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安民(1.太原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2；2.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推进的历史进程之中，社会的阶段性特征与时代背景孕育出具有独特意义的社会文化内涵与优秀的文学作品，留下特征鲜明的时代印迹。1949年至1966年这时期是中国的“十七年文学”繁荣发展时期，将中国特殊时间段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内容融入文学作品中，赋予了有限的十七年许多特指的含义，承担了特殊的历史作用，在中国漫长的文学发展史之中留下了璀璨夺目的一笔。

由于时代的特殊性，高涨的政治性运动将浓重的政治气息晕染至十七年文学作品，一度造成了文学作品的盲从特征，展现出明显的政治态度与立场。在革命热情高涨的社会环境下，原“解放区”作家占有着主导地位，他们将城市喻为“罪恶的渊土”，孕育着资产阶级式腐败与黑暗，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城市被有意无意地隐匿了，农村场景与农村生活成为主要表现题材，带有乡土情怀的文学作品自然成为书写乡土中国的重要支撑。

与十七年文学同期的十七年电影作品也与社会、时代紧密相连，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色彩，农村成为重点的呈现对象。“十七年”时期的400多部电影中，120部改编自同时期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继承、放大了十七年文学作品对乡村景象的向往、乡村生活的思念等情结，将静态的文字描绘转化为更加直观、真实的影视画面，以集体书写的姿态，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现了中国乡村，对乡村生态世界做了多方面的描述，为乡土中国的描绘增添丰富、直接的视觉刺激，增加观众对乡土中国的认识与共鸣。本文将以由十七年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电影作品为主要分析对象，试析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时代意义，对乡土中国的描绘策略，从而寻找文学艺术作品与时代社会更多的现实连接。

一、城市隐匿：十七年文学中的乡土情结

现代文学意义范畴内的“乡土中国”意涵与普遍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并不完全重合，它并不是一种浅层的社会素描，而是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与层级，并非完全围绕农村题材展开，局限于“农村”场景与人物的静态画像。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所构建的乡土中国形象蕴含了乡土文化的重要内涵，尤其是从整体性纬度出发对中国动态社会形态进行描绘与再现。乡土文学在十七年期间的延续与发展，涉及、包含了诸多农村题材的内容，并且蕴含着意识形态指向。其中，城市范围、内涵与意义被忽视或者被隐匿，为乡土中国的描绘增加了乡土情结的整体占比。

(一)乡土文学的延续与发展

现代中国社会中的“乡土文学”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21年鲁迅的小说《故乡》，鲁迅围绕故乡及故乡人的故事展开，痛斥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等对乡村人民的压迫与残害，表达了对原本淳朴的乡村生活与友善的劳动人民的热爱，寄托了对乡村新生活的强烈愿望。鲁迅这一目光的转向与内容表达，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化领域内发展的新序幕，20世纪20年代开始，身处都市生活、醉心沉浸于都市文明的年轻作者们受鲁迅影响，开始尝试性地将目光投向乡村，乡村文学由此开始发展。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新晋乡村文学作者们，在现实化都市的发展之中迎接“五四”新潮的洗礼，追逐“民主”“科学”的文明进步思想，这为乡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准备。乡土文学主要围绕乡村生活展开，以乡村人民在生活中所面临的疾苦为主要内容，涌现出如彭家煌、许杰、许钦文等优秀代表，他们用人道主义的情感去抚摸、用理性精神去批判，寻找具有民族的普遍性意义。

进入十七年时期，乡村文学的生长背景出现了变化，农民在革命战争中确立的革命主体身份，乡村文学中乡村生活、风土人情、人性思想等内容开始让步于与党的政治任务密切相关的内容，跟随着新中国的发展目标与社会主义建设任务而转变，延续了20世纪40年代延安解放区的文学作品叙事风格，将乡土情怀融入乡村改造的事业之中，并转变原有的城市俯视乡村的视角，从对乡村仰视出发，展现由乡村支撑的乡土中国的独特面貌。如周立波的长篇小说作品《山乡巨变》，紧密结合十七年时期的乡村发展新政策、新形势，“劣根性的农民”转变为“知识分子应该学习的新农民形象”，乡村情结更具正面、积极色彩，也提出了书写乡土中国的新叙事角度。

(二)农村题材的意识偏向

“农村题材”具有丰富意指内涵的同时，还承载着深厚社会意义的所指内涵，即不仅是在农村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与农村联系紧密的文学艺术题材作品，还是带有意识形态诉求含义的重要作品，从城市(发展)—农村(落后)，地主(压迫)—农民(反抗)的社会重要矛盾出发，在对抗阶级压迫的斗争中推翻阶级压迫，带领农村社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国农民发展与前进的重要道路。前者更加贴近乡土文学，部分作品之中仍包含着知识分子或者精英群体的文学启蒙立场和社会诉求，而后者则是彻底根植于新的历史环境之中，在农村社会的巨大转变与新思想文化的浸润之中唱响时代主旋律。

乡土文学中蕴含着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与诉求愿景，而强调所指意涵的农村题材则包含着对中国整体社会的发展重要目标与承诺，“推翻地主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和中国农民的出路”，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金光大道》等经典农村题材作品中对中国农业前进道路的多维认可。在这种政治意识、革命意识的支撑与推动之中，农村题材成为十七年时期除革命历史题材外现实贡献、社会成就最高的文学作品，影响着中国十七年时期文学的发展方向。

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逐渐取代城市题材的文学作品对城市空间的重视多维呈现，转向对城市罪恶、腐败的批判与反思，以及对农村空间中生活规范、道德体系、价值取向的关注，并且紧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重点，将这一时期的重心转向到对农村社会进行文学描绘与想象。日渐替代了城市生活中礼俗的审美意义，城市空间也开始缺少必要的反映，隐匿于十七年文学作品对农村的强调之中。因而，十七年时期对乡土中国的描绘中，农村社会承担着基层传统社会的职责，农村礼俗也作为重要的文化复合体影响着乡土中国的多维表征，并将乡土文学中的乡土情结融入其中。

二、具象描绘：乡土主题的现实性支撑

十七年文学作品承载着十七年时期重要的社会状态、发展愿景与精神面貌，作者们在其作品中凝结与呈现的乡土情结也从侧面印证着十七年时期社会的阶段性特征与时代性审美。文学界对乡土情结与农村体裁的关注与重视也直接影响到同时期的电影作品，十七年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掀起了中国电影的一个高潮，文学作品的乡土中国书写方式也影响着电影改编作品中乡土描绘的叙事主题。电影改编运用电影思维与艺术表达手法，为意蕴内涵深厚的乡土描绘提供了更加直观、具象且丰富的表达形式，赋予文学作品新颖的独立品格和特殊的审美价值，也进一步拓宽和延伸了这类文学形式的现实与历史意义。

(一)自然与人文的乡村空间构建

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是电影空间类别中极为重要的两个部分，为影像空间内人物关系、情节叙事、精神情感表达搭建出有力的现实性支撑，从而表现出更强的“艺术—现实”双向连接特质。无论是艺术性想象还是纪实性表达，均为电影背后的文化母体提供了重要的解读视角，并以现实主义艺术推力扩散其空间叙事的现实感染力。十七年时期的电影作品，不乏有对当时城市与乡村空间进行现实性再现的叙事设计，尝试从多维进行突破，挖掘现实空间之中特有的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由十七年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作品，保持着关注乡村空间的倾向，空间叙事目光从城市转移到乡间地里，城市空间连同被逐渐隐匿的城市文化一同为乡村空间让位，承载着乡土中国发展与演进过程中的多种故事。

乡村空间的电影化构建与呈现中，其叙事主题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一种是乡村的自然景观，即将镜头对准乡村中壮阔的天气地貌，秀丽的自然景观，人与自然以和谐的关系共处与交融，远离被视作是“罪恶的渊土”的现代都市，道德败坏与消费腐败、被资本主义异化的礼俗、审美与人性，在质朴无华的自然景观中找到一个突破口，展现出饱受战乱的中国仍旧保留着勃勃生机、惬意生活的重要一面，并在广阔的自然空间中提供农民群体反抗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无情压迫的生机和希望，增大作为乡村空间主体的农民群众夺回主权的内生动力；另一种则是乡村的人文景观，农田耕地、民居建筑、庭院环境等能够展现乡风民俗、乡村文化、地域风貌的特殊景色，人在其中发挥着被忽略已久的主观能动性，凸显其建设乡土中国景象、书写乡土中国历史的主人翁地位，尤其是反映农村土地改革等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乡村风景变化，展现出乡土空间内所蕴含的独特人文气息，为乡村空间的电影叙事增添了现实主义色彩，搭建了精神面貌描绘、情绪情感抒发的现实性空间。

(二)社会凝结的乡村人物塑造

在小说、电影、电视剧等叙事类的文学、艺术作品之中，人物多处在叙事表达与叙事主题的中心地位，影响叙事走向，甚至影响着作品的情感基调与感知氛围。电影作品多通过台词对白、音响语言、动作行为、环境渲染等多种方式的多维交互处理，完成对人物的立体化描绘，从而在生动立体的人物中展现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社会个体缩影以及时代精神的个体凝结。电影在对人民生活的艺术性再现，人物形象的生动塑造之中，挖掘出个体与民族、国家的紧密联系，反映出国家的整体文化形象。个体人物形象扎根于中国基层的传统社会之中，是多系统多领域的社会化结晶，也是抽象文化内涵、精神情感的特殊凝结，于中国而言，则是书写乡土中国故事的重要个体单位。伴随着十七年文学对乡村空间的重视转向，乡村人物的角色身份、描绘篇幅、塑造维度等都得到了极大程度的丰富与提升，为乡土中国的书写提供了更多新鲜的人物血液。由此改编的电影作品也延续着这一人物塑造偏向，乡村人物形象的塑造成为折射时代印记、凝结社会精神的新身体，搭建中国在十七年特殊时期的新主体生长机制。

首先，乡村人物的身份角色得到极大的丰富，在与土地、劳作的紧密关系中寻找到新的社会凝结点，在多重身份之中拓宽乡村人物的叙事表达空间与现实影响力。如改编自杨沫同名长篇小说的电影《青春之歌》(1959)之中身为佃户之女的母亲，村庄中教书的亲戚，遭受地主长期压迫的农民等丰富的乡村人物角色，是抗日战争背景下穷苦农村生活的缩写，他们共同托举林道静走上革命之路，展现出乡村人物在悲苦主基调上革命热血的另一面。其次，塑造与描绘乡村人物形象的篇幅也得到了提升，《花好月圆》(1958)、《槐树庄》(1962)等以乡村人物作为影片主要角色的影片不胜枚举，乡村人物获得了主导电影世界中乡村空间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此外，叙事主题内容中还包含了对农村人物形象的多维度塑造，如改编自高缨同名小说的《达吉和她的父亲》(1961)，以彝族区尼古拉达人民公社中发生的认亲故事为主要叙事线，在失去亲人、亲人相遇、亲人相认的传奇色彩故事之中超越现实维度走向深度的情感维度，描绘了农村人物的淳朴善良与深情厚谊，以及彝汉两族人民间的团结互助之情，凝结了特殊时间节点下的社会精神力量。

(三)社会主义建设的乡村事业

电影在搭建影像空间、塑造人物形象从而推动叙事铺展开的过程中，对叙事的逻辑落点有着明确的要求，即叙事主线完整有序、清晰明朗，将电影叙事的主题有效连接起来从而发挥叙事主题反映社会现实的作用，寻求影像世界中的现实性支撑。在起承转合的多种情节变化之中，推动主题目标在开端、高潮、结尾之中从表层到深入，从事实具象到抽象精神，从而尝试实现电影艺术的社会化功能。中国的电影作品立足现实并反作用于现实社会，其叙事主线与目标与中国的社会性质具有一定的联系，并且部分电影作品政治社会化功能显著，如十七年时期改编自同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

此类电影作品，在主题侧向乡土话题的同时还保留了较强政治性指向的突出特征，即跟随社会发展的大形势，符合政治思想与政治倾向，关注政治建设的侧重点，而农村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自然成为该时期电影主题目标关注的重要内容，如明确乡村事业的重要性、谈论建设的要点难点、鼓励群众的建设付出、认可乡村建设成果等叙事主线，尤其是对新中国成立后重大的农村建设转折事件与运动，均成为辅助推进新中国乡村建设事业，实现电影政治社会化功能的重要手段。

如改编自李准同名小说的《不能走那条路》(1954)中张栓因负债想要卖掉土改分的地，讲述村民宋老定克服私欲帮助张栓，走上了互助合作的正确道路。安波同名话剧改编的电影《春风吹到诺敏河》(1954)中诺敏河边的小村庄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践中遇到了一些问题，社员孙守山为了防止自己吃亏坚决要退出合作社，在高振林正确领导下合作社大丰收，孙守山也重返合作社。由海默的同名话剧改编的《洞箫横吹》(1957)复员军人刘杰返乡参与到农业合作社事业中，遭受到官僚主义势力打击，但是在领导的重视与村民的支撑下刘杰率领村民办好了合作社，推进农业生产大力发展。由田汉同名话剧改编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1958)中领导与民众齐心协力修建十三陵水库工程，在克服了组织松散、思想懈怠等问题后完成工程，为人民公社的发展打下坚定的基础。这一时期的作品重点关注社会主义建设的乡村事业，在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中展现乡土中国景象背后农民群众高昂的建设热情。

三、抽象表达：乡土中国的多维度形象

除叙事主题以外，十七年期间影像空间内的叙事策略与描绘手法也对整体性的乡土中国面貌产生着重要影响，从基层传统社会中的多主题多维度出发，通过展露形式、内容与体量的有机搭配构建立体的乡土中国形象。其中，以文学作品为电影原型与题材进行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对中国现实社会独特的文学思考底蕴的支撑，加之艺术性描述策略与手法，将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凝练在艺术空间之中，并走向微观层面，在个体或者群体的生活截面中融入对现实的认识与感知。

(一)乡土叙事与集体认同

十七年时期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承载了文学作品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并进一步在影视叙事主题与描绘策略中将服务政治性这一性质进行生动化的深化表达，电影作品紧跟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事业的发展方向与步伐，以集体主义精神作为黏合剂，“个人的命运和情感都会被纳入国家和政治的话语之中，在利益层面，集体、国家、社会与个人存在矛盾与冲突之时，个体利益被放置在最后，要服从于国家、集体、社会的利益，局部利益同样后置，需要服从于全局的利益，集体主义是中国广大人民行为的最高准则”，将农村建设事业、众多乡村人物、乡村地方民俗风情等内容有效连接，从而实现电影的政治功能，辅助进行该时期的乡土中国的书写。

如改编自小说《三里湾》的《花好月圆》(1958)以农村组织化建设为背景，展现新旧思想，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激烈碰撞与交融，村长忽视集体利益，带头反对支部决定，一心扑在自己的小买卖上，后在女儿灵芝、民兵队长王玉生等人的教育、批评与帮助下回到农村合作社的大集体中，共同推进完成村中开渠扩社的大事业，引导个人加入集体主义事业。改编自李准中篇小说的电影《老兵新传》(1959)则将目光放置到更广阔的开荒事业中，转业军人老战主动要求到北大荒去开荒，凭着革命的信念和不屈的意志，为集体主义奉献与牺牲的精神战胜了恶劣的自然条件，把荒原变成良田。电影将文学作品的乡土叙事中凸显集体认同的部分放大，在多维的乡土叙事之中，集体主义思想成为个体的思、言、行的重要参考准则，个体在实现集体认同后获得国家、社会的认可与接受。

(二)新农村人的精神力量

在涉及乡土中国描绘的十七年文学作品中，具有“劣根性的农民”跟随革命战争胜利、人民民主地位确立、乡村建设成为国家发展重点的巨大转变，从被俯视、贬低、同情的文学“弱势”地位之中开始崛起，成为“知识分子应该学习的新农民形象”，新农村人淳朴善良、吃苦耐劳、奋斗向上的精神成为作品的重点表现内容以及乡土中国的重要精神基调。电影作品对其进行改编之时，也注重于将这一部分的内容融入乡村空间、乡村人物与乡村事业之中，紧贴乡村实践渲染新农村人的奋斗精神，推动其超越文学艺术作品的现实创造和诗意境界，使得影像世界中的乡土中国描绘更富真实感染力。

如由孔厥与袁静的小说改编的《新儿女英雄传》(1951)中，注重对村民机智勇敢、不畏强暴、积极抗战精神的刻画，在凶恶残暴的日军面前，紧密地团结组成自卫队，配合共产党员利用地形优势展开游击战斗，勇敢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展现了村民自强不息的民族气节与精神。由马烽同名连环画作品改编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59)中复员军人高占武返乡后，不忍乡民饱受缺水缺电之苦带领村中的年轻人一起开始开山引水、修建水电站的艰巨工程，失败与挫折让他们越战越勇，新农村人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他们最终完成目标。电影在改编之时将新农村人积极向上、自强奋进的精神力量作为重要的展现内容，在填补立体人物形象的同时，为乡土中国形象增添了诸多优秀精神内涵。

(三)自由平等的空间内涵

由十七年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电影作品，在改编与重现的过程中将故事叙事、主题、策略与社会现实相连接，并在影像空间以人、物、事搭建十七年时期的社会风气、文化观念、社会内涵，从而将社会的影像呈现放置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也能进一步为乡土中国的书写提供一个更加深厚与长远的意涵层次。作为该类电影重要呈现对象的乡村空间，自然不乏对其空间内涵的刻画与描绘，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重大社会背景之下，乡村空间的安全稳定、和谐发展拥有了坚实的政治制度保障，个体的社会权利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乡土中国形象的书写中自然、平等的社会思潮与观念也成为显著的空间内涵。

如改编自胡可同名故事连环画的电影《槐树庄》(1962)中的女性群体从“第二性”地位崛起，站到与男性同等的地位，甚至能够承担起领导职责，郭大娘带领槐树庄村民经历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等多次重大变革，与分裂主义、个人主义的势力做斗争，女性在乡村建设中的成就得到了认可，并生动地展现男女平等的意识观念。根据李凖的短篇小说《李双双小传》改编的电影《李双双》(1962)中的普通妇女李双双，她敢于批评公社不合理的工分标准，举报社员投机取巧行为，与男子一同积极修建水渠，参与公共劳作，将平等精神推进到乡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展现出乡村自由平等的优良风气。此外，还有许多改编的电影作品，将乡村社会中自由、平等的积极社会观念融入乡土叙事之中，融入丰富多元的乡村人物关系之中，完成乡土中国的多维书写。

结 语

十七年时期的电影作品，重点展示了之前在银幕上缺乏关注的农村题材，乡村空间的人、物、事在被贬、忽视之中迎来了获得正视的重要机会。影片的乡村情怀中包裹着对农村人的精神认可、农村事业的重要性认同以及更广阔的对乡土中国形象的美好书写愿景，以接地气的真实之力描绘出为广大群众认同的中国画卷。十七年时期的乡土中国描绘的完结，并不意味着乡土文学与农村题材的结束，而意味着一个良好的开端，文学创作者对中国农村地区、农民群体的想象仍在延续，并且文学作品对电影的支撑力会随着时代演变与社会发展变革，有更新的表现和更多元的理解，也会不断续写乡土中国在新时期的全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