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 李金彩

名称，包含专名(proper names)和自然种类名称(natural kind terms)，作为自然语言的片言只字，看似不言自明，实则令人困惑。早在一百多年前，罗素(Russell， 1918-19： 200)就洞察到“理论上而言，唯一能够指表个体的语词就是专名，然而专名十分奇特、难以理解”。六十年之后，开普兰(Kaplan， 1978： 224)也抱怨道，“专名真是个麻烦，若不是没法喊孩子回来吃饭，我定会将它弃之不顾”。时至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哲学家针对名称的意义与指称问题依然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围绕名称的谜题似乎只增不减。

那么，名称究竟为何如此神秘费解？追根究底，问题在于名称如何与世界实体建立关联仍然是一大谜题。名称到底是藉由与之相关的描述语指向其对象？还是通过历史-因果链条与其对象发生关联？抑或存在其他的媒介帮助人们成功地实现指称目的？换言之，我们仍不清楚正确的指称理论到底是什么——名称指称机制是什么？可称之为名称指称难题一。另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难题是，我们应该如何为名称指称机制进行论证和辩护？亦即名称指称理论的证据基础是什么？是语言使用者的指称性直觉判断还是有关名称的指称性使用？在为名称指称理论进行辩护的过程中，我们又该如何获得这些证据？不妨称之为名称指称难题二。

下面，我们将首先概述传统语言哲学家针对上述两大难题给出的解答方案，之后对近年来兴起的有关名称指称的实验语言哲学研究进行系统评介，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名称指称难题的实验语言哲学2.0方略，希冀未来的研究通过拓展研究疆域、革新研究方法，为名称指称难题的消解做出贡献。

一、 传统语言哲学路径

1.1 经典指称理论争鸣

针对名称的指称问题，西方语言哲学家提出两种不同的指称理论模型： 弗雷格(Frege，1892)、罗素(Russell，1905)、塞尔(Searle，1958)等人倡导的描述语理论(the description theory)与克里普克(Kripke，1972)、普特南(Putnam，1975)创立的历史-因果理论(the causal-historical view)。描述语理论的核心是，名称与一个(或一簇)描述语相联系，其指称对象就是唯一满足相关描述语的个体。譬如，“屠呦呦”这个名字指向屠呦呦这个人是因为唯有她满足诸如“中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的描述语的个体。在描述论者看来，名称经由描述语间接地指向对象。

描述语理论曾长期占据着指称理论的主流地位。然而，1970年代，克里普克和普特南分别在其著作《命名与必然性》(1972/1980)、《“意义”的意义》(1975)中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因果理论，认为名称的指称藉由与该名称相关的历史-因果链条决定。一个名字之所以指向一个个体是因为在最初的命名仪式上该个体就被命名为，随后在语言团体中这一名字得以流传；即使该个体事实上并不满足任何与其关联的描述语，该名字将始终指向这一个体。换言之，根据历史-因果理论，名称直接指向个体，而无需描述语作为媒介。因此，假设屠呦呦不是首位获得(或者从未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医学家，“屠呦呦”这个名字将依然指向她本人，而非别人。

历史-因果理论一经问世便产生了巨大反响，赢得了学界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取代了描述语理论的主导地位。近四五十年来，对历史-因果理论的批评和捍卫构成了当代语言分析哲学的一条主线。

1.2 扶手椅思辨哲学论证方式

历史-因果理论缘何受到如此推崇？一个主流看法认为，这大抵离不开哲学家对克里普克在论证过程中所诉诸的语义直觉的广泛共有。具体而言，克里普克反驳描述语理论的“神来之笔”是其构建的关于“哥德尔”的思想实验(the Gödel thought experiment)： 人们一般认为哥德尔是算术不完全定理的发现者。假设事实上该定理是由一个名为施密特的人发现的，但因某种机缘巧合，哥德尔将这一成果窃为己有并公之于众。按照描述语理论，当人们使用“哥德尔”这个名字时，实际上指的是施密特，因为施密特是唯一满足“算术不完全定理的发现者”这一描述的人。然而，在克里普克看来，这一结论似乎与人们的直觉格格不入。当人们使用“哥德尔”时指称的就是哥德尔，而非施密特(Kripke， 1980： 83-84)。

克里普克对描述论的驳斥得到了哲学家的普遍认同，吸引了大批分析哲学家由描述论者转而成为历史-因果理论支持者。可以认为，在这场指称理论的历史-因果革命中，诸如“哥德尔”的思想实验引发的直觉判断发挥了重要的证据作用。事实上，克里普克(1980： 42)曾坦言：“虽然一些哲学家认为直觉内容不够稳定，但是没有比直觉更为稳定的证据了，因而仍要将其视作重要的证据”。纵览文献亦不难发现，“直觉中心”(centrality of intuitions)现象广泛存在，语言哲学家普遍诉诸直觉以构建理论学说、做出论证阐析，他们将直觉视为相关理论的基础性证据(来源)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与直觉相符或相悖，往往作为判定理论学说的合理性与可接受性的标准。因此，传统语言哲学被冠以“基于直觉的哲学”(intuition-based philosophy)、“直觉驱动的浪漫主义”(intuition-driven romanticism)等名号。

语言哲学家构建思想实验、凭借个人直觉进行分析论证，集中体现了传统哲学研究方法的本质——坐而论道式的思辨(armchair theorizing)，该研究范式也被认为是哲学研究方法与科学研究方法的本质区别所在。然而，这种传统的诉诸直觉的哲学研究方式可靠吗？直觉可以合理地作为相关理论的证据(来源)吗？近年来，这一系列问题已成为语言哲学研究，尤其是新兴的实验语言哲学(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研究所关注的焦点。下面我们将着重系统评介解决名称指称难题的实验语言哲学进路。

二、 实验语言哲学方案

本世纪初，一系列跨文化心理学研究表明，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基本的认知过程(如感知、注意、记忆等)中存在着系统差异(Nisbett et al.， 2001)。受此启发，哲学家E. Machery、R. Mallon， S. Nichols以及S. Stich(2004，下文以MMNS指代Machery及其合作者)率先考察了在专名指称理论论证过程中语言哲学家所依赖的克里普克式直觉的普遍性，对历史-因果理论的证据基底提出质疑，引发了学界异常激烈的讨论与争鸣，催生了大量有关名称指称的实证研究，开启了语言哲学的“实验转向”(the “experimental turn” of philosophy of language；参见李金彩、刘龙根，2015)。实验语言哲学家倡导研究者效仿生成语言学家、心理学家等，运用系统的科学实验方法探究人们对语言哲学核心议题的日常直观看法，以进一步检验相关理论的真伪或比较其优劣。目前，藉此路径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获得了一些深刻的见解，但亦存在一系列问题悬而未解。

2.1 专名指称实验

MMNS(2004)借鉴《命名与必然性》中的“哥德尔”案例，通过实验手段调查了中国人和美国人关于专名指称的直觉判断。该研究发现，中国人和美国人具有不同的指称性直觉，前者更多地具有弗雷格式的描述性直觉，后者则更多地享有克里普克式的历史-因果直觉；而且在同一文化群体内，受试的指称性直觉亦存在差别。MMNS进而推断，克里普克的思想实验引出的指称性直觉判断不为众人共有，他对描述语理论的反驳并不被普遍接受，其可靠性因而令人生疑。

倘若MMNS(2004)的实验中的跨文化差异结论成立，这就蕴含着两种哲学可能： 1) 专名指称的确定方式随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不同(甚至在同一文化内，不同亚文化团体的语言使用者亦可能具有不同的指称性直觉)，由此将导致“语义学的跨文化模式”或语言哲学相对主义的出现；2) 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使用者确定指称的方式实质上是一致的，但哥德尔思想实验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中引发迥异的直觉判断，这就意味着该思想实验可能包含一些影响人们做出判断的因素；若果真如此，则说明克里普克及其他哲学家诉诸思想实验以及由此引发的直觉进行论证的路径存在问题，因而扶手椅哲学家必须革新其坐而论道的传统研究方法。

继MMNS(2004)的开拓性研究之后，众多学者从不同维度对其指称实验进行了考察，批判意见可归为两大类。其一，部分哲学家承认直觉在哲学理论构建中发挥的作用，但认为MMNS的指称实验设计存在根本缺陷。譬如，Marti(2009)、Deutsch(2009)、Heck(2018)、Lam(2010)、Devitt(2012)、Sytsma & Livengood(2011)、Domaneschi & Vignolo(2019)等分别从混淆语言直觉(linguistic intuitions)与元语言直觉(metalinguistic intuitions)、混淆讲话者指称(speaker’s reference)与语义学指称(semantic reference)、受试语言水平未经控制、错误选取普通大众为样本、认识视角(epistemic perspective)模糊不清等角度对MMNS(2004)的研究进行批驳，否认指称性直觉的跨文化模式，指出Machery等人对传统语言哲学研究路径的质疑并无可靠依据。

然而作为回应，Machery以及其他研究者在一系列后续实验中发现，即使对上述影响因子逐一加以控制，中、美受试的指称性直觉仍然呈现出系统的跨文化及文化内差异性(Machery et al.， 2009； Machery et al.， 2010； Machery et al.， 2015； Sytsma et al.， 2015； Beebe & Undercoffer， 2015； Islam & Baggio， 2020)。有趣的是，Li et al.(2018)通过两项实验研究亦重复验证了中、美成人受试之指称性直觉的跨文化模式，并且首次发现来自中、美的7岁儿童的指称性直觉判断中业已呈现出前述的系统的跨文化差异。在诸如此类的实验研究中，专名指称性直觉之跨文化差异反复被证实，进一步加剧了有关经典指称理论以及传统哲学论证方法的争鸣，描述语理论与历史-因果理论孰对孰错愈加难以判决。如何寻求正确的指称理论，已成为实验语言哲学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

其二，与上述批评意见相左，一些哲学家坚持否认直觉在克里普克反驳描述语理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认为Machery等人对传统语言哲学方法论的攻击未切中要害，并声称名称指称理论的证据来自语义事实，即真实的语言使用，而非人们的直觉判断(Devitt， 2011， 2012； Marti， 2009， 2012)。尽管如此，这些哲学家赞同自然主义视野下的实证研究在指称理论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倡导对专名的真实使用而非直觉判断进行考察。基于此，Devitt & Porot(2018)、Domaneschi等(2017)分别通过实验方法，对特定情景下专名的使用进行了测试，为历史-因果理论提供了部分证据。但是，截至目前学界尚无关于专名的实际使用是否会呈现出相似的跨文化模式的调查研究。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遵循上述这条路线的研究者首先需要解决如何厘定指称性直觉与指称性使用之关系的难题。语言使用的性质是什么？与直觉判断是否相一致？若否，哪些因素导致二者出现差异？更为重要的是，语言使用在构建指称理论这样的(元)语义学理论中的作用和价值尚无定论。正如句法学一样，语义学的主要任务是解析语词的语义特征，而非有关语言的实际使用，因为真实的语言使用势必受到各种各样的言者因素和语用因素的影响。因此，专名的指称性使用是否可以作为指称理论的证据亟待探究。

2.2 自然种类名称指称实验

除专名外，自然种类名称亦受到了克里普克(1972)、普特南(1975)和伯奇(Burge， 1979)等的特别关注，认为历史-因果理论较之描述论可以更加充分、合理地解释其指称机制。譬如，人们即使不知道某个自然种类(如“水”、“金子”)的核心属性或者针对该种类持有错误的信念，但仍然能够运用自然种类名称成功地指称其对象。在历史-因果论者看来，这是因为诸如“水”的自然种类名称的指称对象由其深层科学结构，即其因果本质(“具有HO这一分子结构”)决定，而非人们所掌握的与之相关联的表面的描述性特征(如“无色、无味、透明的液体”，或“可以饮用或者灌溉庄稼的液体”等)决定。

因此，在尤为著名的“孪生地球”(twin earth)思想实验中，普特南(1975： 223-226)直观地认为在孪生地球上发现的表面特征与水相似、但化学结构不同于水的液体并不是水。如同前述的“哥德尔”思想实验，普特南式的因果直觉判断亦得到了哲学家的广泛支持，自然种类名称之指称的历史因果观逐渐成为学界主流观点，描述语理论则日渐式微。然而，近年来实验语言哲学的兴起，为重新考量这两大指称理论的优劣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尤其是以MMNS(2004)为代表的有关专名指称的实证研究所引发的争鸣，激发研究者将实验范式引入有关自然种类名称的探究中。

譬如，Genone & Lombrozo(2012)通过两项实验，对与一些虚假的自然种类名称相关的描述性信息和因果链条信息进行控制，发现母语为英语的受试的指称性直觉判断随两类信息的变化而变化。在确定自然种类概念的指称对象过程中，两类信息都不可或缺。这表明单一的语言使用者可能既是描述论者又是因果论者，语言使用者所处的文化群体并非严格地由“纯粹描述论者”和“纯粹因果论者”机械组合而成；相反，可能由集描述直觉与因果直觉于一身的个体构成。因此，Genone & Lombrozo(2012)提出我们需要一种囊括描述论和因果论要点的“混合指称论”(Hybrid theory)来解释指称性直觉中系统的文化内和文化间差异。

然而，混合指称论遭到了Nichols et al.(2016)的批驳。Nichols等人在一系列实验中，对自然历史领域中的一些真实的自然种类名称的指称展开调查，发现自然种类名称在不同语境中的指称确定方式不同——自然种类名称的具体例型(token)的指称对象在一些情景中通过描述语得以确定，而在另一些场景中则需要诉诸历史-因果链条，因而在指称对象确定方式上体现出一种特殊的歧义性。基于此，Nichols等指出，单纯的描述论、因果论以及混合指称论均无法解释这一发现，并由此倡导“指称歧义论”(Ambiguous theory)。根据指称歧义论，语言使用者在确定自然种类名称指称对象的过程中，描述语信息和历史-因果信息均发挥作用；但是不同于指称混合论，这两种信息并非同时交互发挥作用，而是分别在不同的语境中单独发挥作用。

除上述两项针对虚假的抑或真实的自然种类名称的研究外，近年来亦有学者将目光转向“孪生地球”思想实验，对该案例中哲学家普遍持有的“孪生地球上的液体不是水”这一历史-因果式的直觉进行实证考察。例如，Haukioja等(2020)在三项实验中，对于某一样品与标准样品在表面特征与深层结构层面上的异同进行控制，发现语言使用者在有关样品的归类判断中既诉诸样品的外在特征又诉诸其内在特性，而且他们的直觉判断随着样品与自然种类标准样品之间的相似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呈现出梯级性。Haukioja等人因此否定了关于自然种类名称指称问题的历史-因果观点以及描述语观点，认为这两大理论均需要大幅修正才能合理地解释语言使用者的直觉判断，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未提出相应的修正策略。

Tobia et al.(2020)则通过四项实验发现，当受试在思考孪生地球案例时，他们既不完全接受历史-因果论者的直觉判断，也不断然否认这种判断，而是认为在某些意义上孪生地球上的液体是水，在另一些意义上该液体不是真正的水。与Nichols等(2016)倡导的歧义论相近，Tobia等人将这种直觉判断模式称为“双重特征”模式(dual character pattern)，认为自然种类名称指称对象的确定涉及两类迥异的标准——基于若干表面特征的标准和基于深层因果特征的标准；当这两种标准都发挥作用时，人们将会作出上述较为复杂的判断。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Devitt & Porter(2021)对已有的自然种类名称指称实验方法进行批驳，提出应该通过检测有关这些名称的使用而非直觉判断来考察指称理论的正确性。在一系列实验中，他们发现自然生物种类名称的指称确定既涉及描述信息又涉及历史-因果成分。Devitt & Porter据此认为，任何一个单一的指称理论均无法解释所有的自然种类名称的指称问题。相反，自然种类名称的指称确定方式很有可能呈现以下情形： 一些是描述性的、一些是历史-因果式的、一些是歧义式的、而一些是混合式的。这一研究验证了前述几项实证研究的结果，对经典的指称理论再一次提出挑战。

由以上综述可见，目前国外有关自然种类名称指称的实证研究在逐步增加，但尚不如专名指称实验研究那样系统、成规模；已有的实验研究采用了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素材，所获的实验结果相互冲突，支持不同版本的糅合了描述论与历史-因果论成分的指称理论。在我国哲学界，刘叶涛(2005)、张存建、何向东(2011)、张存建、武庆荣(2014)等分别对自然种类名称指称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但截至目前鲜见相关的实验研究。

2.3 小结与反思

概言之，专名和自然种类名称的指称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实验语言哲学研究的焦点。比较而言，有关专名的实证研究大多聚焦于“哥德尔”案例及其改编版本；而有关自然种类名称的研究的取材范围则相对较广，不仅涉及“孪生地球”思想实验还涉及虚假的抑或真实的自然种类名称。上述两大类实证研究的相同之处在于，研究者几乎都从对主流的历史-因果论的批判性考察切入，将描述论作为对比参照；而所获实验结果大多对历史-因果论形成一定的冲击和挑战，此时为了融贯地解释实验结果，不得不将描述论的合理成分纳入阐释框架，由此生成若干描述论与历史-因果论相混合的理论模型，但是描述语信息与历史-因果链条的具体作用机制则颇为模糊，缺乏清晰阐释。

尽管如此，实验语言哲学家通过实验手段考察大众视域中的指称理论，开辟了语言哲学的实验研究路径，拓宽了指称问题的研究范围，推动了语言哲学的发展。可以认为，实验语言哲学的兴起代表着一种新型的哲学研究范式，是对分析哲学“语言转向”的超越，为解决传统的语言哲学理论争鸣提供了新颖的视角。

总之，名称的指称作为哲学及语言(哲)学等领域的交叉性课题，其经久不衰的多维度研究价值已成为学界共识。一个多世纪以来，传统的描述论者、历史-因果论者以及新近的实验语言哲学家分别从不同视角对名称的指称问题进行了颇为深刻的探讨和论述，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围绕名称指称的一系列重要议题依然悬而未决：

第一，指称性直觉作为检验指称理论的“试金石”，其内涵与价值尚不明晰。虽然宽泛意义上的“直觉”已获得较多论述，但具体的指称性直觉的定义、证据价值及其与语言使用的关系有待深入探析。

第二，虽然专名指称性直觉之跨文化与文化内差异已多次得到重复验证，但迄今鲜有研究系统地探讨该类差异的成因与发展。这些差异是真正的指称性直觉的不同，抑或是其他潜在差异的外在体现，依然未知。

第三，有关自然种类名称的研究虽在日渐增加，但尚未形成体系，已有的结论互相抵牾，因而需要更多不同角度的验证。倘若专名指称的跨文化模式成立，那么自然种类名称的指称是否也存在相似的跨文化风格？

第四，尽管围绕指称问题的争鸣不绝于耳，但名称究竟如何与其指称对象建立关联仍为一大未解之谜。在确定名称指称对象的过程中，描述语信息、历史-因果链条到底如何发挥作用？名称指称对象的确定是否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第五，当前的指称实验研究遭遇方法论瓶颈(李金彩等2015；刘龙根等2014)。一方面，已有实验主要运用调查问卷，但其生态效度有待考察；另一方面，作为“直觉泵”(“intuition pumps”)的实验素材囿于少数思想实验(如“哥德尔”、“孪生地球”等思想实验)的藩篱，其语言描述晦涩冗长，情景较为单一，缺乏名称使用情境的多样性和代表性。因而，如何超越“问卷驱动的浪漫主义”，设计并实施合理缜密、科学有效的指称实验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以上五大问题直接关涉到对名称指称机制(名称指称难题一)的阐析以及对指称理论的辩护路径(名称指称难题二)的探索。换言之，该系列问题的解答对于名称指称难题的消解至关重要。

三、 实验语言哲学2.0方略

如前所述，针对名称指称的两大难题，传统的扶手椅语言哲学家及新近的实验语言哲学家分别做出了重要的理论探索与实证尝试，为我们对名称指称机制的认识与理解提供了有益的基础，激发我们对指称理论的辩护方法进行反思和探索。但是，由于其各自的研究目标和方法论方面的限制，这两大阵营迄今尚未为名称指称难题提供理想的解决方案。有鉴于此，本文认为，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更加有效地整合传统哲学概念思辨与认知科学实验方法，将量化实验和质性研究有机结合，以使其相得益彰。倘若我们将过去十五年来实验语言哲学的兴起和演进视为其初级阶段，或借用计算机术语称之为“”，那么下文拟提出的名称指称难题研究进路不妨可称为“”方略。顾名思义，实验语言哲学2.0是指在当前实验语言哲学研究的基础上，对研究目标、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工具等的深入发展和优化。根据该方案，未来有关名称指称问题的探究中，不仅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疆域，还需要革新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而为指称难题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3.1 拓展研究疆域

3.1.1 理论研究

首先，针对名称指称难题一，我们需要在系统地梳理、批判经典指称理论嬗变的基础上，对“指称”这一概念本身进行剖析，明确其内涵到底是“语义学指称”(即一个名称指代什么？)还是“讲话者指称”(即讲话者使用名称来指代什么？)。一般认为，经典指称理论归属于语义学理论，那么在检验名称指称理论的实证研究中理应关注“语义学指称”，而非“讲话者指称”。然而，在已有的实验语言哲学文献中，一些研究将二者混为一谈(如MMNS， 2004； Sytsma & Livengood， 2011)，而另一些研究者则更多地聚焦于“讲话者指称”(如Li et al.， 2018； Domaneschi & Vignolo， 2019)。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为了避免研究者自说自话，我们需要首先从理论层面上深入探究“指称”概念、审视“语义学指称”与“讲话者指称”的区分/划界，辩证地考察两大经典指称理论及其变体，分析其对日渐涌现的实验语言哲学研究结果的解释力和固有的缺陷，以期为指称理论的修正提供理论基础。

其次，鉴于传统语言哲学和当前实验语言哲学研究中的“直觉中心”现象，即大多数的研究都以思想实验参与者——哲学家或普通大众——的直觉判断为依据，我们需要对“指称性直觉”概念展开系统的元哲学研究，以期为名称指称难题二寻求答案。譬如，我们可以结合大型英语语料库(如COCA， BNC等)及JSTOR、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考察语言哲学领域内“直觉”及其同源、同义的语词(即诸如“intuition”， “intuitive”， “intuitively”及“seem”， “seemingly”等表述)的使用情况，分析该类术语到底是哲学家惯常使用的空洞的口头禅，抑或是一种广泛使用的哲学研究方法的标志。若为后者，我们则可在自然主义式的实验语言哲学视角下，借鉴语言学、认知科学等领域关于语言能力、语义加工、信息整合及认知思维等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对指称性直觉等概念加以界定和诠释。具体需要回答以下问题，即指称性直觉是什么，与一般的语言直觉、语义直觉有何差别与关联，同指称性使用有何关系，与其他哲学直觉(如认识直觉、模态直觉、道德直觉等)有何异同，是否可以合理地作为指称理论的证据等核心问题。毋庸置疑，只有当我们对论证过程中所依赖的工具的性质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清晰的界定，才能在后续研究中紧扣研究目标、获得效度和信度较高的研究结果。

3.1.2 实证研究

基于上述理论探讨，在有关名称指称的实验研究领域，实验语言哲学家需要对以下四个重要议题进行科学实证考察，以期为两大名称指称难题提供(部分)解答。

1) 名称的指称性直觉与指称性使用

在前述概念考察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真值判断任务(truth-value judgment task)、“诱发产出”任务(elicited production task)、苏格拉底式访谈等实验手段，考察语言使用者对于专名和自然种类名称的指称性直觉判断与其对这些名称的指称性使用之间的关系。同时，在实验中我们还需要对受试给出的直觉判断背后的理由予以考察(梅剑华，2013)，即邀请受试为其判断做出解释和辩护，藉此可以更好地排除一些无关因素的影响，获得更加可靠的经验证据。

2) 专名指称性直觉跨文化差异之成因

由于目前有关专名指称的实验均围绕“哥德尔”思想实验展开，而该案例不可避免地涉及“认识不对称性”(epistemic asymmetry)，导致认识视角模糊。因此，我们可以结合跨文化心理学中有关认识视角择取对语言加工之影响的研究成果，通过在线或者离线实验探查不同的认识视角择取策略对指称性直觉判断的影响(如Li，2021)。此外，实验哲学领域一系列实验发现“诺布效应”(the Knobe effect)广泛存在于大众的心理认知活动中；由于在“哥德尔”类型的思想实验中，故事材料包含诸如偷窃别人手稿并公之于众等不道德行为，研究者故而可以通过对照实验考察素材中所涉及的道德价(moral valence)对指称性直觉判断的影响，以探察专名指称性直觉跨文化差异的来源。

3) 自然种类名称指称性直觉的跨文化研究

作为对专名指称实证研究的拓展，我们首先可以在有关“孪生地球”思想实验的基础上，设计新颖的实验，招募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使用者参与实验，以对比考察自然种类名称指称性直觉的文化间与文化内差异性。类似的实验设计还可拓展到日常生活中所涉及的自然种类名称(如“老虎”、“柠檬”等)的指称问题上，以期为深入了解自然种类名称的指称机制、评估“跨文化语义学”项目提供更多可参考的数据。

4) 确定名称指称对象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综合文献中已有的实验结果，我们可以假设，在名称指称实验中除了显著的跨文化差异外，各文化群体内部亦存在系统差异性。这说明，在同一文化群体内，并非所有个体的直觉判断都支持某一指称理论，甚至同一个体在不同的情境下可能显现出不同的理论倾向。作为对这一假设的检验，未来的实验研究可以采用被试内设计与被试间设计，通过控制实验素材中与名称相关的描述语信息和历史因果信息，深入探讨在确定指称对象的过程中到底是描述语信息还是历史因果链条发挥决定性作用？抑或二者均发挥作用？若是，二者如何交互、如何发挥作用？

3.2 革新研究方法

为了解决上述理论和实证研究问题，在未来的名称指称研究中，我们需要突破当前“问卷驱动的浪漫主义”式的研究现状，不断更新工具箱中的工具，探索哲学概念思辨与认知科学实验有效结合的研究范式。因为从本质上而言，实验语言哲学同传统的倚重思辨和概念分析的语言哲学一脉相承，而非互不相容的对立阵营。概念分析往往涉及构建思想实验和反例等进行论证，这就可以为实验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假设；而所获得的实验结果则可为后续的概念分析、理论构建与修订提供证据支持，并且可以引发出更多的有价值的研究议题。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思辨哲学和实验语言哲学互相补充、互相促进。

在此值得补充的是，实验语言哲学兴起之初一度被视为传统的扶手椅哲学的宿敌，其出现似乎就是为了向传统语言哲学宣战，为了对诉诸直觉、坐而论道的哲学研究方法发起挑战，因此网络上曾经流传着“烧掉扶手椅”(burn the armchair)的大胆口号。然而，这种认识其实是对实验语言哲学的狭隘理解与错误定位。特别是随着实验哲学在各个哲学分支领域的渗入以及对诸如指称、知识归赋、自由意志等经典议题研究的深化，实验语言哲学、实验知识论等都逐渐被认为是认知科学的一部分(Knobe，2016)。自然而然，在认知科学视阈下的实验语言哲学研究中，研究者不仅需要考察有关语言现象及哲学议题所涉及的认知过程，还需要检验认知过程的末端结果。

因此，在名称的指称问题上，首先需要打破哲学、语言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界限，抛却“哲学家提出问题、科学家解决问题”这一古老的学科分工模式，采取多维的研究视角对指称问题进行考察和论证。譬如，在具体的研究中，可以运用思辨哲学中概念分析和概念工程的方法，结合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理论以及已有的实验语言哲学研究成果，对指称、指称性直觉、语义学指称、讲话者指称等核心概念以及指称机制进行系统的探析。在对这些核心议题的概念思辨的基础上，提出可操作的研究假设，为后续的科学实证检验做好铺垫。

在名称指称的实证研究环节，可以借鉴心理学和认知科学领域的在线或离线行为实验、问卷调查、访谈等研究方法，选取新颖可读的实验素材，设计科学合理的实验问题，考察人们对于指称现象的行为反应、直觉判断以及这些反应背后的心理认知过程；还可以借助语言学领域的语料库分析方法对自然语言中名称的真实使用情况进行调查。诸如此类的多重证据(语言使用者的行为反应、直觉判断、真实语料等)一方面可以更加有效地对有关名称指称机制的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另一方面也可对某一实验研究范式的信度和效度进行验证。此外，遵循这一路径的实验研究亦有望跳出早期实验语言哲学“从一把扶手椅跌入多把扶手椅”的陷阱。

四、 结语

可以预见，未来若干年内围绕名称指称这一核心议题的实证研究将一直是语言哲学领域内的综合性前沿课题。本文针对名称指称机制是什么、如何为名称指称理论进行论证与辩护这两大难题，批判性地概述了传统语言哲学及近十五年来兴起的实验语言哲学所提供的解答方案，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名称指称难题的实验语言哲学2.0方略。该方略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该方案的实施将有益于名称指称理论的修正。在对经典指称理论进行梳理和批判的基础上，通过新颖的实验语言哲学研究方法，收集语言使用者关于名称指称的直觉判断及其真实语言使用等多重证据，为名称指称理论的修正提供可参考的科学依据。其次，实验语言哲学2.0方略将有助于语言哲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传统的语言哲学研究主要依靠坐而论道式的思辨，近年来该方法遭到愈来愈多的质疑与挑战。本世纪初兴起的实验语言哲学倡导借鉴认知科学实验手段解决哲学议题，但目前已有的实证研究大多停留在问卷调查层面，其生态效度亟待提高。因此，通过拓展研究议题的范围，探索多元化的实证研究范式，将传统的概念思辨与认知科学实验有机结合，有望成为革新“直觉驱动的浪漫主义”和“问卷驱动的浪漫主义”式的语言哲学论证方法的有效路径。再次，名称指称的实验语言哲学2.0研究方案对意义理论等核心哲学论题的探究亦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同时也可望加速语言哲学研究的本土化，推动我国语言哲学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