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波 李天良

芍陂是我国淮河南岸的一处古老的陂塘型蓄水工程，始建于春秋中期楚庄王时期，由当时楚国令尹孙叔敖创建，至今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芍陂能够持续发挥灌溉效益，与国家的社会政治需求息息相关。三国时期，芍陂所处的淮南地区处于魏吴军事战争的前线，却没有为战争所湮废，得益于曹魏实行的屯田制度，这一时期是芍陂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节点。

一、芍陂创建与淮南地区农业起步

芍陂初建于楚庄王时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时代的必然产物，更与楚国开疆拓土以及楚庄王的争雄称霸战略密不可分。楚国领地，最初在江汉一代，楚庄王即位后，势力逐渐发展壮大，领土向东部淮河流域扩张。公元前601年，淮南地区发生“群舒叛乱”，楚庄王派兵一举平定，进一步加强了对江淮地域的控制，史载“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这里所指的群舒之地，就包括芍陂所在的寿县。至此，淮河以南、巢湖以西广大地区正式成为楚国疆域，这里与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吴越两国相邻界，是楚国北上南下的军事要道，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为巩固在江淮地区的统治地位，防御吴、越两国侵犯，实现沿淮而下吞并徐夷，并进而北上与齐、晋争夺陈、宋等国的军事扩张战略，楚国首先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以满足争霸战争对粮食的巨大需求。

淮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适合大规模发展稻作农业，如何使淮南这一战略要地尽快变为楚国稳固的后方粮仓，就成了楚庄王谋求争霸大业的当务之急。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楚国令尹的孙叔敖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在淮南的寿县修建了重要的水利工程芍陂。

芍陂创建后，灌溉了淮南淮北广大地区，改变了当地无雨则旱、多雨则涝的局面，使这一带很快成为主要产粮区，既满足了楚庄王开疆拓土对军粮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楚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正如《史记》所说：“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赖于芍陂产生的巨大灌溉效益，楚庄王之后，淮北淮南一带逐渐成为楚国继江汉地区的又一个经济政治中心，春秋末期这里已形成了早期比较繁荣的城市寿春。

芍陂在两汉时期，有比较稳定的发展。《汉书·地理志》记载：“九江郡，秦置。高帝四年，更名淮南国。武帝元狩元年，复故。有陂官、湖官。”当时九江郡所辖县十五，其中包括寿春邑，说明芍陂在西汉时期已设有专门的陂官管理。到东汉建初八年（83），王景任庐江太守。“致地力有馀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可知当时淮南人民还不知牛耕之法，王景教会当地人民使用耕犁，再加上芍陂的灌溉作用，淮南地区农业耕地面积扩大，农业增收。

二、曹魏屯田制度下的芍陂

东汉末年，各方割据势力不断混战，经济发展一落千丈，粮食匮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由于袁术祸乱，淮南地区土地大片荒芜，人民纷纷逃离家园。曹操《蒿里行》里“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描写，正是这一时期淮南地区的真实写照。《三国志》记载：“自遭丧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在这种背景下，割据各方都在想法设法发展农业，恢复经济，为军事战争提供稳定的后方保障。战争使大片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宋书》记载，“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然而这种情况却为屯田制度提供了必需的土地和劳动力。

公元196年，曹操吸取了“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历史经验，率先推出了屯田制度。曹操“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魏书》中记载：“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列置田官，所在积谷。”

何为屯田制度？屯田制度是指中国古代朝廷利用士兵和农民垦种荒地，用来取得军队给养或税粮的制度，包括军屯制度、民屯制度和商屯制度。曹魏屯田主要是军屯和民屯。屯田制度先在许昌试行，成功后向各地推广，芍陂所在的淮南地区是曹操重要的统治区域，也是当时重要的屯田区。

建安五年（200），曹操任命刘馥为扬州刺史，召集流民广开屯田，兴修水利工程。“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蓄”。建安十四年（209）秋七月，曹操又亲至淮南，“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三国志》记载：“太祖开募屯田于淮南，以慈为绥集都尉。黄初末，为长安令……”绥集，就是安抚聚集，绥集都尉，意指安抚招募流民屯田的官吏。由此可知，仓慈在淮南地区担任绥集都尉，管理民屯，一直持续到黄初末年（200-226）。而芍陂在这一阶段，得到了修治和重视，成为屯田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灌溉工程。

曹魏时期的屯田制地位很高，屯田机构不属于地方官管辖，直接隶属于中央。大司农掌管全国的民屯或者军屯，诸典农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通典》说：“典农中郎将、典农都尉、典农校尉並曹公置。晋武帝泰始二年，罢农官为郡县，后复有之，隋炀帝罢典农官。”管理屯田的官员成为典农中郎将或者典农校尉，相当于郡守一级，典农都尉属于县令一级，屯司马负责一屯，每一屯有屯田客五十人。民屯主要依靠招揽流民。募来屯田的农民被称为“屯田客”，或者叫典农部民，一旦成为屯田客，就不能随意转移。民屯种植稻、粟、桑、麻，屯田客不须服兵役。曹魏屯田早期，农民并不肯接受，“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后来曹操接受了袁涣“乐之者乃去，不欲者勿强”的建议，屯田制度才得以推行。

自建安初年开始，军屯也在淮南地区展开，但因为淮南是曹魏政权对垒东吴的前沿和东吴进攻中原的必争之地，又是东吴早期经营过的地盘（吴国孙坚、孙策在淮南地区先后征战多年），在魏国和吴国对垒期间，双方围绕淮南地区的争夺从未停止，战争不断，屯田制度屡屡因为魏吴之间的战争而遭到破坏。

魏正始年间，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曹魏统治有所巩固，郡县经济也有所复苏，民屯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降低了。为解决给养问题，军屯的条件更为成熟，得以更快发展，淮南作为与吴国的主要必争之地，更成为军屯的重要区域。军屯保持原有的军队编制，掌管军屯的官员在郡守一级一般称度支中郎将、度支校尉，县令一级称度支都尉，下面也设屯司马。度支本意为规划计算，量入为出。军屯大约是以营为单位，每营屯田兵约六十，每屯也有屯司马。军屯与民屯不同的是，军屯的生产生活资料都由军队统一支付，所收获的田产也归军队所有。曹魏时期规模最大的军屯，是淮水南北两岸的屯田，常规是四五万人，最多时有十万之众。军屯的屯兵也没有自由，需要世代当兵。按上文记载邓艾屯田，五里置一营，一营六十人。那就是一里屯田需要12个人，三国时期240平方步为1亩，6尺为一步，推算下来，三国时期一亩相当于504平方米，相当于现在0.756亩，12个人要种262亩，每个人大概要种23亩。

三、邓艾屯田与芍陂修治

魏齐王曹芳正始元年（240），司马懿选拔邓艾为屯田官，开始在淮南、淮北实行屯田以积储军粮，与东吴对垒。为了扩大与孙吴作战的供需，邓艾受命“广田蓄谷”，十分重视发挥芍陂的作用。

这次屯田，邓艾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邓艾十分清楚淮南对于曹魏的重要性，他认为与其远道输送粮食到淮南前线，不如就地屯田。他把曹操当年屯田许昌的历史经验推而广之，指出屯田是与东吴长期抗衡的有效对策，简便易行，可以增强国力，缩短补给。经过考察，邓艾提出在淮南、淮北大规模屯田的具体方案，又以当年曹操在许昌实行屯田制度成功为例，指出淮南的核心地位以及屯田的重要意义。“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版，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今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怀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由以上材料可见，邓艾时期军屯是大规模的，淮南淮北间有五万人屯田，实行轮休制度，另外还有四万人“且屯且守”。

屯田的同时，邓艾还对水利工程进行整治。首先就是开凿河渠，兴修水利。《三国志·邓艾传》中记载：“迁尚书郎。时欲广田蓄谷……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为了保障军事补给，邓艾还疏通漕运运道，著有《济河论》的水利著作。他还在芍陂旁修建了五十余所小陂，“复与芍陂北堤凿大香门水门，开渠引水，直达城濠，以增灌溉，通漕运。”

郦道元《水经·肥水注》里提到了邓艾所修的大香门水门，“陂有五门，吐纳川流”，“西北为香门陂”。根据描述，这五个口门一是五门亭南的进水口，是如溪水和涧水相汇后通过此门入陂处，估计在此进水口设有泄洪设施，多余的水量可泄入沘水。因为如果没有工程控制蓄泄，则不需要设置口门。二是位于东北角的井门，沟通芍陂与肥水，“更相通注”。三是位于塘北孙叔敖祠下的芍陂渎口门，泄陂水入芍陂渎，渎向北流，分为二水，东去一支为黎浆水入肥水，北去一支经寿春城，供寿春用水，再注于肥水。四是位于塘西北的羊头溪水口门，泄陂水入羊头溪，北注于肥水。五是位于西北角的香门，即为邓艾所修大香门，积而为香门陂。五座口门中，五门亭口门是芍陂的主要进水口门，其余四门为灌溉口门，井门与羊头溪水口门兼有泄洪功能。邓艾修建大香门，主要出于灌溉的目的。

邓艾修治芍陂后，芍陂的灌溉面积逐渐扩大，寿春成为当时淮南淮北的重要产粮中心，正如《晋书·食货志》所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沘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

四、屯田制度与芍陂水战

曹魏的屯田举措引起孙吴的密切关注。孙吴地处江南，滨江临海，地理环境优越，加之有着先进的造船技术和南方人擅长舟楫的优势，水军力量在三国当中最为强大。面对强大的魏国，孙吴发挥了其在水军上的优势，赤乌四年（241）四月，东吴对曹魏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兵分四路向淮南、汉水一带展开袭击。五月，卫将军全琮率部对淮南展开攻势，直逼芍陂北方的寿春。东吴这次袭扰的主要目的在于破坏屯田，并对曹魏的屯田核心设施芍陂进行了大规模破坏，芍陂大堤被挖断，屯田水利设施受到严重毁坏，芍陂下的屯田被淹，一片汪洋。“夏，四月，吴全琮略淮南，决芍陂，诸葛恪攻六安，朱然围樊，诸葛瑾攻中。征东将军王凌、扬州刺史孙礼与全琮战于芍陂，琮败走。”至此之后，芍陂一直没有修治的记录，直到西晋时期，淮南相刘颂对芍陂进行了有效的治理，制裁不法大户，“颂使大小勠力，计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

五、屯田制度对芍陂的意义

屯田制度是三国时期特定历史制度下的产物，目的是恢复魏国经济，最终达到消灭吴国的目的。据《三国志·邓艾传》里邓艾估算，军屯为曹魏政权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巨额收入，军屯“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 著名史学家顾祖禹曾指出：“魏晋之际，屯戍淮南，用刘馥、邓艾之策，兴陂堰，事耕屯，则转输不劳，而军用饶给。”“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可见，屯田对于魏国实力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屯田制度在民屯期间大量招募流民，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稳定，也加速了郡县经济的发展。魏末晋初废除民屯的时候，在有些屯区增建了新的郡，比如咸熙元年将原来的武典农升为郡，治原武（今河南原阳县），将襄城典农中郎将改为郡，治襄城（今河南襄城县）。

屯田制度在魏末走向衰落，魏国社会经济恢复发展以后，豪强地主的势力开始抬头，尤其是以司马氏集团的世家大族势力，要求重新分配土地和劳动力，屯田制度组织起来的耕地和劳动力成为豪强地主争夺的对象，《三国志》里就提到魏国豪强何晏抢占土地“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都桑田数百顷”。与此同时，国家把这种屯田的劳动力赐给官僚地主，“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 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还有一些统治者随意动用屯民去修建宫室或者经商盈利、甚至用来打仗。如《三国志》记载“（俭）出为洛阳典农。时取农民以治宫室，俭上疏曰：‘臣愚以为天下所急除者二贼，所急务者衣食。诚使二贼不灭，士民饥冻，虽崇美宫室，犹无益也。’”曹魏末年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势力，也常常利用屯田兵民参加战争，如正元二年（255），毌丘俭“迫胁淮南将守诸别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寿春城”。另一方面，屯田的租率也越来愈高。屯田制之初，《晋书·傅玄传》载:以往是“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持私牛者,与官中分”。到魏末,租率大幅度上升,“持官牛者,官得八分, 士得二分；持私牛或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屯田兵民受到苛刻的剥削和压迫，要求人身自由，不断起来反抗，使得屯田制无法继续进行。

咸熙元年（264），郡县内普遍推行的屯田制度遭到废黜，曹魏推行的屯田制结束了，但是军屯在一定地方依然存在。

六、结论

曹魏屯田制度是特殊政治形势下推动农业发展、保障战争军粮的重要举措，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得益于有利的地理位置，芍陂得到了统治者们的重视，水利工程得以维修，邓艾开凿大香门，奠定了芍陂的主要水门规制，为隋代赵轨开32水门和隋唐时期达到历史最高灌溉面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