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寿林

提 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扬弃包括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在内的人类政治文明成果，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探索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发展规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揭示了民主的阶级实质，阐明了民主的科学规定，确立了民主问题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重要地位，为实现人类历史上更高类型的民主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依据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和革命实践，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思考，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具有科学性、实践性、革命性和独创性的理论特征，经过100 多年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检验，至今仍然熠熠生辉，继续放射出真理的光芒。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主思想，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民主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主思想继承了人类历史上关于民主思想的合理成分，又将民主问题置于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上考察，以此重新审视历史上所有民主实践，提出了自己全新的民主理论，实现了人类民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变革。

一、主要来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科学考察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依据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和革命实践，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思考，在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途径、条件和保障诸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一）总结巴黎公社伟大创举，为民主思想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有生之年，社会主义并没有变成现实，但他们通过对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认识。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一次伟大革命，是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个光辉节点。巴黎公社委员经民主选举产生，委员中大多数是工人或工人阶级的代表；巴黎公社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了崭新的国家机构，通过经济社会方面各项举措的实施，把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摆到了极为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只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扬巴黎公社首创的、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公社委员会对选民负责、并可由选民随时撤换的这种政权组织形式。他们由此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即由人民牢牢掌握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是人民群众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有效途径。从巴黎公社的经验中，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民主有了新的认识：“它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其实质“是由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在马克思看来，公社实行议行合一，即公社委员会作出决议，由公社委员会委员直接管辖的部门组织实施，这就使人民代表机关按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制定的法律和决议能够真正得以贯彻。

（二）扬弃资本主义民主历史成果，为民主思想的形成汲取合理成分

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并没有脱离人类对民主问题认识与探索演进的正常轨道，它的发展除了本身所依据的社会条件外，还汲取了资本主义民主中的一些合理成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资产阶级民主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扫除了封建障碍，使劳动人民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具有了形式上的自由平等权利，同时也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建立政党、开展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诚如经典作家所指出：“对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和君主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作为资本主义民主的“掘墓人、后继人和接替人”，与资本主义民主相比，经济基础、政治背景与价值取向截然不同，但二者都是建立在生产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在具体的形式、规则和程序上有许多相通之处。“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只有既克服资本主义民主的固有弊端，又继承资本主义民主的积极成果，并把它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才能真正建设高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并在竞争中战而胜之。由于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民主类型，为了确保无产阶级民主的健康发展，我们“应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看到它同封建制度相比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种‘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忘记它是有历史条件的和有历史局限性的”。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反思与批判，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国家透过资本主义民主现象认清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以实现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超越；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扬弃与承续，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国家大胆学习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从而获取民主政治建设丰富的思想资源。

（三）探索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现实路径，为民主思想的形成提供实践经验

列宁所处的时代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思想还主要是一种设想和预见，那么，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摆在新生苏维埃政权领导人列宁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如何把社会主义民主由理论变成具体实践。对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如何使广大人民参与国家管理的问题，列宁认为，要建立和发展无产阶级在各方面的群众组织。“苏维埃政权在历史上第一次不仅从各方面为受资本主义压迫的群众的组织提供方便，而且使这种组织成为自下而上、由地方到中央的整个国家机构的持久的和不可缺少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制度，使大多数人即劳动者实际参加国家的管理，而不像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那样，实际管理国家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了拓宽民主渠道，列宁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他多次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事业，“我们初次从事新的事业，聪明才智从哪里来呢？我们这样试试，那样试试”。列宁承认，在探索中也走过弯路，也做过一些愚蠢荒唐的事情。实践表明，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必须为我们的落后、我们的贫弱、我们正在学习和应当学习的东西付出代价，谁要学习，谁就得交学费”。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民主建设才能健康发展。

二、理论特征

在科学解释世界的基础上能动地改造世界，是马克思主义最显著的实践品格。以反映民主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民主思想指导民主建设，在实践中必然产生破与立的双重作用，引发社会的革命性变革；作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高类型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代替资本主义民主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推进这一伟大事业的过程，必定是独创性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主思想具有科学性、实践性、革命性和独创性的理论特征。

（一）民主思想的科学性

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基于这一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民主实践的深入分析，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人民主权理论的批判继承，阐明了民主的科学内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民主就是按照人民意志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制度；换言之，民主就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受人民意志支配的制度。因此，人民是国家全部政治生活的决定性环节。在马克思看来，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是人民在公共权力和社会事务方面主体性的实现形式，体现了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和自治权利。只有国家权力归人民所有，国家运行为人民服务，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阐明了民主的本质，而且揭示了民主的根源。对于民主这种国家制度，不能由其本身来说明，也不能由人类精神的发展来说明，必须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去寻找其根源。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主思想不同于以往民主思想的独到之处，也是其科学性的理论基石。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这一重要论述深刻表明，民主如同法治，属于上层建筑，是受经济基础决定、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以丰富的资料，论述了民主不仅在根本性质上受经济基础决定，而且也反映具体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特点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不仅如此，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除生产方式以外的其他因素，如：地理环境、人口状况，以及思想文化、历史传统、宗教信仰、道德观念等社会意识，对民主的发展也会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意识的发展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但“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

按照列宁的观点，“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然而民主不是人为设定的、随心所欲的，实现民主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无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实现真正的民主，首先必须创造一定的物质文化条件。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列宁指出：“要使大多数真正能够决定国家大事，必须具备一定的现实条件。这就是：必须巩固地建立一种有可能按照大多数的意志决定问题并保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国家制度、国家政权。”此外，还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即“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水平”。与经济条件相比，文化水平对民主具有更加直接的意义。民主要求公民能够读书看报，通晓政治事理，懂得国情民情，而这需要以一定的文化为前提。民主要求公民能够立足本职，胸怀天下，对国家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果文化水平太低，就难以产生较高的思想情趣，就容易被鼻子底下的小事牵着走，难有宏大的眼光和抱负。民主要求公民能够分辩各种政治观点和政治主张，积极参政议政，并养成自由讨论，平等协商的习惯。而无论是参政还是议政都离不开文化。没有文化，愚昧无知，就没有民主政治。对于俄国文化落后带来的消极影响，列宁基于实践深有感触。他清醒地认识到：改变文化落后的状况是不能用法律迅速办到的，而“需要进行长期的巨大的努力”。道理很明显，文化水平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

社会主义民主按其本意是一种政治制度，属于政治范畴，但它的建立既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基础，又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以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就是社会主义的存在方式。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国家还不可能立即消亡，因而社会主义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要作为国家形态继续存在，但它和以往剥削阶级的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仅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形式，而且实质上是占统治地位的广大人民内部平等关系的社会形式。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同样，“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只有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不仅是国家形态，而且是维护广大人民之间的平等关系的社会形式，才能全面揭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才能真正理解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新的更高类型的民主。经典作家民主思想的科学性具有丰富的内涵，它不仅表现在静态的社会结构层面，而且表现在动态的历史发展层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前提条件是“消灭私有制”。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彻底废除，“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而不能随心所欲。因此，只有从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这两个层面认识问题，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经典作家民主思想的科学性。

（二）民主思想的实践性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国家源于社会又相对独立于社会，决定了国家的各种职能也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在客观上就有可能导致担负这种职能的人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这样，如何防止无产阶级自己的公仆发生蜕变，“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就成了马克思、恩格斯苦苦思索的一个重大课题。巴黎公社伟大创举，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解决这一重大课题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扬巴黎公社首创的、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公社委员会对选民负责、并可由选民随时撤换的这种政权组织形式。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恩格斯也曾指出：巴黎公社“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是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他特别强调：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为了不致失去自己的政权，一方面要铲除全部旧的国家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以便使自己有足够的能力遏制他们发生蜕变。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民群众普遍享有和有效行使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十分重视，并把这个原则作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和根本保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主思想既来自于实践，从实践中提炼自己的观点；又回应于实践，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理论。实践是其民主思想的理论源泉、发展动力、价值取向和检验标准。诚如列宁所说的，“彻底发展民主，找出彻底发展的种种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以便从中寻求和探索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正确路径。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事业的继承人，列宁高度认同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在十月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采取巴黎公社那种直接民主形式。然而实践表明，在小农和文盲分别占人口总数75%的国度里，人们普遍缺乏管理国家、管理社会最起码的政治意识和文化水平，直接民主行不通，因而列宁领导俄共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将直接民主制转向间接民主制，国家机关的运行以及工作人员的产生也经历了由委员制向一长制、由选举制向委任制的过渡，即通过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来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这种间接民主制使苏维埃政权存在着脱离人民群众，产生官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因此，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就成为摆在新生苏维埃政权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按照列宁的观点，反对官僚主义的根本措施是吸引全体人民参加国家管理。但在人民的国家尚未达到人人参与国家管理的条件下，杜绝官僚主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强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监督。换言之，在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和国家事务的管理者处于分离的状态下，作为国家主人的广大人民能否对自己的公仆实施有效的监督，是衡量一种民主制度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列宁指出：人民群众的监督是反对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有效手段，因而“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在列宁看来，这种监督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监督的对象是党政机关；监督的形式是自下而上；监督的目的是杜绝官僚主义；监督的前提是人民群众了解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活动的每一个细节；监督的手段是人民群众掌握对自己的代表的罢免权。列宁对于罢免权高度重视，认为苏维埃政权的人民性不仅表现在人民拥有选举权、监督权上，而且表现在人民拥有罢免权上，指出“任何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或代表会议，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民主的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从民主运行过程看，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罢免权实际上是选举权和监督权的延伸，是对选举权的一种保护，是对监督权的一种强化。因此，罢免权是“真正的监督权”。列宁明确肯定：工人和农民，这才是社会主义俄国政治力量的主体。因此，工农群众应当承担起对人民代表的监督任务，以便“使人民的代表真正服从人民”。正因为列宁总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迅速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策略，如果原先的道路在当前这个时期证明不合适，走不通，就选择另一条道路来达到我们的目的”，使其民主思想也因其尊重实践的品格而深深地打上了实践性的烙印。

（三）民主思想的革命性

在阶级社会中，民主的主体从来都是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一定阶级用来实现其统治的政治形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资产阶级民主时，总是揭露其宣称的普遍意志和普遍权利的虚伪性、欺骗性，指出其代表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阶级实质。“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这表明，所谓普遍民主、绝对民主在历史上是根本不存在的。

经济决定政治，社会决定国家，没有经济社会领域的平等，就没有政治国家领域的平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资本主义民主只能是资本的特权，是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它虽然在形式上创造了一种平等的政治关系，但在内容上依然保留着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即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这就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民主的双重矛盾：一是政治形式上的平等与经济内容上的不平等；二是政体形式上的多数人掌权与国体内容上的少数人统治。在貌似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基础上，真正平等的政治关系是建立不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财富贫富相差悬殊是政治地位高低相差悬殊的一面更直观的镜子。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刻揭示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的同时，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主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通过革命斗争，取得政权、争得民主，夺回属于自己的应有的权利。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马克思积极支持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反抗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革命行动，当巴黎无产阶级举行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之时，马克思坚定地站在公社战士一边，给予他们热情的支持和帮助。

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目的，不仅要使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获得政治解放，还要使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获得社会解放。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正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实现“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尽管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已有长足发展，但资产阶级“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因此，“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广大人民不仅是社会财富的主人，而且是国家权力的主人。因为国家权力不过是社会财富的转化形式，在经济上拥有社会财富决定了在政治上必然掌握国家权力。如果说公有制是经济上的民主制，那么民主制则是政治上的公有制。

经典作家民主思想的革命性体现在破与立两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内在矛盾，揭示了社会主义民主取代资本主义民主的历史必然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通过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欣慰地看到，普通民众不仅参加政治选举，而且可以担任公职，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管理和对公社权力的监督。马克思赞赏道：“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指出：“它是由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人民当家作主对于国家政权而言，就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对于公民个人而言，就是充分享有公民权利。换言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广大人民既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行使国家权力，也可以作为一个个体行使公民权利。

（四）民主思想的独创性

社会主义民主由其内在本质和外部条件所决定，必然要经历一个由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演进过程，人们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也必然要经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逐步展开的过程，要实现这两个过程的有机统一，理论上必然要伴随着一系列的创新、变革、深化和发展。

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找到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结构形式，即无产阶级实现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公社废除资产阶级议会和行政机关，将立法权和行政权转为公社所有。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马克思认为，在废除旧的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以后，并不是不需要国家和法律，而是要建立新型的与旧制度的性质完全不同的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列宁指出：苏维埃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不仅把立法权和对执行法律的监督权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而且通过苏维埃全体委员把直接执行法律的职能集中在自己的手里”。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议行合一这种国家政权结构形式情有独钟。这里的议行合一并不是指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合二为一，并不排除国家权力之间的适当分工，它主张的只是权力机关的全权性及其在整个国家政权体系中的至上性，其中蕴含着人民主权不可分割、不可抗衡的宪法原则，并因此与资产阶级分权制衡原则区别开来。

社会主义民主是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组织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参与国家管理和监督的民主。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是区别于资本主义民主的根本特征。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它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把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而奋斗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这就决定了它能够及时地了解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在实践中不断创造和开辟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参与国家管理和监督的途径和形式，从而决定了它所领导的民主必然是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民主。因此，列宁明确指出：“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俄共的任务是吸引日益众多的劳动群众来运用民主权利和自由，并扩大劳动群众运用民主权利和自由的物质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党的领导不仅是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而且是无产阶级建立民主政权的根本保障。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采取正确措施，逐步消除阶级和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最终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从最终目的看，民主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通过民主的途径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实现人类解放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才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根本价值取向。正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精髓，就是在实现人的经济和政治平等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是人类走向解放的最终目标。相对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民主充其量不过是人们进行社会政治活动的一种制度安排。从根本上说，一种制度安排不可能成为最终目的，它只能是为实现人的更高目标追求的一种手段。民主只有成为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手段，才能真正体现其价值。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差别、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理想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毕生奋斗的目标，就是消除人类社会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消除产生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制度，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使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他们所要实现的理想社会界定为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列宁认为，“人民的自由，只有在国家的全部政权完全地和真正地属于人民的时候，才能完全地和真正地得到保障”。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政权以法令的形式肯定工农群众是苏维埃国家的主人，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切权利。诚如列宁所说的，“人民需要共和国，为的是教育群众实行民主。不仅仅需要民主形式的代表机构，而且需要建立由群众自己从下面来全面管理国家的制度，让群众有效地参加各方面的生活，让群众在管理国家中起积极的作用”。在列宁看来，管理国家必须懂行，不懂管理这门科学，就不可能实施管理。而“管理的本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会凭空就有的，不会因为这个阶级是先进阶级，于是一下子就有了管理的本领”。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需要经历一个不断学习、逐步提高的过程。鉴于此，列宁提出发展民主的两个阶段性目标。在整个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进程中，由少数先进分子代表人民进行管理，多数群众则处于权力体系之外进行监督，这是民主发展的第一阶段目标。第二阶段目标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即实行人民自治。因此，参与监督的人民群众肩负着双重使命，首先是监督检查，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变成官僚主义；其次是学习管理，为逐步过渡到人民自治奠定基础。这项根本性措施使政党代表制的间接民主与人民监督制的直接民主相结合，既解决了在无法实现由全体人民直接管理国家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的问题，又遏制了因权力高度集中而滋生官僚主义的问题，同时又有利于人民群众在监督中学习管理，在管理中加强监督，最终实现“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的目的。

三、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主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指导思想，经过100 多年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检验，至今仍然熠熠生辉，继续放射出真理的光芒。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主思想同当代中国民主建设实践相结合，不断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为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科学指南。

（一）对内拓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领域

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是国家性质的根本标志。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团结带领人民逐步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奋斗史。全过程人民民主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把国家民主与社会民主衔接起来，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贯通起来，保证了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过程民主和结果民主相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人民群众的全过程参与，消除了西方“一次性民主”的弊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主思想的中国化，使社会主义民主成为亿万人民真实可感的政治实践，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民主体系。

从过程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全覆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环节上的连续性。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为民主运行各个环节的协同与互动，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过程上的持续性，形成了人民民主的完整实践体系。其中每个环节都是既相互独立，又密切相联，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使民主的完整链条断裂。二是内容上的整体性。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民主不仅体现在每隔几年选举一次国家或地方的领导人上，而且把经济社会发展、文化权益保障、社会综合治理、生态环境保护都纳入民主议事日程，使人民关注的实际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三是参与上的全程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是衡量民主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从选举、协商、决策、管理到监督的全过程，实现了民主运行的完整闭环，避免了两次选举之间存在的民主空档期，使民主政治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我们完善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健全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确保优秀人才能够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岗位，众人的事情能够通过协商找到最大公约数，重大事项能够在科学化民主化基础上作出决策，民众能够依法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权力运行能够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人民群众在政治生活中通过民主恳谈会、决策听证会、信息通报会、社区议事会等形式具有广泛持续参与的权利。

从形式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全覆盖。全过程人民民主使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国家的重大事务人民能够知情，国家的重大问题人民能够协商，国家的重大决策人民能够参与，国家的重大举措人民能够监督。我国的政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通过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了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我国的政党制度以合作、参与、协商为基本精神，以团结、民主、和谐为本质属性，具有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和维护稳定的重要功能，实现了执政与参政、领导与合作、协商与监督的有机统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有事好商量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科学决策、民主管理的过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我们完善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民主制度体系，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加强对行政、监察、审判、检查机关的监督，使各级人大成为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把协商民主贯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过程，更好地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

从层级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国家民主与社会民主的全覆盖。如果说国家民主通过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得到体现，那么，社会民主则通过自治制度得到体现。自治是以自我管理的方式处理自身事务并独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一种社会管理制度。这种管理制度就其内容而言，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就其形式而言，包括基层政权组织中的直接民主，基层党群组织中的直接民主，企业事业组织中的直接民主，村民居民组织中的直接民主。自治民主具有四个特征：民主的直接性、主体的广泛性、形式的多样性、地位的基础性。自治民主作为人民群众学习民主技能，积累民主经验，增强民主意识的重要基地，其核心是保障公民自由平等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充分实现，使社会主义民主成为人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有效途径，通过自己的事情自己来办，营造宽松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我们健全党领导的自治民主机制，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中广泛实行自治民主，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制约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着力推进自治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通过座谈会、听证会、征询会、恳谈会等多种形式听取民众意见，回应民众呼声，切实保障公民依法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二）对外宣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

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不同，资本主义民主主要体现在每隔几年的投票选举环节，在选举环节之外人民便没有民主可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揭露过这种民主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全过程人民民主打破了西方将民主等同于选举的“单过程民主”，让人民享受全主体、全要素、全方位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全面的中国形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

价值理念承载。价值理念是一定时代和国情条件下人们持有的思想观念和理想信念的总和，是引领和指导人们社会实践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取向。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其在国内与国际上的立场和主张应当是一致的，在国际恪守民主原则是在国内贯彻民主原则的应有之义。中国民主价值理念发源于亿万人民的政治实践，是中国形象、中国品格、中国气派的集中体现，不仅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独到价值，而且凝聚了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永恒魅力，可谓当今世界价值取向的最大公约数、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同心圆。它既立足国情又通达世界，既审视历史又着眼未来，既植根传统文化又体现时代特征，承接了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昭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价值追求，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要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安排和具体实践转化为民主价值理念，让中国的民主之花在世界文明的百花园里绚丽绽放，对内增强民族凝聚力和亲和力，对外增强国家感召力和影响力，有利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增进了解，加深理解，消除误解，从而把中国的制度优势标识得更清晰，把中国的政治实践展示得更生动，把中国的民主价值传播得更广泛。

科学方法疏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增强国际传播力，改进传播方法尤为重要。这是关系中国在国际社会发出什么声音、坚守什么立场、表达什么主张、树立什么形象的大问题。因此，要加强对国际传播规律的研究，建立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提高全过程人民民主传播艺术，以便增强中华文明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实践表明，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故事，关键要找到语言的共通点、思想的共享点、情感的共鸣点，使我们的国际传播多一些人文关怀、多一些细致描述、多一些感人情节，既要入乡随俗又要入情入理，既有深入肺腑的力度又有温暖心灵的温度，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政治立场、中国的政治主张、中国的政治形象有更加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和理解。“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时至今日，中国道路已经确立，中国崛起已成事实，但中国故事尚未广为传播，说明我们还没掌握国际话语主动权。因此，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力，既是推动中华文明走出去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中国音量”与“中国体量”相匹配的迫切需要。

综合国力支撑。在国际舞台上赢得话语权，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大，站在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标志。综合国力是话语权的基础。有综合国力才有国际地位，有国际地位才有国际话语权。围绕国际话语权的大国博弈，其实质是依托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国际竞争，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西方话语权处于主导地位，并不是因为其经济模式、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本身有什么优势，而是因为其具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今日中国在国际重要平台发声，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得到了世界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和共鸣。这一切与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增强国际话语权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要不断提高综合国力，这样才能增强发声的底气；另一方面要善于运用和转化综合国力，切实把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把中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在国际舞台上宣示话语权，从而扩大中国的影响力，提升中国的感召力，增强中国的亲和力，向世界展示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展示一个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美丽的中国，展示一个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合作共赢、维护公平正义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