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翔 尹 郭 星 华

农民工群体是我国现代化发展中较为特殊的一个群体。一方面，他们大规模的出现源自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他们的身份受到户籍制度的强力约束。为此，农民工成为中国社会中由制度与文化共同建构的第三种身份。相比那些选择留城的农民工，选择返乡的农民工获得的社会关注相对较少。正如农民工出现具有时代性那样，他们的返乡回归也需得到时代的及时回应。一般来说，农民工返乡后的就业方向主要有务农、就近务工和自主创业三种。近年来，自主创业已成为越来越多农民工返乡后的就业选择。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已超过1100万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热情高涨。近几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城市就业率的情况下，农民工的返乡创业是一种生存型创业，其创业不仅有助于实现自我就业，也能改善周边地区的就业状况。同时，农民工返乡创业有着自我价值实现的内在驱动。返乡创业无论是对个人发展还是对乡村发展均意义重大。但是，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成功率不高，创业能力受到质疑。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环境也不容乐观。显然，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较为严峻的现实考验。那么，返乡农民工创业究竟面临怎样的现实困境？导致其创业失败或创业绩效不佳的根本性因素是什么？对此，本文尝试深入返乡农民工创业实践，着重探讨返乡农民工创业现实困境的形成机制。

一、研究基础与案例介绍

1.

近年来有关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业群体特征、创业方向、创业动机、创业模式、创业的影响因素和创业困境等几个方面。其中，有关农民工返乡创业困境的研究受到学者的重点关注。创业本身具有复杂性，这是因为创业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学界主要从个体和环境两条路径对创业困境的形成原因进行了探讨。从个体角度看，个人的文化程度、工作经验、认知水平、社会资本等因素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业成功与否产生影响。研究显示，个人缺乏管理经验会削弱农民工创业成功的概率，农民工在务工期间是否担任过中层领导或骨干员工等较高职务直接影响其创业管理能力的大小。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农民工在获取信息、资金等的社会能力上存在差距，其创业规模也因此存在较大差异。对市场认知度不够、投资和经营存在盲目性和局限性等问题，也会成为农民工的创业短板。以上能力可进一步概括为农民工个体的人力资本。此外，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往往被视为个体获得创业机会的重要来源。由于农民工自身的社会关系网存在有限且同质性强等问题，农民工的创业积极性及创业机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表明，拥有本地强连带关系将有助于农民工创业机会识别，并且关系网络的强度越大、凝聚力越强，其成员越能从中获得资金支持，从而弥补农村正规金融市场的缺陷。

从创业环境看，创业政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环境等宏观结构性因素直接或间接制约着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有研究者提出，农民工外出务工积累的资金比较有限，在缺乏创业金融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创业融资较为困难。政府提供有针对性的技术培训将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创业绩效。地区的制约性表现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的信息闭塞问题，加剧了创业难度。如民族地区的女性农民工居住环境狭小、信息不畅通等现实问题导致其创业艰难。能否接触互联网并打破数字鸿沟，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创业绩效的大小。有关创业与文化环境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从社会融入角度重点论述了农民工因被动融入与适应问题导致的创业困境。在此过程中，返乡农民工受到城市和家乡的双重排斥，成为“双重边缘人”，其思想意识常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中徘徊，从而导致创业管理能力不足和创业意识模糊等问题。

可以明确的是，创业失败或创业绩效不佳并不必然因创业能力低下所致，其背后还有着来自制度和环境等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但是，现有研究对创业中文化环境的关注不足，尤其对可能由文化环境导致的创业困境的论述也不充分。实际上，多年的外出务工经历使农民工早已熟悉现代工业环境下的处事逻辑，当他们回到家乡创业，在现代文化中习得的逻辑是否依然适用于家乡的人文环境值得商榷。相比制度和经济等结构性因素，文化的影响更为久远和深刻，其对个人意识和思维有直接的形塑作用。从吉登斯结构化理论来看，社会结构制约着人们的社会实践，而人们又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着社会结构，即一种结构化的社会再生产逻辑。这其中，正是意识因素的连续性支配着人们的行动。而且这种意识实质是人类的共同意识，具有情境关联性。换言之，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实践便是发生在社会结构中的行为流，其行动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来自情境关联的某些集体意识的影响和支配。带回现代文化的农民工与深受乡村文化影响的当地人，在意识层面有着实质性的差异，这一差异可能导致结构化过程中的意识冲突。因此，本文尝试以典型个案为依据，从结构化视角出发，将行为意识这一核心要素作为分析重点，在动态互动中考察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实践，从而深度把握返乡农民工在创业过程中由文化环境导致的创业困境。

2.

本文研究的田野点位于中国南部某省的桥镇。笔者在2021年6月至9月对桥镇镇政府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实地调研，以了解桥镇返乡从业者为主要任务，其间陆续拜访了该镇多位较为知名的青年村支部书记、青年创业者以及其他青年非农从业者。其中一位返乡者是当地一家制衣厂的老板，人称龙老板。龙老板在外务工时间长达20年之久，在积累了过硬技术和管理经验后，决定返回家乡自己创业。龙老板尽管已有开办三家分厂的经验，但办厂创业的过程仍颇为坎坷。龙老板自述其在创业中除要面临资金或技术短缺这些普遍性困难外，还需要解决更为棘手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当地的工人密切相关。在了解了龙老板及其制衣厂的基本情况后，笔者决定将其作为个案研究对象，以深入了解农民工返乡创业背后的故事。

为获取第一手资料，笔者每日跟随龙老板穿梭于各个生产生活场所，以参与观察的方法收集记录制衣厂的日常运作情况。从制衣厂基本情况看，制衣厂工人均为当地的中年妇女，她们通常租住在学校附近，主要照顾上学的孩子，因空闲时间较多便选择来制衣厂做工。为此，制衣厂主要分布在镇中、小学校周边，制衣厂老板与工人之间既是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又是邻里关系。尽管龙老板和工人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但各自的成长环境大有不同。前者经历了数十年工业化生产的训练，后者接受的是熟人社会文化的长期熏陶。可以说，模式化的训练不仅提升了返乡农民工的生产技能，而且改变了其看待事物的思维方式。因此，在意识层面或者说在思维方式上，返乡农民工与当地人，准确地说与未经过工厂训练的当地人已分化开来。分化结果突出表现在二者因思维方式差异导致的多种意识冲突上。当然，这一现象给返乡农民工的创业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也直接影响到工厂的生产效率。

二、返乡创业中的意识冲突困境

如上文所言，农民工虽然本质上仍是农民，但长期受现代工厂制度训练后，其思想意识或思维方式可能随着训练的时间和强度而发生改变。尤其在迅速变动的社会环境中，人格的基本性质可能发生具有重要意义的改变。换言之，大多数农民工自外出起便意味着孟德拉斯意义上的“农民的终结”，即使他们最终返回家乡，其生活观念、职业素养等都会因过去多年融入城市工业文化而发生深刻变化。对于久居家乡的工人来说，其思维和意识亦存在受乡土文化浸润的情况。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返乡农民工与未离开家乡的工人之间的互动带有一种结构化力量，二者受文化意识的制约在生产过程中必然产生冲突问题。具体而言，这些冲突主要表现在时间意识、规则意识和质量意识三个方面。

1.

对时间和空间的精确管控是现代工业文化的核心命题，亦是理性和科学的用武之地。但是，在乡土文化环境中，工人们会在工作时间聊天，他们可自主决定工作时间，上班和下班时间没有强制性规定，均取决于工人自己对进度的安排。除时间上的自由外，工人的劳动空间也相对自由。这样的工作氛围与现代化工厂的生产氛围截然不同。对此，笔者在观察一次生产作业情况时大致可以感知。

一个平常的下午，工厂内机器的哒哒哒声此起彼伏。今天的工位没有坐满，工厂里只来了8个工人，老板不在厂里，大家各自干着活。但埋头干活的情景并没有维持多久，几个工人又开始了如往常般的闲聊。

王姐开玩笑说：“我觉得我还年轻得很。”

旁边的李姐打趣地回答：“你是年轻，你不是还会跳鬼步舞嘛。”

见有人提及鬼步舞，王姐立马说：“我确实坐久了，我要跳一下。”

说完王姐便站了起来，拿出手机准备放歌。制衣厂空间不大，过道堆满了衣服，要想在其中站住脚非常困难。王姐为了能有伸展的空间，便将衣服挪开堆放在一旁，为自己腾出了一个足以施展舞姿的空地来。其他工人不仅不会觉得被干扰，反而喜闻乐见。大家一边干着手里的活，一边乐呵呵地看着王姐，准备欣赏舞蹈。王姐并不羞涩，跟着音乐在自己的一小方天地跳了起来。李姐又给她出主意：“你开音响跳咯。”王姐想起来自己还有一个小音箱在这儿，于是马上找来并连上音响。连上音响后声音效果让王姐跳得更起劲了，王姐开始沉浸在一个人的广场舞中。此时的工人仿佛是置身于广阔田野间的劳动者，呈现出一种无拘无束的状态。

事实上，工人表现出来的闲散姿态并不只是自身个性特征的体现，它与乡村生产生活的整体环境有着密切联系。乡土社会变迁慢，呈现出来的是人们对生活环境的熟悉和亲切感，生活节奏也变得缓慢。习惯了乡村生活的人们，很少表现出对时间和空间精确性的迫切要求，其时间概念大多是建立在日月星辰变动之上的大致估计。然而，福柯笔下的现代工厂却是在精确分割原则下创造的严格等级空间，通过严格的时间、空间划分以及监工鞭策等方式，工厂管理者得以确保时间使用的质量，维持精确、专注和有条不紊的工厂秩序。

可见，工人的模糊性时间观念与工厂实际所需的精确性时间观念之间有较大差距。这一差距除了体现在时间的分配上，也体现在工人对工作量的安排上。制衣厂的流水线生产要求前后工序的有序衔接，但实际情况是工人只关注自己负责的工序，在工作量的分配上并不考虑与他人的配合。生产节奏的不一致直接影响工厂的生产进度。龙老板的婶娘常年在制衣厂工作，她习惯按照自己的节奏干活，即使遇到赶货等紧急情况时也不配合老板的安排，对于落下的进度，她更是习惯以自己加班来赶上。这种无视整体进度的自主加班于事无补。

像我那个婶娘，她每天要睡到9点，习惯成自然了，我说过她多少遍，她就是改不了。赶货的时候，不是要求你做出来这么简单了，我今天赶货，你明天给我做出来，时间有差别啊。她说晚上加班到10点。是加班了，问题是影响了我前后工序搭配，我要两条平行前进才有用，你只说你到达了目的地，但你时间掉了，没用啊。(受访者：龙老板)

像有龙老板婶娘这样劳作习惯的人并非个例，其行为背后反映了乡土社会特有的生产习性。在中国千百年来农耕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农业耕作体现的农业劳动过程不需要劳动分工，所有步骤皆可由个人独立完成，如何付出心力自然全由劳动者自己决定。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天吃饭的耕作习性很难形成模式化的团体协作，这也是中国数千年小农思想的由来。有人对过去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农民的思想性格进行了总结：“几千年来农民一直凭着一小块土地、几间茅屋，自行解决衣食温饱，过着简陋贫困的生活，同外界极少交往。”可见，在农耕文化影响深远的乡村社会中，当地工人尚不具备现代工业化生产衍生下的时间意识，所产生的冲突直接影响着创业的生产效率。

2.

工厂生产秩序的维系在于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能否达成生产规则的共识性意识需要依情境而定。在生产过程中，返工意味着服装质量出现问题，属于较为严重的生产事故。对此，现代工厂往往有着相对成熟的生产制度来加以应对。但在家乡环境下，返工问题变得十分棘手。返工的难点并非技术上的难题，而是已设定的规则与工人对返工规则的认知之间存在冲突。

以制衣厂的返工为例，冲突性表现在工人对于返工的认识并不是对工厂规则的遵守，而是他们与工厂老板的人情往来。若双方交情尚浅，那么工厂很可能遭遇无人返工的生产困境，这种情况在开办的新分厂中尤其容易发生。龙老板曾经接到负责其一个分厂管理的人员打来的求助电话，原因是工人们不愿配合返工。龙老板赶到分厂时发现，整个工厂只有分厂的老板助理和师傅两个人在返工。工厂的师傅告诉龙老板，有几个工人因家里有事没来上班，其余工人则专注在自己每日的生产安排上，完全无视工厂提出的返工要求。事实上，按照龙老板的设想，只要工人们分工合作，返工量很快就可以完成，只会占用工人们的小部分工作时间。在龙老板的认知中，返工本就是工人的义务，是应该遵守的生产规定。而在工人眼里，返工不是义务，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情分。换言之，参与返工意味着帮老板的忙，是讲交情的行为，不参与亦是情理之中的事。在乡土文化环境中，返工规则的设定显然失去了其正当性理由。这让有着多年在外务工经验的龙老板陷入迷茫。返工是人情，在与工人没有建立人情往来关系时，该如何解决返工问题呢？现实情况是，既然人情谈不上，只有进行利益交换。这意味着老板必须让出一部分利润，以工资形式支付给工人，来换取工人的劳动力，并且工钱必须高于同等时间内工人自我期待的收入所得。于是，在龙老板提出远超于返工单价的工钱后，工人们勉强同意返工。当然，龙老板的让步有其现实的顾虑。

在家的话会有一个工人们抱团的现象。要是工人不干活，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们有事就直接不来了，请假都没有，很头疼的。如果产品不合格，只能自己硬撑着返工，工人是不会在乎这个的，也不会在乎一天要出多少货，这些全部要自己承担。工人不能训斥，不能处罚。在外面的时候，工人不好好干就可以罚钱，不做了也还有其他工人立马顶上。但家里就不是这样了，根本管不了，做得不高兴立马走人，老板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在家办厂就是一定要让员工高兴在这做才行。(受访者：龙老板)

从龙老板的顾虑中可知，家乡的工人并不会因忌惮老板身份而选择服从。这表明双方在交换的选择范围维度上存在差异。工人可选择的交易行为和交易对象更多，不高兴可直接离岗，寻找其他工厂。老板则可能被扣上“恶人”的帽子而招致工人的厌恶。显然，在这场博弈中，工人往往占据主动地位，其优势高于老板。

从更深层次来看，工人对规则的不遵从恰恰体现了当地工人缺乏现代理性发展而来的规则意识。一般来说，现代工厂秩序依赖的是上下等级分明的科层化团体格局，乡土社会的联结依据的是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韦伯认为，企业以资本计算为取向，通过科层制设置可以有效协调每个岗位的职责和活动内容，从制度上保证秩序的有序进行。然而，从调研情况看，制衣厂的秩序维持有赖于工作氛围的营造，也就是成员之间情感的维系。工厂的空间虽然被一台台机器分割成了若干独立的空间，但情感上的连接又让这种设置失去了其原本的用意。老板和工人均是熟人社会中的一员，相比工厂的规则，人情伦理更具合法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们基于人情互惠原则上的规则意识与工厂生产本应具备上下等级关系的规则意识自然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而冲突的结果往往是以工厂利益的让步与妥协来换取暂时的秩序维系。

3.

工厂的流水线生产一方面保证了生产的有序进行，另一方面则通过分工把控了每一个环节的生产质量。换言之，现代工业化生产的突出特色在于生产的标准化作业。但是，在家乡的文化环境下，同样的流水线生产却呈现出不同的生产情形。就服装生产而言，一件服装的成型过程通常被分为若干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的制作标准。而在工人们眼里，服装工序的存在并非是保障服装的标准化制作的措施，只是方便生产过程的分工。因此，服装质量出现问题往往不是因工人的工作失误导致，反而是某种集体意识下的“情有可原”。

服装质量的保证是制衣厂得以立足的核心要素。从实际情况看，工人与老板对服装质量的认知存在明显差异。龙老板除经营自己的工厂外，还与当地其他工厂合作。在合作过程中，龙老板不能实时监督工厂的生产状况。在一次新的合作中，龙老板选择由合作方独立监督工厂生产，有关质量意识问题随之凸显。龙老板来到工厂收货时发现，服装的用料不统一，服装内衬的颜色更是深浅不一。面对这一批质量不过关的服装，龙老板既焦急又深感无奈。由于合作方的阳老板并未经历过现代工厂的生产训练，其对服装生产的理解与龙老板的要求有较大出入。前者认为，服装只要保证工序一致，在用料上大体接近、能互相搭配即可，并不影响服装的功能。后者认为，服装生产不仅要保证工序顺序的一致性，还应保证每一道工序统一的标准化生产，从而保证服装的生产质量，否则工厂只能被淘汰出局。

他们就是不懂，不知道哪个叫做质量。我都说得很简单了，我说你穿衣服你知道的，一个长一个短你还会买吗？很简单的道理。他们的意识就是我今天做了多少钱出来，在龙总这里能收几万块钱，我的目的达到了。他们不管这几万块钱人家卖不卖得出去，这个他们没考虑的，他们只是一味追求自己的目标。你做出来的东西要给客户能赚到钱，要带动客户赚到钱，客户也带动你赚到钱，这样才共赢嘛。你把我的货做坏了，损失蛮大的，你一床货加工才几块钱，但是我到了客户那里卖就是几十块钱，一件衣服五六十块钱，你那几块钱真的是九牛一毛。(受访者：龙老板)

在合作过程中，龙老板起初只关注工人的生产技术问题，忽视了对质量标准更深层次的认知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龙老板陆续安排了两次工厂之行，每次待上将近两小时，向工人传授有关生产服装质量的知识。他想让工人们意识到，所谓的质量并不以完成量来衡量，需要保证严格执行制作工序，并且在确认前一道工序无误的前提下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的加工。可以说，龙老板这一系列有关质量的严格把控和精密合作意识脱胎于现代化工业生产的训练。与之相比，长期身处乡土文化环境中的人对质量的敏度感较低，在认知上也具有模糊性。

由此可见，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质量认知有着做完与做好之分。在现代工业文化语境中，做完并不一定是做好的象征，做好来自严格的标准化把控，而不只是形式上做完。以服装生产为例，服装在制作前会被划分成几十甚至上百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特定的命名和制作方式，非常细微并有统一的制作规定。这表现出了韦伯提倡的工具理性化原则下以效率为核心的制度设计。相比之下，农业劳作就显得随意和模糊得多。在乡土文化语境中，做完与做好的意思大致相同。例如在以耕作、纺织等为代表的农业劳作中，农民对农作物和纺织品的生产并没有严格、统一的制定标准，多一些少一些都属于可接受的范围。换言之，农民的劳动耕作更多的是凭经验感受完成的，很少需要借助如现代工业所推崇的可精确计算的测量工具。因此，不同文化环境塑造下的质量意识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二者的冲突将是导致工厂生产困境最为关键的根源。

三、总结与讨论

在吉登斯看来，人的行动不能脱离时空中的情境关联。也就是说，个体意识是与特定情境相联系的。要理解这一点，就要把握结构化的动态过程，这将涉及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规则与资源。显然，结构化的过程是在动态互动中进行的，农民工的返乡创业实践表明，在结构与行动的相互制约中，意识冲突问题不可避免。本文通过对个体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实证研究发现，成长于工业文化中的返乡者与成长于乡土文化中的当地人存在意识观念上的本质性差异，直接或间接造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现实困境。在不同规则和资源的环境下，返乡农民工和当地工人表现出三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和态度，分别体现在时间意识、规则意识和质量意识上。

就时间意识而言，久居乡村的人习惯了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其对时间的认知是随四季变化或日升日落的自然节律而变化的。加之桥镇地处中部省份较落后的地区，现代化程度较低，乡土文化对人们心态面貌的形塑作用十分明显。工人们表现出来的模糊的上下班时间观和对生产进度的散漫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乡土文化环境中的惯有习性。这与现代大工厂中流水线生产的标准化、工业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代工厂严格的制作流程和各环节的有序配合要求工人必须按部就班工作，遵守工厂的时间安排是一项不可撼动的铁律。在规则意识上，乡土社会的规则观念往往来自风俗习惯和人情伦理。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在对科学和理性的不懈追求下，人们创造出更适用于陌生人社会以规制趋于原子化个体的行为规则，即正式的规章制度和法律体系。生活在熟人社会中的人们对这一套行为规则较为陌生且不适应。按照工厂制度规则，借助既定算法和章程，工厂管理本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工人们都试图以自己熟悉的行动逻辑跟老板讲“理”。老板要面对的不是简单的劳动关系，而是一个个与之有着熟人关系的邻里乡亲，经营工厂要耗费的时间精力均成倍增加。进一步看，生产成本的增加与工人缺乏质量意识有着直接关系。简单地将质量认知不足归结为工人此前从未接触过服装制造生产或技术生疏，显然忽视了乡土文化本身对于当地人思想观念的形塑作用。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返乡农民工在现代工厂习得的一套科学管理准则并不适用于当地的工厂生产工人，二者表现出来的三类意识冲突有其必然性。

可以说，返乡农民工与工厂工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亦是乡村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文明与乡村文明的交锋与对决。在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取向中，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表明社会总是朝着现代化道路发展。这和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依循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乡村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现代文明对乡村文明的冲击。这样的冲击无疑是对乡村文明提出的现实挑战。汤因比指出，从人类社会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某些文明的产生和延续在于对挑战作出的应战，正是这些困难刺激了人们对自身文明的维护，进而促进了文明的产生和延续。那么，面对现代文明的势如破竹，乡村文明又该如何应对？随着农民工的大量返乡，类似的冲突将不断出现，现代工业文明是否会最终取代乡村文明，乡村文明又该如何在这一潮流趋势下作出回应，是改造、消失，还是再出发？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现代文明对乡村文明的挑战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效应。据笔者观察，农民工返乡创业建立的工厂无法按照现代化的工厂制度进行生产，其返乡创业遭遇现实阻碍。这种现实状况表明现代化思维意识未能完全取代或同化乡村文化中的思维意识。当然，工厂的后续发展有待进一步观察。一方面，在创业者的影响下，工厂有可能培养出一批有质量意识的工人；另一方面，工厂也可能在乡土社会中仍奉行人情秩序进行生产。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文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乡土社会虽未达到现代工业文化那般理性的程度，但也有其合乎自身理性的“理”。或许，正如有的学者看到的，传统社会既包含“熟悉”因素，又包含“陌生”因素，在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一些“熟悉”因素比如某类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会沿袭下去。如今中国正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国家对乡村发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乡村经济发展是否必然依靠现代工业文化尚无定论，不走统一的现代化模式这一点至少可以明确。中国基层乡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不容小觑。客观来说，现代工业文明和乡村文明都有其重要的价值，工业文明不可能被乡村文明改造，而乡村文明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存续下去也需要学会适应，在适应的基础上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乡村文明。

①《农业农村部：目前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过1100多万》，新浪网，https://news.sina.com.cn/o/2022-04-20/doc-imcwiwst2919845.shtml，2022年4月20日。②按照学术惯例，笔者对本文中出现的地名和人名做了匿名处理。③参见徐国强：《浅论农村改革对小农思想的变革》，《理论探索》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