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丽 丽

陶渊明是最早受到西方学界关注的中国诗人之一。陶诗英译始于19世纪末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古文选珍》和《古今诗选》。美国学界的陶渊明诗歌翻译，大概始于美国著名诗人庞德的中国古诗英译选集《神州集》，其中收有陶渊明的一首四言诗《停云》。之后美国学界对陶渊明诗文的翻译和研究著述相继出现，特别是美国学者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均出现关于陶渊明的书写。美国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陶渊明书写，是英语世界建构和传播陶渊明形象的重要文本依据，对其进行考察和研究，不仅可以了解陶渊明及其作品在异域中国文学史中的接受、评价和地位，还可以揭示西方中国文学史如何重构陶渊明形象，为国内陶学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美国中国文学史中的陶渊明书写

1950年，美国汉学家海陶玮的《中国文学论题——纲要和书目》出版，这是美国人首次编写的通史型中国文学史著作。该书第四章“楚辞和赋”中提到陶渊明的《闲情赋》，并列出了《闲情赋》《感士不遇赋》和《归去来兮辞》的书目；第七章“乐府和五言诗”中提到陶渊明在五言诗演变中的贡献。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界出现3部华裔学者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分别是陈受颐的《中国文学史纲》、赖明的《中国文学史》和柳无忌的《中国文学新论》，均在某个章节集中记述陶渊明。陈受颐《中国文学史纲》在第十章重点介绍陶渊明的文学地位、家族阅历、思想观念以及主要作品等，在第十二章中重点介绍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责子》等诗文，并简要分析陶渊明与其他诗人的风格差异。赖明《中国文学史》把陶渊明作为六朝文学代表进行重点观照，“陶潜的生活”部分介绍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潮流对文学的影响，并结合相关作品介绍陶渊明的家族身世、生活阅历、性格特征、嗜酒爱好和身后声名等；“陶潜的诗歌”部分介绍了陶渊明诗文的总体情况，并翻译了一些具体作品。柳无忌《中国文学新论》在第五章中集中论述陶渊明，认为“他对作官的厌恶和在换代之际的宦途险恶驱使他返回家园，作为躬耕之士在贫寒的家境中度过他的余年”。同时，编著者结合具体诗文谈论陶渊明的读书、弹琴、饮酒等，阐明陶渊明诗文的哲学意义和西方读者对陶渊明的接受心理等。

进入21世纪，美国有两部中国文学史问世：一部是2001年由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一部是2010年由孙康宜和宇文所安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它们分别于2016年与2013年出版中译本。这两部文学史均在多个章节论及陶渊明。前者在第十三章的“东晋和宋的诗歌”中全面介绍了陶渊明的家世阅历、诗歌主题、主要作品以及后世作家对他的接受等；第二章、第六章、第二十五章等多个章节提到陶渊明，体现陶渊明的多方面影响。后者在“陶渊明”专题中，重点叙述陶渊明的文学地位、生活阅历、创作主题、艺术技巧、后世影响等；在其他章节介绍张衡、苏轼、谢灵运等作家时，介绍隐逸诗歌、玄学、拟古诗等文学主题时，介绍绝句、诔文、非正式写作等文体类型时，经常提及陶渊明及其作品。

桑禀华的《牛津通识读本——中国文学》是美国最新的一本中国文学简史著作，2016年中译本在国内出版。该书第二章把陶渊明作为疏离政治、具有鲜明反抗个性的诗人，分析了其思想观念、内心世界和相关诗文；第三章中讲述了《桃花源记》的主要内容和文体贡献。

由以上梳理可以看出，美国中国文学史对陶渊明的书写从只言片语的印象式介绍逐步丰富和具体，将陶渊明作为一位不可忽视的中国诗人，从时代背景、思想品格、性格特征到诗文创作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书写。

二、美国中国文学史对陶渊明形象的多维建构

除了在整体上非常重视和高度评价陶渊明之外，美国中国文学史还对陶渊明形象进行了多维度、多层次的建构和书写。

1.

与国内文学史中的陶渊明书写相比，美国中国文学史著作更加注重将陶渊明放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审视和书写，阐明突出陶渊明作为中国古代一流文学家的地位和重要影响。除了在朝代文学中重点书写外，在涉及其他主题、人物、体裁时，也经常提到陶渊明的贡献，从而在思想、题材、风格、体裁等方面形成一个陶渊明研究场域。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在“第二章神话”和“第六章超自然文学”话题下，都突出了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的文学价值，认为其延续了神话学传统，是一篇比较出色的文学作品。在“第二十五章诗与画”中，特意提到陶渊明一首容易被忽略的四言诗《扇上画赞》，认为“图画上的题记在过去文献与当前图像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赋予该首诗新的价值和意义；还提到陶渊明的《尚长禽庆赞》，认为“也许这是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新体题画诗”，预示着陶渊明诗文在文学上的一个新发展。在“第四十三章前现代散文文体的修辞”中还谈到陶渊明的“不求甚解”，认为这“很契合中国古代文学的修辞惯例，因为旨在得到作者确切意义的那种精确性是不符合中文的修辞语境的，即最理想的文本应该留给读者发挥写意的空间”。

《剑桥中国文学史》在谈到“绝句的兴起”时说，除了《玉台新咏》中贾充及其夫人的作品，“那么最早的联句出现在陶渊明集中”；在谈到“非正式写作”时说，“自四世纪末诗人陶潜以降，散文写作便已触及私人事务”。桑禀华《牛津通识读本——中国文学》把《桃花源记》作为一篇最早的具有自觉文学意识的虚构小说，“如果自觉创作小说部分地取决于一种作者观念，而这种观念只有当文人凝聚为一个阶层才能成型，那么让陶潜这样一位有着清晰文学身份意识的诗人来创作一篇最早的自觉的虚构小说，就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这些论述揭示了陶渊明在具体文学体裁类型方面的开拓性贡献。

2.

与国内学者因推崇诗人伟大品格进而倾向正面解读诗人作品具有明显区别，西方学者擅长透过思想信仰和具体诗文来解读陶渊明，从而得出与国内学界不同的结论。这种结论也影响了美国中国文学史对陶渊明的书写，书写者试图从诗人思想信仰和具体诗文来揭示陶渊明内心深处及其作品的复杂性、矛盾性和丰富性。

陈受颐认为“陶渊明的哲学是对他有吸引力的儒、道、佛元素的有趣而和谐的结合”，详述了陶渊明身上蕴含的各种思想元素以及在相关作品中的表现，认为在其人格的文化构成上，更受中国传统道家的影响。赖明《中国文学史》一方面论述了陶渊明所生活时代思想潮流的变化，以及儒、道、佛等思想对文学以及文人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结合具体诗文深刻挖掘了其内心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介绍了陶渊明面对投身仕宦的人生抱负和归隐山田的恬淡生活的选择，认为“陶潜所面临的二元内在紧张在当时颇为常见——通常表现为儒家入世与道家出世之间的对立。归隐这一母题在士人文化中无处不在，这些难以忘情于仕途的士人们经常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一种出世态度。陶潜不但用言辞，而且用行动退隐，是颇为难能可贵的”。“陶潜的一些作品如乌托邦式的《桃花源记》、第一首五言诗《归园田居》、以隐居为主题的《归去来兮辞》，均是《老子》中的景象与语言的回响。陶潜诗歌中典故的主要来源则是另一部道家文本《庄子》，排在《庄子》之后的典故来源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这也许表现了陶潜人格中的一种深层张力。”《剑桥中国文学史》解释说：“孔子还主张即便环境恶劣也应注重修身，主张‘君子’在危乱之时从公共事务中急流勇退。这些看法与庄子对文明的批判合在一起，成为隐逸作家强有力的文学修辞，最著名的例子如陶潜。”认为陶渊明的著名诗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充满着东晋玄学的智慧，“不是山水本身吸引观者，吸引观者的是能照亮自然万物的‘玄览’。心智之强大如许，以至能凌驾于自然环境之上”。

桑禀华这样揭示陶渊明的内心世界：

这种沉思式的田园诗其实也是政治抗议的一种表达方式。虽然儒家传统告诫统治者将劝谏看作促成清明政治的忠行，真正敢于发出批评之声的官员却经常被贬职外放。当劝诫和抗议失效时，有德之人还可退隐山林。这样儒家的忠臣就变成了隐士(字面意思就是“隐身的士人”)，退出了追逐名、利、权的俗世……一面是建功立业的渴望，一面是在简单快乐中寻求安慰的梦想。赞美自然，赞美真情，并未真正解决这样的矛盾。入世和退隐的冲突在陶潜(365—427)的许多诗里都有体现。

在这些理念的影响下，陶渊明诗文有了更加多样的解读方式。桑禀华认为，陶渊明三联诗《形影神》“入世雄心和简单快乐之间的冲突体现在自我不同部分的对话之中”；《归园田居》表明“摆脱忧虑是很难的。回归故里的小农场固然可以远离官场的羁绊，但诗里的主人公却又陷入了更大的自然之网，这里的力量同样非他所能控制”。

3.

国内中国文学史对陶渊明的书写多倾向于个案描述，美国中国文学史对陶渊明的书写，对陶渊明的对比性介绍不仅出现在朝代文学或专章论述中，还出现在其他文学人物或文学现象的论述中，使得陶渊明的特征和影响在对比书写中更加鲜明和全面。

一是陶渊明与前代文学家的对比。如讲到张衡《定情赋》时说：“东汉末年、魏晋时期的诗人们写过同一主题的赋作，所有这类作品的标题都是‘定情’二字的变体。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陶潜(365—427)的《闲情赋》。”讲到张衡乡村题材作品时说：“张衡笔下的乡村，是一种理想化的隐士生活，成为后世乡村生活描写的典范，包括‘田园诗’名家陶潜。”

二是陶渊明与同时代文学家的对比。《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认为，东晋和刘宋时期成功摆脱玄言诗束缚并开创文学风气之先，陶渊明和谢灵运是突出代表，并将前者的田园诗和后者的山水诗进行比较，突出陶渊明诗歌以日常生活入诗的自传特征。《剑桥中国文学史》一方面论述了谢灵运所受陶渊明的影响，认为谢灵运《石室山》受到陶渊明《饮酒》诗之结尾“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深刻影响并巧妙运用；另一方面比较了两人的异同：“两位诗人都非常认真地对待他们的阅读，并用他们所阅读的典籍来观照、质问、辩护和理解他们自身的经历。两位诗人都与自然界进行持久的挣扎：陶渊明的挣扎表现在他开荒种地，把荒野变成田园，总是担心他的农作物以及他自己——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成就——被荒草覆盖吞噬，湮没无闻；谢灵运与自然的挣扎则表现在从山水中攫取意义，把多重的大自然和他自己的多重经历，思想和感情建构成一个意味深长的整体，并在这个意味深长的整体上刻印他个人的感受和理解，最终达到开悟。”

三是陶渊明与后世文学家的对比。在与鲍照、杜甫、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对比中，突出后世文学创作对陶渊明的追慕、接受和继承，体现陶渊明在思想、题材、艺术等方面具有的开创性文学地位和作为文学典范的意义。陈受颐《中国文学史纲》认为杜甫短诗与陶渊明诗歌有相似之处，“都具备逆境中保持幽默的能力，因此即使饥饿和贫穷也不会导致精神的丧失和堕落”。杜甫后期描写自然的诗歌增多，这“既是陶渊明诗歌传统的延续，又是宋代诗歌的先锋”。《剑桥中国文学史》认为后世文人如苏轼等对陶渊明形象和文学地位的形成影响很大，“他们对陶渊明作品中文本异文的选择，巩固了陶渊明乃是一位宁静自然的隐士、对诗艺漠不关心的形象”，苏轼“最推崇陶潜，也曾仿效过陶潜的诗风”。《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认为晁补之跟随苏轼把陶渊明奉为文学典范，“不过晁补之对陶潜的追慕体现了不再投入政治事业的一种文化转向，以及对文人的再定义”。

4.

美国中国文学史在对陶渊明的书写中往往自觉地思考和探讨陶渊明诗文传达出的人类共通情感，以及西方读者关注并喜爱陶渊明的客观原因，还会谈到世界范围内异域作家对陶渊明的接受，从而说明陶渊明诗文具有的普遍价值和世界影响。柳无忌从哲学和思想的角度分析陶渊明的诗歌：“这样的诗表现一种闲适，宁静，跟自然与环境和谐一致的奇妙意境，构成了中国哲学所认为最高的幸福。由于陶潜通过他的作品把他对自然与人生的纯朴而深刻的思考，温和的个人见识和坦然的心怀贡献给读者，他的诗对中国人民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因为人的思想感情有共同性，这些诗也一定会使别的国家的人民对他感到亲切。”他还从陶渊明的艺术风格和西方读者的接受心理角度，分析西方读者喜爱陶渊明的原因，并这样向西方读者推荐陶渊明的作品：“中国的大诗人中陶潜大概是最易为西方读者欣赏的。对初步接触中国诗的西方读者，他是个可供选择的合适的诗人，因为他的诗较少用典，欣赏它们不需要很多中国历史与文化知识。任何人，若能欣赏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温暖的人情味，就也能欣赏他。读他的诗应该咀嚼其中深长的意味。理想的时间地点是在夏天户外或冬夜炉边，手边还有一杯温酒！他写的各种体裁和题材的篇章都值得一读。”

三、美国中国文学史陶渊明书写的意义

美国中国文学史对陶渊明的重视和书写，从西方汉学角度认定了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与国内研究交相呼应。同时，这种书写也从“他者”认知角度构建了更加复杂矛盾的陶渊明形象，对国内陶学研究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1.

从整体上看，美国中国文学通史无论体系如何简单、体量如何单薄，都不惜笔墨对陶渊明加以书写，这体现了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也显示了西方汉学界对陶渊明地位的肯定。同时，这些文学史也在总体上对陶渊明给予高度评价，如《剑桥中国文学史》认为陶渊明“被公认为中国传统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认为“陶潜是唐代以前最优秀的诗人”，陈受颐评价陶渊明是“伟大的文学巨匠”，柳无忌认为“魏晋时期热爱自然与其它的诗歌风气在陶潜(365—427)的作品中达到高峰”。这些“他语书写”与本土评价是一致的，显示了西方汉学界对陶渊明地位和影响的认可。

海陶玮是美国本土第一位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他编写的《中国文学论题》对美国学界认识陶渊明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文学论题》基本不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进行介绍和赏析，但却不吝笔墨，在两处介绍陶渊明及其作品，并推荐一些诗文译本。海陶玮1970年出版的《陶潜诗集》是英语世界第一部陶集注译本，他在英语世界较早发表重要的陶学论文，被称为西方第一位陶渊明研究专家。

2.

与国内中国文学史不同，美国中国文学史在对陶渊明进行书写过程中，认为陶渊明形象是通过诗文自塑或者媒介他塑形成的理想偶像，并非真实历史中的陶渊明。这种观点逐渐成为西方陶渊明研究的主导观点，影响着西方对陶渊明的认知。

田晓菲在写作《剑桥中国文学史》“第三章从东晋到初唐(317—649)”时，设置“陶渊明”专题，认为陶渊明作品中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和主动创作的艺术痕迹：“陶渊明将这种叙事因素融入到诗歌本身之中，从根本上将其诗歌变成自传，尽管这一自传呈现的是一个高度建构的自我形象，而非‘客观’的记录……他是我们所知的第一位在长而具有叙事性的诗歌标题中标识创作日期的诗人，这在后世成为一种常见的做法。”这种解读注重从作品文本来解读诗人的自身形象，还原创作动机，把陶渊明的诗文看作是“树碑立传、以文传世”而有意为之的作品，解构了陶渊明真率淳朴的个性。同时，她把陶渊明研究置于中古时期手抄本文化的参照框架中，对历代不同版本陶集中的异文进行考证和分析，以说明中国传统诗学中的陶渊明形象如何在苏轼等历代文人依靠选择“正确”异文来控制陶诗文本样貌，并如何在不断重新加工、编辑修改中建构出来：

当北宋学者面临陶渊明作品中“有一字而数十字不同者”这种情况的时候，关于陶渊明的普遍看法就对文本异文的选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陶渊明的整个文集中，我们经常看到选择此异文而非彼异文可以对一首诗造成非常不同的阐释……陶渊明的例子对理解手抄本文化的问题特别具有启示意义，也使我们看到对一个诗人的某种特定形象的渴望如何将一位可能相当复杂的人物简化为一个文化偶像。

西方学者在中国文学史中对陶渊明的书写，提供了观察陶渊明的多维视角，塑造了更加复杂、立体、丰富的陶渊明形象。在中国传统认知中，陶渊明因其诗文所反映的人格高洁不屈而备受推崇。美国中国文学史书写者对陶渊明没有天然的崇敬亲近心理，而是把陶渊明放入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背景中审视，以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来书写这位中国诗人，把陶渊明诗文视为高度建构的形象，而非客观记录，突出展现了对中国文学理解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

结 语

西方对陶渊明的解读和建构，为国内陶学提供了一种外部视角，既从国外汉学角度认定了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又对国内陶学的传统观点形成了质疑和挑战之势，从而给国内陶学提供了解读陶渊明的崭新多维视角，对国内陶渊明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陶学是一门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学问。美国中国文学通史型著作中的“陶渊明书写”，具有与国内陶学相同的阐释和不同的建构。总结分析美国中国文学史中的“陶渊明书写”状况，不仅可以确定西方汉学界对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重要地位和影响的认可，也可以让我们了解西方世界关于陶渊明认知和记述的知识，吸收借鉴国外陶学富有价值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丰富和完善国内陶学的研究。东西陶学互融互鉴，共同推动世界陶学不断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