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霈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星云法师是一位佛教大师，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位文化传播者。作为文化传播者，星云是非常成功的。他在海峡两岸和所有的华人世界里面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他成功的经验，不但对于佛教的弘法者、对于宗教领袖有示范作用，对于从事各种文化传播的人们、对于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也应该有一些参考价值和启示作用。就文学理论学科建设而言，这种参考价值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探讨。第一，学科建设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融合众说，力求圆通，力戒褊狭，不是一味地去追求“片面的深刻”。第二，人文学科立说应该以人为中心。佛学是神学，神学本来是教导人领悟神的旨意，听从神的指引。人学的重点是帮助人安顿自己的心灵。星云的佛学具有人学的意味，文学和文学理论更加应该有鲜明的人学性质，而不应该一味地去追求技术化。第三，要注重学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传播者所宣说的道理，要能够温润接受者的精神，开启接受者的智慧，启发接受者破除生活中的种种烦恼，提升受众的心灵，而不必过分专注于构建虚玄的、一般人不理解也不关心的形而上的体系。下面，就这三点，我谈谈自己的一些体会。

关于第一点，我们不能够一般地反对任何片面的深刻。有些学科和学派，很极端很片面，然而确实有它深刻的一面。但是我们还是想强调，理论工作，要充分意识到学术共同体里边不同观点的存在，意识到自己周围不同学术立场、学术体系的存在，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主张，只是学术共同体里一个细小的组成部分。学术著述不应该只是自说自话，独断排他的学说，不会是长期有效的学说。

这个世界在20 世纪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各种文化传统都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各个文化之间的冲突也还在加剧。随着经济和文化交往的深入和频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思想冲突还在加剧和加深。与民粹主义紧密相连的民族主义、激进主义思潮还在不断地涌起。另外，信息的海量和快速的变化，使得学者的声音很容易被淹没。这样就催生出了一种现象，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我们的学术界这些年来，有一种风气就是剑走偏锋，以持论的极端来招徕众人注视。所以许多学者学派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对抗性、排他性。

从历史上说，世界上各种主要的宗教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分化出了许许多多的宗派，各个宗派之间理论思想的分歧斗争，此起彼伏。不管是佛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是这样的。从这些教派理论的构造，它们立论的基点和论证的方式看，应该说都是各有其偏执。教派之间内部的斗争，有的时候比他们和异教徒的斗争还要激烈。

星云继承了太虚人生佛教的思想，广采多纳、兼收并蓄，对于佛教、佛学的各种传统，不管是大乘和小乘，不管是南传和北传，不管是密教和显教，不管是顿悟和渐修，全都加以吸收融合会通。所以他就能够表现出一种博大的胸怀，也能够吸引众多的信徒。实际上，人类思想的发展通常是螺旋式的，一个一个的学派常常把螺旋的一小段独立起来，孤立起来，把它拉直了，这就造成了思想上的极端性。星云的做法是把各家各派融合起来，统摄起来，乃至于把佛教和儒家、道家以及从古到今的西方各种哲学也融合起来。

这样做使他的人间佛教对更多的人产生了亲和力，这个是特别对我们有启示的。星云说他很赞成宗教之间要和谐尊重，彼此要包容交流，宗教之间应该寻求同中存异，异中求同。星云本人和天主教、道教很多领袖都是很好的朋友，都能够很好的交流。虽然彼此信仰的教义和制度不同，但是宗教关怀人类的精神是相通的。他还说，这个世界上需要不同的宗教，就像读书要选不同的科、不同的系一样，选择自己想要的就好。按照星云这种逻辑，如果说不同的宗教都可以协同发展，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可以协同发展，那么我们文学理论，我们人文科学的不同学派，不是更可以，而且更应该协同发展吗？

所以，我们的文学理论要有突破，一定要综合各家之长。我对于现在学术界的风气是有一点感触的，现在这个极端之论，搞一个新的、好像与大家都不同的东西，以为别人说的全都没有什么价值。以这个来求名，这不是一种很好的风气。

关于第二点，佛学是一门学问，里面包含很丰富的哲学、逻辑学、心理学、语言学、翻译学等学科的思想。在很长的时间里有不少高僧、佛学研究者思考和探讨的是一些深奥的问题，其中很多是有十分重要价值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其中有很多是和普通人的生活缺少直接联系的，不能够引起一般人的兴趣。当然，我们也不能够要求所有的学术研究都能够为广大人群所了解。要知道学术上有一些东西是很孤独的，这也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我们的文学理论，最近几十年来，是不是有一种远离普罗大众，甚至是远离人，远离人生，远离人性，离开了生与死，爱与恨，欢乐与痛苦这些根本的问题。文学理论批评的文章著作，不能够使读者得到关于人生的启悟。而星云讲佛法，总是让我们感觉到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我们每个人怎样活，怎样过好自己的一生息息相关。

举个小例子，星云讲佛法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是讲“舍得”，对此他就讲得很好。他说假使一个人懂得了舍和得，就懂得了人生。这个是非常深刻，也是很有现实性的。但是很多人截取星云的一两个说法加以强调，我觉得有的地方是走偏了。我看到网上很多听星云讲舍得的体会，只是说“有舍才有得”，这个说法也不错。但是，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是为了要得才去舍，显然这是完全走偏了。现在确实有很多人是为了得而去舍，我捐十块钱是想得到一千块钱一万块钱，是想让菩萨保佑我彩票中奖，炒股发财。如此理解有舍才有得，当然也不能说完全错，但是只强调这一点，我认为是很不准确的。星云讲得就非常深刻，他讲“以舍求得”“以舍为得”，舍就是得。舍的过程就是我们人生获得幸福的过程，而不是说舍了之后才能换一个得的结果。这是星云讲得非常好的地方。

我们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舍身求法，毁家纾难，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生命都不顾了，他们希望得到什么呢？我们古往今来的文学，歌颂的就是这样的人，我们的文学理论推崇的就是这样的精神。星云可贵之处，就在他提出以舍为得，舍的过程就是得的过程，从舍中已得到快乐，已享受人生。我们应该把信仰建立在舍得上面，真诚的宗教徒是奉献，真诚的革命者也是奉献。人间佛教一个特色就是推崇利他的性格。星云说，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是人间佛教的主要内容。佛法是让我们从法喜、从禅乐、从真理中体会内心的自在，内心的安乐。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建立在贪利上，向菩萨要平安，要富贵，要家庭美满，要长寿，这样一个层次是很不高尚的。

这种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相同的。儒家孔子以来所讲的“乐”，中国几千年文学所咏歌的快乐，如颜回的快乐，陶渊明的快乐，范仲淹的快乐，他们在追求什么快乐呢？是求学益智之乐，是奉献苍生社稷之乐。这样一种理论，是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的精髓之处。所以星云人间佛教的理论，是一种人学意味很强烈的理论，对我们文学理论的建设很有参考意义。

关于第三点，以前佛学家讨论一些问题，尤其是禅宗语录中的很多问题，“风动还是幡动”，“静坐求佛、读经求佛是正道还是杀佛”，这其中许多是有深刻含义的，但是也不一定都是现代社会里为生存而忙碌的人所关切的。

星云常常讨论一些非常具体的、人人关心的问题，比如现在大学生最关心的求职问题。他就谈了怎么求职的问题，这样就很容易引起他人的共鸣。所以星云的开示常常涉及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他善于从最普通的生活现象出发来讲佛法。如他谈微笑，他说他到美国去，发现美国人有一个习惯，路上即使遇到完全不认识的人，也会跟你说个morning，跟你笑一笑。星云说这也是一种布施，爱的布施。这样讲法，就很容易让我们理解世间处处都有佛法，都可以学佛。

还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有一次在网上看视频，看到星云谈篮球，谈得很有幽默感。作为一个佛教大师去提倡打篮球，我感到很意外，觉得非常亲切，觉得和我们一般人一样，不是神秘不可测。他所在的佛光山有佛光女子篮球队，而且还组织有啦啦队，60 岁的老头老太太，都去做啦啦队，所以这使得佛教变得非常可亲。相反，现在文学理论许多文章，有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作风，拒读者于千里之外。我们学文学的人，教文学理论教了几十年的人，现在有些文章也看不懂了。如果连文学理论老师都看不懂的文学理论文章，我在想，这个文章究竟是写给谁看的呢？现在这种现象确实很多。文学理论的论文著作写得艰深晦涩，文学理论批评脱离文学文本，脱离作家的创作实际，脱离读者的欣赏实际，这样的文学理论批评怎么能受到读者欢迎呢？怎么发生长久的社会作用呢？为什么星云能够有那么多的信徒，无论是信仰佛教还是不信仰佛教的人，很多都愿意听听他的一些教诲。这难道不是我们文学理论以及我们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