悉的生活、不符合百姓审美情趣的童谣往往会在百姓的接受过程中被再加工、再创作。以童谣“打铁歌”为例。夏曾佑编《庄谐选录》卷七记载如下：“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去学打铁。打铁一，苏州羊毛好做笔……”清徐珂《清稗类钞》亦载，都认为此童谣流行于湖南一带，“传自明季”，夏曾佑说它“语殊荒幻”，《清稗类钞》则认为它是在谶语，张打铁指张献忠，李打铁则是李自成，近代朱天民《各省童谣集》认为童谣后面的打铁一二三等，“均暗兆顺治以后年号”。李介《天香阁随笔》卷二录此童谣前半段，无打铁一二三等句，指其为天启年间南直童谣，即流行于安徽、江苏一带，并说儿童吟唱时“皆连臂而歌，手作打铁势”。四川等地也有不同版本的“打铁歌”，可见，该童谣主要流传于西南部，影响深远，版本众多。据王鼎钧回忆，幼年时课本中便有此打铁童谣，“早打铁，晚打铁， 打把镰刀送哥哥。哥哥留我歇一歇，嫂嫂留我歇一歇，我不歇，我要回家去打铁。”可见，民国时，该童谣已进入教材。该童谣之所以能够流传广泛，与贴近民众现实生活有莫大关系。以其在宿松的流传为例，仅宿松一地就出现四五种版本，现存宿松的《打铁歌》开头“张打铁，李打铁”“早打铁，晚打铁”两种并存，但后面都没有打铁一二三的内容，替换成了更贴近民间生活的搭屋、搭灶、寻婆家等场景。总之，“打铁歌”的流传与版本、文字的差异，恰恰体现了童谣的传播过程是一个民众对其不断加工并融入百姓熟悉的生活场景的过程。

（三）古代童谣对语言美的启迪

拂去附着在童谣上的占星、谶纬、五行等神秘色彩，童谣最初产生之时，主要是为了教育儿童，开启儿童心智，因此是启蒙教育的重要工具。通过童谣，儿童熟悉并逐渐掌握了汉字的书写、语言的音节、词汇的含义、语法的结构等，这是儿童习得母语的重要途径。童谣喜用双关、谐音、拆字、隐语等形式，在增强童谣神秘色彩的同时，客观上也具备开启儿童心智的积极作用。《古今风谣》载元明宗时童谣：“牡丹红，禾苗空；牡丹紫，禾苗死。”这则童谣采用起兴手法，三字成句，形式规整，节奏感强，音节和谐有韵律，有助于儿童对音韵的学习。周作人《儿歌之研究》指出：“凡儿生半载，听觉发达，能辨别声音，闻有韵或有律之音，甚感愉快。”后人附会此童谣是影射元明宗暴毙之谜，实无必要。献帝践祚之初，京都有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这则著名的童谣也被引入《三国演义》第九回，表达了对残暴的董卓的痛恨与诅咒。拼字法、拆字法的应用，让儿童更加熟悉了“董”“卓”二字的写法，类似于猜字谜的文字游戏可以提升儿童学习汉字书写的兴趣。《梁书·康绚传》载王足向梁高祖萧衍进言，在淮河建筑堤坝，倒灌上游北魏占领的寿阳，引童谣“荆山为上格，浮山为下格，潼沱为激沟，并灌巨野泽”以说服萧衍。这首童谣当为成人所作，向儿童讲述了安徽北部的地势，倚靠着位于安徽怀远的荆山作为上格，把浮山堰一带作为下格，将潼河与沱河作为逆流的河道，一起灌入平原地带。这则童谣是对当地山川地势、河流走向的常识学习。为王足所利用，修筑工程耗费人力无数，短期内确实导致寿阳城被淹，但淮河暴涨后，堤坝损毁，下游受灾严重。伤敌八百，自损一千，得不偿失。可见，一味附会、将童谣神秘化的恶果。

宋元理学兴盛后，颇具神秘色彩的童谣受到理性思维方式的重新审视，明代李贽“绝假纯真”的童心说，更使得文人有意弱化童谣的政治功用，关注焦点转向其“不知所受，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成”的率真自然的特点。清郑旭旦编《天籁集》甚至认为童谣乃“天地之妙文”，是真正出于童心的“天籁”。

儿歌式童谣最近天然、最具“小儿语”纯真懵懂的特点。《古今风谣》载元代狸斑童谣：“脚驴斑斑，脚躐南山。南山北斗，养活家狗。家狗磨面，三十弓箭……”童谣中的驴、狗等都是农家的常见家畜，磨面等也是日常劳作场景，读起来朗朗上口、和谐押韵。这则童谣历史悠久，流传广泛，版本不一。周作人《读〈童谣大观〉》指出，这篇童谣“自北而南，由元至清，尚在流行”。《狸斑童谣》词意模糊，表达隐晦，甚至缺乏逻辑性，清代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便说它“不详何义”，但这恰恰符合儿童早期好重复、对词义理解不准确、语义表达不连贯等语言特点，音节的悦耳动听也可以帮助儿童建立健全对语言信号的反应机制。这样的童言童语本不必深求，若强求其深层意蕴，要求句句有所指，字字落到实处，便未免胶柱鼓瑟，流于穿凿附会了。

三、结语

古代童谣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三大美育价值：通过对人格美的歌颂，引导儿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贴近儿童生活，启迪儿童领会生活之美；开启儿童智慧，有助于儿童感悟语言之美。如何更好地传承古代童谣并实现其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与转化，已成为当代社会尤其是幼儿教育面临的重要问题。以北京童谣的整理与编辑为例，清代百本张的《北京儿歌》抄本便收有70余首童谣。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韦大列出版了《北京的歌谣》，90年代美国何德兰又搜集整理了《孺子歌图》，都为北京童谣的采集作出了贡献。辛亥革命后，编辑童谣集成为学界的热点，出现了张国璘的《北平儿童歌谣集》，萨雪如《北平歌谣集》等。近些年来，北京童谣的整理与研究一直在不断前进着，并以配乐演唱等方式不断流传，童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如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2020 年推出的《北京童谣（200首全集）》等，为传统童谣在新时代的继承与创新性转化提供了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研究中国古代童谣必须要将其还原到特点时代的社会环境、文化心理，才有能发掘其合理内核，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新时代的精神文化建设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