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征，覃 艳

（1.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29；2.全国农业展览馆（中国农业博物馆）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北京 100125）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我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表明，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抑或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都离不开一代代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已逾百年之际， 在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时， 深入探究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要紧紧围绕“所为何事”“何以必然”“怎样实现”等三个方面， 即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体系。

一、 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是争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第一大历史任务需要借助革命的方式才能实现， 而第二大历史任务需要通过建设的方式才能完成。 从逻辑上来说，革命与建设是接续关系，即革命是建设的前提条件， 而建设是革命完成后的必然发展。 因此，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以及更好实现国家建设， 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由此，这也衍生出了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个历史逻辑。

（一）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

革命， 作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历史逻辑，具体内涵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依据中国国情，根据中国实际，通过暴力手段， 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 实现人民的解放， 完成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一大历史任务。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依靠武力，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 中华民族蒙受了前所未有的耻辱，中国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自此以后，无数仁人志士、社会各阶层各阶级相继展开了救亡图存的运动，谱写了壮丽的历史篇章。然而，一系列运动都没能挽救民族的危亡，都没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无论是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还是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预备立宪， 抑或是资产阶级的戊戌变法、 辛亥革命，均告以失败。 这表明，以上道路均无法挽救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想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下，久经苦难的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历史的转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历史和实践证明， 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并给中国革命带来曙光的正确道路。 而这条道路的开创者是毛泽东。立基于中国具体实际，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当时形势， 成功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为饱受战乱的中华民族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毫无疑问，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们迎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因此，毛泽东是正确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得益于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中国革命欣欣向荣，呈现出蓬勃生机，并最终迎来了彻底的胜利，终结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新中国得以建立。自此以后，中国从封建专制政治转向人民民主政治， 人民第一次从真正意义上成了国家的主人。 至此， 中华民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中国人民也从水深火热的苦难中解脱出来了。

（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后， 满目疮痍、 百废待举， 摆在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面前的第一要务是尽快恢复国民经济， 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开启社会主义建设， 从而为国家的进一步发展确立方向、打好基础。 毛泽东审时度势、高瞻远瞩， 提出要在新的形势下，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第二次结合， 找出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着眼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并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 毛泽东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一化三改”。这是一条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举的路线， 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保持了经济建设的连贯性， 是被后来的实践证明了的完全正确的路线。 在其指引下，三大改造于1956 年底基本完成。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 社会主义建设在各领域全方位展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国内建设经验的同时借鉴与反思苏联模式，开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经济建设、文化思想建设、民主法治建设、党的建设等的论述，都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正确探索。 这些有益的探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尽管后来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遇到了一些挫折，但我们取得的成就始终是第一位的， 而这都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实现的。

（三）指引改革开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解决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 即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 并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国家的发展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也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全局性的、 根本性的伟大转折，意义重大。 自此以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具体国情， 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 实现了重大理论突破，解决了棘手的时代难题，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毫无疑问，邓小平理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我们成功开创了极具民族特色而又适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沿着这一道路，我们稳步前进，取得了巨大成就。

随后，江泽民、胡锦涛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回应时代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础上， 依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分别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指导。

（四）擘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得益于综合国力持续提升所建立的雄厚基础，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新时代、新征程必然面临许多新形势、新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大潮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惧风险、勇毅前行，以深切的人民情怀、非凡的政治智慧、巨大的政治勇气，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政治建设、全面依法治国、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外交工作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战胜了一系列风险挑战，解决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 系统回答了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 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相信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必将行稳致远、成就斐然。

二、 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

理论逻辑是指从理论上探寻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 这一问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要求和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需要等三个方面得到答案。

（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

一个理论未来的发展走向恰恰蕴含在理论本身之中。 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性是其能够与中国国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的前提条件。

第一， 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是看问题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这一点，恩格斯的阐释最为精辟，他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就是说，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灵魂，是推动实践发展的基本工具。 如果机械照搬，把个别结论、某些词句作为灵丹妙药到处套用， 必然形成不良学风，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方法”而不是“教义”，才使其能够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从而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进而指导其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第二， 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实践中实现自我更新。 上文已述，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其提供的是看问题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因此，马克思主义一诞生，便具有在实践中实现自我更新的理论品质。正是得益于此，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在马克思、 恩格斯及其后继者的努力下，准确捕捉时代的变化、把握时代的脉搏、紧随时代的脚步， 吸收优秀的时代文化成果而不断实现自我更新、自我发展，进而立于时代的前沿，指导社会的实践，从而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第三， 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显然，一般规律是具有普适性的。 在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 马克思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拨开了历史的重重迷雾，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得出了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终归宿的科学结论。 这一结论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 而是建立在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基础上的科学的逻辑推演。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更不是假说，而是科学真理。 这一科学真理指出，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将步入社会主义，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只不过，每个国家和民族会依据各自不同的实际情况而以不同的方式步入社会主义，虽殊途，但同归。 这也注定了马克思主义可以与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且必须如此。

（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要求

本土化意为为了适应当地的情势而做出变化，具体是指，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甲国有甲国的革命和建设路径， 乙国有乙国的革命和建设路径，但最终都是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并通过建设步入共产主义，即方向一致，方法各异，殊途同归。马克思高度重视自己理论的本土化，并在多种场合强调本土化的重要意义。 早在1842年，在给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的信中，马克思就强调，“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1872 年，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随时”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而“随地”则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 1877 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 如果有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看成是关于所有国家和民族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这样做的后果是，“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在此，马克思以明确的语言指出自己的研究始自于西欧资本主义，倘若将此上升为理论，而不本土化，并以此去指导任何国家和民族的革命与建设， 是极其危险的行为。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都有过经典而精彩的论述。恩格斯在致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革命的指导思想，正确运用这一理论需要“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 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强调，“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总而言之，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都意识到了如欲正确地、最大化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就必须实现其本土化。

（三）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需要

1840 年以后，西方列强依靠武力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自此以后，中华民族惨遭长达百年的蹂躏，战火频仍，民不聊生。 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首先要解决的重大而现实的问题。我们究竟该走怎样的道路呢？中国各阶级、各阶层先后展开了艰辛的探索。首先登场的是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运动。 这场运动自1851 年始，持续了14 年，席卷大半个中国，有力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外国的侵略， 不仅加速了封建社会的崩溃，而且延缓了中国的殖民化进程，终因领导阶层的腐化堕落、 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等原因归于失败。继起的是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这场以“自强”“求富” 为口号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虽然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但终因没有触及封建制度而归于失败。 甲午海战以后，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发起了戊戌变法运动。这场旨在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也由于顽固派的过于强大和维新派的过于弱小而告以失败。 随后的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农民运动虽然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 但终因农民阶级提不出切合实际的革命纲领而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 具有欺骗性质的立宪运动也随着清朝的灭亡而宣告失败。 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的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共和政体，但最终也失败了。

以上论述表明， 无论是农民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还是地主阶级领导的自救运动，抑或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 都没能实现民族的独立。 这也就意味着， 以上道路均走不通， 旧民主主义革命宣告失败， 中国必须另辟蹊径。幸运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似黑夜中的启明星给苦难的中国带来了希望。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下，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历史和实践证明，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此基础上，中国乘势而上，奔向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需要。

三、 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逻辑

实践逻辑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式方法。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如下三个步骤实现的：其一，把握马克思主义精髓， 熟悉中国国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二，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结合。 如何结合， 这是一门艺术，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其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这三个阶段相互联系、不断循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前发展。

（一） 把握马克思主义精髓和熟悉中国国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把握马克思主义精髓需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 持续积累并且在实践中逐步领悟的过程。 其一，深入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尤其是必须反复阅读和深入思索的经典著作。 如果连马克思主义的原著都没有深入阅读过的话， 遑论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对于世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与误解， 弗洛姆曾经作过如下讥讽，“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权不读马克思著作，或者读之甚少，不能通晓他那极其复杂、 极其艰深和微妙的思想体系，便可以谈论马克思。 ”不对马克思主义原著进行深入学习与研读，势必盲人摸象、南辕北辙，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片面的甚至错误的理解， 遑论正确运用。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外，马克思主义原著还包括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继承人与发展人的著作；其二，要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在实践中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并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理论，是对时代重大问题的回应， 并在指导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与发展。 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和汩汩动能。 要懂得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 发展马克思主义。 其三，一定要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掌握其精髓，切忌教条主义、照本宣科。 而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相当于掌握了内功心法，相当于掌握了“纲”。 所谓“纲举目张”，以后无论遇到怎样的情形，都可以从容不迫、应付自如。那么，何谓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呢？ 所谓精髓，乃是事物最为精华、最为核心的部分。对此，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邓小平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实事求是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实事”等同于“具体问题”，“求是”等同于“具体分析”。 只有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或者实事求是，才能算是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

认识中国国情， 准确把握中国国情， 绝非易事。 认识中国国情不仅要了解国内情况， 还要放眼世界，跳出中国看中国，才能看准中国。 不仅如此，国情还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我们要用联系、发展的眼光看待国情，研究国情，做到准确把握国情。 在革命阶段，中国的国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1956 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成了我国所要面对的最大实际。 尽管目前我国已经步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然而这个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依然没有改变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目前阶段，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都要紧紧围绕这一点。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特地强调要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我们要掌握中国国情，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实现“第一个结合”；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熟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做到全面而正确地解读和把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实现“第二个结合”。 所以，在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我们也一定要多读传统经典，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 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结合

在实践逻辑层面，这一步是关键与核心，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如果没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就容易在政治实践中出现失误。因此，走好这一步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容不得半点马虎，否则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后果。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可以分为如下步骤：其一，制定政策。 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熟悉中国国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依据时代和实践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可以用来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二，检验效果。 把制定的政策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之中， 在指导实践的同时，也接受实践的检验；其三，修正完善。依据实践的效果对制定的路线、 方针、 政策进行反思，正确的部分继续坚持，不符合实际的部分进行修正，即在实践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进一步完善之；其四，理论化、体系化。 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 把在实践中检验过的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总结并上升为理论体系，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五，指导实践。 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实践， 使其再次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与发展；其六，理论入库。 这一步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后一步和完成阶段， 即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库中添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以上六点是对如何实现“两个结合”的逻辑阐述，至于实践中的具体结合，不仅需要深厚的理论功底，也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 “两个结合”的过程，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起点，经过实践，最终又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种回归不是简单的复归，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正是这个过程，又给予马克思主义以强大的生命力， 使其能够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这是实践逻辑的最后一步， 也是实践逻辑第二步的必然结果。在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既然是探索，就难免出现失误。 那么，该如何看待和对待这些失误呢？ 显然，探索的过程伴随着试错，出现失误在所难免。但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要剔除这些失误。 只有那些在实践中被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才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 牢牢把握中国国情，在实践的探索中，逐步给出了“两个结合”的最优解，分别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毫无疑问，这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极其宝贵， 有力地指导了中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辉煌的胜利。

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一些曲折，幸运的是，经过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出了累累硕果。 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我们不仅胜利完成了近代以来的第一个历史任务，而且正在全力迈向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目标，并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成果。 如今，我们正以饱满的精神状态，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勇拼搏。相信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 中华民族将再次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四、结语

以上论述表明， 历史逻辑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导向， 理论逻辑是理论支撑， 而实践逻辑则是具体的方法论。 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 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体系。回首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我们始终能够看到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解决时代问题的努力。 这种努力也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和辉煌的成功，我们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 但是，我们还要头脑清醒地看到，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成果， 但是这一历史进程远未结束。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启之际，“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从而产生更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 为民族复兴大业提供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