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仲夏（长沙）

四

袁隆平失恋了，精神上无比痛苦的日子，也是神州大地哀鸿遍野的大饥荒岁月。那年月，人们成天在与饥饿抗争。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与饥饿抗争的历史。从采食野果、狩猎捕鱼的原始生活，到刀耕火种、摸索探求的初民生产，从驯化牛马到精耕细作的农耕时代，人类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经受了大自然无情的折磨。

“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这是春秋时期大政治家管仲向齐桓公献策时说的一句哲言。他建议齐桓公要注重发展农业生产，认为“牧民”就是要让老百姓有饭吃。齐桓公依计而行，后来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过去人们称当兵谓之“吃粮”，就是为了求生存，躲避饥饿，混口饭吃。中国历代官吏的俸禄皆以粮食计算，如汉代郡守俸禄为二千石，因此习惯上就称郡守为“二千石”，对官吏的奖惩也是按多少石粮食来设置的。

翻开中国古代的史书，与饥饿有关的记载比比皆是。《诗经·大雅·云汉》哀吟：“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臻”，唐朝诗人白居易在《旱热二首》中感叹“壮者不耐饥，饥火烧其肠”，描写了老百姓忍受饥饿煎熬的悲惨状况。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与朝代更迭，无一不缘于饥饿，农民革命实质上就是饥民造反。

以明朝为例。立国之初，朱元璋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治国方针，严厉打击地主豪强势力，解放了大批元末沦为奴隶的贫苦农民，给予土地，奖励垦荒；制定和推行屯田政策，采取民屯、军屯、商屯多种形式增加粮食产量，并辅之以粮长制度，社会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到了明朝晚期，由于宦官干政，官吏贪赃枉法，黄册和鱼鳞册名存实亡，屯田政策（特别是军屯）被破坏，土地兼并日益严重，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天启和崇祯年间，又遇到了历史上特殊的小冰期，寒冷与干旱的气候给明末的农业造成了灾难性破坏，粮食连续十多年减产。山东曲阜、鱼台两地黎民大饥，斗谷千钱，斗米二金，寇贼蜂起；父子夫妇相食，村落杳无人烟。清郑廉在其所著《 豫变纪略 》中记载道：自崇祯即位后，连续十余年发生干旱和蝗灾，赤地千里，河水枯竭，上蔡地裂，洛阳地震，斗米千钱，人人相食。因饥荒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反过来致使大量的田地荒芜。连续二十年气温下降，使粮食严重减产，连年的战事又致使社会劳动力下降。如此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大明王朝岂可久长？

人类不知发生过多少次饥荒。造成粮食短缺的原因，无非是由于自然灾害、战争抑或政策失误。离我们最近也最为严重的一次全国性饥荒，就发生在一九六〇年前后。其时全民大炼钢铁的战鼓犹酣，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等十五省发生春荒。一九五九年四月六日，国务院秘书厅将五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和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四月九日绘制的关于十五省春荒情况统计表，报告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并总理、副总理，同时上送中央常委及颐年堂毛泽东主席的办公桌上。毛泽东主席阅后心情非常沉重，一年的“大跃进”，放了那么多高产卫星，到如今两千五百万人竟没饭吃。他以那别具风骨的毛体抄下了鲁迅的一首诗：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他又连夜写信给周恩来。

总理：

此件我已全部看了。建议：（一）将此件（实为两件，一件是十五省的表，一件是五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立刻印三十份。以十五份，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我相信，有些地方已经或正在处理，例如山东济宁、聊城两专区；有些可能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情况，因而还未处理。（二）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五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如同意，请即办。文件可安一个总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

周恩来总理遵办，给各省第一书记写信：“请你们收到这两个文件后，迅即核实情况，采取措施，调运粮食，以解除两千五百一十七万人缺粮的紧急危机。”

袁隆平虽然不知道全国大饥荒饿死了多少人，但他亲眼看见过因饥饿倒在路边、田埂和桥底下的饿殍！还听说安江搬运社一个拖板车的搬运工饿得不行了，深更半夜起来，偷偷将柑子园里新埋葬的小孩尸体挖出来，拿回家里煮了吃，被判了七年徒刑。那种凄惨情景对袁隆平刺激很大，他深切体会到了“民以食为天”，深深感受到了粮食就是生命。

那个年月，物资短缺，什么都有指标，买什么都凭票，教师员工每月基本口粮指标二十四斤，一两五钱油，一坨水豆腐、三包香烟，逢年过节每人才有半斤猪肉。一年每人六尺布票，做一件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为了填饱肚子，食堂搞双蒸饭，就是把饭蒸两次，本来二两米蒸一碗饭，就蒸到一碗半那么多。有些还放了苏打，米饭就像馒头那样发得很大。实际上干物质还是那么多，吃了很快就消化掉了。有时候用米糠来替代，不仅越吃越饿，而且解不出大便。

三十年来，袁隆平经历过战乱与饥荒，但长时间处于饥饿状态，在他一生中也就这三年，而这三年感觉比三十年还要漫长，每一天都是度日如年，每一刻都在难以忍受的饥饿中挣扎。当饥饿让他无力拉动一把小提琴时，他才切身地体会到，对于人类，吃饱肚子就是最基本的生存权。没有果腹的口粮，一切都是空谈，那令人神往的《梦幻曲》只有吃饱了肚子才能奏响。

眼下，寸草不生的稻田如死一般绝静，连田鼠和蚱蜢也看不见一只，只有乌鸦的惨叫声撕破天空。那些农民看上去还是那么“肥胖”，但那已是致命的浮肿。饥饿——浮肿——死亡，这是一条生命铁律。很多身体浮肿的人，也到医院里去看病，浮肿确实是一种病态，而且是最难以治愈的疑难杂症。医生心里十分清楚，这些身体浮肿的农民离死神近在咫尺，如果得不到食物，他们很快就要饿死。

那天，袁隆平就在离安江农校大门口不远的路上，亲眼看见一群饥饿的人，围着两具干瘪而僵硬的尸体，围着尸体的人，也快要饿死了。

身处饥饿时期，大家成天想着的是吃一顿饱饭。晚上睡觉，被窝冰凉，袁隆平始终睡不热，朦朦胧胧中他在一个朋友家里吃饭，桌上摆了一盘虎皮扣肉，他一连吃了几块，翻了个身醒来，方知是南柯一梦。袁隆平原本一年四季都游泳，游过去游过来，横渡沅江。即便是冬天下雪，气温零下二摄氏度，也坚持不懈。但在三年饥荒时期，吃不饱饭，肚子空瘪，身体无力，怎么游得动呢，游泳就中断了。受过高等教育、崇尚师道尊严、享有人类灵魂工程师美誉的教师们，这个时候哪里还有尊严，哪里还讲脸面？一个秋风萧瑟的寒夜，袁隆平和李效牧、曹延科几个合得来的教师，在他单身宿舍里，围着一个脸盆当锅子，吃夜宵。脸盆里煮着天黑前从农民地里捡来的菜根败叶，一无油二无盐，他们吃得津津有味，而且来了兴趣。曹延科说，今晚吃了这么好的美味佳肴，是划拳还是猜字谜？袁隆平说，接着上次的猜字谜，猜不出的罚洗碗涮锅打扫卫生。

几位正在苦中作乐，外面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广播声：“请全体教职员工注意，请大家务必在五分钟内到大礼堂开大会，各科室清点人数，不准缺席。”听到紧急通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三人心里忐忑不安。李效牧看了一下手表说：“九点差三分了，这么晚又批斗谁？走吧！隆平，肥水莫落外人田，这里归你收场，你有一题没答出来也不罚你了。”

他们三人从袁隆平房里鱼贯而出，只见教职员工们在校园暗淡的路灯下，三三两两簇拥着朝大礼堂赶去。为了节约用电，不是喜庆日子，大礼堂里只开一半吊灯。校领导和保卫科长在台上指挥进来的人入座。人们匆匆就座后，保卫科长说：“大家安静，今天我们召开一个紧急批斗会，就是要教大家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生产。把偷窃农场甘蔗的破坏分子押上来！”

两个民兵推着一个瘦小老头从后台搡到台前。老头戴一顶灰色旧呢子帽，头低得勾到了裤裆里，恨不得地下有个洞钻进去，看不清他的脸。保卫科长呵斥道：“把头抬起来！”瘦小老头把头缩得更低，两个民兵狠狠将他的帽子摘下来甩在地板上，揪着他花白的头发将脑壳提起来，这时台下的人才看清他那张皱巴巴的吓得铁青的脸。顿时，一两百教职员工惊得目瞪口呆。啊，是教蔬菜专业的老教师王浴沂！大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位走路怕踩死蚂蚁的老实人，怎么不要命了去偷学校农场的甘蔗！然而，铁证如山。他饿得实在抵不住了，从床上爬起来，摸黑悄悄溜到甘蔗地里偷了三根甘蔗，躲在厕所里吃，被一个去拉屎的积极分子碰到了。学校开了他的斗争会。他出身资本家，被开除遣送回原籍湘乡农村，每月二十四斤基本口粮没有了，不久在老家活活饿死了。

一部人类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粮食史。粮食关系着国家的安危、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存亡、人民的福祉。

因为饥饿，燃起多少战争的烽烟；

因为饥饿，多少黎民在死亡线上挣扎；

因为饥饿，最专制的王朝也会崩溃；

因为饥饿，人性、人格、贞节、尊严等等都丧失殆尽。

五

面对全国性的饥荒，中央发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毛主席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只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也不怕了。与此相适应，农校走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的道路，师生深入农村，支援农业。

袁隆平试图用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搞育种，但他最早考虑的不是水稻，而是小麦和红薯。那时开过一个全国小麦会议，使他感到惊讶的是西藏小麦亩产上了一千斤，而湖南小麦产量是全国倒数第一，平均不到三百斤。原因是气候不适宜，阴雨连绵，易得赤霉病。他意识到在湖南搞小麦没前途，就想搞红薯研究。他在红薯上花了不少心血，搞了垄栽试验，最高的一蔸竟达到二十斤！但红薯只是饥荒岁月中用来果腹的杂粮，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在饥不择食的年代，红薯可以比较快地缓解饥荒，一旦度过了饥荒，红薯就成了可有可无的搭头。一天三顿大米饭，人一辈子吃不厌，一天三顿大红薯，却没有谁受得了。农民说话粗，“一斤山芋两斤屎”“无米再来煮红薯”，说的就是红薯可以充饥果腹，但是不能当饭吃。

中国人百分之六十吃稻米，湖南人百分之九十以上吃稻米。于是袁隆平把目标从红薯转为水稻。他搞了水稻的直播试验、密度试验，其中直播试验每亩比一般的增产九十至一百斤。这种试验只能证明小面积水稻通过精耕细作有增产的可能，只能是科学试验，但不能推广投入大田生产，它所耗的生产成本远远超过增产值，这是得不偿失的。

一九六一年春耕生产时节，袁隆平带领学生到离县城五公里的秀建大队实习，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向农民学习。袁隆平实习的生产队，七八十人吃的菜，一口大锅就放一小杯油涂一下锅底，然后把红薯藤老茎秆煮一大锅。由于吃不饱饭，营养不良，大多数农民得了水肿病。袁隆平是学农的，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大学生，下定决心要培育出一种高产的粮食作物，让老百姓不再挨饿！夜里，春雨下个不停，秀建生产队保管员老向从湿漉漉的铜鼓箩筐里，捧起一捧稻谷，凑到煤油灯下，对袁隆平说：“你看，这是到八面山斢来的稻种，那里是高坡敞阳田，谷粒比我们这里的饱满。施肥不如勤换种啊！”

老向把稻种放回箩筐，说：“昨天，国家又给队里拨来了返销粮，眼前国家有困难，种田人反吃国家的粮食，我们心里好难受！今年，我们要大干一场，我冒雨换了这点稻种来，可是这样的稻种，下多点肥，谷子空壳就很多，要是有一种新品种，一耐肥，二耐旱，又不怕病虫害，亩产八百斤、一千斤，那几多好啊！”

袁隆平知道农民为了提高水稻产量，一直不遗余力地改良品种，最原始的办法就是在稻田里选种，拣穗子大籽粒饱满的，留作来年的种子，还有就是“勤换种”，因为在同一块田里，老是种着一样的种子，那种子再好也会退化。农民不知什么无性繁殖、有性繁殖，更不知什么是基因、染色体，但知道一粒好种子能救活千千万万人的命。老向淳朴的话语深深地触动了袁隆平的心，他意识到农民紧迫的需求就是良种！老向充满期待的眼神，令袁隆平陷入了沉思，自己距离农民的要求还多么遥远啊！

他从大队回到学校后，开始致力于水稻研究。为了寻找一个最佳突破口，他查阅资料，购买书籍。为了买书，他抽的烟由飞马牌降格为又苦又辣的一角四分钱一包的红橘牌，穿着也俭朴了，可是买的书籍却汗牛充栋。

水稻的祖籍在我国南方，后来种植不断向北方和高海拔地区推移，使原来生长在南方的籼稻不断分化，形成现在众多品种，栽培地区更为广泛。按稻种来分，有籼稻、粳稻；按米质黏性来分，有籼稻、糯稻；按生育期长短来分，有早稻、中稻、晚稻；按栽培制度来分，有单季稻、双季稻、再生稻。

从农业科学史来看，早期的农业以刀耕火种、广种薄收为特征。东汉时期水稻种植技术有所发展，南方出现比较先进的耕地、插秧、收割等操作技术。唐代以后，由于曲辕犁的使用提高了劳动效率和耕田质量，逐步形成一套适用于水田的耕、耙、耖整地技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完全是凭借积累的经验来从事农业生产的。直到十七世纪，英国农学家杰斯罗·塔尔把农业变成了科学。他最早指明农作物的根、茎、叶、花在其生长、发育、成熟中的作用。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化学家李比希指出了决定农作物生长、发育、成熟的“三要素”，即氮、磷、钾，并且指出土壤矿物质在农作物生长中的作用。几乎在同时，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发现了微生物在动植物中的生理、病理作用，为农作物的防病、治病指明了方向。十九世纪是生物学获得重大发展的时期，有两项重大的科学突破与农作物的育种有关，那就是孟德尔建立了两个遗传学定律和达尔文阐明了杂交优势的存在和利用杂交优势的可能性。这两项科学进步，为动植物的品种改良开辟了道路。

水稻是一种雌雄同花的自花授粉作物，它的花包括雌蕊和雄蕊两个主要部分。在试验中，袁隆平用温汤去雄，杀死雄蕊，再授以其他品种的花粉。他发现这种杂交第一代有明显的优势。活生生的事实，使他对遗传学中奉为金科玉律的“自花授粉作物，自交无害，杂交无益”的定论，产生了大胆的怀疑。放眼世界，一七六〇年，德国植物学家科尔鲁特就用黄花烟草和秘鲁烟草，进行种间远缘杂交取得成功。这些例子，都是前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现象或摸索出来的经验，但尚未从科学原理上揭示出杂种优势的秘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达尔文是科学界公认的杂种优势理论的奠基人，他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广泛搜集植物界的异花受精和自花受精的变异状况，才做出了“异花受精对后代有利，自花受精对后代有害”的结论，以自己的实验结果，首次公布了玉米的杂种优势现象。从孟德尔——摩尔根的现代经典遗传学理论出发，利用杂种优势提高农作物产量，改良农作物的品质，是二十世纪现代农业主要成就之一。尤其是摩尔根通过果蝇实证：从最低等的细菌到高等的灵长类动物和人类，无一例外都具有杂种优势。

在世界三大谷物小麦、水稻和玉米中，玉米是“单一性功能”的异花授粉作物，这是其杂种优势利用能够率先得以突破的一个先天前提，如果换成小麦、水稻等雌雄同花、自花授粉的作物，又能否突破呢？很难，非常难，难就难在它们具有双重性功能。美国著名遗传学家辛诺特、邓恩和杜布赞斯基合著的《遗传学原理》，是一部遗传学入门教科书，也是一部生命科学的经典，该书明确指出水稻、小麦等自花授粉作物，在其进化过程中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淘汰了不良基因，积累和保存下来的都是有利基因，由此推断：自花授粉植物自交无退化，杂交无优势，即“无优势论”。这就是说水稻杂交还只是人类刚刚萌生的一个念头，就被国际权威科学家提前宣判了死刑。

历史是一笔巨大的遗产，每一个想要创造历史的人，几乎都要承载历史。科学是继承性最强的文化形态之一，科学成就在本质上是积累的结果。一个科研工作者，必须虚心接受和吸取前辈的科学遗产，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从前人所处的制高点上重新出发。科学就是一场接力赛，有如阶梯式攀登，任何发现、发明和创造都不能用“横空出世”来形容，而是一代一代接力完成的。

对前辈探索以及阶段性成果，袁隆平一直是高度尊重的。他从中外资料上了解到早在一九二六年，美国人琼斯最早发现水稻有雄性不育现象，正式开展这项研究工作。对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第一个关键，就是培育出水稻雄性不育系。日本、美国、菲律宾都在搞这方面的研究。尽管他们试验手段先进，但都因这项研究工作难度太大，都未能应用于生产。这就意味着他的科学探索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起步的，他要突破的将是一道前人探索多年尚未成功的世界性难题。

中国人早在二三十年代，就表现出空前的创造活力，他们大都有留学的背景，深受现代经典遗传学的影响，如袁隆平的老师管相桓、管相桓的老师赵连芳，也是把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作为他们研究的方向。

判别一个水稻品种是不是杂交水稻，那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和培育出具有“单一性功能”的水稻，有没有找到那个对于杂交水稻最关键、最根本的母本。尽管这仅仅只是第一步，却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一九六一年七月的一天，袁隆平上完课后，像往常一样，在夕阳下走进了安江农校的水稻试验田。眼前的一切一如既往，金黄饱满的稻穗沉甸甸地低垂着，并无什么特别之处。眼看太阳又将落山，就在这一瞬间，一抹阳光照亮了一株形态特异的水稻植株，它如同鹤立鸡群，在挺立与沉重中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他的眼睛一辈子也没近视，在仔细观察后，发现这的确是一株非同一般的稻株，穗子很大，籽粒饱满，十多个八寸长的稻穗像瀑布向下垂着。他慢慢地蹲下身子，数了数，竟有二百三十多粒！他惊诧不已，又数了一遍，没错，二百三十多粒。他又数了旁边的一株普通稻穗，只有这特异稻株的一半。他如获至宝，心里推算，用它做种子，产量就会上千斤！而其他高产水稻不过五六百斤。可以增产约一倍，那可就不得了啊！他马上给它做了标记，留着作进一步培育，心想亩产千斤指日可待。等到这株稻子成熟，他把稻株的种子小心翼翼地收藏下来。

第二年春天，田野里响起布谷鸟催人奋进的欢叫声时，袁隆平满怀希望地把这些种子撒播到田里，种了一千多株。每天上完课就往试验田里跑，施肥啦，灌水啦，除草啦，观察和记录它们每一个细小的变化，渴望出现惊人的奇迹。随着稻子发育生长，他的心却越来越沉重。这些禾苗长得高的高，矮的矮，参差不齐；从打苞、抽穗到成熟，它们也不同步，有的早，有的迟，没有一株的性状像它“老子”。一瓢凉水泼下来，他心中期待的“龙”变成了“虫”。

这瓢凉水让他兴奋的头脑冷静下来，失望之余突然来了灵感：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纯系品种的第二代是不会分离的，只有杂种第二代才会出现分离现象。照此逆向推理，眼前这些稻子发生了严重分离，那么前一年选到的那株穗大粒多的稻株就可能是一株杂交稻。那么，看来杂种优势不仅在异花授粉作物中存在，而且在自花授粉作物中同样也存在。

在这一灵感的启示之下，袁隆平赶紧仔细做下记录，反复统计，高矮不齐的分离比例正好三比一，完全符合孟德尔的分离规律。这一重大发现令他异常兴奋。遗传学的基本知识告诉他，一般来讲水稻在有外来花粉串粉的情况下，天然异交率是千分之一二。在湖南有些籼粳混作的地方，在糯稻（粳稻）田里，经常有“公禾”（也叫“冬不老”）出现，它实际上就是千分之一二异交率中的杂交稻，表现优势强，往往“鹤立鸡群”，但不结实。袁隆平从发现“鹤立鸡群”天然杂交稻株，到第二年发现“鹤立鸡群”第二代出现分离现象，又从农田里的“公禾”得到启示，让此前的一个追问有了正解：水稻不但具有杂种优势，而且对其杂种优势可以利用，只要能探索出其中的规律与奥秘，就一定可以培育出人工杂交水稻。这意味着袁隆平想要进入的那个“隐秘世界”已渐渐露出端倪，现出轮廓，但要进一步求索，入其堂奥，还必须找到杂种优势利用的理论依据。

然而，大山深处的一所中等专科农校，哪里能提供这些理论依据？凡是这方面的书刊资料，早被如饥似渴的袁隆平翻遍了，翻烂了。若要在理论上获得突破，只有跳出安江农校，到外面去寻找。

年轻的共和国不仅被对立的国家严密封锁，自己又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门窗紧闭，新闻报刊控制发行，《 参考消息 》要县团级机构的领导才能订阅。至于收音机，一般工薪阶层不仅买不起，而且稍有不慎，错拨了港澳台或欧美的广播电台，就有收听敌台之嫌，轻则批判斗争，重则有牢狱之灾。尤其是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不敢沾收音机的边。因而袁隆平信息不灵，耳目蔽塞。

他想到了自己的恩师管相桓。自从大学毕业后，自己也断断续续听到过管先生的一些消息，由于管相桓一直对孟德尔——摩尔根的基因遗传学理论坚信不疑，因而成了中国农学界和生物学界顽固的少数派，在肃反中遭受错误审查而一度蒙冤，好在他历史相当清白，翌年得以平反。一九五七年春，在青岛举行的全国遗传学会议上，中央指示两派遗传学均可自由研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但好景不长，就在当年整风“反右”时，管相桓又被划为右派，等待他的是更悲惨的命运。三年困难时期，他全身严重浮肿，因常下水田观察记录而引起皮炎、奇痒，头痛、腰痛时有发生。眼下情况不明，袁隆平不敢贸然前往拜访，因而想到备受管相桓推崇的遗传育种学家鲍文奎。

鲍文奎，浙江宁波人，就读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是管相桓的学弟。大学毕业后，他们在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又成了专业不同的同事。管相桓主攻水稻，鲍文奎主攻小麦。一九四七年鲍文奎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留学深造。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遗传学在美国有两个活跃中心：一个在东部康奈尔大学，由爱默生领导；一个在加州理工学院，由摩尔根领导。摩尔根已于一九四五年去世，其继任者为化学遗传的创始人比德尔。鲍文奎主要兴趣仍然在农作物的应用方面。对于他，没有比拯救饥饿、解决饥荒更要紧的事情。一九五〇年初，鲍文奎归国心切，提前预订了回国船票，连颁发博士学位的毕业典礼都来不及参加，就赶往芝加哥参加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留美分会的年会，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号召留美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当年九月，鲍文奎带着自费购买的研究器材，搭乘“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回国，担任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粮食作物组副主任，全面铺开了谷类作物多倍体育种。由于多倍体育种研究与米丘林学说相冲突，鲍文奎遭到严厉批判，被迫停止研究，甚至连试验田里的植株也被强行铲除。随后，鲍文奎和管相桓的遭遇差不多，在肃反运动中被无端地隔离审查了三个月之久。到了一九五六年，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一度解禁，鲍文奎被调到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筹备处，成为中国农科院的创始人之一，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作物研究所研究员和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兼职教授。

袁隆平决定暑假自费到北京去请教鲍文奎研究员。他与鲍文奎素昧平生，只知道他在北京，北京那么大，如何找到他？袁隆平到处打听，最后还是从母校得知鲍文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作物研究所。

放了暑假，袁隆平打报告用饭票换了十斤全国通用粮票。第二天，取出准备买自行车的钱，带上几件换洗的衣服，跟朋友们说要回重庆看望父母，就离开农校从安江乘汽车爬过雪峰山。第三天到长沙再坐火车去北京，没有单位开具的介绍信，买不到卧铺票，只能坐硬座。那时没有旅游的，没有做生意的，除了出公差的国家干部，乘车的人并不多，车上也不拥挤。火车是靠烧煤的蒸汽机牵引的，车速缓慢。不仅速度慢，而且走几十里，逢小站必停。就这样袁隆平在车上摇摇晃晃熬了一天一夜，才过了长江进入河南。他趴伏在车窗前，透过朦胧的玻璃，看到辽阔的华北平原上一片荒凉。从长沙到北京，两天两夜，袁隆平只吃过两餐饭。车上的饭菜，五角钱一份，五两米饭，豆腐、胡萝卜加几片猪肉。虽不要粮票，因为太贵，很多人宁肯饿肚子也要挨到家去吃。那年月，农村很多生产队一天的工分值还不到一角钱，这一钵五两米的饭，农民要做五天工才能换取。袁隆平到北京火车站时，刚刚过五点，这时已是大天亮了。

北京比湖南偏东，天亮比湖南早，袁隆平下车后，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便挤到车站旁边的饮食店想买一碗炸酱面。北京的炸酱面本来是很有名的，他小时候很爱吃。它的做法很特别：大火烧油温至七成热，放入大料爆香，再放入五花肉丁煸香出油，加入黄酱、甜面酱小火炸黄，下葱姜蒜、香油、白糖，炸数分钟，盛到碗里备用；然后将面条煮熟，过凉水盛入碗中；再依次放入黄瓜丝、胡萝卜丝和焯好的芹菜丁、豆芽、圆白菜丝、黄豆搅匀。这种炸酱面吃起来就清香爽口，别具风味。可是如今这炸酱面徒有虚名，清汤寡水的，面条上只盖着几片白菜叶。北京本是袁隆平的出生地，但自六岁离开北京，就再没回来过，现在那些四合院大宅门已成了机关单位的办公处所，在他眼里已十分陌生。他好不容易才找到农科院农作物所。袁隆平在车上两天没洗澡，一身汗渍渍的，白衬衣皱皱巴巴的，像个下地回来的农民。门卫问他找谁，他说找鲍文奎研究员。门卫要他拿介绍信登记，他哪来介绍信？搔了搔脑壳撒谎说：“我是他的学生，是从湖南来看他的。”于是门卫送他到鲍文奎的办公室。

那时，鲍文奎还不到五十岁，正值春秋鼎盛之年，可在农业科学领域却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而袁隆平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农校教师，灰头黑脸的就像一个农民。人不可貌相，鲍文奎没有慢待他，一见面，袁隆平就感觉到了一副蔼然长者之风，尤其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袁隆平是带着满脑子的问题和想法来的。他先从自己的疑惑说起，当他说到米丘林、李森科的那一套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时候，鲍文奎把手凌厉地一挥，说：“那是主观唯心论！”尽管两人是第一次见面，但鲍文奎没有任何顾忌，他指出了米丘林学派的缺陷，批判了李森科在学术观点上的谬论，语言犀利如同庖丁解牛，袁隆平的种种疑虑，一下就迎刃而解了。

听了袁隆平的来意，鲍文奎既高兴又惊讶。当时一般青年学子大都是随风倒，怕犯政治方向错误，不敢问津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鲍文奎顿时从心底里喜欢上了这位年轻人。但他还是有点不解：一个中等专科学校的教师，为何要花这么大的精力和心血来攀登当今世界科坛的高峰？鲍文奎问道：“小袁，你是不是想到我这里来读研究生，攻博士学位？”

袁隆平连连摇头说：“不不不，攻博士学位，我没有这样伟大的理想。我是看到好多人活活饿死了。我是学农业育种专业的，现在一般水稻亩产只有三四百斤，高产品种不过五六百斤。我希望能培育出一种亩产七八百、甚至一千多斤的高产水稻品种，大家就有饭吃了，就不再挨饿了。”

当他把自己为何要研究水稻杂交的想法说出来后，鲍文奎对他更是刮目相看。自己当年毅然归国，与他的想法不是如出一辙吗？鲍文奎激动地对袁隆平说：“从事杂交水稻的研究，乃是洞悉生命的本质，推动生命的进程，是培植人类文明的事业。从事这样的事业，乃是生命的价值所在。科学研究应该鼓励大胆探索，任何一种学说都需要研究。有比较才会有鉴别，还要善于向其他学术领域学习借鉴。高山不弃寸土，大海不厌细流，只有这样实事求是才是做学问的态度。”

鲍文奎提出“实事求是才是做学问的态度”，不禁勾起袁隆平多年淤积在心头的一块疑团。袁隆平问道：“鲍教授，我有个问题一直搞不通，‘大跃进’粮食大增产，为什么却饿死了那么多人，而且饿死最多的又都是种田的农民？”

鲍文奎长叹一声：就是不实事求是，才造成如此不堪回首的后果。一九五九年六月七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卫星社坐上了卫星，五亩小麦亩产两千一百零五斤》。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放的这个小麦卫星，是遵照县委的指示，叫社员将二十多亩地的麦子拉来一起打，一共打了两千一百零五斤，往上报时，就说是一块五亩地里打的。

时过四天，嵖岈山卫星社又放出更大的卫星，二亩九分地亩产三千五百三十斤。《河南日报》在第一版配图发布了这一消息，图面上一颗卫星、一枚火箭、一架飞机，分别有三个人扛着麦穗坐在上面，直插云霄，地上是无垠的麦浪和堆积的麦垛。

遂平县的近邻西平县城关公社的李书记看了不服气，叫社员把几个打麦场的麦子集中到一个场上来打，放出了小麦特大卫星——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

西平县的小麦特大卫星不仅使中国人瞠目结舌，也令世界为之愕然。苏联老大哥给中国有关方面发来函电，询问小麦高产用的什么种子，什么成分的土壤，哪种肥，怎样管理的。信函转到西平后，西平没人能回答上述问题，然而远在北京一位不事农桑的著名原子能物理学家，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权威文章，他断言：“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每年辐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百分之三十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以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是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

这位先生的文章，成了一大批醉心于放卫星的人的科学依据、定海神针。于是，浮夸风越刮越烈，造假的胆子越来越大。信阳县鸡公山公社上报水稻亩产一万斤，遂平县上报水稻亩产三万斤，接着就有湖北麻城放出三万六千斤、四川郫县八万斤、广西环江十三万斤的超级卫星。为此，《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高产》的文章。

粮食大增产，生产队的公共食堂不仅吃饭不要钱，而且粮食不定量，敞开肚皮胀个饱。各行各业都修土炉大炼钢铁，只会种田的生产队长也担任总指挥，男女老少上山修土炉炼钢铁，将山上古木大树砍伐了代替煤炭。山上的树砍光了，甚至连村头巷尾的风景树都砍了，留下了旱涝不断的祸根。因为劳力都上山烧炭炼铁去了，田里的稻子、土里的红薯，过了霜降也没人去收获。俗话说，霜降不割禾，一夜去一箩，红薯不去挖，烂做一窝渣。湖南平江一位残疾红军战士，看到这个情况，给他的老领导彭德怀写了一首诗：

谷撒地，薯叶枯，

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咙胡！

彭德怀谨记不忘，在庐山会议上为人民鼓咙胡，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的头目”而撤职罢官。

全国成立第一个人民公社的遂平县，粮食亩产不到三百斤，全县当年粮食加上大豆和芝麻总产量才三亿零二百多万斤，可是县财委账面上赫然记载是十亿零二百多万斤，比上年增长三点三倍。全县人均粮食一千五百六十五斤，根本吃不完。省委书记吴芝圃向中央报喜，河南省人均粮食超千斤，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既然粮食产量高，农民吃不完，就应该毫不迟疑多征购，多交爱国粮。省、地、县三级的领导干部，把高征购指标接下来了。遂平县要征购九千万斤，去年才八百万斤。

鲍文奎得出结论，说：“从历史上看，饥荒无非都是由各种自然灾害、战争和当政者的政策失误造成的。”

在鲍文奎的指点下，袁隆平还在中国农科院的图书馆里，阅读到许多在农校无法找到的外文资料。从一些学报上了解到，经典遗传学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而且在生产实践中也取得了明显效益，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都是在经典遗传学的基因学说指导下获得成功的，已经广泛应用于生产，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水稻、小麦和玉米这三大粮食作物，就只剩下水稻的杂交优势利用尚未取得重大突破。这些最新的科技信息引起了袁隆平深沉的思考：李森科学说解决不了的问题，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学者却解决了。他被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理论深深吸引，决心进一步深入钻研，按照他们的学说去进行新的尝试。如果说创新是贯穿袁隆平一生的主旨，那么，在那种学术思想被政治所左右的严酷气候下，袁隆平敢于挑战李森科的权威学说，从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理论中寻求突破，这就是他大胆创新的开始。

他又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条消息：英国和美国两位年轻的遗传学家沃森和克里克，根据孟德尔——摩尔根学说，已研究出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即DNA 分子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从而使遗传学研究进入到分子水平。他们的这项研究成果，在一九五三年就已公布于世，并于一九六二年获得诺贝尔奖。而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在搞无性杂交、环境引诱、风土纯化。

袁隆平的这次北京之行，在理论上否定了水稻、小麦等自花授粉作物的“无优势论”。那时候，天然的水稻雄性不育株，还只是袁隆平脑子里的一个执着的念头，它到底长成什么模样？他没有见过，他在中国农科院图书馆翻检过的中外资料上也无迹可觅。回到安江农校后，他依然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去稻田里一株一株地寻找。

“天然杂交稻”这个概念如同一道闪电，刹那间划过脑际。经过认真分析，他充分肯定了自己的判断。那株穗大粒多的稻株，肯定是“天然杂交稻”的杂种第一代！它就是在自然环境下天然杂交而成。由此推想，如果能探索出水稻天然杂交的秘密，就一定能培育出人工杂交水稻来。如此，不就能达到提高粮食单产的目的吗？

从北京回来后，袁隆平除了反复研读美国的琼斯、印度的克丹姆、马来西亚的布朗、巴基斯坦的艾利姆、日本的冈田子宽等关于水稻杂种优势研究的报道，又从北魏末年我国杰出的农学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找到了依据。该书记载了马和驴杂交的后代——骡子，要比双亲都健壮，既适于劳役，又耐粗饲，但骡子不能生骡子，不得不每年需要马和驴杂交才能生产骡子；明朝科学家宋应星著的《天工开物》，也有利用杂种优势养蚕的记载。杂种优势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低等到细菌，高等到人类，都具有杂种优势。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起，美国开展利用玉米杂种优势育种，开创了异花授粉植物杂种优势利用的先河，提高了玉米产量。司蒂芬斯利用西非高粱和南非高粱杂交选育出高粱不育系，并在莱特巴英高粱品种中选育出恢复系，利用“三系法”配制高粱杂交种，在生产上应用，成为异花授粉作物利用杂种优势的典范。然而，自花授粉作物水稻的杂交优势只有杂种第一代表现明显，以后就没有优势，就要分离，因此需年年生产大量第一代杂交种子。而且水稻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种子量不足，小面积试验还可以，用到大田生产上是不可能的。

袁隆平又查阅了国内外有关农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的文献，从杂交玉米、杂交高粱是从天然的雄性不育株开始的，推想天然的雄性不育水稻必定存在。借鉴玉米和高粱杂种优势利用的经验，他设想采取三系法技术路线，通过培育雄性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实现三系配套，以达到利用水稻杂种优势应用于生产的目的。一九六三年，他通过人工杂交试验，发现的确有一些杂交组合具有优势现象，因而更加坚定了研究水稻杂交的信念。

六

袁隆平原本是一个爱动、爱玩、爱交朋结友的人。从秀建大队劳动锻炼回学校后，他变得判若两人，整天沉默寡言，课余时间，独自坐在书桌旁啃那一本本像砖头厚的书籍。不管是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只要能找到的农业科学著作，他都精心地去研读。

他的这种反常表现，无疑会引起同事们的关注。他们以为袁隆平是因为婚恋连续失败才变成这个样子。在女人堆里，林晓琼可算一个角色，是个办外交的能手。她伶牙俐齿，老的听她的话入耳，少的听她的话动心。她是安江农校的女教师，并非说媒拉纤之辈，可是只要她出面，十有八九能谈成。关心袁隆平婚事的朋友们说：“林晓琼，袁隆平一枕黄粱梦，碰得个头破血流，如今三十有四了。你就不关心关心吗？”

林晓琼大动恻隐之心，从校内到校外，从城镇到乡村，四面撒网，八方出击。可是，姑娘们不是嫌袁隆平年纪大，长得黑，就是不喜欢他的职业，说什么“上辈子作了孽，这辈子学农业”。

袁隆平本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最害怕的就是有情无缘，他依然是一副不急不愁的神态，反倒安慰那些好心的同事，总是笑哈哈地说：“不要急么，慢慢来，缘分未到呢，等待机遇吧！”

同事们替他分析失败的原因，分析来分析去，他们明知袁隆平很优秀，但关键是要让人家一眼就能看出你的优秀。他们劝袁隆平下回相亲时，一定要穿得体面点，打扮得干净整齐点，可他从小就散漫惯了，随便惯了，实在不想改变自己，还是本色一点为好。其实，除了天性散漫，他找不到对象还有一个讳莫如深的原因，那时恋爱也是很讲“门当户对”的。他父亲在解放前是一位满腔热血的爱国志士，在解放战争中，他没有追随国民党而去，最终选择留在大陆，却因“历史问题”被打入另册。他母亲在教会学校里受过良好教育，知书达礼，相夫教子，解放后进了重庆一家塑料制品厂当会计，虽然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但阶级出身是无法磨灭的。为了排遣心中的忧郁，袁隆平用琴声驱散内心的愁苦，又拉起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以激发心中的热情。“扁脑壳夫”李效牧真够朋友，在他情绪低落的时候，常与他下下棋，吟吟诗，抒发“天涯何处无芳草”的感慨，背诵雨果“比蓝天更广阔的是大海，比大海更广阔的是人心”的名句。他并非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在那“特殊”的年代里，同他一样出身的而立之年未成婚配者，何止他袁隆平一人！

就拿五十年代末从安江农校毕业的邓则来说吧，与袁隆平只是性别不同，境况却非常相似。学生时代，她才貌出众，毕业后分配到黔阳县农业局做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邓则也因家庭出身不好，在婚姻问题上曾陷入苦恼境地。有人曾多次给她介绍对象，但对方听说她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尽管她人品出众，秀外慧中，也不敢寄情青睐！“人贵有志，你看不起我，我还看不上你咧！”这话邓则深藏不露！遇到再有人来说对象，大凡总持冷漠态度。可是时间不等人，岁月不饶人，转眼她已经年满二十五周岁了。虽说她是农业局的干部，但在农业局却没有一个窝。农技干部大都住在各自的工作点上，有事回到县城农业局，局里有几间类似招待所的公房，谁来了谁住。邓则的工作点在离县城两里路的硖洲公社两路口农技站。所谓两路口，就是雪峰山脚的一个丁字路口，朝东上雪峰山去邵阳、长沙，朝南去洪江、会同、靖县、贵州。

一九六三年冬，邓则在地区农业局学习，老同学谢万安跑来看望她。谢万安心直口快，开门见山对邓则说：“邓则，你也老大不小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也该嫁人了。我给你介绍个对象，这个对象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和尊敬的袁隆平老师，如何？”邓则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不免有点羞羞答答，没有直接回答老同学的问题，但心里却像翻了锅似的想开了。袁老师教过自己的遗传育种课，还经常带领同学们下沅江游泳，他教学认真，待人诚恳，人品很好。邓则对袁老师十分敬佩！另一位老同学王业甫也找到邓则，更为直爽地说：“我了解你与袁老师，你俩结合，是天生一对！”

老同学的直言劝说，话语不多，贵在诚心和关心。邓则开始动心了：袁老师是我尊敬的人，有抱负，人品好……大学毕业后工作十年有余了，至今仍未结婚，一是出身不好，二是生活上太随便。自己的处境与他何尝不是一样？出于同情也罢，或是惺惺相惜也罢，经过慎重考虑，邓则通过老同学传递了愿意与袁老师接触了解的心意。如果说前几次姻缘结出的是一个个苦涩的青果，那么这一次结出的将是一个甜蜜的蟠桃。邓则与王兰一样的美丽，一样的多情，一样的身世，可性格大相径庭。在学校，她是有名的活跃分子。她爱打篮球、排球，是学校主力队员之一；她喜欢打乒乓球，在比赛中所向无敌，得过学校女子冠军；她爱好音乐，《洪湖水浪打浪》《红珊瑚》……整日里曲不离口，简直就是一只啼啭枝头的百灵鸟；她心灵手巧，会开拖拉机，两条乌黑的大辫子往后脑勺上一盘，衣袖往粗壮的胳膊上那么一挽，双手紧握方向盘，好神气！这些爱好和性格，与袁隆平毫无二致。可是在学校时，一个是台上授业解惑的老师，一个是台下心有灵犀的学生，两股道上的车怎么能开到一起去呀！当下，既然邓则抛来个红绣球，袁隆平还犹豫什么？能得到这样一位人生伴侣，岂非一生幸事？！他认真思考了几天，给邓则写出了第一封求爱信。邓则打开信一看，不禁耳热心跳！袁隆平的求爱信，竟是一首深情而优雅的小诗：

茫茫苍穹，

漫漫岁月，

求索的路上，

多想牵上，

一只暖心的酥手。

穿越凄风苦雨，

觅尽南北东西，

蓦然回首，

斯人却在咫尺中。

从此，袁隆平往返于安江农校与两路口农技站之间。邓则偶尔来了，他就一直送她到站里。邓则怕影响不好，袁隆平说；“我们大男大女，谈情说爱，正正当当，有什么影响不好！就是要扩大影响！”

一个周末，袁隆平陪邓则到安江晨光电影院看《刘三姐》，送邓则回农技站后，因时间太晚，袁隆平也不想走了。邓则在隔壁房里开了一个铺，让他在农技站留宿了一晚。这天晚上，他俩异床同梦，彻夜未眠。

一九六四年正月初五，黔阳地区举行职工篮球比赛，邓则参加黔阳县女队比赛。因下大雪，整个县城没有室内球场，就选择了安江农校的礼堂作为比赛场地，这又算是一个绝好机缘！球队进了学校，曹胖子认为是“天作之合”的良机，定要趁热打铁，于是利用练球的空隙，请邓则到袁隆平宿舍来喝茶休息。邓则身着火红的运动装，大大方方来到袁隆平的单身宿舍。袁隆平有意回避，由曹延科张罗接待，又是沏茶，又是摆橘子、剥柚子，热情非常。邓则趁曹延科忙这忙那，自己去找脸盆洗手。天呀！发现房内唯一的一只脸盆也是破烂的，只好将脸盆偏向一边，才把手洗干净。接着去帮袁隆平整理堆在桌上和床上的书籍和杂志。曹延科没注意邓则的思想活动，只是一个劲地劝邓则吃这吃那。而邓则呢，也不知自己吃了些什么。后来曹延科提出要她和袁隆平马上结婚的问题，得到邓则的同意后，立即与首席裁判李代举商议，巧妙安排比赛场次，使比赛与结婚两不误。

第二天，曹延科就陪袁隆平和邓则去镇政府办结婚证。办事员将男方年龄“三十三”误看为“二十三”，像发现重大问题似的问袁隆平：“男方比女方还小两岁，你同意吗？”

曹延科故意说：“女大三，抱金砖。”

袁隆平爱开玩笑，本来是他大八岁，故意讲反话，说：“莫说只大两岁，就是大八岁，只要她同意，我也没意见。”办事员看女方硬是小蛮多，再看一眼证明，笑道：“我眼睛没呷油，‘三十三’看成‘二十三’了。”

办好了结婚证，袁隆平觉得没有给新娘买一件礼物，过意不去。从镇政府出来后，他悄悄对邓则说：“买件新衣服好不好？”邓则连连摇手说：“不要不要。”看到邓则仍然穿着一双比赛时的运动鞋，袁隆平又说：“那就买双新鞋好吗？”“不要不要。”邓则还是连连摇头，她只要有了袁隆平那颗赤诚、善良的心就满足了，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呢！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谁不喜欢新婚换上新装？作为女人的邓则，又何尝不是一样。可邓则体谅袁隆平这个“穷秀才”“穷单身”，他上有父母要赡养啊！老实巴交的袁隆平当真依了她，结果到结婚时连一根纱也没给她买。事后，朋友们都骂他：“你平时大方得很，哪有新娘子说不要你就不买？你真是世界上最笨的新郎倌啊！”

袁隆平不但没有给新娘买衣服，还半开玩笑地问过新娘这样一句蠢话：“将来如果我对你不好，不爱你了怎么办？”他说这样的话不是讨骂吗？可邓则没有骂他，只是用低沉的声音坚决地回答：“那我也不会离婚！”

说起来难以置信，他们结婚时，只有一张单人木板床、一顶旧蚊帐、一口没有漆过的樟木箱子、一张老式书桌；被子倒是新的，但并非缎子被面。邓则还穿着一双解放鞋，体育老师周琼珠将刚买回的绣着一对红蝴蝶的平绒布鞋送了来。没有宴请，没有鞭炮，只有曹延科拿出五块钱买了点香烟、瓜子、茶叶和喜糖。糖果是要拿结婚证才能买到的。

正月初十，正巧是礼拜六。就在这天晚上，在袁隆平的单身宿舍内，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校长来了，老师们来了，贺喜的人挤满了屋子，欢声笑语汇成一片。

“恭喜！恭喜！”扁脑壳夫、林晓琼等人一齐涌进门来。扁脑壳夫李效牧笑容满面地说：“新郎新娘，我是个穷秀才、教书匠，没有什么礼物相送。作为老朋友，写了一副喜联，希望笑纳。”说着他展开喜联，上联：水中仙独具慧眼择郎君；下联：油渣鬼别有风度结良缘。横批是：天作之合。几个热心人七手八脚将喜联贴到墙上。

曹延科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新郎新娘无钱杀鸡摆酒，那我只好画鸡解馋啦！”说毕，展开一幅雄鸡报晓图，贴到墙上，正好和那副喜联相互辉映，意趣天成。林晓琼举着一对红蜡烛：“我祝愿你们夫妻恩爱，幸福美满，白头偕老。”

这时，门外响起一阵鞭炮声，烟雾中汪兰香提着一篮金黄的橘子走了进来，说：“祝贺袁老师喜结良缘。我在植保站，没有什么珍贵礼物相赠，拿来这点蜜橘，恭喜袁老师和师姐邓则新婚美满，相亲相爱，像蜜橘一样甜蜜。”

喜联、红烛，让新房顿时蓬荜生辉，洋溢着俗雅有致的别样情趣。有人提议请新娘新郎表演节目，请袁老师来一曲小提琴独奏。

邓则说：“隆平，你拉一曲吧！为了我，也为了感谢大家的深情厚意。”袁隆平激动地拉起了小提琴，演奏他得心应手的《梦幻曲》。那悠扬悦耳的琴声，把人们带进美妙动人的世界。

端午节后有天晚上，袁隆平开会回来已经很晚了，在新婚的激情和游泳的兴致驱使下，袁隆平非拉上邓则去游泳不可。临出门时，他特意带上一把剪刀，邓则问他游泳拿剪刀干什么，他说许多渔民在河里撒下渔网，黑灯瞎火的，万一游泳时碰到鱼钩，就能马上剪开渔网帮她脱身。

邓则听了这句话心里暖烘烘的：“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个老公我找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