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 婧 辛晓玲

(长安大学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影像是最直观、最有群众基础的艺术形态，更是能以其丰富的内涵感染人民群众的文艺武器，是阿尔都塞所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我国红色影像创作史，不得不提的就是延安时期的影像实践。从1938年4月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相继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延安电影团)、延安电影制片厂和西北电影工学队等专业影像机构，影像实践涵盖抗敌纪录电影，新闻短片和新闻图片的摄制、放映、展映，边区照相业务的开展，纪录电影的国际交流，电影摄制人才的培养等领域，堪称人民影像事业的起点。

革命年代虽已经远去，延安的红色文化和延安精神却历久弥新。延安时期留下的影像资源是延安红色文化精神的直观载体，是非物质的红色影像文化宝库。陕西是延安精神的发源地，从红色基因传承的角度来看，当代陕西红色影视创作与延安影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延安影像实践的红色基因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中提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这具体而系统地阐明了文艺与革命的关系，并对解放区甚至全中国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陕甘宁边区掀起了一系列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投身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文艺运动。其中，延安影像堪称是最直接也最广泛地呈现红色基因的“文化武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运用新兴媒介传播红色文化的尝试。

(一)影像立场：为人民服务，为政治服务

“人民”是谁？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解释道：“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明确指出文艺工作应“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和“党的立场”。延安时期摄制的两部纪录电影均是扎根基层、服务民众的文艺实践，是文艺与政治结合的产物，更是延安红色文艺精神提倡的群众性的影像化表现。

《延安与八路军》是延安时期的首部纪录片。该片的艺术设计及编导袁牧之深受吉加·维尔托夫、罗曼·卡尔曼等苏联“电影眼睛派”成员的影响，认为纪录片可“从抗战的各方面反映这苦难中的伟大的中华民族”，进而表达革命诉求。影片的第一组镜头刻意选择在轩辕黄帝陵前摄制。黄帝陵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更是1937年国共两党共同祭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见证者。袁牧之此举，一方面在唤起所有炎黄子孙的爱国心和归属感，号召全民抗日；另一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隐喻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并进一步解释了共产党的根本目标，即代表中华民族，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这种革命信念的影像化编码，是艺术与政治的结合，阐释了影像在特定时期的政治引导性和指向性功能。

完成于1943年2月的《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南泥湾》)则是延安红色文艺精神的直接视听化呈现。影片以阐发党中央号召的“屯垦生产”为主线，结构上由六部分组成：(1)从宝塔山到窑洞再到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大全景勾勒延安风貌；(2)王震带领八路军三五九旅召开干部会议，制订开荒计划；(3)从战士到农民，八路军战士驻扎南泥湾，垦荒放牧将荒地变为良田；(4)从战士到工人，战士们一边开荒生产一边进行基础设施建设；(5)战士身份的回归，以部队整训等画面展示三五九旅农闲时大训练、农忙时小训练、突击生产时不训练的备战状态；(6)胜利收尾，工农兵携手，丰衣足食。

影片的主角虽是人民军队，却活跃于田间地头。除部分战士练兵习武和结尾战场镜头外，影片重在展现军民共同搭草房、通河道、垦荒地、挖窑洞、养家禽、收庄稼等场面，强调“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南泥湾”精神。影片中人民群众送儿子上战场、主动为八路军做后勤等桥段也呈现出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这些珍贵的具有工农兵特征的纪实性镜头，是电影团与三五九旅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生活的成果，是文艺工作者积极向人民靠拢的成果。

(二)影像主题：战斗性

延安时期的影像实践是有组织、有目的的红色文艺活动，是党领导下的延安文艺这一宣传阵营的重要组成。从创作者构成来看，除袁牧之、吴印咸等少数人曾在上海、武汉从事过电影活动外，其余人员皆是与解放区的新政权共同成长起来的。他们是文艺工作者，更是革命战斗者。现实斗争的紧迫需求和党中央战时宣传要求，使解放区电影作者坚持着战斗的电影美学观念，紧密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突出影片的战斗属性。他们摒弃了那种表现自我、表现生活琐事、抒发个人感悟的创作路线，而选择以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斗争生活为根本题材。

延安纪录电影惯用的创作思路是主题先行，根据主题编写剧本、拍摄影片。在主题上突出战斗性，歌颂革命英雄主义，抒发对英雄的业绩和英勇献身精神的赞美之情。多数影片直面战争，描述人民子弟兵反抗侵略，保家卫国的情景。

诚然，延安及边区的自然风貌、大生产运动、自由民主的政治生活场面，以及边区人民命运的变化和边区人民崭新的精神面貌与生活情景，也是延安影像创作的重要内容。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内容仍是与战争紧密联系的。影片拍摄始终与革命武装斗争、与工农兵大众、与革命的政治任务结合在一起。例如，《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的片名即点名了主题的战斗性。影片中，正面战争的场面与边区军民生产生活画面相结合，展示了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步伐，抒发了革命人民创造新世界的豪情，洋溢着火热的斗争激情和革命的英雄主义情怀。又如解放区的首部故事片《边区劳动英雄》，在“劳动英雄”的刻画上采用了日常化的表达方式，以农民吴满有翻身脱贫的经历展开叙事，真实再现了农户纺织劳作、收获粮食等边区军民自力更生的生活画面，呈现出人定胜天的战斗主题，具有积极向上的革命精神。

(三)摄制方法：真实记录

无论是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还是新闻短片《延安各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延安秧歌运动》等，延安时期的影像创作都真实地呈现了根据地的火热战斗生活。这契合了克拉考尔的观点：影像是真实世界的再现。在影像的最终呈现上，真实性体现为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结合。

宏观方面，延安影像客观记录了战争场面和重大事件。迥异于当时新闻电影流行的短期采风式的拍摄方法，袁牧之、吴印咸创作《延安与八路军》时主张体验和观察。除对延安全方位地记录外，“他们带着摄影机，进入敌人后方。一年来，他们辗转在晋东南、晋西北、晋察冀边区、冀中，一直到北平西郊，卢沟桥的边沿上。他们不避一切困难、危险，从事电影工作……”创作者们摒弃了擅长的故事片拍摄手法，片中仅有少量戏剧性桥段，大量画面均采用抓拍的方式“出其不意地捕捉生活”，以真实还原战争场面、生产劳动及其他活动。这种力求真实复原的拍摄方法，后成为延安影像实践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纪录电影的主要创作手法。

微观方面，延安影像再现了延安生活的点滴细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虽闭塞落后、物资匮乏，却充满红色能量，可谓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延安的电影工作者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那些富有浓烈诗意的生活场景，以抒情与叙事相融合的手法生动地展现出来。在他们的镜头下，八路军训练有素，生产生活井然有序，人民群众精神状态昂扬。目前尚存的《延安与八路军》片段中重现了“人民群众上文化课，敲锣召集人们来学文化，男女村民来学文化，妇女还抱着小孩。逢年过节驻守在当地的军队代表还去往老乡家拜年问好，还开展‘新年军民同乐大会’与当地百姓共同庆祝”。利用手中的摄像机直观记录延安，在弥合“想象的”延安和“真实的”延安之间的“鸿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延安影像与国统区抗日电影属性不同，它出身于红色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领导下的、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电影。在延安，影像是革命的助推器，见证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社会动员活动，是中共的革命话语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结合陕甘宁边区的政治、战争局势有组织地开展影像实践，契合党中央根据地的现实诉求和时代精神，并有效提高了民众参与抗战的觉悟。作为一个特定时代产生的创作类型，延安影像凭借其强烈的政治立场和战时宣传的指向性，创造了一个无可争议的红色影像奇迹。

二、当代陕西影视的红色基因书写

“红色基因”出自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慰问兰州军区时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北地区红色资源丰富,是延安精神的发源地,要发扬红色资源优势,深入进行党史军史和优良传统教育,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红色基因系文化学概念而非生物学概念，它根植于红色文化之中，是红色文化在中国人思想中的融合与内化。蕴含着红色基因的影视作品，即红色影视，不仅是反映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为建立新中国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卓绝努力的视听艺术，更是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大众媒介，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真实性、时代性和民族性。

(一)当代陕西影视创作的红色文化优势

作为文化大省和影视大省的陕西，在用影像传承红色基因、书写红色文化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其一，是题材优势。陕西是中国红色革命的摇篮，从1928年“渭华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开展了一系列意义非凡的革命活动，留下了珍贵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和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三秦大地孕育出的红色文化资源，兼具红色文化的一般属性与特殊属性，即革命精神与本土风貌紧密依存，相互影响、彼此共生。依托陕西得天独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先天的题材优势使陕西红色影视作品创作比较容易成功。从《延安游击队》到《西安事变》《保卫延安》，再到《硝烟背后的战争》《兵出潼关》《大漠苍狼》《打狗棍》《火线三兄弟》《边关烽火情》《王大花的革命生涯》《千里雷声万里闪》《红旗漫卷西风》，陕西红色影视作品多以三秦大地自成一家的地域文化为空间，在展示红色革命历史的同时，深挖革命岁月的人文精神内涵。

其二，是制作力量优势。陕西本土影视制作机构如西影、陕文投、曲江影视集团等，长期致力于红色影像的传承与创作。成立于1958年8月23日的西影与延安电影有着深厚的渊源，建厂时的骨干人员就有延安电影团培养的林景、牟作相，以及从西北电影工学队走出来的高振寰等党的影像工作者，他们使西影迅速在全国确立了不可撼动的地位，并跻身为全国六大电影产业基地。60多年来，西影摄制了《延安岁月》《西安事变》《彭大将军》《钱学森》等一大批红色经典影视作品，自觉传播着红色文化精神。近年来陕文投在红色影像创作上也颇有建树，《黄土高天》《周恩来回延安》《国门英雄》《舰在亚丁湾》《王大花的革命生涯》等相继获得“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金鹰奖等。曲江影视集团等联合出品的以“西安事变”为背景的红色谍战剧《密查》，在央视等平台播出时取得收视率和口碑双丰收。

(二)当代陕西红色影视对延安影像精神的传承

当代陕西红色影视作品继承和弘扬了延安影像精神，具有立场鲜明的政治性、独特的地域性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性；同时在创作理念和具体实践中立足新时代语境，探究影视作品在红色基因传承上的多种可能性。

其一，在创作方法上，当代陕西红色影视作品继承了延安影像的真实品格。2016年由陕西广播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出品的36集电视剧《长征大会师》以红军长征中的六次会师为主线，全景式再现了湘江战役、遵义会议、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诸多的重要历史事件。该剧从创作之初即秉承真实性原则，剧组重走长征路，辗转四川、陕西等地进行实景拍摄，最大限度还原历史真实。这种体验和观察式的创作方法，恰是延安时期所提倡的。就电视剧文本而言，该剧以平视和客观的创作视角展现长征和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功绩，既无神话性的歌功颂德，也无剥离历史语境的颠覆式读解，而是在真实的基础上的正视，是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融合。

其二，在角色塑造上，当代陕西红色影像作品体现出不畏艰辛、勇于战斗的延安影像精神。《大漠苍狼》(2014)中，洪泰为了国家利益放下私人恩怨，与日本侵略者和漠北三霸数次正面较量，在危难中诠释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千里雷声万里闪》(2014)中，廖惊北、秦显鸿等共产党人忠于党的事业，在陕甘边地区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体现出不惧牺牲、敢于抗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的铁血金戈梦》(2015)中，冯铁豹从普通农民成长为抗日武工队队长，与日军展开殊死之战，呈现了抗战时期民众逐渐被唤醒的民族意识、反抗意识。《红旗漫卷西风》(2016)中，李志远和梁冬梅等共产党人经历了农村革命、保卫苏维埃、西安事变等峥嵘岁月的洗礼，在时代的熔炉中逐渐挑起革命的重担。从青年时代的一腔热血与懵懂到中年时期的成熟稳健，李志远在斗争中的成长，暗含着中国共产党从弱到强的发展轨迹。

其三，在艺术追求上，当代陕西红色影视作品继承了延安电影人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延安时期，摄制设备简陋、生胶片不足、无专业洗印场地的现实情况，迫使影像工作者必须善于利用有限资源，在艺术构思和技术上追求精益求精。尤其是《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展示出红色影像在拍摄、洗印、剪辑、配音及放映等方面的创新性进展。当代陕西红色影视如延安时期一样，坚持探究创作的多种途径。近年来，谍战剧是陕西红色影视创作的突破口，相继涌现出了《神秘人质》《渗透》《王大花的革命生涯》《密查》等佳作。“陕西”“红色”和“谍战”是此类作品的关键词。“陕西”界定了故事发生的地域空间，强化了秦地文化属性；“红色”题材是此类影视文本的叙事动力，改变了其固有的叙事样态与范式；“谍战”这一商业元素的加入，则规避了枯燥的道德教化，积极唤起观众的审美体验与情感认知，并探讨了红色基因在影像表达上的当代性和商业价值。三者合力，以影视语言对陕西独树一帜的红色基因进行编码、解码。

结 语

通过研究发现，陕西红色影视创作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最突出的就是重“记忆”轻“基因”。在认识上，静止地看待红色文化，往往局限于革命历史题材，不注重深入挖掘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伟大征程”中其不断延展的内涵和不断丰富的显现形态；在地域上，往往局限于以延安为代表的陕北红色文化资源，而轻视以西安为代表的关中红色文化资源和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红色文化资源；在内容上，那些影像中的“红色记忆”往往局限在对大事件的叙述和大人物的刻画上，对于普通民众的个体记忆表现不够深入。这些问题易导致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丧失对红色文化的价值认同。因此，在挖掘“红色记忆”的同时，注重当代陕西“红色基因”的展现，是未来陕西红色影视创作中重点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