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云仙 王玉珍

江西江河湖泊纵横，在广阔的水域上有相当数量的船民靠驾船为生。他们常年漂泊于水上，为了应对各种天灾人祸，往往按照业缘、血缘和地缘关系结成船帮，以期在漂泊不定的水上互相照应。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国家管理的缺位或政府权力滥用，船帮在水上社会比较盛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完成了土地改革、城市和工矿民主改革之后，船舶众多的水域自然成为加强管理的重要区域。为了实现对水上社会的有效管理，从1952年11月开始，国家开始布置全国水上民主改革，“目标为肃清反革命分子和打倒封建把头制度”。通过水上民主改革，将分散的船民组织起来，统一运价、组织货源、统一调度，使其成为运输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面临民主改革时，水上民众具有什么样的心态？在以往阶级斗争叙事中，民众往往被叙述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的状态。但事实上，民众的心理非常复杂，远非如传统革命史叙述的那么简单。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重新书写革命史的呼声，在深入梳理史料基础上，努力呈现革命的复杂面相。笔者也是出于同一研究旨趣，选择江西水上民主改革中国家政治动员与民众心理、行为选择作为考察对象，意在通过区域研究展现政治运动的多维面相，再现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动员工作的细致与复杂。与陆地的政治运动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水上民主改革学界关注较少，目前还缺乏对水上民主改革中的国家动员与社会心理、民众行为选择进行考察的成果。基于此，本文以此问题为切入点，以期呈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水上社会治理的历史图景。

一、把头：末路的挣扎与抵抗

把头作为旧中国水上船帮组织的头目，是水上民主改革的主要对象。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忙于农村土改和城市民主改革，在1952年之前一直未实现对水上的有效管理。国家权力的暂时缺位，让把头继续沿袭传统权威提供了可能，直至水上民主改革前，他们在船民和船工中依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民船民主改革档案中对把头进行了描绘：“封建把头在解放前通过黄牛船行，把持货源，剥削船民；通过荐头行、水夫店等组织，统治劳动力剥削船工；通过差船摊派，把持船帮公所，进行敲诈勒索。”从资料来看，把头管理船民，征收捐税，同时也为其延揽货物，介绍船工。在水上社会中，把头是沟通水运市场的核心，也是水上社会秩序的管理者。

在以往叙事中，把头被刻画为敲骨吸髓的剥削者。但事实上，这种单一的形象并不适用于所有把头。作为沟通市场和船民的中间人，把头是在水运中发展起来的行业性组织经理人，在中西方社会普遍存在。明清时期行帮遍布中国社会各行各业，水运业也不例外。大部分船帮为船民们自发的行业性组织，“一般由船户公举老于船业、熟悉地方情形者，充当本帮代表”。如河口镇有的船帮把头“经验丰富，德高望重，且具有一定的 组 织 能 力”。把 头 既 负 责 协 调 各 帮 内 纠纷，同时也为船民向各船行、各转运栈承揽商货装运。把头人际网络非常广泛，在船民中有相当的威望，作为船民和市场的中间人，把头从中招揽货物集散，赚取差价，此种经济行为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所奉行的经济理念相违背，因此，这种从中赚取差价的市场行为被定义为剥削。

不可否认，把头中不乏恃强凌弱之辈。由于水运的流动性和高风险性，让船帮和船业公会具有很强的行业性、地域性与排他性。国家管理的缺位，让他们经常与帮会、宗族等势力纠结在一起，弱肉强食，互相争斗。为了获取利益的最大化，把头或者经理也不乏通过暴力实现自己的目的。在时人回忆性文章中，也谈及了民国时期把头的劣迹。如“河口镇也有的船帮头，勾结坏人，向船民敲诈勒索钱财”；浒湾港帮头让船民缴纳“出帮费5%，帮差费5%，茶酒费5%，车船费3%，帮头年节送礼费等”。从上述资料不难看出把头残忍而贪婪的一面。

随着水上民主改革的开展，一些水上把头意识到了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他们向船民、船工主动示好，希望他们不要向工作队汇报情况。如浒湾港把头过细老拜访丁坎子，通过赔礼道歉修复双方关系；温圳港把头金仔则逢人便说：“我真急死了，赶紧要坦白”；温圳港旧帮经理陈早生请船民和船工们抽烟喝茶，希望在融洽的氛围中消除过往的不快，改善双方关系。在长期的水上运营中，把头和船民难免会产生各种摩擦，因此，一些把头希望在运动来临之际实现和解。而船工与船民也有类似的想法，毕竟把头照顾了不少生意，即使曾经有过不快，也没有必要追究。他们“认为事已经过去，留一线人情，日后好相见”，“三面清水一面天，少得罪人总是好”。水上虽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但他们日常社交网络比较固定，因此，大多数船民对把头的示好基本接受。

但有些把头已经习惯于恃强凌弱，并未意识到政治环境的巨变，仍然通过恐吓手段胁迫船民与船工。如星子县把头桂醇钊召开秘密会议，布置亲信打听消息，并说：“水上民改公安局要我负责，大家不要乱说”；德安王志全说：“民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政府是讲得厉害，像大风暴雨一样，雷大雨小”等等；安义县青帮头子魏作有放出狂言：“不怕他们作怪破坏，老子有机会杀掉几个”；高安有些把头则说“土改分田，民改分船，五反反老板，民改改工人”；九江林少荣“用菜刀砍手指的办法来威胁群众”；在日常水上运营中，把头不仅是权威中心，而且也是信息中心。船民和船工作为被管理者，已经习惯了顺从和接受把头的管理。对于肆意欺凌他们的把头，更是心存畏惧。把头们的威胁恐吓之词，确实在民众中产生了恐慌。一些“船民怕打虎不成反为仇，我们生命难保”，一时间不敢向工作队靠拢。

总体来看，把头、船帮经理在运动即将展开之际，一些寄希望修复与船民船工的关系，消减船民与船工对他们的不满。在大多数船民未接受阶级斗争和剥削观念之前，把头的这一方法可谓行之有效。工作队作为外来的“他者”进入水上社会时，大多数人对工作队避而远之，心存戒备。而习惯于暴力压迫船民的把头，则借助民众对工作队的戒备心理，依然寄希望于长期形成威势，逼迫船民和船工就范。毕竟在民国时期无论政权如何变换，他们大都通过暴力，在国家权力难以企及的水上为所欲为。但共产党领导的水上民主改革，最终彻底打破了这些把头们的幻想，随着国家重新整合社会的进程，把头作为一个群体注定要退出社会经济领域。

二、船民：从惶恐不安到积极靠拢

在国家政策划分中，船民被视为自己有船、参加主要劳动、不雇工和少雇工的个体劳动者，是民船民主改革的主要依靠力量，在水上人口中居于多数。俗话说世上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而撑船为其中之最，过度的体力劳 动提前透支了船民的健康，“生活非常辛酸”。船民常年漂泊于水上，大多数“过着缺吃少穿，极其贫困的生活”。民国时期，政府“在水上到处设关卡，封船打差，对船民进行敲诈勒索”，船舶被无故扣押甚至被中途拦截勒索的事例层出不穷。国民政府肆意盘剥的不堪记忆，让船民在和共产党接触时，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

船民中，除少数拥有大船者经济条件较好外，大多数比较贫困。国家对船民（包括船主）实行坚决予以保护的政策。但是，由于船民对国家政策不了解，加上土改的事实与传闻，让他们心中充满了不安。船民们普遍有三怕思想，“怕斗争，怕分船，怕镇压”，怕遭遇和地主一样的命运。因此，他们有的卖掉大船换成小船、解雇工人，希望改变自己的阶级成分。如高安船民要卖船当工人，也有人想把大船换小船改变成分；永修船主杨焕文说：“这次工作队下来是搞民改的，我们有大船的都要倒霉，要被分掉”；都昌“曹明瑞解雇工人，曹振棕将船只出卖，曹达松将两只船合并为一只船”；安义县邓居荣想要打船，听到民改，怕分船，所以船也不敢打了；德安县船民夏宏堂担心：“斗争以后是否还要他们驾船”；新建县船民则要求船工说自己是做短工的，并竭力阻止工作队上船住。临川船民“不敢雇工，以致造成船工失业。”从各地的报告来看，船民们充满了不安，情绪低落；船民们作为有产者，害怕失去自己的船只、更害怕失去赖以为生的职业，对自己的前途惴惴不安。

在此种情形下，消除民众的戒备心理，就成为工作队打开局面的首要目标。因此，在国家派出工作队时，要求他们要实现“三同”，即与船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获得民众的信任。永修水改人员事后回忆道：“工作队出港期间与船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队员很快学会了撑篙、摇橹、划船、升帆、拉杆，真正与船工打成一片。”工作队还出版了刊物，以方便大家交流心得体会。如《民船民主改革》刊登了一篇赣州工作队介绍经验的文章：“青年人喜欢谈将来，妇女喜欢谈家常，老板喜欢谈生意，工人喜欢谈工资和前途。根据不同的情况和船民谈话，船民就愿意接近我们，当船民谈得心和意洽时候，注意启发、诱导，就可以谈出船民过去受的苦及封建势力压迫。”［在共同的生活空间中，工作队帮助船民和船工干活，与他们吃一样的食物，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于“公家人”的看法。工作人员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最初在船民心中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但现在工作队与他们共同劳动，这无形中拉近了双方的距离。正如一位老人说：“我活七十多岁，都没有像你这样的人跟我说话，补衣服，这是毛主席教育得你们好啊！由此心里话说出来了。”工作队正是通过融入船民和船工的日常生活，与他们在近距离接触中，有针对地进行谈话，从而达到实施政治动员的目的。

在听了工作队关于把头剥削的宣传后，南昌港有个老船民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你们说封建帮头剥削，封建帮头不是也替船老大揽货吗？”这个疑问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船民的想法，他们认为把头为船主寻找货源，收入为合法所得，并没有将此种行为与剥削联系起来。但在工作队算细账之后，他们才意识到“剥削”这一概念。如温圳港“陈瘦子起先认为自己没有什么苦，后来经过算细账，才认识到他被封建把头章其详剥削敲诈去的算起来，可以买一条新船”；清江船民陈立生“在诉苦中只哭诉直接剥削他的小把头罗金才，反而认为大把头杨林堂是好人”，因此，工作队有意识地引导：杨是统治七个县船民的大把头！最终让陈立生把仇恨集中到大把头的身上去了；抚州港报告中谈到了一个船民的思想转变：“我一辈子没有过好日子，真是命苦，后来经过启发诱导，才认识到这些苦是反动统治、封建把头制给我们的，而不是命苦。”经过动员之后，他们在诉苦大会上成了重要的控诉者。如南昌港刘玉田“原来他说没啥诉的，在听别人诉苦后，也痛哭流泪地诉起了如何受封建帮头毛源才的欺压，说硬逼他把船卖掉，出外流浪讨饭……他越诉越伤心，群众也随之流泪”；温圳港一些原来不打算上台控诉的，也临时上台控诉；南昌港李根英“讲述水上恶霸王相生利用水警队，打差、封船，逼得全家无路可走。老弟因病无钱治，只得带病随船出差死在途中。死得可怜啊！在诉起过去这些痛心事，谁不同情呢？周围的人联想到自己的苦情，也淌下了眼泪”。

船民最初并没有把自己的苦归结为阶级剥削，对把头也没有太多的恶感，并没有将其归为另外一个阶级。在工作队的政治动员中，他们将把头贴上了剥削者和压榨者的标签，从而引导船民将直观的情感与个体体验转换为阶级意识，使他们在民船民主改革中，与船工一起成为国家依靠的力量。

三、船工：从江湖漂泊者到社会主义劳动者

船工是指没有船只，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船上工人，在阶级斗争语境中属于无产阶级，也是水上民主改革的依靠力量。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船工因为自己的无产阶级身份而心中释然。因为水上运输的高风险性，船工们往往加入帮会、同乡会等组织寻求帮助。在政治运动到来之际，以往参加帮会的污点历史，让一些船工显得惊慌失措。而身家清白的船工，则希望如陆地上农民一样获得船只。

在江西省的水域中，常年从事船工这一职业者有9086人，占水上从业者中的9.08%。船工们深受剥削，常年在风浪中搏击，随时有丧命的危险。民国时有句顺口溜:“船到港，货上岸，给双草鞋就滚蛋”，正是船工真实生活的写照。在阶级斗争叙事中，船工处于水上社会网络的底层，理应具有强烈的革命精神与斗争性。但事实上，大多数船工与理论上的无产阶级工人有着比较大的距离。由于“青、洪帮在水上有长期历史，影响较深，参加者较多”。除了参加帮会之外，大多数船工吃喝嫖赌，在水上漂泊的时光中也沾染了不少恶习。正因过往的污点经历，船工们在水上民主改革中表现出非常复杂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渴望获得工人阶级身份，另一方面，参加帮会的历史又让他们非常不安。在镇压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之后，各种传言在水上社会中广泛流传。如“民改像三反，个个要洗澡”，“青、洪帮是封建，一定要整”，“兄弟会也要整一下不可”，这些传言让船工们心中不安。“有历史污点的怕改到自己头上来，因此，不敢检举别人。”

相对于有历史问题者，身家清白的船工，则普遍希望像土改一样，斗倒老板分到船只，从中获取利益。他们渴望改变处于社会底层的地位，成为水上的领导阶级。船工们认为，“工人有工会法，农民有土改法，我们水上没有什么法”。星子船工“想提高工资，斗争船主，如土改一样分些东西。临川筏工说：“这次搞民改，老板不雇工，增加工资，就拿他去斗！”都昌县船工吴楚说：“我们没有翻身，陆地上斗争地主分东西，我们不斗船主也没有东西分。”安义县船工杨茂仙说：“我们工人要团结紧，打倒老板好翻身。”从各地的报告来看，船工们希望借运动改变经济状况的想法普遍存在。各地“没有船的希望分船，许多船工要求斗争老板，希望提高工资”。在行船生涯中，船民和船工有些矛盾与纠葛，因此，有些船工希望借助国家之力，不仅获得一些经济利益，而且也迫切希望可以像陆地上的工人阶级一样扬眉吐气，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正是出于此种动机，身家清白的船工在工作队的动员下成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如新港根子熊仕林（船工）从新港到官洲（两地相距十余里），“自动以苦引苦感动苦主”。但同时船工心中也存在困惑：“①不了解自己的领导权是怎样一回事，认为自己是领导阶级、船民要听船工的话，什么都可以甚至吃饭也不例外。②不了解运输是为国家服务，认为单纯是为船民服务，总想干得越少越好；有生产好的工人还要受别人骂是老板狗腿子。③目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不理解，有些工人就不管生产运输，一个劲地要求提高工资。④不懂得为什么要团结船民，认为团结船民就是失去立场，有的工人说民改把船民提高了。”船工们一方面是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但同时也存在借助运动改善经济地位的思想。由于民主改革重要目的之一为搞活运输，因此，改变船工单纯经济思想，加强与船民的团结，就成为工作队政治动员的重要内容之一。

为了让船工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式劳动者。工作队通过“查”“比”（即“查敌情”“查力量”“查政策”“查思想”和“新旧社会”对比）的方式，对广大船工进行思想教育。经过工作队的动员，船工思想有了转变。如温圳港船工代表吴永兴说：“过去我们把船民当作资本家，不知道天下劳动人民是一家，因此闹得不团结，今后应该团结起来，打倒敌人，搞好水上运输。”江西大多数船工“经过教育，改变了过去对老板的态度，加强了劳动纪律，认识到要团结老板搞好生产。”经过政治动员之后，船工们初步树立了为社会主义运输业而奋斗的思想。“船工对于国家的财产是爱护备至。南昌、上饶、吉安三个专区不完全统计，运动中抢救和打捞的粮食、木材、石油、食盐、铁轨等国家物资，折合人民币十五亿九千余万元（旧币）。”船工在工作队的政治动员下，转变为新政权所期望的新式劳动者，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物资运输的重要承担者。

船工们日复一日辗转于水上，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除了超自然的水上神灵之外，行帮组织便是他们生活的重心。通过工作队的政治动员，影响船工观念行为的不再是传统的船帮组织，而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各级水上组织。随着阶级观念嵌入水上社会，船工们对帮会、船帮的情感逐渐淡化，对共产党、阶级、社会主义有了初步的理解和认识。

四、结语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通过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重新改造中国社会，并将社会主义价值观念逐步渗透于民众心中。水上社会同样也不例外，由于水上社会远离陆地，长期的行业习惯让江湖习气、帮派观念非常盛行。当工作队以国家代表的身份进入时，各阶层表现出较为复杂的心态。把头作为水上民主改革的对象，恐慌与抵制兼而有之；处于国家依靠力量的船民与船工，也并没有简单地积极配合。对于外来的阶级观念，他们表现出更多的疏离与谨慎。毕竟在漂泊不定的水上社会中，船帮的组织网络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日常的存在，阶级、剥削和社会主义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陌生。工作队通过细致的政治动员，在与水上民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中，拉近了双方的距离，从而将阶级观念嵌入水上社会，让社会主义观念成功取代了江湖习气、帮会思想。经过水上民主改革之后，新政权基本上实现了既定政治目标，把头这一传统的权威被打倒，船民和船工成为航运业的依靠力量。江西水上民主改革的顺利推进，和工作队思想政治动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运动中，民众以多种方式回应并充满了矛盾心态。基于此，工作队使用了正确的方式方法，不仅及时解决了这些问题，使水上民主改革顺利完成，而且将新的社会观念嵌入民众心中，实现了对社会的改造。江西水上民主改革中国家政治动员和民众互动历史，证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社会重塑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①水上民主改革主要发端于1952年年底，到1954年全国基本完成，主要目标为肃清水上把头等势力，主要包括轮船民主改革和民船民主改革两大部分。民船因为数量巨大且分散，因此，成了水上民主改革的重点。关于这一政治运动的研究，学界还鲜有探讨，目前仅见刘诗古《从化外之民到水上编户：20世纪50年代初鄱阳湖区的民船民主改革》（载《史林》2018年第6期）；笔者论文《1952~1953年江西省水上民主改革研究》（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6期）；陈军强《建国初期西江地区内河民船民主改革运动》（载《红广角》2015年第4期）。

②新革命史，是指回归历史学轨道，坚持朴素的实事求是精神，力图改进传统革命史观的简单思维模式，重视常识、常情、常理并尝试运用新的理念和方法，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运作形态尤其是艰难、曲折和复杂性。这一观点体现在李金铮的一系列文章中，如《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和实践》(载《江海学刊》2018年第2期);《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载《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

③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五个港口统计，劳动船民占79.4%。《王首道同志一九五三年五月七日给中央的报告》，中央档案馆，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