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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与宣传:抗战时期孩子剧团文献整理与评价

2022-11-07杨航蔡张愉

新闻研究导刊 2022年19期
关键词:抗战时期

杨航 蔡张愉

摘要:文章通过对孩子剧团过往文献的整理与评价,廓清本领域的知识生产情况。研究基于对相关史料的文献内容分析,发现文献发表数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高频引证的文献彰显现有研究学术价值的研究现状;学者发文量不平衡,长期耕耘于本领域的学者较少,基金资助对研究者群体扩大有促进作用的研究者现状;研究成果发表集中于史料型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主要集中在京、渝、鄂等地刊物的发表现状;研究多集中在孩子剧团的历史发展事迹、著名人物与剧团的交往史两个主题研究,近年来对历史影响、现实启迪主题研究呈现上升趋势的研究主题现状。建议相关机构在未来的研究中,强化对此领域的关注,重视儿童在孩子剧团研究中的主体性以及展开新媒体环境下的应用研究。

关键词:抗战时期;孩子剧团;文艺宣传;文献整理;文献评价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19-0028-04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重庆市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全民阅读背景下我国西南地区儿童出版物在公共服务体系中的供给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810637008

孩子剧团于1937年9月3日成立,以戏剧和歌咏为武器向民众宣传抗战思想,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在地少年儿童进行抗战宣传演出这种文艺形式与民众深入接触,动员人民群众参与到抗日统一战线之中,在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激励民众团结起来进行抗日斗争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与此同时,孩子剧团也推动了中国儿童话剧本身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文艺宣传人才。孩子剧团的文艺宣传实践吸引了郭沫若、周恩来、冯玉祥等的关注与关怀,得到了他们的盛赞。1942年9月,孩子剧团被迫解散转移[1],从成立到解散,尽管只有短短的五年时间,但是在抗战史上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在统战工作、宣传工作中如何对待儿童、争取儿童提供了参考价值。本文通过分析多年来孩子剧团的研究成果来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以期对当下及今后孩子剧团的研究有所启发。

一、孩子剧团的研究现状分析

(一)文献发表数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研究首先对该议题有关的书籍文献进行了检索,通过搜索中国国家图书馆、重庆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南通市图书馆等图书馆的馆藏,发现其具有关于孩子剧团研究的书籍数量不多、现有书籍大多围绕着孩子剧团的故事进行叙述、编写者多为当时孩子剧团的成员或者专门研究孩子剧团的委员会等特点。

其次,在获取到的17本书籍中,最早的编著类文献《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是由孩子剧团编写的,于1938年出版。在2001年以前的书籍文献大多由孩子剧团或者相关研究委员会编著,多为描述事迹方面的内容,真实性较高,可以作为史料给当代学者的研究提供参考。进入21世纪后,总共出版了8本研究孩子剧团的专著类或编著类文献,在文献数量增长的同时,作者群体也开始扩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研究孩子剧团的行列,并且除史料型文献外,研究型的著作开始增加。

最后,期刊文献数量呈曲折上升的特征。通过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发现与孩子剧团相关的文章有近百篇,而本研究筛选出了最切题的硕士论文1篇,期刊57篇,共计58篇进行研究分析。其中最早的论文文献发表于1959年,除了1962年至1971年这个阶段没有论文发表,其他时期均有成果问世。尤其是在1992年至2001年这个阶段,研究孩子剧团的期刊文献呈现井喷式增长的状态,共计有17篇文献。其中,有8篇论文刊發于《新文化史料》,原因是自1997年起,《新文化史料》在重点刊载近现代文化艺术史料的基础之上,扩大选刊当代诸多著名文化艺术团的发展史迹[2],极大地促进了孩子剧团研究的发展,这对孩子剧团的研究释放出了一种积极的信号。

(二)高频引证的文献彰显现有研究的学术价值

文献是研究展开的基础,文献的引证是同侪评判其研究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对选取的文献进行整理的基础之上,研究发现,引证次数最多的是1938年由孩子剧团编写的《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该书收录了《孩子剧团的组织及经过》《怎样管理我们自己》《我们是怎样到武汉来的》《团员小史》《团员日记》以及慧林、茅盾、冯玉祥、郭沫若等人写的文章,书前有吴新稼的代序《几句必须要说出的话》及孩子剧团宣言、团歌、公约等珍贵史料。根据本研究整理,该文献的被引证量总计达到10次,是当代学者研究孩子剧团引证的一个主要材料。此外,引证次数第二多的是1981年由孩子剧团史编辑组出版的《孩子剧团》,该史料的真实性较高,编著方具备权威性,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期刊文献的引证次数虽然不及书籍,但仍有6篇文献的被引频次超过了5次,诸如《郭沫若与孩子剧团及抗战戏剧》讲述了郭沫若与孩子剧团的互动以及戏剧的宣教功能,《我们高唱抗战歌曲——记孩子剧团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歌咏活动》和《活跃在武汉的孩子剧团》则是以亲历者的角度去回溯历史事件,给孩子剧团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维度的参考。

二、研究者群体分析

孩子剧团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广大学者的辛勤耕耘,对研究者群体与相关机构的了解有助于加深对孩子剧团研究的了解。本研究对收集到的58篇论文和17本书籍进行作者分析,并剔除了未标明作者的文献,研究发现从1938年到2021年的文献中,研究者共有39位。

(一)学者发文量不平衡,长期耕耘于本领域的学者较少

发文数量超过2篇的学者仅有6位,分别是许翰如、付冬生、叶伟才、吴新稼、曙晨和陈模,这些学者是本领域的重要知识生产者。许翰如、陈模、吴新稼(吴莆生)、强明、吴道英都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皆为孩子剧团的前成员,其中许翰如的发文量最高,共计10篇。发文量与许翰如并列第一的是付冬生,他是当下孩子剧团知识生产谱系中最主要的贡献者之一,且其是属于来自高校的研究者。陈模的发文量位列第三,其在孩子剧团书籍文献的整理出版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共出版了5本相关著作,其他的一些学者大多都只发表过一篇论文。整体而言,作者的分布体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与“头重脚轻”的情况,中部研究群体的缺失与顶部学者的稀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持续性发展,不利于当下学术界对孩子剧团的进一步研究了解。

(二)基金资助对研究者群体的促进作用

基金项目的资助对于研究者课题的开展会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其既能给学者提供一定的物质保障,也能吸引更多的学者进入到这一领域之中。在选取的文献里,一共有6项不同的纵向基金对该领域课题进行了资助,其中1项为国家社科基金,4项为省部级基金,还有1项为高校资助的校级基金。参与资助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重大招标项目“抗战大后方文学史料数据库建设研究”,孩子剧团的研究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省、直辖市的4项基金中,有3项基金是专门围绕孩子剧团这个研究领域展开的。所有参与资助的基金项目大多在2016年至2019年间立项,发展速度较快。这一时期受基金资助影响的研究文献数量的增幅也较为可观,共计10项研究成果受到纵向基金的资助,彰显了基金支持对学者以及本领域学术研究的积极作用。

三、主要发表期刊分析

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的重要生产地,通过分析重要学术期刊的情况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剧团研究的相关情况。鉴于本研究领域书籍文献数量不多,且书籍的出版社比较分散,所以本研究只将筛选出来的切题的期刊文献进行发表刊物分析,共统计出36种期刊。

(一)研究成果发表集中于史料型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

史料型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对孩子剧团的研究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以《新文化史料》和《红岩春秋》的贡献最为突出。《新文化史料》于1985年创刊,2001年停刊。1994年,该刊刊发了第一篇关于孩子剧团的论文,2000年该刊刊发了关于孩子剧团研究的最后一篇论文,合计刊发了8篇关于孩子剧团的文献。《红岩春秋》杂志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指导,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作为承载历史使命的党史刊物,《红岩春秋》数十年来刊发了不少以孩子剧团为研究对象的稿件,目前能统计到的文献就有6篇。

孩子剧团在重要期刊中的刊登情况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部分。从发表数据来看,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数量是较为可观的,其中有4本刊物为中文核心期刊,1本期刊为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共有6篇论文在上述核心期刊进行刊发。《新文学史料》为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是刊载现当代文学史料的重要刊物,内有“社团·期刊”“研究·资料”等特色栏目,有两篇关于孩子剧团的研究刊发于此刊。例如,许翰如的《冯乃超与孩子剧团》一文就是在“社团·期刊”这个栏目发表的。《新闻与传播评论》和《人民戏剧》(现名为《中国戏剧》)也刊登过孩子剧团的有关文章。最近的一篇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是2022年3月刊发于《广东社会科学》的《流动的宣传队:儿童剧团与抗战时期的民众动员——以上海孩子剧团、厦门儿童救亡剧团为中心》,离上一篇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论孩子剧团的抗战宣传》仅间隔5个月。由此可见,孩子剧团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重要学术刊物的选题前景是较为广阔的。

(二)各地区期刊录用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京、渝、鄂等地

据研究统计,北京、重庆、湖北等地录用本选题的期刊数量较多,发表的论文数量也相对突出。北京作为全国的学术研究与出版中心,有大量的高校、研究机构和出版社,《新文化史料》和《新文学史料》的出版地就在北京,这两家期刊的发文量总计达到10篇。本领域中6篇发表于核心刊物的论文中有4篇就是刊载在来自北京市的学术期刊中。

抗战时期的重庆是孩子剧团在历史上进行宣传、开展活動的一个重要城市,剧团成员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进行了大量的文艺演出,取得了较大的影响力,与重庆有良好的历史文脉联系。《红岩春秋》和《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这两家期刊的相关选题发文量总计也达到了10篇。另外,《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也刊发过关于孩子剧团的论文选题。所有资助过孩子剧团研究的省部级以上(含)基金均来自川渝地区,加之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在重庆师范大学成立[3],也为重庆的本地学术机构研究孩子剧团提供了研究平台,较好地推进了孩子剧团的研究深度。

湖北省的发文量仅次于北京和重庆,《武汉文史资料》总计发文4篇,是所有在鄂期刊中最多的。孩子剧团曾在武汉停驻过一段时间,故其在武汉的活动与抗战宣传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4],良好的历史环境氛围大大促进了湖北省的学术刊物对相关研究的接纳程度。

整体而言,发文地区集中于寥寥几个地区,其他地区鲜有发文,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倾向性,就连孩子剧团的起源地——上海的发文量也是少之又少。发文地区的不平衡性对展开孩子剧团的研究存在一定阻碍,而基于各个地方刊物的选题偏好,会让孩子剧团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少数关联地区中,不利于学者从更广的范围内去挖掘、看待、评价抗战时期孩子剧团所取得的成就。

四、研究主题特点分析

依照前人发表的文献内容,可将文献归类为孩子剧团发展事迹、著名人物与孩子剧团的交往史、历史影响、当代启示以及孩子剧团相关史料的辨析等研究主题。

在历经了较长的时间跨度后,孩子剧团的研究主题有了很大的发展。就具体的研究主题而言,1981年之前的研究主题相对单一,多为孩子剧团的发展事迹与著名人物与剧团交往的史料研究,且研究型论文数量极少。在1992年以后,关于孩子剧团研究的各种类型的文献开始“蓬勃发展”,在数量与类型两个方面都有明显增多。在2002年以后,研究性文献数量不断增多且研究方向也更为多元。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考察,整体文献符合由史及论、史论结合的研究推进规律。

(一)多集中在历史发展事迹、著名人物与剧团的交往史两个主题上,内容较为全面深入

已有的关于孩子剧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剧团历史发展事迹、著名人物与剧团的交往史两个主题上,这两部分占了全部研究内容的80%。关于发展事迹的研究数量除了在2002年—2011年有所下降之外,其他时段均有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问世。关于著名人物与剧团的交往史的研究则一直在蓬勃发展,在最近十年的研究周期里,相关学术成果的问世最为集中,说明有关孩子剧团这一研究领域仍是一座学术富矿,有待采掘。

从历时性的研究角度来看,研究的范式已经由当时孩子剧团亲历者的描述与回忆逐步转向后继学者根据已有史料展开影响、作用等方面的评价研究。前期文献大多是从名人与剧团的交往出发来体现他们对剧团产生的影响,并在分析影响的同时讲述他们与剧团的故事,由史及论地展开研究。而新近阶段对此议题的研究则呈现出切入视角更为全面、资料的饱和度更好、由史及论的意识更强等特点。

(二)史料真实性辨析研究的阶段性较强,对历史影响、现实启迪的研究呈现上升趋势

关于孩子剧团史料真实性的辨析主要集中出现在1992年—2011年这个阶段,这是孩子剧团研究历程中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对史料的重新梳理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界把握孩子剧团的相关历史,为后续学者展开研究提供更准确的研究资料,夯实历史研究基础。

在对孩子剧团的历史影响研究方面,整体上也呈现上升趋势,仅在2021年就有两篇关于孩子剧团在政治宣传方面的研究成果发表在核心刊物上,相关研究论文的不断发表逐渐丰富了孩子剧团的历史价值与历史评价,极大地彰显了儿童文艺团体的宣教对于抗日战争与中国革命的意义。关于现实启迪的研究与历史影响研究有着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与关联性,其也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上升的趋势。历史经验的获取离不开历史影响和现实启迪这两个维度的贡献,这对于思考如何发挥当代儿童团体在文艺宣教、统战上的功能有着积极的意义。

纵观学界70年来关于孩子剧团领域的研究成果,从早期当事者关于事件的回忆与描述到后来学者根据已有资料进行重新整理与探索,从单一的史料型文献到多角度的研究型文献,现有研究已经生成了囊括孩子剧团对抗战产生的积极影响[5]、孩子剧团的演出对抗战儿童戏剧的推动[6]、孩子剧团异于成人剧团的政治宣传[7]等丰富的切入视角,对于史料的重新整理与评价也不断地在推进[8],研究的学术性也在不断增强。

孩子剧团是抗战时期少年儿童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孩子剧团根据少年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团结少年儿童,坚持抗战。孩子剧团用戏剧宣传抗战,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努力唤醒群众救亡的思想,很多人看了孩子剧团演出之后都被感动到了,大声疾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9]。由此可见,孩子剧团对动员人民群众参与抗战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研究孩子剧团有利于完善对抗战时期少年儿童群体的研究,也有利于从不同角度去深入认识抗战,丰富抗战时期的资料与研究。此外,以史为鉴,可以为当代儿童工作提供新的方向和思考。

五、结语

学者们在多年研究中开拓的新领域,发掘的新资料,无一不彰显着孩子剧团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功。与此同时,本研究也对孩子剧团材料未来的研究与应用提出了一些新的期望:

第一,从基金资助、期刊专栏、组稿等机制层面加大对孩子剧团研究的支持。从上文所说的基金资助情况来看,虽然受基金资助的研究课题有增长的趋势,但还是有明显的地域性问题,整体资助的研究数量仍然较少,所以应该呼吁有更多的机构能够关注此议题并加强资助的力度,鼓励更多的学者投身孩子剧团这一领域的研究。

同时,也要呼吁权威的核心期刊能够关注对包含孩子剧团等议题在内的抗战史研究,让抗战史在社会史、生活史、宣传史的面向有更多阐释与解读。此外,通过增加相关研究的栏目、开设相关的话题、进行专栏组稿等方式,激励更多学者去发表相关的研究成果,推动此领域研究的繁荣发展。

第二,推进孩子剧团对儿童的影响维度的研究。过去对孩子剧团产生影响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孩子剧团对抗战的影响,孩子剧团对儿童戏剧文学层面的影响,而孩子剧团对青少年儿童的影响等方面的文献还不多。在当下,孩子剧团的事迹与精神对儿童的鼓舞已有少量的史料记载涉及,虽然数量不多,但对当代儿童工作的指导与实践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在现有的文献中,仅可以查到相应记载,暂未有更多对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影响的评价与分析,希望能有扎实的研究来弥补这方面的空缺,让少年儿童的主体性在本课题中得到更充分的论述。

第三,从应用层面来讲,可积极利用新媒体对孩子剧团的史料与表演进行多模态传播,宣传这段光荣的历史,引导青少年儿童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孩子剧团是抗战时期涌现出的一股生机勃勃的中国力量,虽然1942年孩子剧团解散了,但孩子剧团的精神,以及他们对抗战所做出的贡献均是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值得细细品鉴,也值得后人了解与学习。在研究孩子剧团的同时,也应引导更多的公众了解孩子剧团的事迹,再现儿童这一群体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贡献。除了参观历史遗址、观看相关剧目、阅读有关历史书籍之外,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环境下,巧妙地借助新媒体平台对孩子剧团进行传播具备应然性。

借助多媒体技术,以多模态的形式向公众展现孩子剧团,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展开爱国主义教育,培养青少年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是未来值得研究和探索的一个方向。

参考文献:

[1] 付冬生.抗战时期“孩子剧团”大事记[J].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30(5):20-25.

[2] 《新文化史料》编辑部. 1997年《新文化史料》[J].新文化史料,1996(5):74.

[3] 熊飞宇.抗战文史研究的重镇: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简介[J].抗战文化研究,2009(0):291-294.

[4] 徐明庭.孩子剧团与武汉[J].武汉文史资料,2000(7):32-34.

[5] 蔡洁.流动的宣传队:儿童剧团与抗战时期的民众动员:以上海孩子剧团、厦门儿童救亡剧团为中心[J].广东社会科学,2022(2):274-285.

[6] 付冬生,彭斯远.“孩子剧团”及重庆抗战儿童戏剧理论探究[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1):37-41,94.

[7] 付冬生.抗戰时期孩子剧团的政治宣传[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74(4):120-128.

[8] 许翰如.尊史改错[J].新文化史料,1998(5):72.

[9] 健行.抗日烽火中的孩子剧团[J].档案与史学,1995(4):75-76.

作者简介 杨航,博士在读,讲师,研究方向:新闻出版实务。蔡张愉,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媒介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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