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秀彬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数字艺术与传媒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提起济南，更多地让人想起它是一座文化历史古城，历史的风起云涌似乎并未让这个城市发生断代与更迭。它就像一个温文尔雅的老者，静静审视着这里发生的一点一滴，这里既没有转型之后的抛弃与落寞，也没有杀戮之下的创伤与痛苦，在城市发展进程中也是以温文尔雅的姿态，呈现了济南一脉相承的文化记忆。在这种文化空间下，生活是按照一种缓慢的节奏，并沿着习惯规定的路线进行的。所以我们在各个时期的影视剧中看到的济南，从来不是事件的参与者，更像是见证者。

一、集体记忆：济南影像的文本建构

对于济南影像文本的定义可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既可以是发生在济南的故事，也可以是在济南进行取景拍摄的影视剧，因为无论是故事题材还是取景拍摄都已经有了地域性及环境因素的考量，都可以算作济南影像的文本建构。

(一)街头巷尾下的济南

对于济南街头巷尾的呈现大都集中在历史革命题材和平民化的生活塑造。历史革命题材下的济南影像呈现更多是一种指代功能，并没有参与叙事，这种城市空间指向并未拥有符号下的能指，像是一个他者，静静地见证着历史洪流的推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将电影制片厂收回。最早在济南选景拍摄的影片是《前哨》，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58年拍摄，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台湾特务机关代号404潜入大陆窃取国家情报的故事。这部影片是中国早期的谍战剧类型，片中出现了大量关于济南街头巷尾的镜头，影片中芙蓉街成为特务接头的地点，从南到北的繁忙景象与现代性的场景类似，店铺林立，其热闹的场景像今天一样，特务居住的客栈是今天的关公庙。1977年上映的《大浪淘沙》，是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讲述了来济南求学的四位青年，四人结为兄弟来到济南，求学于山东第一师范学校，在接触革命活动中产生了分歧，杨如宽受不了革命的考验成了逃兵，余宏奎成为反革命，靳恭绶、顾达明站稳了革命立场并处决了叛徒余宏奎。电影中的场景大量拍摄于济南，有济南的老火车站、钟楼、候车厅、大明湖、千佛山。其中有一个镜头是女学生谢辉与男主人公泛舟大明湖，在老师的讲述下点燃了革命的热情，这里空间对氛围的塑造并未有太大的影响，更像是从这一刻，一种信仰的承诺被空间所记忆定格，此时的泛舟镜头与影片开头的泛舟镜头产生了含义的分裂，开始相聚在一起的四个人此时发生了信仰追求的变化，大明湖成为他们转变的见证者。值得一提的是电影里面的插曲《琴声悠悠唱济南》，唱出了济南特色的景观。“琴声悠悠唱呀唱济南，济南那个风光唱呀唱不完，大明湖呀千佛山，七十二泉呀天下传”。1979年上映的《济南战役》也是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中的取景大部分是在青岛和济南拍摄，在影片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济南老火车站，还能看到未拆除的五三街，以及影片最后解放军战士攻入大明湖(此处镜头存在着穿帮，出现了大明湖牌坊，1952年大明湖牌坊才正式出现，而1948年济南战役打响)。还有1998年上映的电视剧版的《济南战役》在央视一套播出，而这部剧没有了实景的街头巷尾，现代化的景观找不到任何战争的痕迹，拍摄起来难免有点儿畏首畏尾，只能依靠搭景来还原济南街景巷战，影片中唯一一处当年的真实场景是大明湖的北极阁，是王耀武的指挥所。2013年上映的《意外的恋爱时光》是一部充满着公路片和小妞儿电影的爱情故事，不断变换的空间场景成为爱情试炼的催化剂，济南的泉水老街以及桥边洗衣的场景为这段真空式的爱情增添了市井化气息。

街头巷尾平民生活的呈现集中在了《小胡同大尊严》《北方有佳人》这两部电影中，影片中城市参与了叙事，这种空间影像的描写带有强烈的文化和生活象征，而在《小胡同大尊严》中，济南这座城市更是成为叙事主体，定义了济南这座城市的身份与特征，济南人的憨厚、善良通过空间的建构赋予了集体的记忆与经验。导演王坪是土生土长的济南人，影片中充满了“济南制造”的环境描写，通过一张假钞串联起了济南的王府池子、泉城路、泺源大街、解放阁，导演用极大的笔墨讲述了济南的街头巷尾，济南人的憨厚、善良又夹杂着一股执拗。胡同有着一种凝聚力，将济南的个体生活牢牢地绑定在一起。影片中唯一的现代城市镜头却给人带来的是极度压迫感，俯拍镜头下城市高楼将主人公紧紧地压缩在画面的中央，并且看门保安的冷漠更加凸显了现代性建设下胡同人文情怀的可贵,“叙事的冲动就是寻找失去的时间的冲动”。在现代性的推进中，我们看到了《钢的琴》中东北工业化的焦虑以及工厂记忆的慢慢褪色，看到了《三峡好人》中三峡两岸人民的迁徙与重建，而济南对于旧城区的改造以及工厂的转型，带有一种温馨的色彩。片子中的“工厂”并不是荒废的落寞而是热火朝天的重生，通过发展转型依然保持着工厂的活力，即使是对下岗的描写，也被导演淹没在了人文情怀的渲染之中，这些市井生活、城市景观、人群构成重建了济南街头巷尾记忆的整体。2010年上映的《北方有佳人》是由赵冬苓编剧的一部关于山东琴书艺人的电视剧，还原了老济南曲山艺海的盛况，将济南近半个世纪的变迁融入一代名伶的成长中。如果说《小胡同大尊严》呈现了济南的“情”，《北方有佳人》则呈现了济南的“艺”。

(二)侠文化下的济南

中国文化带有“层级性”结构，上层社会的文化意识对民间社会的影响是浅层的。济南是一座充满着泛儒气息的城市，这种泛儒文化衍生出的一种民间的文化，这种在民间的社会心理和风俗习惯成为一种相互渗透的异质文化。约翰●菲斯克也说：“大众文化是从内部和底层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像大众文化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外部和上层强加的。”这种泛儒文化与地域、民族、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游侠或者侠与匪的特质，这是民间的义与勇的侠义传统。这种游侠文化既有儒家文化的正统，又有底层文化的江湖义气。侠文化既依附于传统正统文化，但又处于一种游离状态，这是民间社会群体不由自主的“侠”意识的集体欲望投射。济南的地域文化中总是闪动着侠客的影子，有自己的伦理道德观和行为方式，所以在济南影像书写中既有拔刀相助又有保家卫国。

影视剧中侠文化下的济南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类型化的“侠”和现实主义题材的“侠”。首先是类型化的“侠”，体现在了除暴型、复仇型和夺宝型三类。除暴型如《白眉大侠》，大侠徐良辅佐包拯铲除了弑君的晋王赵吉，并粉碎了武林邪恶势力，澄清玉宇。电视剧《八仙过海》取自山东一带的神话传说，剧组曾在济南取景，例如蓝采和跳河镜头是在济南护城河琵琶桥上拍的，八仙的故事也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这两部电视剧还是建立在泛儒式的“君臣之道”基础上，是维护统治阶级立场下的“扶正灭邪”。复仇型如《甘十九妹》则是淡化了阶层结构，直抒门派的个人恩怨再到下一代的爱恨情仇，这种类型的“侠”使得双方都不再具有维护上层社会所带来的预置正义标签，更多地带有江湖义气的快意恩仇，甚至模糊了正义与邪恶，冤冤相报到终结。这种“侠”更像是平民文化的侠，既游离于正统文化之外，却又与上层社会的文化意识藕断丝连。夺宝型如《神通佛影》，该片是以济南神通寺四门塔佛头被盗为原型，佛头历经辗转最后由爱国华人买下并迎回了济南。这是典型的一部在济南拍摄的电影，有黑虎泉、泉城广场，还有济南特色的小街小巷，片中的主演来喜说的也是地道的济南话。影片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济南景观的强调，而是从个人的侠义上升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下的家国情怀。其次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侠”。这种侠义精神经常建构在革命历史背景之上，1997年电视剧《燕子李三》以济南的“燕子李三”李圣武为原型，讲述了燕子门的三位高徒不同的成长经历。这部电视剧所呈现的是一种“游侠”的堕落，既有英雄的写照又有万劫不复的惋惜。

(三)鲁商文化

鲁商始于商周，是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鲁商”既包含了地域特性又包含了从业者的群体。从自然环境来说，黄河流经山东，气候四季分明，先天的地理优势成就了文明社会的发展。从社会环境来说，齐鲁两国的交融为鲁商文化创造了基础，周公旦所倡导的“礼”使得鲁国人民趋于敦厚、任劳任怨；姜子牙所倡导的兼容并包，致力于发展工商业；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使得齐鲁两国逐渐文化融合，形成了特色的鲁商文化，不仅融入上层的儒家文化，又包含了民间文化中的“侠义”。鲁商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运河经济、商埠经济和市场经济。济南作为齐鲁文化交汇之地，充满了浓郁的鲁商气质，在这里诞生了较多的以鲁商为题材的影视剧，较有代表性的如《大宅门1912》《大染坊》《大观园》等影视剧，这些影视剧展现了鲁商文化中的诚信济民、忠勇报国、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这三部作品都展现了鲁商文化下的爱国情怀与民族气节，但侧重点略有不同。《大宅门1912》里的白景琦是以外来者的身份融入了鲁商文化。1912年北洋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整个济南也处在巨大的变革中，白景琦在济南创业始终坚持济世救民的初心，从正与邪、善与恶的斗争中诠释了诚实守信的立世之本。《大染坊》和《大观园》则是本土人对鲁商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大染坊》以史诗篇章讲述了山东早期的民族工业的发展史，从清朝末年到抗日战争，从周村到青岛再到济南，以陈寿亭个人一生的传奇经历展示了鲁商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最后上升到家国情怀。《大观园》则是以企业的变迁来演绎家族的变化，呈现济南的商场文化和人文精神。

(四)乡土文化下的济南

在社会的变迁中，乡土社会进入了现代社会，渐渐地乡土的气息以及乡土的社会风俗慢慢被现代社会契约所取代，这种契约却远没有乡土社会的信用更可靠，但这种乡土文明的行为规范依然流淌在济南这片土地上。齐鲁文化里蕴含着丰富的农耕文化传统，黄河穿城而过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文明群落，种地成为最普通的谋生手段，“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人们依附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一代地繁衍下去，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乡土气息，“生于斯，长于斯”，靠着共同的生活方式来支配每个人的行为规范，这种“乡土”似乎就给整个山东人打上了烙印。所以，我们看到了山东电视台的“土”，山东影视剧的“土”，但这种“土”却充分体现出了济南人乃至整个山东人特有的性格。

在影像上，我们可以看到山影集团出品的《老农民》，不同于东北农村剧的家长里短、插科打诨，而是以全景角度谱写了山东农村发展史。土地将一代代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个体逐渐拉开至大全景的时代写照，个体和社会的伤痕在土地的变迁中慢慢愈合。影片的拍摄地是朱家峪和济南的黄河，对济南的民风民俗进行了深入的刻画，还原了济南农村的生活场景。这部剧的人物处处充满着“礼”，这种“礼”不是礼节而是乡土文明下的行为规范，是人们对生存土地的敬畏与尊重，也是现代社会对乡土的追忆。2008年播出的《闯关东》，所呈现的是乡土文化中所衍生出来的移民文化，移民的本身归根结底还是对于土地的寻找，对于生存的渴望，即便是远走东北，朱开山身上朴实豪爽、自强不息的精神依然存在，对乡土的执念上升到了家国土地守护的升华。

二、集体空间：媒介影像的景观再现

居伊●德波认为现代性的城市空间景观导致了城市异化，城市化的改造使得自然和人文环境以及乡村文明消失，静态和谐的生活场景让位于城镇化建设，商品城市逐渐占据自然空间，等级化空间秩序使得大众沦为孤独的个体，商品填满了城市空间。然而这种观念前提的建立是城市景观的高速更迭、流动，各种景观物体的堆积取代了真实生活场景，人们无法通过固有标志性空间场所进行自我建构。对于济南来说，泉、城、山、水、人的过去与现在并未发生巨大的空间断代，“本土”的概念依然存在。

大众媒介对于济南影像景观再现的表达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物质空间结构，也可以称为物理空间结构，指的是城市的自然空间基础，如《天下泉城》《泉城之光》《小清河》《记住乡愁——泉城老街》《济南的冬天》等。这种影像的表达所诠释的是济南因泉而兴、由山而智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些影像不仅是景观式的宣传，更多的是通过固定性的空间标志来定义城市的存在，“泉城人家”的个人化的生活体验及情感连接着济南的山与水。第二个层面是文化空间，是城市空间与文化空间融合所呈现出来的城市的气质和精神，如《英雄如山》《孙中山与济南》《名士济南》《我的济南老家——季羡林》《曲山艺海》等。如果说物质空间结构是偏静态的，那么文化空间则是在不断地进行动态书写，历史的变迁使得文化内涵和个人经验也处于动态的建构之中，所以我们看到了以红色主题为延伸的文化记忆，看到了民间特色技艺传承，也看到了济南“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人文气息，城市空间与文化相凝结，形成了济南特有的文化空间。第三个层面是社会空间，是人的主体性空间书写，如网红城市打卡、影像交互装置、自媒体等。近年来，济南的大明湖灯光秀以及新媒体影像装置，还有当代艺术展和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等都为济南的社会空间注入了活力。这些景观的现代性表达与历史性书写实现了跨时空的情感体验和空间表达，不仅可以进行媒介信息的城市空间捕捉，还可以进行亲身的个人空间化书写。

三、集体框架：历史叙事的缺席及个体体验

尽管前文叙述了济南影像的多元化呈现，无论是物质空间还是文化空间都表达了济南与济南影像之间的联系，但难掩的事实却是历史叙事性的缺席。在百余年的中国影视史中，济南作为叙事空间似乎被人遗忘。从电影生产机制的角度来说，早期的电影制作与生产中心是上海和北京，各大民营影视机构更是层出不穷，两大城市被反复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电影厂收归国有，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电影《桥》，正式拉开了东北影像工业化书写的序幕。其后，西安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峨眉电影制片厂、潇湘电影制片厂等纷纷拉开序幕，相较于北京、南京、上海、香港、重庆、东北等城市的标志性书写，济南的空间景观和文化功能似乎就被定格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山影集团开启了影视剧制作之路，中国的“十七年”电影期间，济南影像的书写似乎出现了空白和叙事断代。80年代开始，整个山东影视剧发展之初逐渐开启了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其对市场和影视精品的把握越来越以“普适”性的姿态加上宏大的叙事背景，所以越来越淡化了城市地域的历史性缺席。从影视内容的角度来说，济南影像的空间景观和文化功能被定格在了泉、水、老街等场所，文化功能始终是儒家文化的谆谆教导。这种静态的、定格式的影像建构与历史动态的、发展变换的书写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历史记忆的遗忘与压缩。

“对于个人体验来说，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这种机体框架是许多成员个体记忆的结果。对于济南来说，由山、泉、水、街道等演化成了今天济南的地域框架，在历史记忆里，个体并不是直接回忆，而是通过他者叙述的激发，记忆才被激发出来。所以对于济南影像的书写更像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当我们看到济南老火车站在影片《济南战役》《大浪淘沙》中一闪而过，片段式的影像足以让观众进行记忆的补偿与想象，生活的不同时期这些记忆也就会不断地卷入不同的观念之中。还有济南的侠义、鲁商、乡土、市井气息等能够激发集体记忆的怀旧空间，影像中的物质、文化、社会空间都会成为个体记忆的承载。

可以看到，对于济南影像化建构的力度和广度仍然不足，尤其是历史性建构与表达方面，在动态空间塑造上更应该加强书写济南城市本身的记忆，在叙事空间与记忆空间完成体验的深层次互动，建构特色的城市身份认同，对影像的书写也是对群体记忆和文化的寻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