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地區县级融媒体中心既是连接民族地区城市与县乡文化共建共享的重要信息枢纽，也是民族地区县域文化治理的基础平台，承载着为民族地区县域群众提供各类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职能。与其他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公共文化服务在需求、投入、供给主体等方面具有共性特征，但也因环境等的不同，在供给内容、供给方式、供给诉求等方面具有个性特征。文章分析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发展概况及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环境要素，从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与供给等方面，深入探讨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公共文化服务的共性与特性，以期为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可借鉴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引。

关键词：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公共文化服务；共性；特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18-0016-04

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坚持管建同步、管建并举，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坚守社会责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由此，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全面建设拉开帷幕。

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开始积极探索和构建科学有效、适合本土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在进行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体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但也因所处地区环境、人口、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体现出一定的个性特征。

一、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概述

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尚属新兴研究领域，研究成果较为单薄。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置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框架内考察，是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多元维度理解县级融媒体中心的逻辑起点。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公共服务和县域融媒体的融合，县域融媒体和既有基层传播网络的对接才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难点所在[1]。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是资本、政治和从业主体三者共同进行的实践，是一个有待展开的过程[2]。县级融媒体中心应当“去媒体化”，成为基层“治国理政的新平台”，注重创造公共价值，成为优化县域治理的理论接口与行动框架，更好地服务群众、引导群众[3]。

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将民族地区县域内所有媒体资源加以整合，指挥调度新闻报道工作和舆情监管工作，促进党的声音在基层传播的统一管理部门。

随着党和国家给予的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愈来愈规范化。2019年2月，中宣部部长黄坤明指出，“要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因地制宜创新体制机制，推动新闻信息与政务、服务紧密结合”[4]。

民族地区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方面与其他地区不同，因而其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需因地制宜，不断探索适合本土的发展模式。

目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已经探索出县域拓展融合、省市合作共建、媒体云共享三种发展模式。

（一）县域拓展融合

县域拓展融合模式，是指在县域内现有广播电视台、报纸等传统媒体的基础上，拓展融合网站、微信、微博、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并进行整合重构，打造集广播、电视、新闻、互联网新媒体功能于一体的全媒体平台的发展模式。

例如，宁夏贺兰县融媒体中心就是在贺兰县广播电视台的基础上成立的，其将原有行政管理体制变更为互联网企业管理体制，成立行政、采编、经营管理委员会，下设12个工作部门，扩大了党媒主流平台政务服务、民生服务、产业服务功能优势。

（二）省市合作共建

省市合作共建模式，是指省市级媒体与县级媒体共同搭建系统，通过投资，合作共建的发展模式[5]。例如，2008年挂牌成立的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县级融媒体中心，与西藏日报社开展合作共建，由西藏日报社提供技术平台支撑，并共享“中央厨房”互通宣传产品[6]。又如，四川甘孜州采用州县共建的模式，由甘孜州融媒体中心牵头打造“圣洁甘孜”主APP客户端，其他各县积极参与，创建子APP客户端[6]。

（三）媒体云共享

媒体云共享模式，是指由中央或省市级媒体建设融媒体云，为县级媒体提供资源共享、内容输出、技术输出、托管运营等服务的发展模式[5]。这种发展模式可以便捷利用媒体云上的共享资源，节省技术和资源成本。例如，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融媒体中心在建设初期就与新华社云平台合作，将部分新媒体平台整合到新华社云平台的“美丽东胜”APP上，取得了较好的运营成效。

二、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公共文化服务的环境要素

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离不开环境要素的影响。一方面，发展环境对公共文化服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的不断完善，也对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环境的变迁起到了反作用。

（一）自然环境

我国民族地区地域广阔，自然环境复杂多样。民族地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3.8%，地理位置多位于中西部，且大部分位于山区、高海拔地区或沙漠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交通十分不便。但在自然资源上，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和风水电能源。

此外，民族地区还拥有全国90%以上的稀土、钾盐、镁、铬矿，80%以上的云母、矿盐，60%以上的汞、锡、锰、石棉，以及大量优质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7]。不过，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较为脆弱，面临荒漠化、水土流失等问题，不当的资源开采和生产活动，极易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总之，民族地区拥有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同时也面临着因复杂的地理环境导致的交通不便、公共服务基本设施建设成本高等问题。这决定了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相比其他地区更高，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难度也更大。

（二）人口环境

相关数据表明，民族地区人口数量较少，人口密度较低，但从增长速度看，其人口增长速度较快。

由于所处区域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过快的人口增长给民族地区的自然环境保护和公共管理带来较大压力。

人口素质方面，民族地区人口文盲率和受教育程度不容乐观。《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截至2020年，我国共有文盲37750200人，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总文盲数达3733028人，占全国文盲总数的9.9%。

从受教育程度看，民族地区的人均受教育程度低于其他地区，人力资源素质普遍低于全国水平。人口素质普遍偏低，很大程度限制了民族地区的发展，民族地区群众尤其是县域群众，对于基层文化的需求相当迫切。

因此，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公共文化服务需重视满足群众对基层文化的需求，同时要考虑到供给内容的可获得性和可理解性。

（三）经济环境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民族地区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受政策、区位、交通等因素影响，其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东部地区。

《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生产总值为86925亿元，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6%；在产业结构上，民族自治地方第一产业的地区生产总值占比16%，高于全国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7.7%；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47532元，低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1999.6元；民族自治地方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98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806元。

由此可见，当前民族地区的总体经济水平仍较为落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项主要指标仍较低。经济基础薄弱，极大地限制了民族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导致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普遍偏低。

（四）政治环境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相互依存、相互交融。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我国确立了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关系，逐步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

民族地區聚集着大量少数民族，拥有多样化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同时，由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公共管理面临较大难度，进而使得民族地区的政治建设任务十分艰巨。

有学者认为，现阶段制约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表现主要有，政治一体化进程受阻或受制约，国家主流政治体系认同受阻或受到挑战、威胁，民族国家认同受到诸如民族认同、地缘认同等其他认同形势的挑战[8]。

当前，与民族地区的政治生态环境相对应的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公共文化服务的体系与制度亟需进一步完善与创新。

（五）文化环境

文化环境是意识形态、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社会心理、教育、科技、文学艺术等要素的综合反映[9]。在我国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发展进程中，民族地区地域上的边缘性对其生存方式产生了根本影响，形成了不同水平的经济基础。而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环境恰恰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这进一步导致了民族地区文化环境的复杂多样。

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内涵，既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民族地区一些相对保守、落后的文化观念，已经无法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加之教育水平、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群众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十分迫切。因而，以县级融媒体中心为代表的各类供给主体的公共文化服务需不断加强。

三、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公共文化服务的共性

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党委统一领导的县级宣传机构，因此在进行公共文化服务时，具有共性特征。

（一）对官方权威信息与互联网文化的诉求较高

确保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是满足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重要前提。

《文化建设蓝皮书： 中国文化发展报告（2021）》对“我更相信官方微信、官方公众号发布的信息的真实性”观点的认同率进行了统计，同意此观点的占比48.8%，非常同意此观点的占比38.02%，不同意或不清楚的总占比仅13.19%。

这说明，群众对来自官方的信息认可度较高，对官方渠道的依赖性很强。该报告还显示，人们最喜欢的休闲娱乐方式依次是上网（81.15%）、看电影（51.34%）、看电视（51.32%）。

在对“网上知识付费、有偿辅导、培优等教学模式是未来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观点的认同统计中，同意和非常同意的总占比62.46%。

可见，在移动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在网络上开展休闲娱乐和学习办公，已经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方式，这也意味着人们对于互联网的各类文化需求，将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二）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持续上涨

据统计，2019年我国全国文化事业费为1065.75亿元，较2018年增加137.42亿元，增幅为4.8%；2015年文化事业费为682.97亿元，2019年较2015年增加382.78亿元，增幅为56.05%；2017年城乡分配占比差值为6.9个百分点， 2018年城乡分配占比差值为8.44个百分点，2019年城乡分配占比差值为3个百分点。

数据表明，近年来国家财政加大了对乡村基层公共文化事业的支持力度，努力缩短城乡之间公共文化服务的差距。目前，国家对于各个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持续增加，表现出对全国范围内公共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

（三）以政府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

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主体，是指负责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各种组织和个人。公共产品理论认为，公共产品具有公共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单靠市场机制难以约束各供给主体的行为，容易导致“市场失灵”的情况，因此政府是最理想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

目前，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要以政府为主体。2019年，我国县以上单位和县及县以下单位的文化和旅游事业费分别为516.91亿元和548.11亿元，所占比重分别为48.5%和51.5%。

两者之间比例均衡，足以说明国家针对公共文化服务城乡不均衡的情况，进一步加大了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政府对公共文化资源进行优化和配置，能够较好地满足农民群体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维护其基本文化权益[10]。

（四）由国家制定统一的范围与标准

2012年发布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指出，“各类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布局、场馆建设、设备配置、人员配备、服务规范等具体标准，由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文物局和体育总局依法会同有关部门及国家标准化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实施。各省（区、市）应遵循实施国家基本标准，并可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适当提高标准”[11]。

2021年，《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服务对象、服务标准等。

目前，我国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范围主要包括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送戏曲下乡、收听广播、观看电视、观赏电影、读书看报、少数民族文化服务、残疾人文化体育服务八个方面的内容，各项服务遵照国家规定的统一标准。

四、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公共文化服务的特性

我国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公共文化服务与其他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公共文化服务存在共性，但同时体现出了一定的特性。

（一）公共文化服务成本更高

从地理位置看，民族地区多位于我国中西部，且大部分位于山区、高海拔地区或沙漠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交通成本高。并且，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并不集中，导致公共管理的人力成本、管理难度、管理成本增加。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户籍人口最少的50个县市，几乎都位于西藏、青海、新疆、四川、内蒙古，涵盖了大部分民族地区，地方财政赤字明显，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高且浪费大。

（二）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内容更复杂

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内容同样具有复杂性。由于部分民族地区还存在语言文化不通的现实问题，国家要求公共文化服務要充分考虑双语传播，确保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够满足当地群众的实际需求。如此一来，涉及大量翻译工作，民族地区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成本随之增加。此外，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还需重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维护民族团结稳定等方面提供服务。

（三）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均衡化与在地化的要求更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直接导致公共文化服务的资源配置不均，经济相对发达东部地区的公共文化资源丰富，而多处于西北、西南部的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资源较少。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相比发达地区的群众更迫切、更强烈[12]。如今，民族地区县域公共文化服务的现状对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公共文化服务的均衡化与在地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五、结语

2018年以来，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我国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与运行水平不断提高，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完善公共文化的服务模式，使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稳步提升。

研究表明，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提升，需建立在准确把握其共性与特性的基础上。

一方面，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方式、质量等必须符合相关规范与要求。

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要深入剖析本地的公共文化服务环境，准确把握本地的公共文化服务特性，有针对性地优化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和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本地文化的有机融合，加强公共文化服务的在地化转化，有效提升民族地区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因地制宜地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进一步提升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做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1] 滕朋.社会治理、传播空间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路径[J].当代传播，2019（2）：48-50.

[2] 沙垚.资本、政治、主体：多元视角下的县级媒体融合实践：以A县融媒体中心建设为样本的案例研究[J].新闻大学，2019（11）：25-27.

[3] 张诚，朱天.从“集成媒体的新机构”到“治国理政的新平台”：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方位坐标及其功能逻辑再思考[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127-132.

[4] 黄坤明在湖北调研时强调：守正创新 激发活力 提高宣传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EB/OL].中国文明网，http：//www.wenming. cn/xjrmt/gcsy/201904/t20190415_5077051.shtml，2019-04-15.

[5] 郑亮.县级融媒体中心和基层社会治理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20：66-67.

[6] 于蕾.我国藏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研究[D].成都：电子科技大学，2020.

[7] 李俊清.中国民族的自治地方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6.

[8] 吴云.专论当前我国陆地边疆治理的几个重要境内环境：兼论边疆民族地区良法善治的环境条件[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9，21（5）：30-38.

[9] 李俊清.中国民族的自治地方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7.

[10] 宋元武.需求导向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53.

[11]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http：//www.scio.gov.cn/m/ztk/xwfb/83/8/ Document/1190990/1190990_4.htm，2012-07-20.

[12] 李少慧.互动与整合：甘南仓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51.

作者简介 冯夏楠，博士在读，研究方向：民族地区公共管理、民族地区融媒体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