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嘉晨，阎 静

（江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1）

中国共产党在探求共同富裕社会的过程中，形成了系统性的共同富裕思想。 社会生产力的跃迁和时代的变革对于共同富裕思想及其实践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它们会赋予共同富裕思想新内涵和新实践进路。 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特征的数字时代的到来，数字经济的方兴未艾，将会深刻影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实质性进展的历史进程。

一、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历程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 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党始终不渝的初心使命。 中国共产党史就是一部求索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史。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 毛泽东指出： “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 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 而这个富， 是共同的富， 这个强， 是共同的强。”毛泽东明确了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 认识到工业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凝练出了丰富的共同富裕思想。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邓小平明确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一致性， 只注重发展生产力或只注重分配公平都是割裂二者的内在统一性。 同时， 邓小平也深知实现共同富裕和发展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张力， 在特定的条件下二者并不能同时并举。 共同富裕不可能是一个同步富裕或同等富裕的过程， 只能是一个先富带动后富的渐进过程， 并指出：“共同致富， 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 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生产力整体落后。因此，当时党和国家的首要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效率相较于公平而言成为了优先关注的事项。 此时，共同富裕尚不具备实现的物质条件，未能成为中心主题。但是邓小平也清楚地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和归宿， 共同富裕未能成为中心课题只是暂时性的， 前瞻性地预见了共同富裕将会成为中心课题。在经过全国人民努力下，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社会主要矛盾逐步转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已经筑牢。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共同富裕问题， 使共同富裕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课题， 将共同富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 共同富裕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课题源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初心和使命。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历史实践的过程中，习近平进一步深化凝练了共同富裕思想。 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共同富裕思想丰富的内涵。 第一，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而不是少数人的， 鲜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第二，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并举。共同富裕不只是物质的富裕，更是精神的富裕， 这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契合，超越了西方单向度的经济人。 第三，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过度强调经济分配的平均主义，事实上否认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历史证明平均主义只会造成普遍的贫困。第四，共同富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收入差距等的客观存在， 共同富裕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这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之后，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如何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实质性的进展将成为党和人民接下来思考的重要课题。

二、数字时代共同富裕的内在张力

当今，正在迈入数字时代，数字化将会带来深刻的产业变革和生活变革。 我们必须把握数字时代的脉搏，让数字化赋能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实质性的进展。

（一）数字时代是前数字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历时性角度来看，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跃迁的过程， 产业结构内部也经历了一系列调整， 将原有的占主导地位的产业结构扬弃为自身的一个子结构， 并在扬弃的过程中丰富自身。 在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自然经济时代，其产业结构相对简单，生产资料呈分散状态，生产规模狭小，人与人之间交往处于相对隔离的状况。 这一切都与生产力落后的状况相适应。同时，也正是由于生产资料的分散和交往关系的狭隘，长期制约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打破了这种生产资料的分散状态，“把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 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 同时，资本的逐利本性驱使着资产阶级打破各民族、 各地区之间的割据状态， 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过去的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了，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替代了”。 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 这种庞大生产力的释放深刻地变革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社会关系和交往关系，改变了人类对于自然的依附状况， 开辟了人类社会的新纪元。 而今正处于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过渡的时期，这是生产力长期发展的结果，社会的产业结构必然会迎来新一轮的调整， 人类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交往关系也会发生深刻的改变。

从共时性角度来看， 数字时代是继自然经济时代和工业时代之后的新时代， 数字经济成为其主要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既是一种新型经济形态，也是一种新型产业结构：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 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其突出特征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数字产业化指的是以数字技术和数据为核心所形成的系统完整的产业链条。 而产业数字化是指将数字技术和数据与传统企业相结合， 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优化管理效能，赋予传统企业以新的生机活力。数字技术应用于生产端能够通过物联网的大数据监控、精准分析和及时反馈，优化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成本。数字技术应用于交易端能够使数据存储、计算和传输成本下降，加快信息的流通和传播，优化需求。 至2020 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5.40 万亿美元，规模稳居全球第二。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达到38.60%， 其增长速度达到GDP的3 倍以上。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已卓有成效。 数字产业正逐步取代工业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 并日益地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性产业。 数字化同样对人们的交往形式和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数字产业营造了一个数字化的空间， 将原有的社会生活空间拓展到数字空间， 扩展了人们的存在维度和交往维度。 社会关系也更加的丰富，不仅包括现实的社会关系，还包括数字空间中的社会关系。 人们的日常生活日益与数字化相绑定，出行、购物、医疗等都在经历一个数字化的过程， 这源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深度发展。

数字时代使得人们的生产方式、 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革，那么，它又会为实现共同富裕带来些什么呢？

（二）数字时代共同富裕内在张力的三个维度

数字时代与共同富裕的内在关系问题实际上也就是 “如何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问题，其存在一定的内在张力。对于数字时代与共同富裕内在关系问题的解答，能够有效地帮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本部分试从“数字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问题、 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地区差距的关系问题、数字时代与精神富裕关系问题”三个维度进行探析。

1． 数字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这对于我国的就业和劳动力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就业是民生之本，与初次分配息息相关。 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数字技术的应用会带来就业的变化和劳动力结构的变迁，制造业的数字化和机器人的应用会替代部分简单劳动力，从而增加制造业失业率。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从积极的视角来看，产业的数字化和机器人的应用适应了我国人口福利消失的事实， 有助于从原有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向高水平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从以简单劳动为主的劳动力结构向复杂劳动和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力结构的转换。在制造业劳动者再就业的过程中， 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如外卖员、快递员、滴滴司机等。 数字劳动产业成为了吸纳制造业劳动者的蓄水池。 数字劳动的兴起带来了数字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数字劳动者与传统劳动者相比，工作时间和地点更为灵活，普遍采用计件工资制度。 同时，数字劳动者与平台形式上并不存在直接的雇佣关系，而是与第三方机构签订劳务合同，因此与平台呈现出“合作关系”。 正因为计件工作制度和所谓“合作关系”， 使得平台能够模糊数字劳动者工作日界限和规避雇佣责任， 从而侵害数字劳动者权益。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其重要性日渐凸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这对于完善初次分配具有重要意义。 将数据要素纳入到分配体系之中，拓展了劳动者收入来源的多样性，有助于劳动者增加收入。但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对于数据要素所有权及其收益的归属问题相对模糊。当前数据所产生的收益基本归属于企业所有，特别是垄断性的数字企业所有。 而劳动者特别是数字劳动者在数据要素中得到的收益则相对较少。 因此，有必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试点尝试将数据要素与劳动挂钩。 这既能彰显我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又能切实增加劳动者收入。这对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从再分配来看，数字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能够为共同富裕夯实物质基础。国家能够通过税收调节、 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手段调节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并以社会公共服务的形式反馈于全体人民。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是存在矛盾张力的， 并不是天然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 仍需要党和国家积极实施宏观调控。

2． 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地区差距的关系问题。 “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因此必须特别关注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的共同富裕问题。 数字时代的来临，数字经济的发展，给予了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良好机遇。首先，数字经济具有良好的市场一体化效应。 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使信息传输效率提高，并降低信息交流成本。数字平台的发展， 架起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经济交流和往来的桥梁。 优秀的交通基础设施和发达的物流行业极大地缩减了时空距离。 在整合统一市场的过程中， 能够打破原有的地区之间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最大程度上获取全国性的市场信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以第一产业为主，因此与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的发达城市地区容易形成产业互补， 在全国性的市场中寻求到固定的消费群体， 从而切实增加经济收入。 其次，数字经济具有去中心化效应。传统的制造业具有鲜明的集聚效应， 大量的上下游企业集中于同一区域内，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工业城市。由于交通运输的需要，十分注重区位优势。而数字经济则由于工业物联网的发展， 能够使得不同产业链通过平台进行信息对接， 并借由便捷快速的交通进行拼接整合，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区位的重要性。最后，数字金融能够帮助农村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获取资金，帮助农村人民自主创业。移动支付能够加快贸易结算速度， 加速资金流转。 根据金融深化理论，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门槛效应、 减贫效应、 排除效应可以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综上可知，数字经济、数字金融对于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十分显著。但是，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有待增强，数字技术人才欠缺，农村居民对于数字技术的认识程度不足等问题， 制约着农村数字经济更高水平的发展，不利于实现农村高水平共同富裕。

3．数字时代与精神富裕关系问题。 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的富裕，更是精神的富裕。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人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 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彰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资本是衡量一切的标准。 人只是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生产要素而存在， 其存在价值只在于生产剩余价值。 因此，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是单向度的经济人。 而共同富裕实质上是对于单向度的经济人的超越。它强调的是人自身的发展，在物质需求满足条件下的更高水平的精神境界的发展。 这是向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现实过渡。 数字经济的发展衍生出一批数字劳动岗位，与制造业相比，这些岗位自由度较高，更加符合新一代青年人的需求，为青年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就业可能性。 传统制造业对于青年人吸引力的下降、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都在一定的程度上迫使着传统制造业进行产业升级，实现生产的数字化和智能化。 这必然会推动对于高端劳动力、 高级工程师以及科学研发人员的需求。这种需求会转化为高端人才培养的教育投资，而教育对于提升个人以及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具有直接显著的作用。在此种维度下，客观经济结构的需求和实现人的精神富裕的价值取向达到了合一。同时，制造业的智能化和机器人的运用会极大提高劳动效率。 人不再需要长时间的束缚在机器之前，因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精神富裕）提供了可能性。人在完成必要的劳动时间之外，能为自己留有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 将这段时间用于陪伴家人，享受生活，以及实现精神富裕。此外，文化采取数字化的形式，能够优化文化供给。数字的共享性和虚拟性能够使广大人群同时享受文化的风采。 数字文化的呈现方式日益多元化，以视频、音乐、文本等多种方式呈现，能够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 《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就表明了国家大力推动精神富裕进程的决心。 从上述可知， 数字时代对于实现人民群众精神共同富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但是，资本逻辑的存在始终是实现人民群众精神共同富裕的障碍所在。对于剩余价值的渴望会促使企业不断侵蚀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 缺乏足够的用于发展自身精神境界的时间，精神富裕就难以实现。而在数字文化领域，资本逻辑的存在加剧了文化领域的无序性。资本只需要最能获得流量和利益的文化， 而不过问其是否符合主流价值观， 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的精神富裕。 这些都是我们为了实现精神共同富裕必须警惕和面对的问题。

三、 数字时代共同富裕取得更为实质性进展的实践进路

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差距以及数字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城乡地区之间数字鸿沟的存在、资本逻辑的存在都是我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实质性进展必须要直面和解决的。

（一）增加数字劳动者收入，推动公共服务数字化与均等化

在初次分配层面， 数据成为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分配成为了焦点问题。 从数据创造主体来看，用户、企业和政府三方共同创造了数据， 数据所创造的价值应当归属于此三者。然而，用户的数据价值界定极为困难，人数众多的分配也较为难以实现，多数情况下被数字企业无偿的占用。面对此种情况，国家可以尝试对数字公司开征数字税， 以税收形式将用户创造的价值收拢于国家手中， 以社会公共服务和再分配的手段返还于人民。 从当前数字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来看， 数据要素所带来的收益分配与资本强相关，与劳动的关联则较弱。数据作为一种市场要素， 只有通过与劳动和资本的结合才能实现其价值， 数据所带来的收益理应为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共有。 因此，应当厘清资本要素、劳动要素和数据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 确认劳动对于数据收益的分配权，切实增加劳动者收入，在保障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确保社会分配公平。 数字劳动者权益保护是数字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 数字平台通过与数字劳动者采取合作方式来规避雇佣责任， 并利用数字劳动者职业的特殊性， 延长工作时间， 加剧了对于数字劳动者的剥削。 因此，国家有必要完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 明确数字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雇佣关系，督促数字平台履行相应的雇佣义务， 确保数字劳动者拥有的劳动合法权益。例如，限定数字劳动者的最长工作时间，明确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的界限。确立基本工资保障， 并防止平台肆意克扣数字劳动者工资。 制定对数字劳动者的职业安全防护及职业伤害补偿的相关法律法规， 将数字劳动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等。在再分配层面，数字经济的繁荣从根本上筑牢了共同富裕的物质根基， 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供给优化也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助力。 因此，党和政府大力推行数字中国建设战略，将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服务深度绑定，促进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社会公共服务数字化深度开展。此外，国家通过采取社会再分配的方式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这是国家通过再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之举。《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 年）》就明确了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政策方向。 这在事实上消除了广大人民的后顾之忧， 增强了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实质性的进展。

（二） 发展特色化和更高水平乡村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农村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是基于多种原因的，如缺乏资金、缺乏优势产业、区位限制、基础设施问题等。前述我们分析了数字时代赋予了农村经济落后地区良好的机遇， 数字技术的应用、平台的构建、数字金融的发展逐次消解了区位问题、市场问题和资金问题，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从经济增长的绝对值来看， 数字时代切切实实赋予了农村经济落后地区发展机遇。 但是，由于城乡、地区之间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数字资源的丰富程度、数字技术人才的多寡和数字经济规模大小的差距， 双方仍然存在数字鸿沟。因此，农村经济落后地区应充分利用国家政策优势， 补齐农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短板，发展特色化和更高水平的农村数字经济，实现乡村振兴。首先，农村落后地区可以在国家的帮助下完善数字基础设施， 实现农村地区互联网的全覆盖和增强稳定性， 并逐步实现数字基础设施的优化升级， 这为农村落后地区数字经济的开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其次，地方政府应加强对于农村地区居民的数字技术教育， 使其能够熟练掌握数字技术的使用，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知识基础。再次， 国家应该加大对于数字技术人才和农业人才的培养力度， 鼓励既懂数字技术又懂农业的人才前往农村地区，助力于乡村振兴。 最后，农村地区应根据地方独特优势， 开发地方特色产业和特色产品，如生态农业和特色旅游业。 在此过程中，最大程度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和地区特色化优势，以数字平台为枢纽进行宣传， 展现产品优势和地区特色，吸引产品消费者和旅游爱好者。 同时，逐步将数字技术的应用从原来的流通领域引入到生产领域和第三产业。在生产领域，逐步进行农业生产的数字化，推动农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在第三产业中，推广数字化服务将会提高服务水平，优化服务流程，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和高品质需求。产业数字化与农村经济落后地区的深度绑定， 数字经济的深度发展，将会缩小城乡之间存在的差距，极大地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

（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克服资本逻辑

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 对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基于自身特有的增殖逻辑，资本往往会突破边界野蛮生长，侵害人民的利益。 数字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阻碍便是资本逻辑。数字时代资本逻辑体现在多个层面，如前述收入分配问题、数字劳动者的权益问题、精神富裕问题。因此，克服资本逻辑是一个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那么我们该如何克服资本逻辑，使之服从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呢。 答案是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具有两层含义。其一，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党始终不渝践行的初心使命。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党的全面统筹，因此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其二，资本作为市场经济中的重要要素， 其渗透到市场经济的各个层级，市场经济总体遵循资本逻辑。由于市场经济已深入人民生活的各方面， 资本逻辑体现在社会的多层次、多领域。因此，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数字经济的发展给予了资本以新的形式和内容，资本与数字技术、数字平台结合，资本向数字资本转化。因此，党在面对新的形势下必须增强自身的数字治理能力，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其中， 规范数据要素市场成为了一个要点。 数字资产确权、完善数据资产使用权、处置权和运营权等的授权体系， 强化数据反垄断成为了党加强数字治理的重中之重，这对于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规范数字资本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2022 年5 月17 日全国政协在京召开的 “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研讨会便着重探讨了数字治理问题。而对于数字文化市场的治理， 则事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因此，必须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 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定海神针作用，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精神共同富裕。从根本上来说，党在面对资本逻辑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通过宏观调控克服资本逻辑的自发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便提出了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的总基调。 可以设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实质性的进展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必将实现， 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理想在共同富裕实现的过程中必将迈出坚实的一步。

数字时代无疑是一个充满希望并能够助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实质性进展的时代。 其在促进经济繁荣、带动劳动就业、助力乡村振兴、实现精神共同富裕诸多层面提供了机遇。 但同时， 收入差距、数字劳动剥削、城乡地区差距、数字鸿沟以及更深层的资本逻辑的存在， 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共同富裕向着更高水平的发展。因此，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以共同富裕逻辑为导向， 切实增加劳动者收入、推动社会公共服务数字化与均等化；发展特色化和更高水平乡村数字经济，实现乡村振兴；加强对于资本特别是数字资本的治理与运用能力。 最终，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共同富裕必将取得更为实质性的进展，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将逐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