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 胡陈尧

提 要： 翻译批评话语的自治性与建设性有赖于科学、系统的理论建构，翻译批评实践亦需要在明晰理论的引导下促进翻译及批评价值的实现。本文重点关注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万·贝尔曼在现代诠释学理论视域下的文学翻译批评理论建构，探析其跨学科研究的路径选择及方法论探讨中的创造性阐发与转化，以期为当下翻译批评的理论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

1. 引言

进入新时期，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扮演着越加重要的角色。翻译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引发关注，这些问题无法仅依赖译者和市场的“自律”得以解决，而有待作为“他律”的翻译批评的积极介入与引导。为切实履行监督者与引导者的职权，翻译批评应首先确立其自治性，拥有独立的理论视野和活动空间；同时，为区别于自发、直觉式的评述，翻译批评亦对科学性和反思性表达出诉求，力求“批评中逻辑的自洽性、阐释的合理性、方法的有效性、论述的充分性和可靠性”(蓝红军，2020： 86)。基于这一认识，翻译批评的理论建构无疑成为保障翻译活动健康有序发展、推动翻译理论不断深化的重要力量。安托万·贝尔曼(Antoine Berman)是法国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也是对翻译批评进行过系统和深入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在论著《翻译批评论： 约翰·多恩》(：，后文简称《翻译批评论》)中，贝尔曼致力于为长期以来处于译界边缘的翻译批评“正名”，强调翻译批评的自治性与建设性： 翻译批评理应以一种与文学批评相提并论的批评“类型”得以呈现，进而服务于作品“来世生命”的延续，服务于译者的翻译实践，同时也服务于读者的阅读和接受活动。为实现这一目标，翻译批评应首先有“理”可循，有“法”可依，“其科学意识与理性精神应以深入的自身理论建构为基础”(刘云虹，2020： 8)。因此，本文尝试从真理与方法、借鉴与发展、中介与中心三组维度观照贝尔曼的文学翻译批评理论建构，探析其翻译批评研究的价值取向、路径选择与学术意义，以期为当前时代翻译批评的理论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2. 真理与方法： 方法论的反思与重释

纵观贝尔曼的译学研究历程，“真理”与“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可被分别视为其前期和后期研究的关键词，对两者间关系的厘定构成了贝尔曼翻译批评理论建构的基础。在前期围绕翻译伦理问题展开的研究中，贝尔曼对内含于翻译行为的伦理关系进行了深入挖掘与阐发，力图从对翻译基本问题的反思中揭示翻译的“真理”(vérité)。在这一时期论述中，贝尔曼旗帜鲜明地对方法及方法论研究予以拒斥： 在术语表达层面，贝尔曼倾向于用“原则”(principe)或“策略”(stratégie)来取代“方法”(méthode)；在他看来，文学翻译“要求高度的系统性： 但系统并不意味着方法”(Berman， 1999： 70)，方法论研究则是将翻译简化为以意义传递为旨归的交流活动，译者主体因而丧失自身特有价值，沦为相应方法的机械执行者。尽管意识到对方法论的弃置将在翻译的“经验”与“反思”之间掘出难以填补的沟壑，该时期的贝尔曼仍坚持认为“关于翻译的话语，为切中翻译的本质，不能仅满足于对‘如何’的探讨，即广义上的方法论本质”(Berman， 2008： 38)。他尤为推崇德国浪漫主义时期部分具有显著思辨色彩的译论，证明其意义“远远超越了任何意义上的方法论”(Berman， 1995b： 60)。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在后期代表性论著《翻译批评论》中，贝尔曼对方法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不仅将“产生自身方法论”视作翻译批评获得自治地位的基本条件，还切实构拟出一套系统且步骤明晰的翻译批评方法，并通过对约翰·多恩作品翻译的批评实践证明了这一方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在该书的理论阐释部分，贝尔曼明确表示自己的翻译批评思想是基于“后海德格尔的”(post-heideggérienne)诠释学理论：“我自己的批评计划是基于保罗·利科(Paul Ricœur)和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基础上发展的诠释学”，“这是我的选择，现代诠释学，在利科和姚斯那里所具有的有节制的形式”(Berman， 1995a： 15)。因此，为探析贝尔曼对译学研究方法论态度转变的原由及意义，现代诠释学的研究理路是不可绕过的观照点。

诠释学是关于理解与解释的学科。19世纪，德国思想家施莱尔马赫将基于特定文本阐释的古典诠释学发展成为一种具备普遍意义的理解和诠释理论，实现了诠释学从古典到现代的形态转变。在施莱尔马赫之后，海德格尔进一步将“理解”作为人类生命的基本存在模式提出，其关注焦点不再是“如何理解”，而是“何为理解”，这一问题域的转变促成了诠释学从认识论(或方法论)向本体论的转向，同时也构成了哲学诠释学的开端。师承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代表著作《真理与方法》则标志着诠释学在本体论方向上的发展成熟。经历了从局部诠释学、一般诠释学到本体论诠释学的转向，诠释的对象已从最初的圣经、法典拓展至所有文本，乃至后来一切存在的人与事物。在“自下而上”的发展运动中，诠释学的研究对象难以避免地呈现出泛化趋势，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途径也逐渐被关于“存在”和“真理”的讨论取代。利科对海德格尔之后的诠释学发展路向表达了质疑，他一方面认同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将存在论视为诠释学最高目标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明确反对两者为实现这一最高目标而将认识论和方法论弃置，将“真理”与“方法”割裂的做法。在利科看来，诠释学朝向本体论的发展绝非一蹴而就，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试图从方法论直接跨越至本体论，用后者取代前者，其结果便是使发轫于圣经与法典注解中的诠释学被存在论的观念束之高阁，无法为现实中的理解和阐释活动提供切实可循的解决方案。因此，利科提倡诠释学走一条迂回的长径，通过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逐步抵达理解的存在之维，具体而言，便是“与那些试图以方法的手段实施诠释的学科保持密切联系，并拒绝将理解特有的真理与源自解经学的学科所采用的方法分割开来的尝试”(Ricœur，1969： 14-15)。在这一过程中，理解的方法论与存在论不再是割裂乃至对立的两面，而是始终保持彼此的联系与融通。除利科外，德国文艺理论家姚斯的文学诠释学也选择以文学文本为中心，对诠释对象的泛化施以反向“补偿”；他将哲学诠释学的诠释过程理论发展为文学诠释方法，表现出现代诠释学向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回归。

受到“后海德格尔”诠释学研究理路的直接影响，贝尔曼在后期研究中对方法论进行了反思与重释，这也促使他弃置了前期对于方法及方法论研究的成见。首先需明确的是，尽管贝尔曼在后期翻译批评研究中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翻译的“真理”始终是其研究旨在探索和揭示的对象。但应认识到，任何关于翻译“真理”的思考都不会凭空产生，而是形成于某种具体经验之中，并能够最终返回经验以发挥引导与建设作用。同时，正如许钧指出的，“翻译批评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介入翻译实践”(许钧，2016： 433)，翻译批评与翻译实践在经验层面的本质关联使其对方法表达出必然诉求。贝尔曼前期的翻译研究拒斥方法，其目的是在形而上层面辨析翻译的本质，因“翻译的本质更倾向于出现在非具体、非实用性的思考之中”(Berman， 2008： 38)。然而，翻译中真理与方法的联系始终存在，不会因研究者的刻意回避而消隐，也正因为这一联系触及翻译本质，仅满足于“非具体、非实用性”思考的研究终将距离翻译之“真”越来越远。换言之，在翻译研究中，以“具体”、“实用”为特征的方法论探讨并不意味着粗浅或非本质，唯有经历方法论的“迂回”，翻译研究才能真正迎向翻译之“真”，翻译批评的理论建构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得以拓展和完善。

3. 借鉴与发展： 跨域研究中的创造性转化

方法论的重要性得以确立，翻译批评研究的目标之一便是在认识论与方法论相结合的基础上深化翻译批评理论建构。翻译活动显著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决定了翻译批评研究应具备跨学科性，当前译学界在翻译批评跨学科研究中已取得一定成果，翻译批评与相关学科形成积极交流与互通，并从中获得理念与方法建构的资源。然而，翻译批评的跨域研究仍存在机械化、盲目化和重复化现象，以致外部学科的丰富资源难以真正内化为翻译批评自身的理论储备。作为具有跨学科视野的翻译研究学者，贝尔曼敏锐地捕捉到诠释学与翻译学的契合之处： 现代诠释学与翻译学在本质层面都包含对诗学、伦理、历史和政治问题的思考，“翻译学研究的自主发展——在其轨迹的某一点——终会与诠释学相遇”(Berman， 1995a： 82)。在贝尔曼看来，以利科和姚斯为代表的“有节制”的诠释学理论能够帮助其阐明“作为译者、译文读者、译文分析者乃至译史研究者的经验”(Berman， 1995a： 15)，但贝尔曼所致力的并非是简单的理论“移植”工作，而是将现代诠释学理论与翻译及批评活动的特质紧密相联，实现了相关概念和观点在翻译批评语境中的再生。

贝尔曼对利科文本诠释学理论的借鉴与发展主要体现在其批评方法中的“文本预分析”(pré-analyse textuelle)环节。为深入理解和阐释文本，利科强调“结构性说明”(explication structurale)的重要性：“说明得越多，就理解得越好”(Ricœur，1986： 22)。“说明”在狄尔泰(Dilthey)那里是隶属于自然科学的表述方式，利科则打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壁垒，将“说明”作为一种普遍认知模式提出。“说明”与“诠释”并不等同，前者将文本视为相对独立、稳定的客体，从而“通过其内在关系和结构来说明文本”(Ricœur，1986： 145)；后者则试图解除文本的悬置，“在言语中完成文本，在鲜活的交流中释放文本”(Ricœur，1986： 145-146)。两者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共同构成一种辩证统一的阅读模式：“说明”是“诠释”的基础，为后者引出结构，展开意义空间；“诠释”则是文本意义与读者个性化认知相结合的过程，是诠释者在文本结构基础上对文本意义的重构。简言之，文本诠释学的“结构性说明”旨在揭示文本内部各构成要素的基本特征以及这些要素彼此间的具体关联。具体到翻译批评活动中，贝尔曼注意到批评者时常会忽略对文本进行“说明”的必要性，径直展开诠释和对照工作，这无疑会影响其观点的客观与有效性。基于此，在翻译批评“对原作的阅读”步骤中，贝尔曼将批评者的阅读视作“文本预分析”，而其实质正是对文本的一种“结构性说明”：“找出所有的文体特征，无论其形式，它们使原文的书写和语言个性化，并使之成为系统关联的网络……阅读致力于找出此类句型，此类形容词、副词、动词时态、介词等的用法。当然，它还应找出高频词、关键词”(Berman， 1995a： 67)。文学文本具有显著的复杂性与多层次性，“文本预分析”有助于批评者厘清文本的结构脉络，把握原作者的创作风格及作品的艺术特征，为后期的文本对照做出必要准备。与利科一样，贝尔曼也指出文本分析从语言学、诗学、文体学等相邻学科获取经验的必要性：“相较于译者，翻译批评与这些‘科学’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其自身有待产出严密的概念话语”(Berman， 1995a： 70)。

除利科的文本诠释学理论外，姚斯的文学诠释方法论也对贝尔曼的翻译批评理论建构产生了直接影响。1980年，姚斯在《诗歌文本和阅读视域的转变》一文中进行了一个方法论层面的“试验”，即将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由“理解”(intelligere)、“阐释”(interpretare)和“应用”(applicare)三大步骤组成的诠释过程理论应用于对文学作品的诠释，由此提出文学诠释的三阶段： 审美感知性阅读、回溯阐释性阅读和历史性阅读。在初级的审美感知性阅读阶段，读者应尽其可能地克制阐释的欲望，深入文本内部进行审美层面的感知，其中阻碍理解的因素通过问题形式留存下来。第二阶段是回溯阐释性阅读，读者通过再次阅读以解答第一阶段遗留的问题，并尝试从包含意义的个别要素出发，通过阐释建立起相对完备的意义整体。第三阶段的历史性阅读对应哲学诠释学的“应用”，后者要求理解主体和被理解对象立足于各自历史境遇与对方“交谈”，实现彼此视域的融合，理解也因而被应用于理解主体自身。基于此，文学诠释学的历史性阅读一方面将过去与当前的视域加以区分，避免过去的文本轻易地被当下某种期待或偏见左右，进而在相异性之中更好地把握文学文本；另一方面，历史性阅读也能够“在与过去的文学交流中，通过与他人经验的对照来衡量并拓展自我经验的视域”(Jauss， 1988： 366)。贝尔曼将姚斯的文学诠释理论应用至翻译批评的方法论建构中，其批评方法的三个重要步骤“对译作的阅读与再阅读”、“对原作的阅读”和“对照”正是对姚斯方法论的借鉴与发展。首先，在对译作的阅读与再阅读阶段，贝尔曼要求批评者将原文置于一旁，将译文作为一部独立的作品予以感知，这与姚斯“审美感知性阅读”的要求相契合。贝尔曼希望批评者在第一阶段的阅读过程中抑制阐释和批评的冲动，对作品的形象、结构和节奏做出本能的反应，并能因此获得一定数量的“印象”(impression)，具体表现为对作品“美妙的文域”和“可疑的文域”的感知。批评者于此阶段获得的“印象”不应局限于主观感受的堆叠，而需构成后续批评步骤的初步“视域”，为文本间的对照构筑可为空间。贝尔曼批评方法的第二步是对原作的阅读，对应姚斯提出的“回溯阐释性阅读”。两者区别在于，姚斯的审美性阅读和阐释性阅读针对的是同一文本，贝尔曼则将其分别应用于原文和译文。与对译作的感知性阅读不同，批评者对原作的阅读需要“一种对作品的阐释，从而选择出作品中有意义的文段”(Berman， 1995a： 72)，这些文段对于作品应是“必要”而非“偶然”的，其甄别无法仅依赖体验式的阅读实现，而亟待批评者对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作出必要的阐释。至此，先前审美感知性阅读所留下的“印象”便作为一种“前见”进入阐释活动，批评者应尝试通过文本意义的整体重构来对第一阶段遗留的问题做出回答。最后，“对照”对应文学诠释的“应用”，是贝尔曼翻译批评方法最为核心的步骤。参与“对照”的是于先前步骤中获得的特殊文域或代表性文段，它们分属原文和译文，或分属不同版本的译文。正因为译作与原作的生成存在必然的时间差，不同译作也是不同历史语境下的特殊产物，“对照”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不同视域相遇的过程。就批评者而言，“无论对翻译现象、翻译事件的考察，还是对翻译作品的文本评价，都应立足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刘云虹、许钧，2014： 5)，进而从不同视域的融合与分化中获得关于翻译过程、结果以及翻译行为本身的思考。

4. 中介与中心： 回归翻译之“本”

通过对现代诠释学理论的创造性阐发与转化，贝尔曼力求构建一种“大写的”的批评形式。相较于梅肖尼克基于诗学和语言学的介入式批评，以及特拉维夫学派基于符号学、社会学和结构主义研究的功能主义批评，贝尔曼的翻译批评理论并未表现出对诠释学的过度偏倚，而是在翻译学科内部实现了自洽，使作为一种特殊诠释活动的翻译批评坚实地立足于翻译本身，这有赖于其理论建构中对翻译批评“中介”与“中心”的把握。

翻译批评是围绕翻译展开的一种对象性活动，“其理论研究的关键在于形成合理的探讨基点”(刘云虹，2018： 15)。考虑到翻译本身的多层次性，历史、社会、文化等影响翻译活动的多重外部因素理应得到翻译批评的关注与探讨。但在当前批评语境下，部分批评者将目光过度聚焦于文本外因素，表现出对文本的疏离；同时，在紧扣文本展开的部分“内部批评”中，针对译文的探讨均以与原文是否“相符”为标准，译文在原文的“绝对权威”之下沦为附庸，翻译批评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对原作的捍卫，这显然有悖于批评活动的初衷。为使翻译批评成为真正围绕翻译展开的工作，贝尔曼将文本确立为其批评理论建构的中介，并创造性地将诠释学的“间距”概念引入翻译批评研究语境，进而证明译语文本的独立性与独特价值。“间距”是贯穿诠释学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传统观点中，为理解作者的原意，间距是有待被诠释主体克服的阻碍因素。相反，伽达默尔看到间距积极的一面： 间距及其包含的差异构成了理解的前提，不同视域间正是因为存在差异才有融合的必要。利科赞同伽达默尔将间距视为诠释前提的观点，但不认同其“视域融合”观所包含的对间距的缩减。以文本为媒介，利科试图证明间距的客观性与积极性： 话语一旦以文本形式被固定，便必然与其来源间隔开来，成为相对独立的存在，话语的发起者以及话语诞生时刻的诸多外部条件无法再对其施以影响。在这一意义上，间距具有客观性，或者说文本本身就是间距的结果。此外，间距的客观性也引出诠释的可能性： 文本创造者的“离场”使文本本身实现了自治，文本因而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世界，并能够面向新的联系积极敞开。贝尔曼将文本诠释学的这一“间距”观应用于翻译批评理论建构中，在其批评方法的第一个步骤“对译作的阅读与再阅读”中，贝尔曼要求批评者将原文彻底置于一旁，“因为只有这样对译作的阅读才能体察到译文是否‘立得住’”(Berman， 1995a： 65)。如果说利科肯定了文本与其创造者之间间距的积极性，贝尔曼旨在强调的则是译文独立于原文、独立于原作者意图之于翻译批评的意义所在： 这一“间距”使译文脱离了作者与原初语境的绝对束缚，译文对原文的指涉被悬置，进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符号系统。唯有在译文相对独立的文本世界中，批评者才能够实现对译文“内在生命”的探索，翻译的丰富性与创造性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得到释放。除在理论层面强调文本的重要性，贝尔曼也以文学文本为中介进行了大量的翻译批评实践，其中既包括对荷尔德林译《安提戈涅》、夏多布里昂译《失乐园》、克洛索夫斯基译《埃涅阿斯纪》等杰出译著的评介，也有对弗吉耶和德尼译《就寝的恋人》、莫拉译《萨福诗选》等存在显著缺陷的译文的剖析。可以认为，作为中介的文本连通了贝尔曼文学翻译批评的理论建构与实践介入，使两者相互影响，互为推进，共同构建出一个良性的批评“循环”。

贝尔曼认为翻译是“一种应被加以思考的人类基本经验”(Berman， 2001： 18)，而经验本身便包含“对自我与他者间关系的阐释，对主体面向异与异质性态度的阐释”(胡陈尧，2022： 84)，这使得“主体”成为翻译研究无法回避的对象之一。主体问题在现代诠释学理论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受此影响的贝尔曼选择将译者主体置于其翻译批评理论建构的中心。在论证批评活动的重要性时，贝尔曼曾表示，“对语言类作品的批评对于作品本身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对于人类存在亦是如此，因为后者在本质上是‘在作品之中且通过作品而实现的存在’”(Berman， 1995a： 39)。在这一点上，贝尔曼表明自己借鉴了利科《从文本到行动》中关于诠释主体在作品面前通过“反思”理解自身的观点。利科将文本视作诠释主体理解自身的媒介，诠释主体并不将自身有限的理解能力强加给文本，而是“向文本敞开自身，并从那里接收到一个更广阔的自己”(Ricœur， 1986： 117)。也正是在理解自我的过程中，诠释主体逐渐发现并进入存在之维，其中既包含诠释对象的存在，也包含诠释主体自身的存在，诠释学的长程迂回因而得以趋向本体论的高点。通过批判图里(Toury)和布里塞(Brisset)等人的功能主义批评对译者主体的忽视，贝尔曼提出构建一种“译者主体理论”的必要性，并将译者主体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个性(任何主体都是唯一的主体)、反思(任何主体都是一种自我，是与‘自身’相关的存在)、自由(任何主体都应承担责任)”(Berman， 1995a： 60)。需要明确的是，由于研究领域的差异，利科诠释学关注的主体是诠释者“自身”(soi)，贝尔曼的翻译批评则聚焦译者主体；相较于批评主体，译者是作为“他者”的存在，但若将翻译视为一项特殊的诠释活动，译者便始终是“文本”面前的“自身”。

为实现对译者主体全面、深入的理解，贝尔曼将姚斯的“期待视域”概念发展为与译者主体性密切关联的“译者视域”(horizon du traducteur)，这一概念的提出也进一步巩固了译者主体在贝尔曼批评理论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姚斯将视域定义为“人类行动和对世界初步认识中的一个意义组成单位”(Jauss， 1988： 25-26)。在他看来，文学的历史性集中体现在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先在经验上，这些经验构成读者阅读前的期待视域，代表读者对即将阅读的作品的内容及显现方式的某种预设，也是其面对该作品最初始的立场和情感态度。期待视域处于运动与变化之中，并在具体的阅读过程中得以维系或发生转变。因此，可以认为姚斯“期待视域”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将文学诠释置于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语境中，置身其间的读者与文本历史性地相互作用。贝尔曼采纳了“期待视域”概念的基本意旨，并将其与翻译活动及译者主体的特性紧密结合：“译者视域”是决定译者行为的各类语言、文学、文化和历史因素的总和，是译者投身翻译活动前业已拥有的一种历史性“前见”，而批评者的任务正是走向译者，分析其翻译视域的构成情况，探讨“译者与写作、与母语以及其他语言的关系”(Berman， 2020： 23)。贝尔曼表达了自己借用“视域”概念的目的所在：“避免功能主义或‘结构主义’将译者角色局限为‘中转’的观点，该角色完全由社会或意识形态因素决定，并将现实简化为一连串的规则和系统”(Berman， 1995a： 81)。功能主义用“规范”概念指代这一系列规则和系统，译者则退居规范之后，成为“社会话语以及将其建立并予以认可的机构的中转”(Brisset， 1990： 199)。在这一点上，“视域”概念之于翻译批评的重要意义便是促使译者主体登场： 译者的现身并不拒斥一切形式的规范，他毫无疑问地置身于多重规范所构筑的复杂网络之中，并受其影响和制约；但贝尔曼的翻译批评理论建构以译者主体为中心，规范便只是译者立足自身所目视的内容，是译者视域的组成部分，其客观存在经由译者主体的认知实现了内在化，其对翻译活动的决定性影响也因而成为一种相对。

5. 结语

在当前时代语境下，翻译批评的重要性亟待得到学界更多关注，翻译批评自身的科学化与系统化建设更需要在深化理论建构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在后期以翻译批评为重心的译学研究中，贝尔曼从后海德格尔诠释学的研究理路中获得启示，继而在翻译学视域内对方法论作出反思与重释，力图经由方法论研究路径叩问翻译与批评的“真理”。为实现这一目标，贝尔曼对现代诠释学的部分重要概念和方法进行了创造性的阐发与转化，充分体现其跨学科、多维度的研究视野。与此同时，贝尔曼的翻译批评研究具有鲜明的学科本位意识，通过对文本的坚守和对译者主体的聚焦，他致力于使文学翻译批评回归自我“身份”之中，与相邻学科发生、维持联系的同时避免成其附庸，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主张与实践方法。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与立场，贝尔曼对翻译批评应具备的“特定形式”作出了明确定义，即“一种自省的，使自身特性主题化并因此产生方法论的形式；它不仅产生自身的方法论，还寻求将该方法论建立在有关语言、文本和翻译的明晰理论之上”(Berman， 1995a： 81)。当该种形式被获得，翻译批评便拥有了贝尔曼所谓的“隐秘的尊严”，这一“尊严”既是翻译批评话语实现自治并富于建设性的基本前提，也是翻译批评理论建构的根本目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