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景源

提 要：马克思主义是由共产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三者构成的“艺术整体”。它是由《莱茵报》的实践精神引发的。这时，普罗米修斯精神在马克思主义制定中具有重要意义。这里，我们把马克思中学的“毕业论文”、大学的《博士论文》与《莱茵报》的实践联系起来，目的在于把以后经济学的批判研究和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研究联系起来。这样做是把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与后期理论的制定内在地联系起来。这是一项全新的研究。

一、青年马克思与《莱茵报》的主编

青年马克思大学毕业之后，想发表自己的《博士论文》，然后到波恩大学去做哲学教师。这是布·鲍威尔早就和他联系好的，因为普鲁士王国对青年黑格尔派的革命民主主义产生恐惧，鲍威尔的波恩大学教授的职务被解除。这时，马克思既不能出版他的《博士论文》，也不能去大学任教。因而，马克思面临着一个职业选择的问题。马克思的母亲希望这个具有博士学位的儿子谋到一个体面的职业。马克思没有遵从母亲的愿望，而是去了《莱茵报》。

《莱茵报》是怎样产生的？马克思又是怎么当上《莱茵报》主编的呢？原来，1842 年初莱茵省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工业和商业，要创办一份报纸。这份报纸的名称是《莱茵政治工业和商业日报》，简称《莱茵报》。《莱茵报》的初衷是经济性质的，由于当时聘请的一些撰稿人都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人物。所以，从创办伊始《莱茵报》就带有政治批判的性质。燕妮的父亲是马克思十分敬重的人，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献给他的。办报开始，马克思未能直接参与编辑出版工作。当时，因燕妮的父亲病危且随后不久就逝世了，马克思不得不回去奔丧，所以《莱茵报》的初期他没有直接参加报纸的编辑出版工作，但他参与讨论并积极地推荐了撰稿人。马克思是怎么当上《莱茵报》主编的呢？燕妮父亲的丧事办完之后，马克思又回到了《莱茵报》的发行地科伦，开始为该报撰稿。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政治性的文章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为什么要关注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呢？普鲁士于1841 年重新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书报检查是普鲁士原来就有的一种制度，现在新的书报检查令，表面上是给以自由，实际上是为了加强控制。马克思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以人民渴望自由并以人民代议制形式抨击新的书报检查令。该文未能在《莱茵报》上发表，马克思将文章送给卢格创办的《德意志年鉴》，后来在卢格主编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1843年2 月）发表。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标志着马克思革命民主主义政论性批判态度的开始。

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的第一篇政治性文章是《第六届莱茵省议会辩论(第一篇文章）——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这篇文章的矛头仍然是新的书报检查令，但这次不再是一般的人民代议制的态度，而是对准省议会等级制度的性质。省议会由四个等级的人员组成：地主、僧侣、市民、农民。起主导作用的是地主和僧侣。在公布的省议会的记录中，对于新的书报检查令，地主和僧侣等级没有一个议员表示异议，软弱的市民阶级的议员希望的只是缓和地执行，农民的议员更不可能发出强有力的声音。所以，省议会仍然是封建专制的性质。马克思把这篇文章当作和省议会辩论的第一篇文章发表。这篇文章代表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人民的需要和渴望。文章的作者，署名是“莱茵省一居民”。这篇文章突出地表现了马克思文笔犀利的才干和敏锐的政治眼光。这篇辩论性的文章很长，在《莱茵报》连续5 天刊发。这篇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故而，1842 年10 月15 日，马克思被《莱茵报》的股东聘为《莱茵报》的主编。

作为主编的马克思，以《莱茵报》记者的身份发表文章，继续和省议会进行辩论。

二、《莱茵报》的普罗米修斯精神

《莱茵报》的普罗米修斯精神，主要是谈从《博士论文》到《莱茵报》主编的关系。这一关系体现的《博士论文》是以普罗米修斯精神表示的；《莱茵报》被查封的那一天，马克思同时刊登了普罗米修斯的画像以表示绝不会屈服的精神。为此，这里着重谈谈普罗米修斯精神在《莱茵报》时期是怎样体现的。

（一）马克思是怎么来到《莱茵报》的，这一行动具有什么意义

马克思到《莱茵报》表现出的是一种普罗米修斯精神，是他以往思想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在选择职业的中学论文中，他的思想表现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大学毕业、选择职业的时候，马克思遇到了两件事的困扰：一件事是普鲁士王国新的书报检查令的推行，他的《博士论文》既不能发表，去波恩大学任教的希望也破灭了；第二件事是他母亲的阻挠。他母亲希望他大学毕业以后，以一个博士的学位去谋求一个高官厚禄的职业。恰在这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知道他获得的是哲学博士，不是法学博士，心中十分懊恼。母亲通过法庭暂时剥夺了他的财产继承权（直到1848 年才重新获得了父亲的这份遗产）。母亲的用意是想通过断绝他的经济来源逼迫他在选择职业上顺从她的意愿。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政治上的，一个是经济上的。但是这两个困难都没有压倒他。马克思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乡特里尔来到科伦的《莱茵报》参加变革社会的实践活动。

马克思从家乡来到《莱茵报》，在思想转变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如果说中学的选择职业的理想还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到《博士论文》中的普罗米修斯的时候，就是为人类的幸福献身的精神。如果说这种献身还带有一般理论的性质，那么，马克思从家乡来到《莱茵报》这已经不是理论，而是实际行动了。从《莱茵报》的实践活动开始，马克思的一生就献给了为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了。

（二）《莱茵报》的指导方针与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

《莱茵报》创办的初期，主要聘请的一些撰稿人是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处于正在发展过程中，还没有能力组成一个政党，可是，他们的思想和政治要求需要表现出来；这时的青年黑格尔派从黑格尔哲学中分裂出来，他们具有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很希望有一个阵地。就这样，《莱茵报》和青年黑格尔派就历史的结合了起来。

《莱茵报》在莱茵省只是一种小报，虽然有青年黑格尔派撰写的各种大篇幅的批判文章，但未能有多大的起色。自从发表马克思抨击新的书报检查令的辩论文章之后，报纸开始以人民和民主代言人的形象出现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马克思成了《莱茵报》的主编。

马克思成了主编之后，他制定了一个方针：“不要让撰稿人指挥《莱茵报》，而是相反，《莱茵报》要领导撰稿人。”这个方针得到了《莱茵报》股东们的默认，报纸虽然思想激进，但发行量增大了，可以增加利润。《莱茵报》的这个方针主要是针对青年黑格尔派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文章，都是大篇幅的、抽象的理论，脱离实际。这是与马克思坚持的普罗米修斯精神相违背的。马克思的办报方针注意的是社会的现实问题，进行社会改造。因此，这个方针表示着他和青年黑格尔派开始了分道扬镳。

再来分析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观点及马克思与他们分道扬镳的重要原因。

先说布·鲍威尔。鲍威尔是青年黑格尔派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承袭了黑格尔的理性理论。在黑格尔那里，理性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到了鲍威尔这里他以自我意识代替了抽象的理性；自我意识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推动力。自我意识怎么推动事物的发展呢？这就是批判。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批判哲学影响极大。他认为，通过批判使事物的发展合乎理性。

鲍威尔是批判基督教神学的哲学家。他不但不承认基督教，而且不承认国家的基督教的性质，他认为，普鲁士现在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理性的国家，是因为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他在这一点上，与黑格尔的观点基本上是一样的。黑格尔认为，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普鲁士国家是现实存在的，因此是合乎理性的。我们知道，在德国有一种批判基督教神学的唯物论哲学，它的代表人物是施特劳斯。鲍威尔进一步批判宗教，认为普鲁士由于受基督教的影响，成为一个反动的政府。他的观点充分的表现在《基督教国家和现代生活》这篇文章中：“基督教国家是这样一种国家，在这种国家里，宗教的规定性，不管是神学的还是基督教的，都是统治的因素或势必归结于统治。”“作为自我意识的创造物的国家，不再是基督教国家，因为它不再缺乏精神了。它同基督教国家的区别就在于，它不再需要外来的补充即教会方面的监护。它获得了本身的无限性。”“国家在其形成的辩证过程中，当它自己的无限性的自我意识具有历史上发展的那种形式而没有被政府所承认并且还没有被体现国家概念客观性的那种结构所吞没以前，它和特定的宗教并不是同一的。因此，这种还没有被政府所承认以及还没有为法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意识，是批判性的。”鲍威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是1841 年。该文发在卢格编的《哈雷年鉴》上。应该提及的是，鲍威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写信告诉了马克思，说他“正在写一篇更长的文章，来反对政府的倾向”。因此，马克思对他的观点十分清楚。

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另一个有重要代表性的人物是卢格。卢格坚持的观点仍然是争取自由（包括出版自由）、实现立宪制度。卢格创办的《哈雷年鉴》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的理论阵地。他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他的斗争性虽然非常激烈，但他也是不注重具体的政治社会改革，而是在于对现存事物进行不断地理性批判。他最重要的观点，表现在《旧理性主义和新理性主义》一文中。这篇文章也写于1841 年。文章说：“现在出现了新的理性主义，它用辩证法来阐明确定的理性以及非合理的事物，因而也通过批判全部历史，批判现在，来加速未来的到来。因为，现在，这仍然是观念的规定或确立，而在神的辩证法或精神过程的河流中，观念是没有任何定居权的。”

青年黑格尔派通过自我意识（理性，观念，辩证法）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历史的批判）实现理性的国家。而这一切就是要通过自我意识哲学批判来实现。这就是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批判哲学。马克思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普鲁士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制度，对于这种制度，不是抽象的批判，而是要具体的斗争，彻底的改造。他的“不要让撰稿人领导《莱茵报》，而是让《莱茵报》领导撰稿人”的方针，就是针对这些青年黑格尔派的。

（三）《莱茵报》的普罗米修斯精神

为了进一步理解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立场、观点不同，这里主要说三件重要的事实。

第一件是《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这里首先要交代一下，为什么该文特意标出是第三篇论文？马克思同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一共有三篇文章。第一篇是《第六届莱茵省议会辩论(第一篇文章）——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第二篇被书报检察官给删掉了。该文现在已无法查找。不过，根据马克思给卢格的信中可以知道，这一篇是关于普鲁士和教会的矛盾问题，史称“教会纠纷”，又称“科伦纠纷”。这个纠纷是因为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强调政府的权力曾经背叛教皇有叛国罪而产生的。到了威廉四世的时候，普鲁士政府向教皇投降。马克思的文章力图揭露普鲁士王国的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的性质。马克思给卢格的信中说：“普鲁士在全世界面前亲吻教皇的鞋子……”这篇文章因直接抨击普鲁士王国的封建性质而被删掉了。

关于《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文章）——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另一篇性质相同，即关于物质利益问题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第一篇署名为“莱茵省一居民”，后者的署名为“摩塞尔记者”。两篇文章都是为穷苦劳动者利益的辩护。

第一篇文章通称“林木盗窃案”。这是省议会立的法。马克思对这个新立的法进行辩护。文章指出，省议会实质上是地主阶级的议事机关，议员的半数是乡绅，三分之一是城市地主，六分之一是农村地主，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随意立法，禁止在私家领地内和森林中采薪、捕鱼和打鸟，并通过罚款和劳役等为他们自己谋利益。马克思反对议会关于以盗窃罪论处贫民收集树枝的法案，他在文中指出，法案辩护人引证的地主“习惯法”是非法的。他主张，贫民所有的习俗的权利不可破坏。他指出，这些权利的基础在于所有权的某种暧昧形式：既不是明确的私产，也不是明确的公产，而显然是中古遗制中两者的混合物。因而，他指责地主蹂躏公理、正义和法律，是以贫乏者为牺牲来满足自己的私利。他指出：“省议会不仅打断了法的手脚，而且还刺穿了它的心。”“林木盗窃案”的辩护是一组文章，都是根据事实写成的。《莱茵报》连载了五天。

《莱茵报》的第二件事实是另一组文章：《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这是以记者的身份写成的，文章之长也连载了五天。该文是为摩塞尔酿酒农民的物质利益进行辩护。事情是这样引发的。摩塞尔河沿岸盛产葡萄酒。当时，酿造葡萄酒的都是当地的农民。由于田园管理，特别是酿造成本包装费用（木材价格）的提高，而酒价低下，造成了日趋贫困的境况。为此，农民向当局呼吁并请求援助。对于这种情况，《莱茵报》驻摩塞尔的记者发表了不署名的文章。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指摘摩塞尔记者歪曲事实，诽谤政府；反动当局并谴责农民破产，是由于挥霍造成的，要农民自己负责。《莱茵报》的记者无力驳倒沙培尔和反动当局的指摘。于是，马克思就亲自担当了这一辩护的任务。马克思根据他收集的摩塞尔河沿岸地区酿造葡萄酒农民的贫困状况及大量事实材料，对普鲁士的社会政治制度维护地主阶级利益，不关心贫苦农民的生活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文章也连载了五天。

“林木盗窃案的辩护”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在性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关于社会的物质利益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中的地位的问题。这个问题，对马克思以后的思想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就是马克思后来说的关于物质利益的“理论困惑”。

《莱茵报》第三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是《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这是一次报与报之间的关于共产主义长舌妇的口水战。奥格斯堡“总汇报”是在奥格斯堡出版的一张亲普鲁士王国的反动的日报（以下简称“总汇报”）。《莱茵报》是倾向于新型资产阶级的激进的民主主义日报，主张新闻自由。两个报纸的口水仗是这样发生的。《莱茵报》两次报道了有关共产主义的新闻，一篇是有关魏特林的通讯稿。“总汇报”妄加罪名地说：“《莱茵报》的小品文专栏登载了一篇关于柏林家庭住宅的共产主义文章，而且还加上按语说，这些报道‘对于了解当前这个重要问题的历史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莱茵报》收到责难的第二个原因是寄自斯特拉斯堡的关于在当地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共产主义演说的报道的结束语。”这是一次国际会议：第十次法国学者会议。会议有德国、瑞士、英国、比利时、俄国及其他国家的学者参加。其小组会之一——对傅立叶学派关于改善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的建议进行了讨论。与会学者从资产阶级慈善家的立场考察了劳动者地位的问题。

以上两则消息涉及的人物是魏特林和傅立叶，关系到他们的空想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两则消息触怒了反动的“总汇报”。“它（指“总汇报”——引者）居然发现《莱茵报》是普鲁士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但毕竟是一位向共产主义虚幻地卖弄风情和柏拉图式地频送秋波的人物。”意思是“共产主义长舌妇”。

当时，作为《莱茵报》主编的马克思没有空想共产主义。空想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只是作为新闻人报道了这种消息。对于这种歪曲的报道，他没有理论能力回答，就采取了同样的手段进行回击，说“总汇报”你们早就报道过共产主义的消息。你们也是共产主义的长舌妇。《莱茵报》说：“不久以前该报的一位巴黎记者（一位谈论历史像糖果商谈论植物学一样的改宗信徒），竟异想天开，认为君主政体应当竭力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放在自己的控制之下。”

三、两个“苦恼的疑问”孕育的是两个重要理论的“胚胎”

（一）什么是“两个‘苦恼的疑问’”？它的内容是什么？

两个“苦恼的疑问”是马克思于1859 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一文中提出的：第一个是关于物质利益理论的理解问题，第二个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理解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当时都是因为马克思还缺乏一定的理论知识造成的。

马克思是这样说的：“1842—1843 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地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二）两个“苦恼的疑问”内涵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国学者对于马克思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斋，往往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来理解，或者从开始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上去理解，或者从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去理解。这种理解都是偏颇的，不是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的本意，是说他的思想是怎么孕育发展的，从哪里开始萌发的？马克思是说，在1843 年的时候，在人类的知识宝库中还没有提出两个“苦恼的疑问”这样的理论问题，至少在马克思这种人的头脑中，没有这样的理论储备，也不能回答法国思潮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的问题。因为在马克思之前，既没有人这样提出问题，也没有人这样的进行过研究。这两个问题是现代社会中既具有为人类幸福献身，又注重社会具体改革实践的人中才能产生的。马克思当时刚刚结束了古希腊哲学史的研究，在古希腊哲学史的研究中，他得到的最重要的思想是：哲学就是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就是为人类的幸福盗天火的一种智慧。这种智慧通过透明的阿门塞斯王国注视着外部世俗的世界。在一定的时候它会冲出阿门塞斯王国变为实践的力量改变世俗社会。请注意，那个时候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有关于物质利益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理解的问题。作为古希腊哲学史研究的哲学博士，他的哲学的高度或者是精华就是普罗米修斯精神。普罗米修斯精神与改革世俗世界的结合，既不可能产生小资产阶级——保持小生产者所有制的理想的社会，也不可能产生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理想的社会，它是一种人类解放的，人全面发展的理想的社会。

普罗米修斯是古希腊哲学家也常用的一种神话典故。在古希腊哲学史中，它有一个从古希腊早期的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到古希腊晚期伊壁鸠鲁具有自我意识的原子论的发展过程。它是哲学智慧、睿智的概括。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人物鲍威尔也用过这个典故。因为它是一种不畏天命、坚韧不拔的献身精神；哲学家们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形式用来形容哲学这是恰当的。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在《博士论文》中是为盗天火而献身的普罗米修斯，在退出《莱茵报》的“声明”中，普罗米修斯是为解决社会实践的“理论困惑”而探究真理的精神。无论是《博士论文》，还是《莱茵报》的“声明”中体现的还都是他所说的哲学——普罗米修斯精神。

现在要问，这个普罗米修斯精神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是什么呢？是两个具有当代意义的，世界历史性的理论困惑。第一个理论困惑是物质利益问题。这是要深入到世俗世界——市民社会中去探讨的问题。这就是以后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第二个理论困惑是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理解。这第二个理论困惑的解决必须着重地说一下：它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超越社会制度的意义——“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这“回声”指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理解。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世界观、历史观。在当时的德国，或者说在英法国家通行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马克思要建立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不是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

难道说他不了解这种资本主义的制度吗？他的家乡特利尔曾经就是法国的属地，受法国资本主义思想影响可以说是很深的，他的父亲和他的准岳父，都是具有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思想的人，他也深受这两位长辈的影响。从他后来对这种资本主义的理解也可以看出，他对这种制度理解的深度，他认为，资本主义在它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大大超过了以往的历史。这个评价应该说是很高的。但是，他并不认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是最好的、永恒的。这种最好的、永恒的历史观在历史上就存在过。封建专制制度崇拜者，认为他们的制度是天意，是上天赐给的，是永恒不变的。资产阶级认为，他们的制度也是永恒不变的，很像封建制度的崇拜者的历史观是一样的，都是形而上学的。马克思不同意这样的观点。马克思的历史观、世界观，不是回归到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观点上，也不是退回到封建主义“天意”的观点上，所以才产生了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理解的困惑。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理解的困惑。这个理论的困惑要解决的是世界观、历史观，是超越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有的人现在还津津乐道于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历史观、世界观，就如同历史上封建王朝的遗老遗少对封建制度保持节操一样，受着形而上学历史观的奴役而不能自明。

第二层意思，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苦恼疑问”的解决是通过哲学来解决的。因为这个疑问是“带有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马克思当时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是什么样的？他已经接触的是两种思想：一种是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魏特林设想未来德国的住房，用共产主义的方式来解决。第二种是傅立叶从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出发解决历史上新出现的、最苦难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地位问题。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肤浅的言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可取的。马克思接触的共产主义理论是从法国无产阶级实践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理论。从这一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精华，即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共产主义实现的物质武器。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结合典型表达式是：“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对于这一论断，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哲学”的含义：它指的是人类的解放，包含无产阶级解放在内的这一人类的解放过程中，无产阶级是一个重要的物质力量，只有无产阶级的解放，才能表示人类的解放。在这里，哲学代替了为人类幸福献身的普罗米修斯精神。从此以后，在马克思的文献中，没有出现过普罗米修斯，而代替它的是哲学。在马克思那里，哲学肩负的重要使命就是为人类的解放进行论证。哲学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结合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原始的理论胚胎。

（三）唯物史观是怎么制定出来的？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除了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理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唯物史观。它的制定应该从两个阶段进行理解：理论制定的起因和理论制定的过程。这里我们着重谈第一个阶段的问题，即它的起因到底是为什么？

它的起因与两个“苦恼的疑问”有关（两个“苦恼的疑问”是相互联系的），特别是因为第一个“苦恼的疑问”的研究引起的。可以说没有第一个疑问，就不可能有唯物史观的理论制定。因为物质利益的研究，要到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去探究。在探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制定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对于这个过程，马克思是这样说的：“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 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 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而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如下就是我们省略的唯物史观的制定，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的结果”。这里马克思说了两层意思：一层是研究经济学的原因，一层是这一研究的“总的结果”。这里，我们说的是唯物史观研究的起因，即唯物史观研究是怎么引起的这个第一层的问题。唯物史观是怎么制定的？那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应该采取另外的方法来研究。

（四）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理论从“胚胎”到发展成为“艺术整体”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以上的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理论：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方法——都是从《莱茵报》实践的“苦恼疑问”引发的。《莱茵报》的实践活动是1842—1843 年展开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写于1859 年，前后相隔15 年多的时间。这三个理论如何从“胚胎”形式发展到1859 年成为完整形式的。这经历了15 年的时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三个基本理论也包括社会跨越发展道路在内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理论的发展过程还要更长一些时间，那就应该从1843 年到1881 年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制定。“艺术整体”是马克思用来形容他的《资本论》的理论体系的。《资本论》从马克思1944 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到《资本论》第一卷1867 年成书，经历了20 多年的时间。如果从1843 年开始，到1881 年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制定有30 多年的时间，特别要提出的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是和《资本论》的社会发展道路有关。在《资本论》中，社会发展的道路是“依次演进”，正是这个论点，在俄国农村公社发展的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马克思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才得出了这个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社会跨越发展道路，这是马克思为了完善《资本论》的理论而进行的研究。把马克思的三个基本理论的统一性理解为“艺术整体”是不为过的。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三个基本理论形成一个统一的“艺术整体”的过程有一个特点：是通过“理论驿站”进行的。所谓“理论驿站”是指每个理论都不是一次完成的。马克思主义三个基本理论形成是，每经过一个理论驿站并带着已获得的成果继续前进。这之后，我们的任务将是一一进行这种理论驿站的研究，来展现马克思主义这一艺术整体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基于这个理论驿站的研究方法，我们才把《莱茵报》实践中的两个“苦恼的疑问”作为逻辑起点的。关于逻辑起点的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