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凡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不同媒介环境影响的个体，社会化结果不尽相同，青年与老年之间的差异尤为明显，成长于传统媒体时代的老年与成长于数字媒体时代的青年在行为和心理上表现出较大的不同，存在两种明显的媒介使用偏向。当今社会正处于新媒介语境之下，青年一代在深受媒介逻辑浸染的社会中具有显著优势，老年一代的媒介生存则面临重重障碍，因此，作为“反向社会化”的数字反哺实践成为了弥合两代之间数字鸿沟的关键之举。

一、行为表征：青年与老年的媒介偏向

学者彭兰在 《文化隔阂：新老媒体融合中的关键障碍》一文中指出，新老媒体用户，也就是青年群体与老年群体之间存在不同的文化偏向，其中，前者的媒介偏向以“用户文化”为表征形态，后者则以“受众文化”为表征形态。虽然，新媒介与传统媒介已逐渐呈现融合之势，且原本个体被动的“受众”身份呈现出被称为“网络行动者”的“用户”转向，但尽管如此，作为“数字难民”的老年群体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自身的媒介使用惯习。

（一）老年：受众偏向

老年群体成长于传统媒体时代，培养出了属于传统媒体时代的“受众”思维与偏向。这一时期，电视凭借视听结合的展演形式以及作为主要信息源的媒介地位成为了拥有巨大吸引力的传统大众媒介，受众的社会化过程也深深地受其影响，个体的思维习惯、审美习惯、文化习惯都在该媒介环境中逐步定型。因此，老年群体更倾向于使用简单易操作的媒介，乐于欣赏体现主流价值和审美趣味的媒介文本，他们的信息获取方式较为被动、稳定或富有仪式感，也容易陷于“魔弹”效果，比如，电子诈骗事件、虚假养生产品事件等都是老年人被“魔弹”击中后产生的消极后果。

（二）青年：用户偏向

青年群体成长于新媒介时代，海量的媒介信息、多维的传播方式、“传受结合”的用户身份、多元共存的文化环境、去中心化的交流氛围等新的媒介特点使这一代人的媒介行为表现出“用户文化”偏向。青年群体乐于接受新技术、新理念，是创新扩散的领军人物，他们追求平等的话语参与权与书写权，用批判的、怀疑的态度去审视媒介与媒介文化，并且构建出饭圈文化、二次元文化等具有亚文化特征的文化阵地。青年群体对新媒体环境下的各种新媒介都能得心应手，他们对媒介的使用偏向不仅仅停留在信息获取方面，更注重探索其所有功能，并习惯利用媒介进行消费、交往、游戏、教育等社会实践。

二、结构表征：媒介偏向催生的角色变化

（一）话语权威的重构

新媒介的诞生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话语空间，在技术的支持下，每个个体都是一个网络节点，虚拟空间流动性的增强和个体话语地位的提高，使得社会中心不再像过去那样占据绝对的唯一高地，“去中心化”成为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之一。青年群体是新媒介时代的引领者，他们的自我意识已被唤醒，并凭借自身“数字原住民”的优势在新的媒介环境中积极参与话语书写，建构社群性身份认同和互动场域，形成了属于青年群体的文化语境。新媒介时代，交往方式、叙事逻辑、理解框架、媒介文本等生产资料开始向青年群体倾斜，甚至由其制定，因此，该群体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话语权威，成为了新的话语中心。在此情境下，新媒介技术带来的转机使社会话语权威被重构——年长者不再是文化书写与传承的垄断者，年轻一代在传播历史的舞台上开启展演，也注定了他们要成为弥合两代之间媒介偏向差异的重要桥梁。

（二）教育身份的互换

曾经，作为权威中心的年长一代是社会中的“教育者”，知识也是由上一代传授给下一代，文化和记忆就是在世世代代的传承中保留下来的。从“肯定是年龄大的医生看病有经验”“还是老教师上课教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等口耳相传的俗语中足以看出年长者的教育地位，这种“长传幼”的教育模式被玛格丽特·米德称为“前喻文化”。如今社会环境变化巨大，老年群体在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中，其经验优势已不再完全适用，知识的传授路径也呈现出自下而上的“后喻文化”表征。新的社会环境将年轻一代推上时代浪尖，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知识体系需要由青年群体引导并传递给老年群体，青年群体在自下而上的知识传授路径中成为了新的“教育者”，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角色发生了互换。

三、偏向弥合：数字反哺的社会意义

1988年，国内学者周晓虹提出了“文化反哺”的概念，认为“它是在疾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反哺过程本身是青年群体的“社会化”过程，是其发挥自身能力主动与社会结合的社会实践；反哺过程也是老年群体的“再社会化”过程，是其学习新技能、新知识、跟上新时代步伐的必经之路。青年群体对老年群体的数字反哺是两代人共同成长的社会实践，也是弥合两代之间数字鸿沟与促进社会良好发展的关键之举。

（一）青年的“社会化”实践

在快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青年群体以前卫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等走在时代前列，甚至在一些方面掌握了话语权、拥有了“教育者”的身份，并以此展开对老年群体的反哺实践。该实践活动不仅是弥合两代之间数字鸿沟的举措，也是青年群体自身社会实践的过程。

一方面，反哺实践培养了新一代青年的社会责任感。新的媒介环境在赋予青年新的社会角色和权利的同时，也促使他们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现代社会需要敏锐的洞察力、与时俱进的知识体系以及坚持不懈的创新能力，青年群体正处于学习能力、洞察能力、创新能力的顶峰时期，他们对快节奏的社会具有很强的适应和把握能力，社会对青年群体的依赖程度也大大加深。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是年轻一代最先警觉并提醒家中的长辈做好防护，同时，不断更新长辈对疫情严重性和防疫知识的认知，这是青年群体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他们在反哺的过程中不仅获得了尊重感，深化了自我认知，也增强了社会责任感，有利于进一步完成自身的“社会化”。

另一方面，反哺实践规范和完善青年的“前台”身份。“前台”一词出自欧文·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他认为：“人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相互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作一种表演。生活中的每个人，总是在某种特定的场景，按照一定的要求，在观众的注视下进行角色呈现”。“前台”是处于观众注视之下并被观众设定的行为呈现场所，个体在“前台”的行为会受到一定的约束。青年群体在被大众所注视的“前台”场所作出的行为是被赋予“反哺者”期待的，这些“期待”对他们的行为具有规范和完善的作用。首先，迫于观众注视的压力，青年群体的社会行为需要与其作为“新时期表率”的身份相契合，因此，他们会自觉规范被注视、被期待的行为，以保证与“教育反哺者”的社会角色相符。其次，青年群体中一些效果良好的“前台”行为也会成为其他青年的效仿对象，从而进一步完善整个群体的社会行为，满足社会对角色的期待。例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做出表率的北大“90后”援鄂医疗队，他们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给新时代青年树立了榜样，成为了其他青年的效仿对象，有利于完善青年群体整体的社会行为。

（二）老年的“再社会化”实践

首先，技能反哺是迈入新媒介大门的第一步。在技术采纳和使用方面，青年群体的敏感度和创造性要远远高于老年群体，他们属于创新扩散时的早期采用者或早期跟进者。然而，不少技术采纳问题对老年群体来说是需要学习的技能，例如，在最初接触新媒介时产生的问题：智能手机如何使用、手机如何连接网络等；在媒介使用阶段出现的问题：如何使用电子支付、如何使用社交软件、如何使用在线医疗、如何网络购物、如何玩网络游戏等。技能反哺是数字反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帮助老年群体实现与“互联网＋”生活方式接轨的必经之路，媒介技能的传授不仅是教会老年群体如何使用新媒介，更重要的是帮助老年群体养成媒介使用习惯，锻炼媒介思维，通过媒介的使用，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和丰富。此外，青年群体要注意“授之以渔”，深刻把握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使反哺行为切实有效。

其次，观念反哺是推进老年群体深入参与互联网生活并融入互联网文化的重要举措。如今的互联网文化语境打破了大众传播时期单一固定的传播模式，传播内容也更加多样、多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总体来说，新的网络文化语境呈现出三个新的特点：1.叙事语言网络化。网络热词更新速度快，并出现在大量媒介文本中，如YYDS、出圈、C位、绝绝子等已不再是个别圈层的专用语。2.亚文化特征的社群文化兴盛。饭圈文化、二次元文化、嘻哈说唱文化等广泛出现在各种媒介形式中，占据了媒介议题的一部分。3.个体参与式的互动文化。与大众传播时代的单向传播不同，个体参与式互动模式主要通过发送弹幕来参与剧情讨论、在微博跟话题加入对热点事件的讨论、进入直播间与主播进行即时互动等。除此之外，每个个体都是生产与传播的节点，可以成为网络主播、意见领袖来与整个网络进行互动。互联网环境的新变化已不仅仅停留在技能使用层面，更多的是新的网络文化语境。青年群体在进行反哺时，不仅要传授文化内涵，也要兼顾价值观念与思维逻辑；老年群体需要不断跟进自身对网络文化的认知和理解，深度融入并加入网络文化的书写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