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阳

四、方志史和方志学史

方志史即方志的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方志学史则以方志理论为研究对象，阐明方志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历史概貌，研究方志学家及其方志学论著，分析各方志学派及其间的联系和区别，探明方志学在各个历史时期同其他学科关系，总结方志学产生、发展的规律等。方志史可以分为历代方志史和区域方志史。2020年学界对历代方志史着墨较少，因此下文分为区域方志史研究以及方志学史研究两个方面。

（一）区域方志史

2020年学界对于方志史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两种模式：一是对某地区历朝历代方志编修的考述，二是某地区在某阶段方志编修的考述。严忠良以清代湖北方志编纂为考察对象，利用大量目录学及方志文献，梳理了清代之前湖北方志发展概况，并重点探析了清代湖北方志的特征、种类、编纂体例、成就和繁盛的原因以及佚志概况等。高健按照历史发展脉络，探讨了汉、唐、明时期西域古方志文献，又梳理了清代以及民国时期方志概论与特点，并对全部新疆方志作了提要解题。韩章训对福建古代乡镇志进行考述，指出福建古代乡镇志编纂始于宋，发展于明，兴盛于清，持续发展于民国，且有发轫较早、数量较多、现存乡镇志也较多的特点。陈友兴、李艾国梳理了历史上高邮的方志，并指出宋至明前期的方志已散佚不存，高邮存世方志主体为明清两代的《高邮州志》。定源对佛教禅宗著名寺院之一的径山寺历代志书进行了考述。陈燕则考述了现存的5部明代云南府州志，并指出方志作为文化历史、汉文化和儒学的一种传承和载体，深入影响边疆民族地区，是“大一统”思想在云南得到认可和彰显的明证。

（二）方志学史

陈畅梳理了学界对方志学历史源流的已有探讨，进而认为方志学的雏形出现于南宋前期，乾嘉时期方志学成为传统学术的“专门学问”，民国时期建构方志学“独立学科”的呼声日盛，并指出方志学若成为如历史学、文学等成熟完善的一大学科，仍欠东风。孙生玉对军事志发展历史进行探索，并梳理军事志渊源，提出军事活动实践是产生兵志的根本条件。韩章训在方志学史方面关注颇多，其在《宁夏古代方志理论述要》《东北古代方志理论述要》两文中分别对宁夏地区以及东北三省古代方志理论进行梳理。此后，其在《修志宗旨发展探论》一文中把修志宗旨发展概括为三个时期和两次质变。三个时期即以君本思想为主导时期、以官本思想为主导时期和以民本思想为主导时期。而两次质变即晚清至民国发生第一次质变，民国至当代发生第二次质变。

五、志书研究与评价

方志的综合性决定了其研究内容的丰富性。2020年学界对于志书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某部志书进行研究或多部志书比较研究，包括其编纂者、编纂形式、内容、修志思想、版本流传、史料价值等；二是对志书出版的研究，包括刊工、印数、编修经费等；三是对方志地图的研究；四是对志书的历史书写研究；五是跨学科研究，即利用方志资料研究语言学、文学、宗教史、性别史、地方社会、农学等问题。为便于论述，下文分为旧方志研究与新方志研究。

（一）旧方志研究

在方志研究方面，孙圆对国家图书馆藏孤本《高阳县志》进行考论，认为其定稿于天启四年，后又在崇祯年间增补刻印，而其资料则来源于实地查访与典籍摘录。穆迪以存世的5部明清《霍邱县志》为研究对象，通过县志序言分析了明清霍邱方志的修纂历程与沿承关系。沈永清对《同治上海县志》编纂体例和文献价值进行研究，认为其虽存在内容讹误，但瑕不掩瑜，仍为清代名志。在志书出版方面，何沛东考证近代方志印数，认为主要稳定在几百部，下至几部、几十部，上至千部、几千部的情况较少。秦浩翔认为清代广西地方志的修纂人员由官绅相互配合，资料来源于文献资料以及调查资料，而修志经费则主要为主修官员捐俸倡修，以及本地士绅捐资助修。申雪则对清代县志编刊经费进行探究，包括梳理经费来源、探讨经费支出以及推算清代县志的出版成本。

在方志地图方面，何沛东回顾了旧方志地图研究成果，并认为旧方志地图的分区域整理与研究、历史上旧方志地图的读者与使用研究、旧方志地图的对比研究、学术研究中加强旧方志地图的利用等是今后研究旧方志地图需要努力的方向。张英聘以明代贵州四部省志为研究对象，考察舆图的设置情况，并探讨其编绘特点及与军政的联系和影响。武舒洁以地图要素与制图方式为视角，研究晚清以来绥远地区方志地图，解析这些方志地图及其绘制者的相关历史信息，展现“传统制图”的淡出与“现代制图”的浸入这一演变趋势。

还有学者专门对方志专篇进行研究，如安大伟以清代东北方志物产志为研究对象，以考察清末知识分子的知识转型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变迁。又如许羽茜对明清至民国之际四种《杭州府志·艺文志》进行研究，比较其差异，分析差异成因。此外，方志还是语言学研究的宝贵资料库，如仝正涛便认为方志中包含“方言、方音、土音、乡音”等，是方言研究的直接资料。而方志记载的“物产”“人口”“歌谣”“民俗”等，也可供方言研究。2020年新冠疫情蔓延，利用方志研究历史上的自然灾害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罗宝川以明清时期湖北方志中所载的疫灾与救治为研究对象，指出其时空分布特点，并认为灾害发生时，地方社会力量之所以发展，是因为国家层面制度性指导缺位以及地方社会中享有“非正式权力”群体的影响。胡鹏、李军则基于西安府志方志文献的量化和统计分析，认为可以通过由县至府的处理方法，重建自然灾害事件序列。

除上所述，学界已不再仅关注方志本身的资料性，而是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本特性。近年来，志书的历史书写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刘道胜以徽州方志中的人物志书写为例，指出方志的“直书”和编修之难，体现在人物志书写上，只有财富与身份相结合，方可载入志书。吴溢文以常熟方志中所载瞿式耜与钱谦益传为中心，探讨常熟方志纂修中的“私”与“公”，并指出地方志是一个地方的“记忆之场”，受到私人写作与国家政策的双重影响。刘艳伟以清代两种《白鹿书院志》为中心，考察其文本内容的增删与调整，揭示官方意志、个人意图等对志书编修的影响。

（二）新方志研究

随着国家修志事业的不断发展，产生了大量优秀的志书，但目前学界对于新方志的研究比较薄弱，现有研究集中在对于新方志的评价以及经验得失的总结。如王广才对《盐城市志（1983—2005）》进行评价，认为该书古今融会贯通，并凸显地情特色，体例严谨，能够兼具广度与深度，同时做到党政融会贯通。又如周红对《南宁市志（1991—2005）》的编修过程进行回顾，并从组织形式、编纂方式、编纂质量、人才培养等方面总结编修经验，提出相应对策。翁建明、陈萍、翁丽春以苏州市吴中区《金庭镇传统村落志》的编纂实践为例，指出编纂传统村落志是传承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又如段柄仁评介《中国运河志》，认为该志将自古及今中国运河知识总结汇集，具备资料丰富性、可靠性、开拓性和编纂的创新性等特点。张丽认为地方性是方志的重要特性之一，二轮江苏设区市志书编修，在篇目、体裁、实体典型性材料利用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突出地方特色，给未来志书编修提供了宝贵经验。李秋洪分析了中共志与中共党史在功能定位、写作体例、资料来源、语言文体等方面的差异，指出了共产党志在篇目框架和要素构成的特点，认为志书编纂者只有把握中共志与中共史的要旨和异同，才能编写出有时代特征、地方特色中共志。

六、志书整理与利用

“方志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用逐步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方志理论，来进一步推动和指导对方志遗产的收集、整理和利用。”对志书的整理，主要包括编制各种方志目录和工具书、影印以及点校出版历代志书、辑录方志资料汇编、方志辑佚、方志辨误等方面。对志书的利用，主要包括地方志开发利用的现状、问题、对策等。

（一）志书整理

在志书整理出版方面，2020年度出版多部方志集成，如《中国地方志集成·补编福建府县志辑》《云南历代方志集成》《青岛历代方志集成》《重庆历代方志集成》等。此外，还有专题资料汇编，如《明清时期贵州地方志物产文献集成》《中国历代方志所见琴学史料类编》。在志书目录方面，曾沁涵订补《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疏误，并补充了其未收志书4部。张岚、马秀娟以河北大学图书馆所藏任凤苞《天春园方志目》四种稿本为研究对象，探究其版本年代、版式、内容、校改以及各种版本之间的联系和变化，并分析该稿本的文物、文献和版本价值。在旧志存佚方面，朱丽晖以《河南历代方志集成》所收录方志为基础，考录明、清、民国三个时期共31种未收志书，认为现存志书共561种。又如严忠良、魏楚楚认为清代襄阳地区散佚方志至少有21种，将该地区现存旧志和散佚旧志结合考察，能够较好呈现襄阳地区方志的编纂谱系。在志书辨误方面，黄为放、姜雅迪以《开原县志》《吉林通志》《奉天通志》为研究中心，指出其对黄龙府得名、历史沿革及位置上记载的错误，并认为导致错误记载的原因与东北政区更迭频繁、方志编纂较晚、编纂者水平有限且政治目的过强等有关。郭根华对嘉庆《东台县志》中发生在明景泰五年五月和七月两条降雪气象记录分析，认为该部县志在编修中参考文献字迹不清，所以造成了两次降雪时间的误读。

（二）志书利用

整合利用方志资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多数学者对方志资源利用的现状进行研究，如贾娟等认为地方志的作用不仅在于其对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而且还能服务于本地区当代的社会发展，要通过依法治志、数字化技术、引进人才等手段拓宽地方志开发利用渠道。王娇对淮安市地方志资源利用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利用对策进行研究，指出地方志在服务领导决策、经济社会发展、民众文化需求等方面的价值。苏秀秀以日照市为例，指出地方志资料开发中存在职能部门理念陈旧、人才结构不完善、开发利用机制不健全、开发利用水平低等问题，并指出应该优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健全地方志工作机制、提高地方志部门的公共服务意识、加强地方志队伍建设、夯实地方志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大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力度等。在涉及地方志的具体利用方面，王志迁认为方志可以为旅游提供资料支撑，利于复建传统文化旅游资源，并为旅游资源注入历史文化内涵。反过来，现代旅游的发展也可以拓宽志书编纂空间。

七、方志人物研究

方志人物研究，可分为方志学家以及修志人物两个方面。具体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方志人物的生平、修志事业、修志思想等方面。

（一）方志学家

方志学开始形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始于清代章学诚。学界对于章学诚方志理论的关注颇多。崔壮从师法“古人之遗意”的视角对章学诚在方志与纪传体史书编纂领域的理念和设想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并探究了其史学创造的灵感来源。赵鹏团则认为章学诚以目录学之法治方志，是其方志理论的学术本色。章学诚所主张的方志立“三书”，是指以目录之法治方志这一学术视野下的三个学科门目，而非通常所说的各地纂修的具体的地方志书。民国之后，方志学家逐渐增多。钱茂伟则通过乾隆年间宁波鄞县修县志事件，探析蒋学镛与钱大昕修志理念的不同，并指出允许多个版本方志存在，是解决修志理念争论的最好办法。沈松平研究寿鹏飞的修志思想，认为其思想核心是志义说，即如何处理方志的“义”和“例”的关系。并指出其以“民本”“专详民事”为方志本义，主张对旧志体例进行改良，并对以后的修志产生重大影响。梅洁研究来新夏的目录学、方志学以及图书馆学成就。在方志学方面，来新夏一方面对旧志进行资料类编、目录编制以及点校和刊印旧志，另一方面还阐述史志关系、新方志编纂体例等方志学思想。苏卢健研究了史念海的新方志理论，认为其提高了新方志编纂质量，推动了中国方志编纂从“旧”到“新”的转变。

（二）修志人物

修志人物的专业素养直接影响了方志质量的高低。目前学界对于修志人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平、方志思想方面。王志强、胡秋水结合胡南藩的生平事迹，探讨了其任广西浔州知府期间修纂的现存清代第一部浔州地方志《浔州府志》，其修纂方志的原则可以概括为三个核心要素即地、时、事，其修志目的则是为了把握浔州一地的“升降得失、治乱兴衰”。陈利萌考察乾嘉时期学者武亿生平，并整理其所编县志的版本，认为其在修志实践中形成了“方志为史，详略配合”“考信不诬，反对凿空”“经世致用，简明扼要”“金石乃一方文献之要”的编纂思想。吴平贞以朱汝贞负责编修的民国版清远、阳山二县县志为切入点，分析二志体例和内容，阐释其在近代大变局中提出的“因时因地以制其如宜”修志理念和“今修志无非为保存文献计”的修志原则。

八、地方年鉴研究

2020年学界对于地方年鉴的研究，集中在年鉴基本理论研究、年鉴编纂研究、年鉴的应用研究以及年鉴事业管理四个方面。

（一）年鉴基本理论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开始组织编纂年鉴。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国的年鉴事业开始蓬勃发展。年鉴学科的构建一直是学界关心的问题。徐佳佳认为年鉴学科的构建有着学理上的合理性以及现实的需求，着力解决年鉴学科的基础理论问题，不断完善年鉴学的理论框架，才能加快推进年鉴学的构建。在年鉴理论研究方面，牟国义指出与蓬勃发展的年鉴编纂实践相比，我国年鉴理论研究还很薄弱和滞后，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准确把握历史定位，不断拓宽事业以推进年鉴理论创新。颜小忠认为我国年鉴理论存在概念混乱、中国年鉴学学科体系及其分支学科的理论研究尚不完善、年鉴理论研究常规工作机制尚不健全等问题。因此应当构建独立的年鉴概念体系；构建系统、科学的年鉴学学科体系；建起完善的年鉴理论研究常规工作机制。在志鉴关系方面，潘捷军认为志鉴一体的融合机制是顺应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趋势所做的必然选择，至于融合机制的举措办法，则包括在理念认识上求同存异、构建一体融合的行政格局、研发相应平台系统、寻求科学规范的编研方法等。

（二）年鉴编纂研究

年鉴编纂工作涉及框架设计、条目、图片采择、表格运用以及“互联网+”时代年鉴编纂的创新。詹跃华指出年鉴条目的编写质量直接关系年鉴整体质量，认为条目是以独立记载年度客观事实为资料主题的基本信息单位，类型可分为综合性条目以及单一性条目，并具有独立性、年度性以及资料性。张道旺以《武汉年鉴》为例，指出年鉴框架设计应具备全面性、科学性、特色性、稳定性、系统性、简明性要求，并反思《武汉年鉴》的框架设计，指出应扩大组稿来源、科学分类、挖掘城市特色、统筹资料层次、简练准确命名等。邓朝军认为年鉴图片的编纂是集合收图、选图、修图、用图于一体的系统工作，需要培养图片编修专门人才，按照广收、细选、精修、适位的编修原则，强化图片后期处理，提升年鉴总体编纂水平。庞军成、李美英认为年鉴创新发展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坚持以服务读者为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落脚点，不断在丰富内容、创新版式设计、提高技术质量等方面创新方式方法，增加网络年鉴竞争力。

（三）年鉴应用研究

目前我国年鉴存在发行量小、受众有限、质量参差不齐、开发利用效果不佳等问题。近年来，开发利用年鉴以服务当代社会备受年鉴界重视。刘悦欣认为在全媒体时代，应从年鉴编纂、成品利用、年鉴事业三层视角下开发利用的思路出发，探寻媒介传播规律，借鉴互联网思维，挖掘年鉴的文化潜力，对年鉴进行深度开发，达到价值与服务最大化。江雷、陈钰指出年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转型升级应契合移动互联技术发展和智媒时代的需要，基于此研究适用于互联网时代的书影年鉴开发模式，尝试构建智屏组稿、扫码阅读延伸等纸屏互动增值服务，使年鉴信息更加具有文化内涵和表现张力。在年鉴的功能研究方面，徐学鸿认为资政功能是地方综合年鉴的重要功能之一，主要体现在鲜明的资政立场、丰富的资政案例、大量的资政元素等。可以通过打造精品年鉴品牌，确保资政的权威度；贡献年鉴方案，提高资政的精准度；利用“互联网+”技术，提高资政的深广度三个方面达成。王蕾以河北省情为视角，认为年鉴在内容上要紧贴时代，拓展地方综合年鉴的存史功能。在推广使用上，要坚持“编鉴为用”，拓宽地方综合年鉴的资政功能。

（四）年鉴事业管理

新时代年鉴如何传承与发展，是当前学界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廖运建指出地方综合年鉴的转型升级，一要强化年鉴编纂手段，即依法治鉴、发挥编纂人员主动性、主动收集特色资料；二要推动年鉴编纂内容转型升级，选取有价值的资料并且通过框架结构更好体现这些资料的价值；三要丰富年鉴编纂出版方式，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建立各类数据库，让群众可以共享年鉴文化红利。俞富江指出年鉴需要适应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的趋势，分类细化目标市场，针对不同读者群体编纂不同内容、不同版本、不同种类的年鉴，以适应读者的不同需求。吴会师、周日杰认为面对新时代和机构改革后新模式，年鉴工作队伍要提高政治站位，寻求改革后的内生动力，实现高度融合、深度融合；年鉴编纂业务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进而驱动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年鉴期刊、数据库是年鉴知识的重要传播载体，对年鉴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陈忠指出通过传统年鉴向数字化转型，形成年鉴数据库，再通过设置检索、共享、在线服务等功能，建成年鉴大数据平台。进而使得数字化年鉴在宣传教育、规划制定、资源开发、招商引资、文化遗产申报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九、总结与前瞻

编修方志，在诞生新志书的同时，也会产生新的方志理论成果。2020年是二轮修志的收官之年，纵观本年度方志学的研究，可谓硕果颇丰，既有汇编丛书的出版，也有相当数量的文章面世。研究领域、研究方向、从事方志学研究的学术队伍也在不断壮大。本年度方志学的研究既体现出多样性、时代性，同时也延续了前几年的关注重点：一方面是针对方志本身的研究，涉及有方志的编纂、出版、数字化、整理和应用，另一方面是围绕方志的编修研究，涉及了方志学理论、修志制度、修志人员、修志机构、修志法治建设等。与时俱进是方志学研究的显著特色，受新冠疫情影响，利用地方志资料研究古代自然灾害史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此外，方志学与语言学、宗教史、农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是近年来方志学研究的突出特点。总之，2020年方志研究在上述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推进，孤本方志的再发现、新时代方志的编纂、新视角的转换以及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都促进了方志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综合而论，2020年方志学研究成果丰硕，但高质量研究成果尚不多见。现有研究无法突破前人窠臼，研究现状依然不容乐观。具体表现在：其一，从2020年度方志学文章来看，大部分文章行文结构走向僵化，对于某部志书的研究一般遵循编纂背景、编纂者、版本、体例、编纂思想等模式，可读性不强。此外，多数文章选题缺乏新意与深度。其二，研究趋向于区域化，现有研究多倾向于纵向考述某个地区的方志发展史，而缺乏不同地区之间的横向比较，对不同地区方志的编纂组织、编纂思想、志书体例等方面的差异关注较少。其三，研究出现不均衡性，学界多关注于旧方志的研究，缺少对新方志的关注。随着一轮、二轮修志的结束，产生的大量新方志亟待研究与总结。其四，地方志研究重“修”轻“用”的问题比较突出，学界现有研究仍然多倾向于研究志书本身，而对于如何利用地方志、深入挖掘地方志资源，还缺乏更为微观的探讨。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方志学研究领域的拓展，要充分认识现有的不足，进一步把握新时代赋予地方志工作的新使命、新任务。为促进方志事业的发展，首先需要加强人才培养，为方志事业储备专业人才，促进方志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其次，在挖掘方志学独特性的同时，还要不断借鉴其他学科成熟的理论体系，在未来学科建设中能够为我所用；最后，在二轮志书收官的情况下，必然要把握总基调，做好三轮修志的事业谋划，树立“依法治志”的全局观念，使方志呈现多民族文化交融并存局面，构建具有新时代特色的方志学科体系、方志学术体系、方志话语体系，不断促进方志学科的建设与方志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