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昱洲 刘专可（湖南 郴州）

一、考古发掘历史回顾

郴州考古发掘，在新中国建国以前，可以说是一张白纸。即便有，也是盗墓贼所为，上不得大雅之堂。由于盗墓贼只盯着金银财宝，不顾其他，很多有历史价值的文物遭到遗弃甚至损毁。出土文物也由私人收藏，且集中于官宦绅商之家，把玩欣赏之外，他们谈不上对其进行科学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郴州考古发掘，始于建国以后。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省博物馆筹备处就对郴州这个处于南北交通大动脉节点上的历史名城高度重视，派人在北湖岭开展了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青铜器、陶瓷器、玉器等器物，之后为配合城市建设及经济发展，陆续在城区下湄桥、桂门岭、飞机坪、桐子坪、高山背、黄泥塘及资兴、永兴、临武、汝城、宜章等地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前，由于本地缺乏专业技术人才，也没有设立专门机构，郴州的考古发掘工作，都是在省里有关部门的直接安排布置下开展的，本地文化部门派人跟班学习，出土的器物也全部运往省里库存保管，相关的研究很少，即便有，也基本上是围绕器物本身来展开，历史深度有限。

1979年郴州地区文物考古工作队成立，这在郴州文物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郴州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文物展示及其历史文化研究从此在当地扎下了根，步入了科学化、正规化、日常化、本地化的发展轨道。

自此40年来，郴州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扬帆起航，砥砺前行，11个县市区相继成立了文物管理所，全市通过培训、招聘、转调，组成了有100余人的骨干团队，在市委、市政府、市文化部门领导的关怀支持下，在省里相关部门的业务指导下，开展了资兴东江湖、城区苏仙桥、南塔岭、磨心塘、山川塘、竹叶冲、临武陶家山、渡头、桂阳千家坪、刘家岭、桐木岭、永兴塘门口等重大考古发掘，出土了大批打制石器、青铜器、铁器、琉璃珠、陶瓷器、玉石器等文物，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清代晚期，延绵万年历史。特别是东江商周春秋越式青铜鼎、戈矛剑等青铜器、琉璃珠，苏仙桥晋简，千家坪新石器时代早期白陶，刘家岭壁画墓，桐木岭明末清初铅锌冶炼遗址，汝城西周越式铜铙，这些文物在发掘出土、征集的当时，可谓举国瞩目，名噪一时。通过对文物本体及周边环境的研究，结合外地主要是安徽博物馆馆藏鄂君启节、湖北张家山汉简、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广东连州黄肠提凑汉墓、湘西里耶秦简等地的考古发掘研究成果，以及大量古籍文献记载，郴州文物考古研究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成就。截至目前，除省里收藏的郴州出土文物外，全市登记在册的馆藏文物共有13000余件，其中被列入国家一级文物31件，市本级馆藏6800余件，珍贵文物2100件，其中与矿冶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青铜器、铁器、琉璃珠等文物有近300件。除此之外，尚待清理登记入册的出土文物有3000余件。现有国保单位15处（44个点），省保单位92处（189个点），市县级以上文保单位共384处（454个点），市城区、汝城县、桂阳县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临武县正在积极申报，永兴板梁村、汝城县沙洲村、永丰村、石泉村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全市共有94个村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文保单位和中国传统村落数量在全省名列前茅。各级财政每年拨付的保护资金达亿元以上。这些可观的数字，擦亮了郴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金字招牌，奠定了郴州文物大市的基本格局。

二、重要考古发掘遗址

郴州文物管理机构成立以后，在省文物部门的部署指挥下，先后参与了资兴东江、城区苏仙桥、临武陶家岭、渡头、桂阳千家坪、刘家岭、桐木岭等遗址的考古发掘。现简要介绍四处：

（一）东江遗址

1978年资兴东江水电站工程上马，淹没区内160多平方公里范围需要进行考古调查。东江为耒水上游，有瓯江、资兴江、浙水等多条支流汇集，古代是中原通往粤海的重要通道。资兴东汉设县，历史悠久，据清《嘉庆郴州总志·古迹》记载：“疑塚，亦名九十九堆。在县南五里坪。传闻异辞，究不知为谁作也。大堆错杂无数，曰九十九堆者，亦概词。”所谓疑塚，就是古墓。疑塚所处的旧市，坐落于东江河畔，宋代以前是资兴县治，而沿东江两岸，密布黄草黄家、秀流李家、布田黎家、渡头何家、清江黄家等传统村落，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古码头、古寺庙等文物古迹众多。据东江考古发掘负责人傅举有、吴铭生先生介绍，东江水库淹没区考古发掘历时两年三个月，从全省各地调集精兵强将20余人，聘请民工数百人，发掘商周春秋战国至唐宋元明清10多个朝代的古墓葬528座，以及遗址、窑址等，出土文物13000多件，其中有不少珍贵文物，是继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后、湖南又一次很重要的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现在这些文物分别保存在省考古所、省博物馆、郴州市博物馆、资兴市文保中心。因此，东江湖不仅沉淀了一泓碧水，还沉淀了资兴厚重的历史文化。

（二）桂阳千家坪遗址

2011年3月，桂阳县银河乡三都村的舂陵江畔，发现四座六朝古墓。在考古发掘中，市考古发掘队领队唐涛同志在河滩上偶然发现了白陶。白陶最初发现于1974年湖南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此后在沅水流域的高庙、洞庭湖区的坟山堡等遗址中，陆续发现了大量白陶，品类繁杂，造型生动，图案丰富。化验结果证明，白陶的年代距今最晚的在6000年以上，早的在7000年左右，属于史前器物。由于白陶主要集中在湖南出土，历史又太遥远，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比白陶更早更丰富的文化遗存，因此白陶被史学界誉为中国境内史前社会文明的第一次艺术浪潮。而千家坪的白陶，则是大湘南区域内的首次发现。信息上报省里后，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视。由省考古研究所尹检顺研究员领衔，于2011年11月、2012年12月分别两次对千家坪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的重要遗迹有住址、壕沟、灰坑、墓葬，出土的器物以陶器、石器为主，其中白陶数量和器形是湖南省境内目前发现的最多，且质地精良，制作精致，纹饰精美，年代距今7000年左右。尹检顺研究员认为：“千家坪遗址考古发掘成果众多，尤其是出土了一批包括白陶在内蕴含大量研究信息的精美陶器，完全是意外收获。千家坪遗址的发掘不仅填补了湘江上游史前文化空白，还为长江和珠江流域文化交流增添了重要研究素材，同时为寻找湖南史前白陶南渐途径提供了新线索。”虽然千家坪遗址没有出土与矿冶相关的诸如青铜器、琉璃珠之类的器物，但毋庸置疑，陶器的烧制与矿冶产品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毫无疑问，矿冶产品是在陶器烧制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近，省考古所将千家坪遗址出土陶器汇编成册，公开出版了《凤舞潇湘——桂阳千家坪出土陶器》一书。所长郭伟民先生指出：“鉴于千家坪遗址出土白陶的重要性和代表性，在考古报告出版之前，我们选取该遗址出土的白陶及与之共存并饰有典型纹饰的其他陶器标本，作为一个重要专题，分上、下两册予以发表，是为了让学术界尽早了解和认识它，算是回馈同仁的厚爱和关注。该遗址完整的考古报告亦即将出版，让我们拭目以待。”

桂阳千家坪出土白陶上的凤鸟图案

（三）苏仙桥晋简遗址

2003年，位于苏仙桥下的原市美术印刷厂家属区搞房地产开发，出现了一批古井。当年年底，市文物处工作人员曹彪从井下挖出来的淤泥中发现了简牍，由此拉开了古井发掘的序幕。经清理，从4号古井中发现有散状简牍500多枚，其中有文字的300多枚，属三国吴简；次年2月，又从10号井井壁中取出两卷成捆共800多枚简牍，全部有文字，因是西晋时期的，故称郴州西晋简牍。弥足珍贵的是，这批简牍全系官府档案，主要记载了以郴州为郡治的桂阳郡的地理、人口、城池、赋税、物产等方面内容，被人们形象地称为“中国最早的地方志”。又因为简牍是在长沙以南的首次发现，而晋代以后，书写材料被纸张代替，简牍结束了它作为书写记事主要工具的历史使命，不再作为记录载体，退出了书写应用体系。因此，郴州晋简又被称为“中国简牍的绝唱”。可喜的是，晋简中，有几枚记载了当时郴州的开矿情况，包括管理机构名称、矿山地点、民工数量等，为我们今天了解研究晋代郴州矿山开采历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四）桂阳桐木岭冶炼遗址④

2015年9月，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建立教授为领队，与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桂阳县文物管理所、桂阳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人员组成联合考察队，对桂阳县古代矿冶遗址展开调查。在此基础上，省考古研究所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以莫林恒研究员负责，选择位于仁义镇大坊村炉沙坪组的桐木岭冶炼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桐木岭遗址面积约11万平方米，此次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是该遗址内最大的一个山体平台。出土了坩埚、冷凝兜、冷凝收集器、清代铜钱、生活陶瓷等文物;并采集到矿石、焙烧后的矿料、粉碎后的矿渣等样品。这些文物证明，这是一处开始于明末、废弃于清代中晚期的炼锌遗址。尽管年代较晚，由于该遗址完整地展示出古代冶炼场址的功能结构布局，发掘出多个成排圆形焙烧炉，在中国矿冶考古中，首次发现锌、铅、银、铜等多种金属一体冶炼，实现了多项矿冶遗址考古新突破，因而，2016年桐木岭冶炼遗址成功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⑤ ；2019年10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填补了郴州矿冶遗址国保单位的空白。

三、与矿冶有关的重要馆藏文物

郴州矿藏资源十分丰富，被誉为有色金属之乡。建国以后，国家于1956年、1981-1989年、2007-2011年，先后进行了三次文物普查。郴州古代矿冶遗址是重要的考察成果。资料显示，郴州古代矿冶遗址早至汉代，晚至清代，遍布11个县市区，比如下湄桥铜坑湖，就是唐代废弃的矿冶遗址，现在辟为龙女温泉风景区。而以资兴东江古墓葬为代表的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则远至商周时期，距今3000余年。现介绍几件具有代表性的馆藏文物：

西周铜铙

战国双箍复合铜剑

（一）东江出土商周时期的青铜鼎

东江考古发掘出土了两件青铜鼎。浇铸精良，纹饰繁褥，线条流畅，非常精美。尤其引人瞩目的是，两件青铜鼎又都有曲折纹，这是中原商周青铜器所没有的纹饰，这种曲折纹却是长江以南至沿海各省出土的印纹硬陶器上的主要纹饰，而这种以几何印纹硬陶为特征的文化，是典型的古代越人的文化，因此，这两件青铜鼎应是当地铸造的。两件青铜鼎器物上兼有百越和中原两种不同风格的装饰纹样，在我国出土的商周时期青铜器中，十分罕见，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一些学术著作中常常提到它们。

（二）西周早期铜铙

2006年11月，汝城县延寿乡官亨村留观电站采石场开炮炸石，炮声响过，硝烟散尽，工人们从乱石堆中意外发现有两件青铜器，县文物部门闻讯赶到，将两件铜铙收归国有。铙，又称为“钲”，是古代的敲击乐器，体小而短阔，有短柄，中空，插入木柄后可执，槌击而鸣之。通常三五个一组，大小相次，青铜制作，盛行于商代。汝城发现的这两件铜铙，一件通高39厘米，上径长5厘米，下径长18厘米，纵径长16厘米，横径长22.5厘米，重8.31公斤；一件通高38厘米，上径长5厘米，下径长17.5厘米，纵径长15厘米，横径长24.2厘米，重8.075公斤。铜胎质量上乘，每件有36个突起的乳丁，腹鼓饰有饕餮纹，中间饰有回字文，具有越文化的典型特征。经鉴定，为西周早期物品。

宪法学研究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领会宪法的精神、原则和核心要义，加强宪法修正案学习教育研究工作。要坚定宪法自信，增强宪法自觉，讲好宪法故事，大力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充分发挥宪法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重大作用。

（三）馆藏青铜器、琉璃珠

市博物馆收藏出土和征集文物近万件，其中不少具有地方特色的珍贵文物，为我们研究地方历史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下面侧重介绍几件：

1.战国双箍嵌绿松石复合铜剑。市城区竹叶冲出土，现在市博物馆展出。长69.5厘米，首径4.1厘米，身长58.4厘米，剑首喇叭形，双箍，宽格，剑首端饰五道同心弦纹，双箍饰两道弦纹，剑格饰兽面纹，并镶嵌绿松石。所谓复合，是指该剑在制作过程中，先铸剑脊，再铸两刃。该剑工艺复杂，装饰精美，显示出当时使用者地位显赫。该剑为国家一级文物。

2.战国六山纹铜镜。直径12厘米，边厚0.4厘米。1982年在市城区山川塘出土，当时全国出土的六山镜仅4枚。该镜背面中间置四弦钮，圆钮座，卷缘。镜面饰有六个“山”字，字体左旋，倾斜度较大，有平面绳纹将山字连接，形成六角形状，地纹以凸起的变形夸张的“C”“S”形组成的疑似龙蛇的不规则图案，图案之间，还有浅显的三角雷纹、涡云纹及短线纹。这种精致图案的装饰，在国内其他“山”字纹铜镜中绝无仅有，因此弥足珍贵，为国家一级文物。

战国六山纹铜镜

东汉建安二十四年神兽纹铜镜

东汉琉璃珠

3.东汉建安神兽镜。直径11.8厘米，边厚0.4厘米。1983年在临武马塘职业中专出土。该镜背面置扁圆钮，镜面装饰浮雕四龙、四凤、六人首兽身图案，对置式环列，外有一圈半圆方纹，各十一个，外沿饰一周栉齿纹和弦纹。该镜最有特色的是，在栉齿纹和弦纹之间，铸有一组铭文：“吾作明镜宜公卿，家有五马千头羊。长生久寿，日月相象，长宜子孙，世世相连。建安二十四年六月辛巳朔望日造”。后面未能识别的二字，应该是制作工匠的名字。据了解，全国出土的铜镜中，刻有准确铸造年月日的，十分稀少，为国家一级文物。

4.琉璃珠。俗称玻璃。西方学者曾一度认为，我国的古玻璃或者玻璃制造技术是“自西汉张骞通西域后，从西方传入的”。而我国考古发掘出土的琉璃珠，则远溯西周时期。说明中国的琉璃生产技术是自己发明的。郴州多地出土了琉璃珠，器物类型、式样、颜色多种多样，丰富多彩，是郴州馆藏文物的一大亮色。

四、郴州考古发掘的意义与展望

众所周知，考古是对文明的探索，是在寻找人类发展史上已经丢失的记忆，是人文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不是猎奇，更不是好玩。通过考古发掘，对出土文物进行深入研究，结合文献记载，可以还原当时的人物、场景、事件，藉此丰富我们的历史文化知识，甚至改变我们对历史演变的认知。

过去，我们只知道郴州历史悠久。因为城区周边山坡上，春秋战国、秦汉六朝墓葬比比皆是。只要搞建设，就时常会发现古墓葬，发掘时时常会有惊人发现。但郴州历史悠久到什么时候？人们大多不甚了了。郴州的郴字，是独特字、专用字、生僻字，郴州之外很多人都不会念，或读作“柳”，或念作“彬”，围绕郴字闹过不少笑话。而郴州本地人，对郴州的历史，也固定在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徙义帝于长沙郴县”。故郴州历史有“始于《史记》，源于义帝”一说。

随着大量考古发掘的文物出土，将这些实物证据与古籍文献记载相比对，使我们的研究思路不断向历史纵深发展，从而不断更新我们对郴州历史文化的认知。下面仅举几例：

(一)里耶秦简“苍梧郴县”的记载，与古籍文献记载：“楚大夫白公善始来筑城”“吴起南征，遂有洞庭、苍梧”相契合，加上湖北张家山汉墓出土简牍中关于苍梧郡守判案的记载、战国鄂君启节中楚纂“郴”字的解读相佐证，将郴州设郡建县的历史至少往前推进了300余年。换句话说，郴州的建置历史，距今至少有2600年。最近，我们在城区近郊海泉村，发现了大型建筑遗址。海泉村处于海拔998米的王仙岭脚下，前有郴江河环绕，湘粤古道穿境而过。从山顶直至河边，数千平方米内，分别有3条千米长的大垄沟，全部用原始卵石垒就，间有5-6口原木垒砌的古井，还有疑似圈养牲畜的场所。更为奇特的是，唯有此处的郴江河堤岸，采用了海塘式护坡，山体缓坡地带，层层梯田，全部用卵石护坡，有的护坡高达2-3米。这处遗址，是否就是古苍梧郡的城池遗址，很值得去发掘证实。

战国圆圈纹蓝琉璃珠

（二）千家坪白陶的惊人发现，与古籍文献中关于苍梧部落首领“苍林、苍颉、苍舒”的相关记载相契合。这表明早在7000年以前，郴州就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地区。也就是说，比中华文明形成之前还要早2000多年，郴州已然就有了高度文明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存在。这对研究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起源不无启迪。

（三）郴州大量独具特色、制作精美的商周以及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出土，与古籍文献记载长江以南唯“桂阳郡设金官”相契合，加上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遗址发掘，专家认定：“其生产工具来源于南方”的结论相佐证，表明郴州矿山开采和矿物冶炼技术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然非常成熟。2004年4月，在苏仙区桥口翠江河段，民工挖沙打捞出一件青铜提梁壶。壶身装饰有与农耕文明密切相关的牛和青蛙纹饰，提梁的旋钮上，装饰有夸张的人物形象，与三星堆出土的人物形象相类似。这就给了我们无限的想象。可惜的是，这件提梁壶流落民间，未被博物馆收藏。众所周知，宁乡炭河里、四川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以其工艺精美享誉海内，闻名世界，但其制作来源，特别是原材料来源，至今是困扰学术界的一团迷雾、一道难题。深入研究郴州的矿冶历史，寻找郴州新的、更早的矿冶遗址以及出土更早更多的青铜器，也许会为拨开这团迷雾注入一束明媚的阳光，为破解这道难题找到清晰的路径。

郴州的考古发掘成果斐然，出土的文物令人惊奇。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我们已将有记载的郴州古代历史从汉高祖推进到了春秋时期的楚成王。而更多的出土文物则不断展示郴州曾经有过高度发达的远古文明，不断颠覆我们对郴州历史演变的认知。作为郴州人，我们对此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它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和启迪，提供了重新认识郴州历史，特别是远古历史的勇气和文化自信心。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展望郴州远古的历史：

青铜盉

耒山耒水都在郴州，“神农作耒耜”和独特的仙文化的传说以及韶关马坝人遗址、桂阳上龙泉洞的刻文骨锥和道县玉巉岩遗址告诉我们：包括郴州在内的五岭地区是世界稻作文明的发祥地；

千家坪白陶告诉我们：早在7000年以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苍氏族人就掌握了复杂的陶土烧制技术。它点燃了后来高度发达的金属冶炼的熊熊火光。

郴州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出土的青铜器告诉我们：依托郴州便捷的水陆交通和丰富的矿藏资源，郴州不仅是古代南方矿物原料的来源地，也是矿物冶炼的生产地和青铜器的制作地；郴州灿烂的远古文明南延北进，东输西送，是形成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之一。

但上述展望要得到证实，仅仅依靠现有文化遗址和出土文物来阐述郴州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仍远远不够，让人有雾里看花的感觉。要印证古籍文献对苍梧郡、苍梧部落的记载，特别要坐实郴州是楚国和秦代苍梧郡的郡治所在地，需要我们在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在文化遗址上和出土文物中找到更多的实物证据，让文物来说话。而一旦证实，其意义非常重大。

对此我们很是期待。

2020年12月12日

①《湖南考古辑刊》第一辑，傅举有：《资兴旧市春秋墓》。

②2016年《湖南省博物馆》馆刊。吴铭生：忆资兴旧市考古往事。

③故宫出版社2020年6月《凤舞潇湘——桂阳千家坪出土陶器》。

④腾讯大湘网：郴州桂阳桐木岭矿冶遗址发掘始末。

⑤清嘉庆《郴州总志》。

⑥《汉书·地理志》。

⑦殷玮璋、周百灵《江汉考古》， 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