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迟

2020年初，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疫情猝然爆发并在短时间内席卷全球，世界各国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都付出了巨大而沉重的代价。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抗疫斗争并取得了备受瞩目的成效。但是，新冠病毒不是个别国家能解决的难题，而是需要全人类共同协作面对的课题。人类目前仍然没有攻克新冠病毒难题，病毒不断变异进化，使疫情一再反复、不时以局部爆发的形式出现，呈现出与人类社会长期共存的状态。从目前形势来看，全球已经步入或即将步入“后疫情时代”，即与疫情长期共存、且社会各个行业各个方面都深受其影响的时代。

不论新冠疫情是“永远改变世界秩序”，还是“过去几十年世界进程中的一个驿站而非转折点”，地方志作为肩负“存史、资政、育人”职能的文化载体，都有责任忠实地记录这一重大历史节点上社会的转变，为资政辅治提供重要参考内容；还有义务结合社会形势的转变做出自身调整，从而更好地服务政府中心工作、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大局。本文旨在思考和探索，在特殊的后疫情时代，地方志工作有哪些可为之事。

一、编修《灾疫志》，为紧急公共安全事件的处理提供珍贵资料

社会公众能够鲜明地感受到，受新冠疫情影响，生活已经发生了深刻且深远的改变。其中最显著的是公众健康安全意识的明显提升。疫情造成的生命健康损失触目惊心，对人类造成的心理冲击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现在，在中国，尤其是曾经成为高风险封控的地区，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分餐制、用公筷等过去常常被忽略的卫生习惯在疫情之后被居民高度重视。部分居民会下意识地囤积药物、食品和生活日用品，还有一些居民更加重视体育锻炼，强健体质，增强抵抗力。各种行为细节都说明，如果再次发生类似的紧急公共安全事件，此次疫情会成为社会公众的重要经验教训参考。为人类历史留下可供参考的历史资料，正是地方志工作的宗旨。

（一）从“灾异”到“灾疫”

地方志编修工作从古至今绵延数千年，古代方志中常设“灾异”一章，为旧志设纲中非常重要的固定篇目。此处的“灾异”意为“灾事与异象”，除了记录当时发生的自然灾害、疾病疫情之外，还记载一些因科技不发达而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后世留下可资借鉴参考的真实史料，让当政者能够从中发现灾害规律、汲取经验教训进而保护地方平安。

近代以来，许多过去的异象得到了科学合理的解释，人们逐渐接受了科学化、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但是人类对于生存环境的掌控依然有限，各类自然灾害和尚未攻克的病毒难题依旧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安全，在与自然不断的抗争中，人类社会螺旋式前进发展。在社会主义新方志中不再专设“灾异”内容。在大多数省志、市志中，灾异部分被拆分、简化、降格处理。“异”由于不再符合时代特征，在新志中被剔除掉。“灾”所代表的自然灾害，一般放在自然地理卷中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进行记述。部分地区由于气候、地理位置等原因长期遭受灾害影响的，会对其设专章记述。比如武汉，位于两江交汇处，自古以来洪涝灾害多发，所以在《城建志》中专设城市防汛内容。疫病的防治都设在“卫生”篇章中作为条目进行记载。灾害和疫病虽然在志书中都有体现，但是总体看来较为分散，且篇幅普遍不大，仅供了解情况等粗浅地使用，若是进行深度研究，资料性远远不够。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一些重视灾害资料积累的地区编修过灾异志，比如西藏历史档案馆等编过《灾疫志》，分为雹霜虫灾篇、雪灾篇、水灾篇；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主编过《浙江灾异简志》；浙江省海宁市、山西省万荣县、四川省蓬溪县等地出版过《灾疫志》。21世纪以来，则鲜见地区专门编修《灾疫志》了。

（二）“灾疫”区别于“抗疫”

《灾疫志》的编修不同于《抗疫志》，主要表现在内容及编修目的上。《抗疫志》专门针对某一种疫病，编纂角度更倾向于突出全国社会全民抗疫的万众一心和众志成城，在此不多做赘述。

笔者倡导的《灾疫志》则是站在历史的角度，结合各类旧志文献，以地震局、园林局、生态环境局、水务局、城建局、民防办、卫生健康委员会、疾控中心、应急事务管理局等专业部门为参编单位，梳理本地从古至今发生过的自然灾害和疾病疫情，忠实、客观、详细地记录发生缘由、灾疫情况、应对措施等内容。各地仅仅参考本地纵向时间轴灾疫规律是不够的，还需要参考横向地域轴灾疫规律。很多时候，同一地区不会反复爆发多次相同灾疫，应对灾疫的有益参考更多来自于其他地区的同类经验。所以全国各城市应当共同参与《灾疫志》编修，形成覆盖全国的网络，在事件突发时可以更全面地参考其他地区的管理经验。

新冠肺炎甫一发生，公众立刻联想到2002年末至2003年上半年在全国大规模爆发的非典疫情。医疗研究人员第一时间对两者的病毒特征、爆发原因、传播方式、感染症状等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有利于排查和认识新冠病毒。在疫情防控上，武汉封城、修建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启用方舱医院等都是借鉴了抗击非典时期的管理经验。2021年7月19—20日，河南全境遭遇特大暴雨，省会郑州市区及周边地区遭受严重灾害，这让人想起2012年7月19—21日北京及周边地区遭遇61年来最强暴雨及洪涝灾害，其中，暴雨中紧急避险的方法多有相通。灾害和疫情的发生既不是互相独立的孤立事件，也不是绝对的偶然事件。在资料充足的前提下，短时间内，可以从其他类似事件中学习到一定的抢险救急经验；从长远看，有利于追本溯源、总结规律。只有了解灾难与疾病的真相，才能帮助人们更好地学习如何自我保护和帮助他人。

目前，华中师范大学龚胜生教授主编的《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搭建了一个宏大的灾疫数据库，但我国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专门《灾疫志》，用方志体例对灾疫分门别类进行全面梳理。后疫情时代，灾害和疫情的发生可能更加频繁，病毒的变异可能不断加快，紧急事件的突发可能更加让人措手不及。故笔者认为，编修全国性的《灾疫志》是地方志部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可为之事。

二、建设方志馆，为促进文旅事业发展拓宽文化路径

由于国家实行了严格的管控政策，社会性的聚集活动大幅减少。2020年，许多文化娱乐活动停止，剧场、电影院关门，展会停办，许多大型体育赛事都暂停或取消。备受世界期待的东京奥运会成为历史上第一次因疫情而延期的奥运会。这种收紧的态势对人群集聚型产业冲击最明显地体现在旅游方面。在此之前，由于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旅游休闲需求相应增加，境内旅游市场火热，出境旅游规模也不断扩大。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近年来对全球旅游贡献度位居世界第一。但受疫情影响，国际旅游市场几乎冻结停滞，至今难以恢复，未来仍将持续低迷。

后疫情时代对于国内旅游业发展其实是一次值得把握的良机。国际的正常交往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恢复。国人将过去渴望看世界的眼光放回到国内，地大物博的泱泱中华拥有不计其数的风景名胜和历史文化遗产，对国内旅游业的重振其实也是对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一次再加固。地方志作为一种具有民族文化自信的文化事业，理应在此时做出一些新的转变。

（一）方志馆的功能定位

不论是“志、鉴、馆、史”四驾马车，还是“志、鉴、馆、网、库、用、研、会、刊、史”十业并举，方志馆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在实际操作上，方志馆建设的难度较大。根据2017年中指组印发的《方志馆建设规定（试行）》规定：大型馆为省级馆，建筑面积一般应不少于20000平方米；中型馆为市级馆，建筑面积一般应不少于10000平方米；小型馆为县级馆，建筑面积一般应不少于5000平方米。大部分省市在方志馆建设面积要求上就缺少支持、难以达标。许多地区在观念认知上将方志馆默认为一般图书藏馆或展馆，不知道该如何与博物馆、图书馆相区别，如何突出方志特色。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事业的繁荣，对方志馆应该有一个明确的、高标准的功能定位。首先，方志馆有藏书和借阅功能，但又不同于图书馆。在藏书类型上，方志馆的馆藏资源为本地旧志或原稿、历史文献、历史期刊报刊、社会主义新方志、年鉴、本地地情书籍等，馆藏要尽量体现在方志领域的绝对权威性，而不是“图书馆有我也有”的水平。其次，方志馆还有展示、宣传、教育、交流功能。方志馆的展示区别于博物馆，博物馆的特点在于“物博”，由多个展品的历史共同构建历史整体，是“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体验。方志馆是直接讲述史实，展示的方式更加自由，可以是提炼文本中的故事构建场景，可以展陈物品，也可以用图照视频展示；它可以集聚展览馆、博物馆、档案馆等文化场馆的各种功能，再利用声、光、电等现代技术手段加强展陈效果，形成与参观者的互动，加强参观者的沉浸感和体验感，打造集趣味性、科学性、权威性于一体的现代化方志馆。再者，方志馆还应该具有专业咨询和开发利用的功能。不仅要将馆藏内容数字化便于查阅者查找内容，还需要建设专业的地情人才队伍，能够回应各类人群的不同咨询内容，对本馆馆藏内容非常熟悉，不断开发利用历史资料发布新的研究内容，这是其他馆都不具备的功能，也是方志馆奠定专业权威地位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方志馆的社会意义

过去，市民不知“方志馆”为何物，方志馆中藏书无人问津，历史资料不能为文化研究贡献力量，更谈不上为社会创造经济效益。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建设方志馆的投入不菲，但却看不到价值所在和成果转换。目前从全国范围内来看，除少数经济较发达、观念较先进的城市建立了高质量的方志馆外，全国大多数城市的方志馆还是寂寂无名，这意味着更新观念、加强质量建设后的方志馆还有崭露头角的机会。

方志馆的功能定位可以满足各类社会群体的不同需求：从地方志业务的专业领域来看，方志馆能够吸引学者教授、高校学生等一批对本地历史或地情有研究需求的群体的关注；从普及宣传地情知识的角度来看，让来本地旅游的外地客人首先想到去方志馆了解市情，让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来此常看常新，缅怀乡愁；从展陈历史教化育人的功能来看，方志馆可以成为对青少年进行乡土教育、爱国教育和历史教育的基地。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方志馆是一个陌生又新鲜的概念，越“陌生”、越“新”在一定程度上越能够吸引市民的好奇心，集聚关注度，一跃成为除博物馆、科技馆、展览馆之外，市民耳熟能详的一大新馆。

后疫情时代，文化与消费紧密相连，文化既是事业也是产业。方志馆若能向产业化方向发展，独立运作，更有利于自身发展，也能更好地服务经济大局。方志馆本身作为教育基地，基本实行免费预约制度，但是想要维持馆内基本运作，更新升级馆内展陈设备，开销巨大。仅靠政府拨款支持很有可能造成方志馆高开低走、勉强维持，最终造成观众流失。并且，越是正统、严肃、权威的文化，若是以一成不变、呆板说教的形式出现，也难以保持吸引力。在体制机制运行允许的前提下，方志馆应当勇于面对市场化挑战。地方志行业目前因为各种原因，在文化创意产品上还没有太大动作。方志馆主导开发城市地情文创产品，可以包括文具、生活用品、礼品、桌游、食品等，市场潜力巨大，既可以打造一条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产业链条，拉动社会消费，也是对地情和地方志行业的宣传。除此以外，还可以根据不同时间节点和纪念日制定不同主题，组织开发线下活动，进一步提高方志馆在城市中的知名度，方志馆也可以成为城市文化旅游行业的有力抓手。如此，方志馆完全有资格、有条件成为本地经久不衰、极具权威的文化地标。

三、数字化跳级，为地方志事业摆脱边缘化提供技术支持

由于短期内没有特效药，社交隔离成为遏制疫情最有效的措施。不论疫情走向如何，网络的主体地位都已经奠定。后疫情时代，人类对网络的依赖有增无减，将催生出更多先进技术来满足人类受到客观条件限制后无法被填补的精神需求。人类学习、工作、生活的便利性很大程度上由个人所掌握的网络技术使用程度所决定。疫情期间，健康码与每个人手机绑定，许多老人不得不学习并熟练使用手机软件，否则便无法顺畅出行。学校改为居家网络授课，学生及家长必须熟练使用电脑软件，否则便影响日常教学进度。由于无法出门，“云”概念盛行，“云”旅游、“云”看展、“云”讲座、“云”赏花等形式层出不穷，其核心就是利用短视频、直播、语音导览、增强现实（AR）、人工智能（AI）、虚拟现实（VR）、全息影像等技术手段，打破过去枯燥简单的图文模式，让受众更有身临其境的体验感。最开始这是作为一种宣传手段，但由于疫情持久不散，各景区、商家和企业不得不开始更新升级技术手段，让“云”技术产品具有更加接近线下的参观体验。由此观之，后疫情时代社会或主动或被动地都在向新型技术靠拢。这种趋势向地方志行业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各行各业只有勇立潮头才能大有作为，落后于时代就容易被淘汰。

（一）地方志信息化的真实现状

尽管很早就提出了“数字方志”“方志信息化”等先进概念，但是总体来看，相较于其他行业，地方志行业对数字化、信息化的应用相当匮乏。大部分地区的地方志信息化工作停留在初级数字化阶段，即仅仅是将纸质内容数字化而已，或者是信息技术的使用较为分散，整体上并未形成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为地方志工作提供服务的运作模式，离真正的“数字方志”还有很远距离。

地方志工作跟不上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步伐，这与长久以来“一本书主义”和“闭门修志”观念的根深蒂固紧密相关。编修志书只需要一支笔、一个人和一堆书，但是久而久之就会与社会脱节，滑入边缘地带，即使做出再大的研究成果也难以应用于社会。目前，在志书编修中，还有大量志书除了彩页部分有图之外，正文里鲜见图表；在地方志网站上，只有部分书籍可以线上阅读，信息化共享内容有限；在地方志公众号中，内容重复利用率高，缺少独家新颖的内容，表现形式普遍落后，大量工作动态充斥其间，阅读量和收藏转发量低；在地方志宣传形式上，还局限于老式的新闻报道，罕见数字化应用和融媒体平台的多样化使用。此上种种不是孤例，应是全国大部分地方志工作机构的真实现状，囿于体制、经费、政策、观念、人员等多重原因，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推行在地方志行业步履艰难。

（二）数字化思维解困

有些低成本的数字化思维转变值得尝试，比如设计地方志标识（LOGO）和代言形象，在社会上建立视觉印象；在直播、听书等平台注册官方账号，以视频和语音的形式宣传介绍；学习简单的视频编辑技术，将视频制作得更加年轻态，吸引年轻受众；与文旅行业合作，对旅游路线规划设计做出指导，促进历史文化与旅游融合；与新行业合作，开发以历史和地情为背景的城市解谜游戏或桌游等等，有助于在社会上打开受众面，获得知名度。

有一些需要成本投入的尝试则需要观念的转变，比如打破地方志只服务本地的思想局限，用虚拟现实（VR）技术推出方志馆网上展陈，成为向全国推介本地特色的文化标识；改变只有编纂大部头志书才是地方志成果的观念，根据需要制作动画、H5格式数字产品、纪录片等，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增强内容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要想追上现代社会的数字化应用程度，在百花齐放的行业中取得一席之地，地方志需要的不仅是数字化升级，而是“跳级”——这既说明地方志离最新流行的信息手段相距甚远，也意味着难度更高。但如果实现了该目标，则意味着地方志的文化地位更加稳固，具备更加灵活应对各种社会挑战的能力。

这次疫情虽然被视为二战以来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全球性危机，但是人类有智慧、能力化险为夷、转危为安，顺利渡过这次难关。本次疫情虽然阻碍了各行各业的事业发展进程，但也可以将其视为某种不可避免的挑战，人们的文化传播交流客观上受到了限制，但是会因此衍生出其他更灵活、更丰富的方式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从这个角度着手，积淀已久的地方志完全有资格承担起这份文化责任。后疫情时代，以陈旧的“不变”应付不了社会的“万变”。要在时代大潮中站稳脚跟，取得一席之地，地方志工作应当具有见势思变和借势而为的能力和勇气，虚心借鉴其他文化行业的成功经验，大胆实践可为、能为、应为之事，充分体现地方志的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