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豪

（江苏省张家港市乐余高级中学 江苏 张家港 215600）

一、“宏大叙事”“小叙事”与《百合花》

“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这一概念，在文学或影视作品中，往往与国家、民族、人民等抽象的概念相关联，具体可表现为宏大的故事背景、波澜壮阔的情节以及恢弘远大的主题。基于“宏大叙事”，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需要把握好时代的命题，书写出时代的脉搏，这对大多数的文艺创作者来说，是具有一定的挑战性的。令人欣喜的是，一些伟大的具有“宏大叙事”特征的文艺作品例如《茶馆》《子夜》《百年孤独》《三体》等历经时光的淘洗，并最终在文学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但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首次将“宏大叙事”概念化，并指出了“宏大叙事”和“科学”之间尖锐且不可调和的矛盾：“科学讲求实证，而大部分宏大叙事，到头来只是寓言”。在科学的实证精神面前，“宏大叙事”中“伟岸的英雄主角，巨大的险情，壮阔的航程及其远大目标。它逐渐消散在各种叙事语言因素的迷乱星云里”，难以令人信服。

因此，“小叙事”（Little Narratives）应运而生。有别于“宏大叙事”，“小叙事”指的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受到严格限制的叙事”，“小叙事”不再依靠所谓的“宏大”来叙述故事、阐释主旨，其动人之处反而在于故事本真的魅力，深入生活、探幽索胜，挖掘人性的深层次、探寻生活的最本真，为读者呈现出“宏大叙事”所不能构建的审美体验。当然，“宏大叙事”与“小叙事”之间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界限和绝对明确的边界，所谓的定义也只是相对的，举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宏大叙事”的“小叙事”关系，恰如“见林”与“见树”的关系。

《百合花》是茹志鹃与1958年发表在《延河》上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虽几经波折、但最终能够发表，并获得了“清新俊逸”（茅盾语）的评价。笔者言其是“小叙事”而非“宏大叙事”，原因在于茹志鹃在创作这篇小说之初，就有意识地规避了“宏大叙事”，“记忆的筛子啊！把大东西漏了，小东西却剩下了”，茹志鹃也曾自嘲自己不是“写史诗的大作家”。她回忆自己在前线的经历，以自己曾遇见的人、经历的事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写出了《百合花》，将“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动人情感诉诸笔端、娓娓道来。事实也确如茹志鹃所言，基于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细致刻画、故事时空背景的有意限制、相对简练的情节设置与典型意象的巧妙穿插，《百合花》最终呈现出独属于其审美气质的“小叙事”。故基于“小叙事”的相关定义、作者的创作意图与最终的文本呈现，我们可以做出判断：《百合花》是“小叙事”而非“宏大叙事”。

二、《百合花》中“小叙事”的具体表现

（一）人物形象的“小叙事”

关于《百合花》的“主人公”究竟是谁这个问题，学术界虽存在着一些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百合花》作为一部短篇小说，主要是围绕“我”——作为故事的讲述者和参与者、通讯员和新媳妇来组织情节、推动故事发展的。换言之，《百合花》写的是人物的“小叙事”。但与“我”相比，小说中更多着墨的是通讯员与小媳妇。

在塑造主要人物形象上，茹志鹃主要是采用了“先抑后扬”的手法。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通讯员呈现出极其“别扭”的性格：这位通讯员护送我到前线包扎所去，并没有一上来就和 “我”攀扯，而是“撒开大步”，将我“撂下几丈远”，不好意思的“我”一开始根本追不上他的步伐。但在这里，作者安排了第一次转折，这位通讯员却像是“后背好像长了眼睛似的”，“我”走得快他也快，“我”走得慢他也会放慢步伐，始终与“我”保持着距离。“我”也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我也由此对他产生了兴趣。在这里，茹志鹃并未直接就向读者介绍这位“内向羞涩”的通讯员，而是通过“我”的眼睛，为读者勾勒其腼腆、不善言辞的初印象。茹志鹃《百合花》极其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描写都是朴素、平实的，充满了如其所是的事实感”，逼真传神。之后更是通过“我”与他的第一次聊天来加深读者的“刻板印象”，无论是他和我交流过程中的坐立不安、一头大汗，抑或是聊天时几乎是全程我主导下的一问一答，再次验证读者内心的猜测：这是一位不擅长和异性沟通的小伙子。这也为后文通讯员第一次自己向小媳妇借被子失败作铺垫，一张娃娃脸，又是这样的性格，怎么能向一位刚过门三天的新媳妇借到被子呢？这样想来，通讯员第一次“借被”失败也是理所应当的。而当时“我”和读者对于通讯员的印象有多刻板，之后通讯员的英勇无畏与牺牲就显得更是壮烈和感人。在这里，茹志鹃“狡猾”地通过“我”的视角和通讯员前后言行的极大反差——通讯员奋勇扑在手榴弹上来构建人物形象的复杂性。

而与通讯员相比，另一位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旗鼓相当的便是新媳妇。这是一位极“美”的新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刘海”。虽然一开始通讯员和她的沟通并不是尽如人意，并没有从她那里借来被子，更是评价她“死封建”，最后是“我”出动才借来了被子——这是一床枣红底百合花花纹的被子，与我的沟通过程更是主要我说，她几乎只是听着笑着，但最后还是捧来了她的嫁妆、她的新被子。可以说，茹志鹃笔下的新媳妇带给读者的初印象几乎接近于通讯员了，看起来都是一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不爱说话”甚至似乎是难以沟通。但其实她的心灵“犹如出水的芙蓉一般清新、纯净”，随着情节的展开，读者伴随着“我”的一双眼睛，对新媳妇的印象也逐渐改变：乡干部动员群众到包扎所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这位新媳妇就来帮忙，对于自己当时捉弄通讯员的行为表示愧疚，之后更是在新媳妇为通讯员擦拭身子、缝补衣服破洞乃至抢夺自己的百合花被给通讯员盖上时实现了观感的扭转。在这一瞬间，《百合花》的两位主人公通讯员和小媳妇的身上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值得肯定的是，读者和茹志鹃颂扬的是通讯员和小媳妇作为人所具有的光辉人性，这令人目眩神迷的高尚品格是每一个平凡的人都拥有的。换言之，茹志鹃写的是芸芸众生当中最普通的微小个体，是平凡人的生活，是独属于寻常人的“小叙事”。

但也应当注意，小说几乎主要就是基于“我”的视角来展开这幅画卷的，“我”在这篇小说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但与《孔乙己》中的小伙计不同的是，“我”不仅仅只是《百合花》当中的“观察者”，“‘我’全面呈现了两位主人公的方方面面”，“我”也是这则故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观众的视角几乎就是“我”的视角，“我”眼睛充当了读者的眼睛。也是因为“我”需要去包扎所，所以团长安排了通讯员护送“我”，这是故事的开端。一路上，“我”的观感基本上就是读者的观感，“我”对通讯员一开始的“刻板印象”也同样影响了读者的观感，同样认为通讯员“似乎”也是一位“不近人情”的人。但读者也伴随着“我”的视角，见证了通讯员在小媳妇那里碰到的钉子，以及最后小媳妇羞涩忸怩消失，庄严虔诚地为通讯员拭身子的一幕，这一幕圣洁庄严、震撼人心。可以说，“我”就如同一个经历了完整事件的普通人，“我”的视角使读者身临其境，而茹志鹃通过“我”的眼睛，记叙了一件微小、真实却又震撼人心的故事。

（二）时间与空间的“小叙事”

人们可以看到，虽然这个故事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一波三折，但是细究其发生的空间舞台与故事时间，会发现其“空间”与“时间”是“有所限制”的。换言之，这是一个“有限时空”背景下发生的故事，也即“时间与空间”的小叙事。从时间上来看，故事在一开始就有所交代，这是一个发生在“1946年的中秋”的故事，故事集中发生中秋这一天，这样在时间上就有所限制，也就束缚了故事的发展，逼迫小说的作者不得不对这一天内发生的事件有所取舍、精心挑选，来组织小说的叙述重点。从空间上来看，情节展开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小媳妇家、包扎所以及不同故事场景转移过程的路上，主要人物的展示舞台在空间上是有所限制的。故笔者判断，《百合花》在“时空”的叙事上，是有所限制的，即时间与空间的“小叙事”。那么，茹志鹃又是如何组织情节，在有限的“时空”内书写他们的故事呢？

最为突出的，就是叙述重点上的“抓大放小”。中秋节这一天发生了那么多的事，不是每时每刻、所有的事件都要不分详略全部眉毛胡子一把抓地全部写出，茹志鹃在组织中秋节这一天里不同事件的叙述是有所侧重的。开头我作为文工团的代表，被外派到包扎所去工作，只是简单一笔，交代一下故事的背景就简单略过，并没有详细介绍我在文工团的身份和相应的信息，介绍新媳妇刚过门三天，却在全文中丝毫不提及她的丈夫去了哪里，整个故事结束之后又发生了什么？这些全部留给读者自己去展开联想。而且作为一篇战争题材的作品，小说对战争场景的相关描写更是少得可怜，通讯员舍生忘死救战友的场面更是通过担架员转述来侧面描写。但是也应当承认，茹志鹃精心撷取的场面也确实值得，即《百合花》中较为突出的三段情节，分别是通讯员送“我”、“我”与通讯员借被和通讯员牺牲。这三段情节紧紧围绕着小说的主要人物展开，通过人物性格推进情节，借由故事情节展现人物品格，展现人与人之间最纯真质朴的情感。可以说，有所选择的“抓大放小”不仅没有使这个动人的故事情节缺漏，反而余音绕梁，增添了想象的空间。

不可忽视的，则是侧面烘托和渲染手法的综合运用。虽然突出的是其中三段情节，但是也很容易就会发现，“通讯员牺牲”情节是整篇小说的高潮，也是这篇小说中最为闪光亮眼的部分。“通讯员”视死如归的场景并未采用直接描绘，而是他人转述，一位年长的担架员“一把抓住我的膀子”，用渴求的眼神望着“我”，之后更是通过小媳妇的失态来表现这位年轻小战士行为的伟大，他还那么年轻，就永远地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再也不会醒来了。此外，包扎所也是一处不可忽视的场景，“我”因战争来到“包扎所”，因此与通讯员结缘，通讯员因包扎所需要向小媳妇借被子，新媳妇来到包扎所，最终在包扎所相会。作者更是浓墨重彩地描绘包扎所的忙碌，写“我们”的脚不沾地，和外面战斗的枪声，侧面烘托战争的激烈。这些手法的综合应用，最终书写出空间与时间“有所限制”的“小叙事”。

（三）情节与意象的“小叙事”

纵观《百合花》这则小说，可以发现，故事的核心是“一条被子”，小说的情节也并不复杂。茹志鹃围绕着一床洒满百合花图案的被子展开情节：通讯员和“我”去借被子，到最后小媳妇夺下被子，茹志鹃借一床被子串联起了整个故事，用寓意纯洁的百合花象征人与人之间最为纯真的情感。可以说，这是一则虽然情节简单但是意蕴无穷的故事。但也应当注意到，除了看似简单的故事情节，茹志鹃在文章中穿插了众多意象，作为烘托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工具，巧妙安排，比比皆是。

虽然战争的阴霾和乌云无时无刻不笼罩在《百合花》这篇小说中，但是如果结合“我”的视角，分析小说中涉及的意象，会发现天空并不总是“阴沉沉”的，花草也并不都是衰败枯萎的。与之相反的是，《百合花》中的一系列意象恰如小说的标题“百合花”一般——清丽优美。一开始，通讯员送我去包扎所，在“我”的眼中：雨后清新的空气、晶莹剔透的露珠、雨水冲洗过后青翠水绿的庄稼，生机勃勃。我脑中与通讯员有关的想象：苍翠如雾的竹海、盘旋而上的石阶、竹海中辛勤工作的小伙。我记忆中的中秋团圆是月光下摆得整整齐齐的瓜果时蔬，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与通讯员有关的意象更是多次出现：“我”第一次观察他时插在步枪筒中的几根树枝、再次见面时他枪筒里多出的一枝野菊花、借被子时被挂坏的衣服与结尾新媳妇为他默默缝上的针脚……他既是在生死时刻奋不顾身的一位战士，也是一位十九岁的小伙子。

如果茹志鹃的笔下是战争环境下的满目疮痍、生灵涂炭，那么《百合花》的故事可能就会呈现出另一种故事走向，呈现的是连天烽火、残酷战争、人性抉择……幸好，这些意象的穿插使用为故事的环境描写增色添彩，一系列“清丽优美”的意象不仅丰富了小说的情节，而且对相应人物的塑造更是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三、结语

《百合花》作为茹志鹃的代表作，以其“清新、俊朗（茅盾语）”的风格、栩栩如生的人物、引人入胜的情节，恰似一朵永不凋谢的百合花，在文学的长河中散发出迷人的芬芳，永不磨灭,历久弥新。但《百合花》作为一篇“战争题材”的小说，有别于同题材的其他小说。它并未采用“宏大叙事”，过多地着墨于战争的大场面、勾勒战争局势的波诡云谲，而是匠心独运另辟蹊径，通过有所限制的“小叙事”，围绕一床洒满百合花图案的被子叙述了一则动人的故事。作者以“我”的所见所闻，记叙残酷战争背景下普通人之间的故事，关注平凡个体之间的相逢与分离，挖掘人与人之间最纯真的情感，将残酷战争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人性之美、之善书写得淋漓尽致，并最终谱写出一曲圣洁的人性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