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苏

☉ 苏州宝带桥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小时候我经常跟着爸爸妈妈乘坐“夜航轮”，从苏州的阿婆家，去往杭州的外婆家。一出南门码头，数过了宝带桥五十三个半月连绵的桥洞，小孩子就好准备睏觉了。一夜醒来，轮船穿进满月高悬的卖鱼桥，武林门码头就在眼前。对我来说，宝带桥是“阿婆桥”，而卖鱼桥是“外婆桥”。往来穿梭于两桥之间的，是我流水般的童年。

无论在哪一地，总会有好事的大人，不无戏谑地问我同一个问题：“阿苏啊，倷到底是欢喜苏州呢，还是欢喜杭州？”“我当然是欢喜苏州啦，否则怎么叫‘阿苏’呢？”但是欢喜苏州，并不代表就不欢喜杭州啊！在我心里，苏杭不止是平分秋色、旗鼓相当的，甚至是珠联璧合、缺一不可的。现在想想，幸亏名字是个苏字，要不我可怎么回答这个促狭的问题啊。即便是做过苏杭两州刺史的白居易么，也分不出个高下伯仲来，倒是留下了“江南名郡数苏杭”“诗情未尽在苏杭”这样不偏不倚、相提并论的巧妙回答。

在苏州，最开心的是阿爹带出去逛园林，那是属于我们一老一少两个人的快乐时光，慢吞吞、笃悠悠，移步换景盘桓个大半天，仍旧还看不够这个园子呢。“庭院深深深几许”，逛园林，逛的是一个“深”字，曲径通幽、越看越好。有点像细嚼慢咽的苏州人吃饭，一只松鼠鳜鱼，不吃出个“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六识的境界来，怎肯善罢甘休啊！

在杭州，最开心的是跟着外婆游西湖，那是一大家子的周末活动。一辆黄鱼车、两辆自行车，大大小小十几人悉数装上，外婆端坐其中，指挥三军。从六公园出发，柳浪闻莺、花港观鱼、苏堤、白堤、断桥，绕着西湖一个大圈子兜转来，一路上浩浩荡荡、欢声笑语。要不是这队人马的装备太过简陋，还真有点“虢国夫人游春图”的意思呢。“欲把西湖比西子，淡抹浓妆总相宜”，游西湖，游的是一个“宜”字。她不仅宜晴宜雨、四季皆宜，而且宜行宜止、丰俭皆宜。无论高低贵贱，西湖都会毫不吝惜、毫无保留地用她的无边风月感染每一个游人。经过了湖光山色的烟霞浸润，即便是西湖中区区的一尾草鱼，只要加点糖、加点醋，就可成为酸甜清香、鲜嫩柔滑的杭城名菜“西湖醋鱼”，从南宋开始就大名鼎鼎直至今日。

对我来说，苏杭两地的好处在于它俩总能拾遗补缺、互为表里、和而不同。比如听书和看戏。苏州人听书是正餐，看戏是点心；杭州人看戏是正餐，听书是点心。

在苏州弄堂里长大的孩子，弦索叮咚中评弹婉转柔糯的声腔，是年年月月甚至时时刻刻都会灌进耳洞这两只小饭碗中的一日三餐。家家户户的广播喇叭大多放的是说书和开篇，它已然成为我们走路、吃饭、做功课的背景音乐了。即便大人嫌吵，把自家的广播关掉，隔壁人家的喇叭也一定会义不容辞地把你喂饱。隔墙的饭还特别的香，从门窗外传进来的音调愈加飘渺而悠长，直往你耳里钻进去，令人欲罢不能。哪一天要是没有听见这个声音，做什么事都不自在了。所以正餐，就是顿顿要吃，人是铁饭是钢呀。

点心是三餐之外的事，点点饥、开开心、煞煞念的交易经。所以点心比吃饭来得奢侈，更加自由。有得吃就吃，呒不吃就勿吃；喜欢吃就多吃点，勿喜欢吃就少吃点。在苏州，看戏还是比较难得的。好在我们家住在观前街银房弄，距离电影院、戏院云集的北局小公园很近。阿爹带着我路过开明大戏院时，都会驻足观看大门口的巨幅海报，他会研究下这本戏的角色名头和剧情简介，而我只关心剧照上演员的扮相漂不漂亮。一般情况我们是不进去的，这有点像路过西白点心店，虽然没有吃到生煎馒头、小馄饨，却闻足了一鼻子香味。

当然遇到特别好的戏，也是一定要买票的。阿爹、阿婆、九阿婆、我，全家四张票。看戏简直是一桩大事体。晚上七点半的戏，阿婆们恨不得一吃过中午饭就要开始忙活了，一点都不比后台化装间的演员们省事。先要准备好吃食，保证五点之前吃完早夜饭。下午需事先端整好行头，再要擦身、用水，总算比沐浴熏香稍微简单点。因为看戏是要换上笔挺的出客衣裳的，就必须保证身体的清洁。夜饭后至出门前的两小时更是异常繁忙。两个好婆一本正经地汏脸、搽香香、梳头、抹发乳、换衣裳、上厕所、藏好戏票、拿好钥匙。一个流程走完，出门之前还有两桩大事要办。一是小手绢上要滴上两滴花露水，以便剧情进入高潮时，好香喷喷地擦擦眼泪水。二是临出门前，一定要好好教照照镜子，撸两撸头发、扑一点点薄粉，整理下妆容。好在20世纪70年代口红、眼影之类的化妆品已基本被取缔，否则这两个好婆7点钟哪里出得了门啊！所以看戏只能是难得去开开心的事情，天天日日当饭吃肯定是吃勿消格。

我五岁时，京剧样板戏《杜鹃山》刚刚上映，阿爹阿婆带我去看。开场不到5分钟，逃出国民党反动派天罗地网的游击队长雷刚一出场，顿时阴风怒号、雷声霹雳。吓得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香喷喷的小手绢哪里止得住惊天动地的哭声啊。害得阿婆只能带了我早早离场，白白浪费两张戏票不算，还一路哭回家。结果阿爹不死心，一定要我好好看看那个顶顶漂亮的女主角柯湘，几天后竟又买来了两张票，让阿婆再带我去看，并事先做了好一阵思想工作。结果第二次看戏，那个场景一出现，我竟又不争气地大哭起来，好在这次一出放映厅我就止了哭声。5分钟过后，我和阿婆重返剧场时已经是阳光明媚的井冈山的天了。

不得不说，《杜鹃山》是苏州阿爹非要请我吃的一道附加点心。而同样是这本戏，到了杭州却成为正餐了，它在外婆家的风靡程度远胜于苏城。外婆非常热爱家乡戏越剧，对京戏也是推崇备至。女儿们受她影响，都是戏迷。《杜鹃山》上映以后，我家三阿姨创下了连看九场的全家最高纪录，妈妈陪着外婆也至少看了三四场。等我来到杭州时，外婆家的女眷们多多少少都会唱几段样板戏了。更要命的是，外婆一看见我就说：“阿苏眼睛大，长得像柯湘，怎么可以不会唱两句呢？”于是命令妈妈非要教会我不可。从此，每天晚上样样舒齐停当过后，全家老小客堂间坐定，就开始看我的汇报演出。一个小苏州学唱京戏再要配上动作，估计是因为太过不像样了，每次都笑得她们前仰后合，气氛热烈，常常把隔壁人家的朱好婆笑岔了气还不舍得回家。在没有电视机的年代，这几乎成了外婆家每晚固定的娱乐节目。而我则像吃饭一样没完没了地，学了“家住安源萍水头”，还要学“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再要学“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真是苦了我一人，笑煞一大家呀！

20世纪70年代的杭州，如果说京剧样板戏是乘着时代风云汹涌拍岸的钱塘江潮水，那么越剧绍兴戏就是本乡本土润物无声的西湖烟雨。评弹在这里的处境，则有点像白居易《琵琶行》中清冷萧瑟的浔阳江水，颇有些“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意味。只有外婆还常常念叨着“已经好多年没去青年路的大华书场了”，那语气就像在感叹许久没有去探望老熟人的样子。外公外婆最喜欢的书是《杨乃武与小白菜》，因为这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他们的家乡余杭县城。外公小时候曾亲眼见过当时已从上海《申报》退养回乡的杨乃武，说是一位白须白发白长衫的老先生，常常倚闾而立，面容慈祥而友善。评弹对外公外婆来说，就像一个渐行渐远的老熟人或老乡邻，又是亲切又是怀念。以至于杭州一大家子都坚决反对我学讲杭州话，非要我保持一口原汁原味的苏州腔，好让他们点点饥、开开心，煞煞听苏州评弹的念头。害得我在学龄前丧失了一次学习方言的好机会，此后小苏州竟一辈子都没有学会说杭州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