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慧颖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言研究所

一、 引言

许国璋先生是外语界、语言学界的一位大家，他有着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语言学思想呢？学界人士在忆念许国璋(以下简称许)时，往往提到他的哲学精神(曹念明，1997)，许自己也颇得意于自己的哲学眼光和高度。许曾私下袒露心声：“外面人只知道我是英语教育家。其实我自认为我首先是语言哲学家。我是个哲人。”(顾曰国，1996： 250)许自我鉴定是语言哲学家，这应做何解释？许所理解的“语言哲学”和现今日益兴隆的“语言哲学”这一学科有何关系？和中国传统语言哲学又有何种关系？2015年值先生百年诞辰，学界又一次掀起探讨许老学术思想的热潮，甚或有颇为用力的专篇探讨先生的语言哲学思想(张凌，2016)。姚小平(2017)对许老从做人风范到学术品格以及所创语法、所编杂志等方面都做了生动刻画。但以上问题仍有待进一步阐释和澄清。本文即针对以上问题对许的语言学研究思路做一次深入探讨和梳理。

二、 许国璋语言研究的指导思想——“理”论与“通”论

徐烈炯曾用“全面”和“海量”来定义许的语言思想。许的语言研究的确展示了全面海量的一面，但单纯用“全面”和“海量”来定义许的语言学思路则略显粗糙。笔者认为用“理”与“通”来概括许的语言学思路更为精准。我们来看看相关论述。

许在给桂诗春、刘润清等所编《语言学教程》的序言中提出“从引进到自创”五条原则，其中第四条要求“尊重……理论，不以有用无用，正统邪说为取与舍的标准，对理论有矢志不渝的精神，……力求贯……”(桂诗春，1996： 58)。另外，在1987年举行的一场高校语言教学大纲的会议上，许说：

学校教育包括教育、教学和教养。教养是文化素质的培养，是理性的陶冶；而语言学的教养意义在于“通”与“达”。就像学几何而通逻辑，学生物而懂分类一样，学语言既须求知，还要明理。能将某学科之沿革连成一起者为“通”；不看课本，不看笔记而能举例说明道理者谓之“达”。(转引何自然，1996： 119)

许对“理”十分倚重，他所理解的“理”既指“理论”，也含“理性”，人之为人，在于能够思维、发现和创造理论，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的“理”是怎样的呢？理以“通”为特征，通即“贯通”，“通达”。许在多处把“通”和哲人、高人联系起来。

许在一封信里向老友陈原建议，要想发展壮大刚刚成立的社科院应用语言研究所，须重金聘请Texas的W. P. Lehman，说他是“古今而不执一说之人”。(陈原，1996： 36)许敬钱钟书为哲学大家，称赞“钱师中国之大儒，今世之人也”。(1995： 78)“友人之中，不乏东西攸同，三隅之反之士，尤是幸事。”(1995： 78)“读(金岳霖)这位哲学家文章，到处可以感到他的脱明达”。(1991： 331)许钦佩“古今、不执一说”的达人。这个“通”是时间上的“通”，“三隅之反”是空间上的通。许称赞哲学家金岳霖“不泥于时，不惑于常”(1991： 308)，也是从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一事的角度来定义哲人。

许既以“求理”、“通达”教导学人，自己必定身先士卒，他一生执着追求理论，以“理”为宗，力求中西兼通、古今兼通、学科兼通。接下来本文就从许的语言学研究大视野来进一步理清其语言学研究脉络。

三、 许国璋的语言哲学大视野——对“理”、“通”、“哲”的实践

和当今学者相比，许在语言学方面论文数量不多，有将近30篇。这些文章多收入1991年出版的《许国璋论语言》中。文集共收入25篇论文，其中，关于索绪尔的研究3篇(其中1篇涉及布龙菲尔德)，关于乔姆斯基的1篇(书信形式)，关于中国传统语言学的3篇(许慎、马建忠、金岳霖)，社会语言学3篇，语义学1篇，语用学1篇，计量语言学1篇，夸克语法2篇，翻译3篇，词典学3篇，全面论述3篇(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符号任意性、语法等)。

从篇目归类来看，这样“广博”的覆盖面恐怕难有深入研究。但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80年代，普通语言学研究在我国刚刚重新起步，从国外引介各类语言学理论和流派是当务之急。而许恰恰最胜任这项筚路蓝缕的引进工作。实际上，许的每一篇文章，哪怕是引介性文章，都饱含精准、独到、深刻的见解，充分展示了他高超的“理”论、“通”论和“哲”论特征。以下从“理”、“通”、“哲”三个方面来探讨许的语言哲学精神。

1. 许国璋的“理”论

许说过：“从毫不相似的东西中看出相似之处，这是哲学家的眼力。”(1991： 111)语言学家就要找出语言的“理”，此“理”即是一切语言共有之理，即普通语言学之理。许认为：“语言为人类所特有”；“语言是理性行为”(1991： 22)“人是理性的人。语言和它的结构规则是人的理性的一部分。”(1991： 61)。纵观许的语言学作品，可以看出其语言学“理”论主要围绕共时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展开。

许认为普遍语法有三个基本基理(1991： 111)：

A. 语言由各种单位所组成，凡是语言都有词类和句法。

B. 语言单位具有区别性特征。屈折形式和词序是两种互补的语法手段，两者之间维持一种平衡。

C. 语言的结构是人的理性的一种表征和积淀。

对于语言的最终本质，许通过分析索绪尔对语言所做的7个比喻，得出索绪尔语言学是研究对立关系的学科，这一结论和Roman Jakobson对索绪尔的评价高度一致。(1991： 121)能认识到语言的本质之理为对立特征，这一点的确把握到了索绪尔语言学的关键，亦是结构主义系统的观点。如果能沿着这个思路再进一步，则可认识到语言存在(比如语音层面)并非因为语言单位本身具有实在的自性实体，而是由于该单位拥有对立面，比如在汉语语音系统中，/p’/(对应拼音p)和/p/(对应拼音b)是一组差别特征对，但在英语音系中，/p’/和/p/ 不构成对立区别性特征(尽管两者发音明显不同)，/p/是/p’/的一个变体。一个音素没有对立体，自身便构不成音位。这种系统存在的结构主义观点对20世纪的许多学科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至今仍具有可观的发掘潜力。

许对索绪尔语言学之理论着力甚多，后文有详论。他不仅从“理”性层面上来把握索绪尔语言学，也用同样的方法论述其他语言学者如乔姆斯基和马建忠等人的语言学思想。

许对乔姆斯基的具体语法理论并未设专文探讨，但他的“论语法”和“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两篇长文中很多细节体现了乔姆斯基语言思想的影响。许一向不吝赞美乔姆斯基的理论高度，称赞“转换生成语法”最富哲学力量；赞同乔氏摒弃社会因素，研究隔离的语言单体形式具有纯科学风范。(1991： 191)

许对乔姆斯基的认可是出于对唯理语法的天然好感，而为《马氏文通》翻案同样是出于唯理的考察。我们知道，《马氏文通》以拉丁语法为参照探讨汉语文法，提出普遍唯理语法的思路，国内不少学者批评他全盘照搬拉丁语法主观臆说。许不因多数学者持此观点即从众附和。他花费大量时间力证《文通》并非盲目照搬拉丁语法，撰成“《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一文，指出《文通》中数条语言学通理：“世界上一切人种，不论肤色，‘天皆赋予心之能意，意之能达之理’”；“凡是语言，都有‘字别种，句司字’这一不易之理”；“西文的规矩和华文的义例是一致的。(1991： 68-79)许还特别详细分析了《文通》中对实字和虚字的二分定义情况，肯定其具有普世性。(1991： 80-82)

许的语言学不仅限于对理论性较强的语言学派的探究，还涉及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等层面。姚小平(1999： 55)评价许“向来偏重思辨，喜做哲理的推阐，对材料工作虽不看轻，但并不热衷；而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问题的探讨，终不能限于理论层面”。那么许是怎么处理理论性不强的学科分支呢？事实上，许的语言哲学并非专指深入涉猎某一种纯粹的语言学理论，提出自己有创见的理论和思路，也包含探讨和平衡语言学各个流派之间的地位和关系。如果许仅仅是对某一理论感兴趣，那他完全可以选择一门该理论深入而不计其余。但事实上，许广泛涉猎各类语言学分支流派，极少流连于一家。这正是学科语言哲学的特点(详见后文)。许的语言哲学不仅体现在对某个热门语言理论的器重，更体现在为所有现存语言学分支、尤其是冷门学科提供存在的理论基础。我们用“通”论和“哲”论来概括许国璋的这种研究风范。

2. 许国璋的“通”论

许的语言学以“理”为宗，力求达到各种学说流派间的通达、平衡。许的“通”论包括中西兼通、古今兼通和学科兼通。中西兼通指的是许尝试通融中国传统语言学说和西方语言学，比如关于《马氏文通》的研究；古今兼通是指许尝试发掘中国古代语言学思想，找到其中蕴含的当代语言学元素，比如对许慎语言哲学的研究；学科兼通是指学科间打通壁垒，实现彼此的联系和照应。前两种兼通后文将有讨论，本节讨论学科兼通。

许的学科兼通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不同学科间的彼此借鉴和相互激发；另一层是指同一学科内各门分支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关于不同学科的兼通，许主要是提倡交叉学科的重要性：“语言学的研究生不能只学汉语或外语，否则将来很容易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他说他很想尝试让理工科学生或少数民族语言专业的学生到北外读外语；北外的学生中有志者送去读理工或少数民族语言，或去北大学习梵语一类有重要文化意义的语言。”(黄长著，1996)另外，他对语言学者爱好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也表示特别欢迎。(周海中1996： 175)关于学科内分支流派的兼通，是指许特别善于找出语言学专业内部分支流派之间的辩证联系。举例来说，美国30年代盛极一时的布龙菲尔德学派(描写主义语言学)处处以独立学派自居，极少有人把这一派和索绪尔联系起来，许独具慧眼，通过细读布氏的第一部普通语言学专著(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考察出布龙菲尔德和索绪尔的一致和继承关系： 1) 两者都认识到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的冲突一面和互补一面，都对历时语言学提出批评；2) 两 者都对音位理论有彻底详尽的论述，而音位理论正是结构主义共时语言学的基础理论。(1991： 147-160)

对于理论性较强的学派之间的关系，许主要从共通之理上寻找联系；对于理论性不强的社会语言学，许又是怎样为其在乔姆斯基唯理语法一统天下的局面中争得一席之地的呢？许有三篇长文专为社会语言学“立言”，主要是从社会语言学和乔姆斯基唯理语法具有“对立互补性”这一角度展开论述。他分析了海姆斯(Dell Hymes)提出的四条社会语言学优势，认为其中第一条指出了乔氏的语法能力(grammatical competence)概念不完整，需辅以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概念，这一条是最具实质性的诘难。但由于乔姆斯基的术语系统中有和competence对应的performance，乔派可以把海姆斯的交际能力推给后一概念而不予理会。所以海姆斯对乔氏的诘难不构成有力威胁。鉴于此，许选择借用韩礼德的“语言独立于社会还是服务于社会”这一诘问来为社会语言学立说，认为语言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服务于社会而非独立于社会，所以研究语言不能只研究语言本身，还需要和社会结合起来。(1991： 182-183)如果说生成语法研究的是自言自语的理想人，社会语言学则研究的是正常交流的人。这就彰显了社会语言学的实践价值基础。

在乔姆斯基生成语法如日中天的情况下为社会语言学这一“旁门偏支”立身立言，这是许为弱势流派和弱势二分概念辩护的一贯行为之一例。我们认为，不趋显学、不堕两边是高明的哲学思维特征，下面我们从“哲”论的角度来阐释许国璋语言哲学的平衡艺术。

3. 许国璋的“哲”论

我们先追溯下“哲”的辞源本义。现代字典中，“哲”字表示“智慧、开明”之义。但“哲”另有别致的辞源本义。《说文解字》解释“哲”： 知也；从口折聲；嚞，古文哲，从三吉。又，《说文解字注》嚞： 古文哲，从三吉，或省之作喆。也即是说，“哲”和“喆”是同字异体。喆由两个“吉”并列而成，吉，会意字，“将兵器安放在兵器架上”，表示高度防卫、免受危难的意思；双“吉”并列表示两件兵器并排放置，意味旗鼓相当、实力相衡。

至此可知，“哲”最初的辞源意义表示两相对立、势均力敌的意思。可见，哲学本质上是指不堕两边、保持二分平衡的学问。这一点在许的语言研究中有充分体现。前文提到的社会语言学理论基础问题，就是许国璋为弱势学科仗言的实例。在面对众多哲学二分概念和对立流派时，许都能做到均衡论述、双边并重。在《论语法》一文中，许阐释了五组对立语言学流派术语，均能做到客观阐述，绝无高下好恶之评论。对于实证语法和唯理语法，许主要论述两者的差异之处；对于共时语法和历时语法，许没有因为当代是共时语法的天下而菲薄历时语法，反而论说历时语法是动态的共时语法，“历时是客观的必然，共时只是科学研究的一种假设和规定”(1991： 49)；同样，对于规定性语法和描写性语法，许也没有大势颂扬作为显学的后者如何宽容客观，也未贬低前者蛮横保守，他指出： 规定主义者以逻辑作为标准，描写主义者以实际使用作为标准。对于纯理论语法和教学语法也是重点强调两者服务于不同的功用目标。

除了这种大量的维持平衡均势的论述，许偶尔也有“偏执”的时候。比如，关于语言的任意性(索绪尔提出)和理据性问题，许国璋明显站在理据性一边。他有一篇专文为理据性辩护。该文首先质问： 语言是理性的行为，何以又饱含任意性因素？在解释了语言的三条理智性特征之后，该文分析了索绪尔所说的任意性本意为能指和所指之间具有“不可论证性”。许抓住这一点并指出： 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不可论证性是说能指和所指没有天然的联系。但没有天然的理据联系不代表没有人为的、社会的理据联系，语言能指和所指正是借助社会的、系统的制约建立起联系。(1991： 27)接下来，许又从外族人和母语者在学习中对语言的任意感和理据感的动态变化情况来进一步说明： 任意性只是心理适应过程的一种暂时现象，适应了就马上觉得理应如此。个人学习语言如此，整个语言的产生发展也如此。人类语言的音节数量有限，一旦亚当式的命名达到一定程度，命名就不再具有绝对的任意性了。文章在结尾段还假想了一场哲学家(持任意说)和语言学家(持理据说)的辩论，最终语言学家的理据说胜出。

为什么许如此坚定地为语言理据说辩护？分析原因如下。索绪尔所宣称的语词能指和所指间的任意性是从符号学角度着眼，即语言符号和所指之间为非同质关系，这一点无需质疑。符号学角度是一种抽象的逻辑角度，不考虑时空语境因素。但语言学研究有很多方面是涉及时空环境因素的。所以单纯提倡语言任意性不利于某些语言学分支的发展。另外，汉字独有的象形性也促使中国学者倾向于认同理据性。可以说，坚持语言理据性也是许国璋语言思想受汉语及中国传统语言学思想影响的结果。这一点后文还会谈到。

四、 许国璋语言哲学之定位

开头提到，许自认为自己是哲学家，这一点在学界也得到了公认。卫志强(1996： 68)说，“许国璋先生晚年执着地进行语言理论和语言哲学的研究”；李赋宁(1996： 32)评价许“深入、系统地专研西方各家语言学理论，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语言哲学体系”；桂诗春(1996： 50)敬许先生为“语言哲学家，思想家”；王宗炎(1996： 16)盛谈许先生留下的“思想遗产、基本哲学，治学方针”等。从前面的分析来看，许的语言哲学和作为一个哲学分支的当代西方语言哲学有较大出入，那么如何定位许的语言哲学性质呢？

1. 从当代西方语言哲学说起

当代西方语言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philosophy of language)起源于上个世纪初，至今方兴未艾、渐成一股哲学流派。我国语言学界和哲学界的不少学者也正积极投身于这股哲学洪流中。那么许的语言哲学和西方的这个语言哲学是不是一回事呢？

西方语言哲学的一个主要课题是研究意义问题，关注意义到底是什么、如何定义，主体又是如何理解意义这类问题。William Lycan这样定义语言哲学的任务：“哲学理论要给出这样的意义理论： 为什么一串字符或声音具有意义？更具体些，字符串为什么具有区别性意义；同时，意义理论也要解释人类为什么能够毫不费力地生产和理解语言”。(2000： 1)Alexander Miller给出相似的定义：“哲学家致力于系统地解释语言理解机制，意义问题及知识问题。”(1998： xi)《牛津哲学词典》(Blackburn， 1994： 211)对“philosophy of language”的定义如下： 语言哲学尝试理解日常语言要素的两层关系，即言说者如何理解语言要素，以及这些语言构成要素和外部世界具有怎样的关系。简单说，语言哲学即是研究语言、思维(理解)、世界三者的关系的学科。

钱冠连(2008)认为，西方语言哲学主要指分析哲学，是分析哲学的别名。乔姆斯基(1975)和达米特(Michael Dummett， 1975)认为语言哲学研究自然语言的一般性质(转引自钱冠连，2008： 114)。本文暂时采取后一种广义语言哲学态度，认为西方语言哲学涵盖分析哲学，包括一切和意义理论有关的语言哲学论述。根据这个观点，语言学中的符号学、语用学、语义学都有相当部分和语言哲学交叉。许的语言学研究中关于索绪尔符号学的内容最多，语用学和语义学也有涉及。如果从广义角度讲，也算得上是语言哲学研究。不过，许国璋个人引以为傲的语言哲学并不是西方的语言哲学，而是中国语境中的语言哲学。

2. 许国璋语言哲学与科学哲学

我们看到，许所理解的语言哲学，不止在于他对符号学、语用学、语义学本身的细节探讨，更在于他研究语言时所使用的方法和高度。潘文国将语言哲学分为语言学哲学和哲学语言学，按照这一二分法，许的语言哲学当属于后者。潘文国还进一步把每一门学科研究分为4个层次： 学科哲学——学科理论——应用理论——应用实践，学科理论是关于这一学科的基本理论，而学科哲学则是对这一学科本原问题的哲学思考。(2004： 100)具体到语言学就是“哲学语言学(学科哲学)——语言学理论(学科理论)——应用语言学——语言实践”。照此分法，许的语言哲学应该包含前两个层次： 哲学语言学和语言学理论。因此，我们研究许国璋语言哲学，不应限于仅仅把许的语言观点说清楚了事，还要兼顾到他的学科哲学(也即科学哲学)思想。对于语言学的学科哲学，我们可以从学界关于“语言哲学”术语分歧辨析的文献中找到相关论述。万德勒认为，“哲学语言学(philosophy of linguistics)是科学哲学之下的一个特殊学科分支”，“它涉及对意义、同义、释义(paraphrase)，句法、翻译这些共相概念进行哲学反思，并对语言学理论的逻辑地位和验证方式进行研究”；而广义的西方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则专门研究语言的本质、语言与世界、真理的关系等问题。(Vendler， 1967： 5)

许国璋语言哲学主要探讨了语言作为学科标的的性质(语言是符号)，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平衡二分概念)和语言学的框架(所涵的语言学分支派别)问题。许没有涉及语言理论的可靠性问题(验证方式)和语言研究的终极目的问题，这是研究者个人兴趣倾向所致，极少人有精力涉猎某一学科中的所有问题。许也未涉及语言和世界、真理的关系，这是广义的西方语言哲学的主要课题。

许关注的课题有一些和纯哲学问题相接，比如他对金岳霖论述的抽象概念的兴趣即是朝这个方向发展；另外许的思辨才能也完全可以和哲学家相比，这一点从他假想的那场语言学家-哲学家的辩论可窥一斑。但总的说来，许更适合当一个新学科的引介和诠释者(而非具体地讨论某个思辨性的哲学问题)，他也正是这么做的。

3. 许国璋语言学思想与中国传统语言哲学

从学科专业来看，许学的是外语专业，隶属外语界，但他的研究却大量涉及中国传统汉语研究。对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发掘，是许的语言学研究重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马氏文通》及《说文解字》的剖析。在“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一文的结尾段，许表达了对《文心雕龙》所体现的语言哲学的浓厚兴趣。此外，许也特别推崇金岳霖的语言思想。本小节讨论两个问题: 1) 许国璋为什么这样倚重中国传统语言哲学？2) 许国璋深入传统语言哲学获得了哪些创见？

为什么要重视中国传统语言哲学？许自己关注哲学问题，更留意中国传统语言哲学的研究情况。许一向痛惜中国长久以来没有太多理论上的建树。他说，像唐玄奘这样做大规模梵译汉工作的人都没有写一部梵语语法书，只是留下了词汇对照表(glossary)；还说中国有宏大的建筑群，却没有真正的建筑理论。因此提出“我们定要追求理论，要有理论假设，甚至要‘脱离实际’以达至彻底的理论”。(卫志强，1996： 69)许在1991版文集的简短序言中指出一个问题：“中文系学人……外文系学人……两者未见汇合”；另外“对于用现代语言学观点，探索中国固有的语言哲学，似乎用力更少”，所以许决定“窃不自量，愿致力焉”(1991： 1)

诚然，国内学科分类中，习惯在语言学下再分出汉语研究和外语研究。这种分类方式恐怕在欧美是没有的。语言学本来就是普通语言学(general linguistics)，分汉语和外语大概是我们的特色。这种划分到现在还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许在30年前就已经意识到这个弊端，亲自践行一切语言均是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这一原则。普通语言学就是要探讨一切语言共有之理，汉语作为迥异于印欧语言的代表性语言，必然要为普通语言学贡献一份筹码。

许要探究和发扬中国传统语言哲学的决心在论《马氏文通》一文中有更直接的表达；

马氏认为，一个民族发展到具有自己的文化认同，就是有了“自群”。中国接受普世文法，“由是而求西文所载之道所明之理”，进而“精求而会通”，就能进入世界文化之大群”，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如此方不致“为他群所群”，即不致为外来文化所湮没。马氏在十九世纪之末提出“开放以求自立”的主张，愧煞百年后犹豫不前的今人。(1991： 79)

许盛赞马建忠在100年前就已致力于汇通中西语言共同之理，言下暗示我等后辈不可蜷缩一隅、裹足不前，要勉力为之。

深入传统语言学，许的研究一方面印证了西方语言学理论，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创见。前者如《马氏文通》提出的“天皆赋予心之能意，意之能达之理”、“凡是语言，都有‘字别种，句司字’这一一定不易之理”等都是对普遍唯理语法的佐证。许慎《说文解字》序中所说的“字者，言孽乳而浸多”(单体语言按规则滋生为复体)也是对语言结构生成模式的正确认识。除了同理相求，许还提出了不同于西方语言学理论的特殊理论。比如，针对索绪尔的语言“任意性”学说，许提出语言“理据说”，并予以周全论证，这多半是仰仗汉语自身特点提出的。而许慎的《说文解字》前序正可以为语言理据性提供例证；再如，许大力为社会语言学一科代言，这和中国传统语言研究多涉及时空语境不无关系。许还公开质疑以有声语言为本体的西方语言学理论。(1991： 1)这些观点从现在看也是大胆和前卫的。我们认为，许的大部分语言学创见和哲学自信一方面得益于先进的西方理论眼光，另一方面也源自中国传统语言学给养。

五、 结语

许一向推崇理论建构，但决不盲从权威。在面对西方普通语言学的繁荣壮阔，许一方面给予足够的重视，一方面回头审视和发掘自家语言哲学宝库里的珠玑，自信而喜悦地展示于人，表现出极大的哲学自信。先生病魔缠身时，仍惦记着要写几部大书，可见先生心中仍有很高妙的想法要一吐为快。老友赵瑞蕻(1996： 21-22)撰文慨叹： 倘使假以天年，许可能写出一本巨著，使他成一家之言。对理论的孜孜以求、精益求精，是先生一生不变的追求。可以想见，许如果真的有幸完成他的夙愿大作，这部大作一定兼顾中西、不盲崇权威、且独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如今先生过世已廿年有余，普通读者多半还记得《许国璋英语》，而他给后人留下的语言学思想尚待学人研讨阐发。本文旨在抛砖引玉，提醒学界不忘先生作为国内外语学界的引路人曾给我们指出的宽阔视野和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