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会青

(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红色经典文化表征着中华民族时代精神与审美层次，是国民主体意识唤醒的记忆基因。伴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推动红色经典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发展成为提升国民文化自信、增强国民文化水平的重要抓手。作为新中国在建设、改革中所形成的红色经典文化重要载体，红色经典文本与国民怀旧情感深度耦合，与我国意识形态紧密贴合，与文艺市场发展需求两相吻合，是我国推进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红色经典文本被改编为多元化题材与表现形式，如小说、连环画、电影、电视剧、游戏、歌舞剧。红色经典文本的改编主要是将文本中革命精神挖掘出来，结合现下语境进行现代化转述，在保留红色基因的同时，依据不同媒介特性对文本精髓进行延伸。从文本到影像的跨媒介叙事，主要是借助新型传播媒介与技术来重新表达与诠释红色经典文化，赋予革命精神以新貌。影视作品凭借其受众广泛的优势，在阐述红色经典故事、挖掘红色资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949年后，《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红岩》《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等红色主旨突出、革命风格鲜明的红色经典文本被不断改编并以影像形式出现在银幕上，为当时与往后文化艺术提供发展活力。红色经典文本通过影视剧形式再现中国共产党历史故事与革命战争，歌咏革命先烈与英雄坚贞不屈的优秀革命精神，坚定国民忠于党的事业与复兴民族的信念。作为红色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红色经典文本影像化正在逐步内化为国民精神结构的有机质素，不仅对于现代民众具有极强教育意义与美学欣赏价值，而且对推动社会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基于此，文章从跨媒介叙事学角度出发，梳理分析“红色经典”文本与电影整体特征，以期把握近年来红色经典文化传播的深层动力与社会因素。

一、文本改编：红色经典文本的改编之困

(一)文本特色较难凸显

红色经典文本主要是以1921—1949年间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历史为主体的文学作品。此类作品洞悉了抗战时期的革命精神与历史本质，达到在国民心中形成社会凝聚力与新型价值体系的目的。红色经典文本所表现的历史事件凭借其最终革命宗旨，协同奋斗目标、正义战斗行为、正确价值取舍，在本质上与相对应的革命精神具有同质性。而革命精神的实质则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领导人民在伟大社会革命中凝聚而成的精神力量，深刻反映了红色经典文本对内在精神的塑造。例如，《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等红色经典文本通过刻画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走向胜利的历史故事，充分凸显出那一时期的革命精神。比如在作品《林海雪原》中关于“鬼神”“儿女”“英雄”三类题材的引用与改编，以独特方式厘清“革命”与“传统”的关系。该作品将敌对分子刻画成妖魔鬼怪，进一步衬托出主角伟岸形象，且用细腻笔触描写少剑波与女护士白茹间儿女情怀，塑造出丰富饱满的人物形象。

部分红色经典文本借鉴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复仇情节以丰盈文本背景。比如《红旗谱》《保卫延安》《红日》等作品均将复仇情节融至文本撰写中。其中，《红旗谱》作者表示，作品创作过程中充分参鉴《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作品中人物背景塑造情节，旨在打造丰满人物形象。该作品讲述地主与朱老巩之间的斗争、朱老巩中计身亡、虎子为父报仇的故事。这类文学作品较好地传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语言风格。由此可见，红色经典文本多是在传统文学基础上突出作者个人特色，为新时期文学发展提供有力借鉴。受到不同社会生活与政治环境影响，红色经典文本在作品表现形式以及题材选取方面与传统作品相比均产生了巨大变化，且多承载着作者沉重情感与爱国之情。这些深层次情感及文本特色较难在影像中得以凸显，这成为红色经典文本改编的第一重困境。

(二)人物形象难以具化表现

红色经典文本通常使用虚实结合的语言对抗战时期历史事件进行描绘与刻画，充分体现其人性美与英雄美的特点。由于红色经典文本语言具有凝练性与层次性，描述故事情节具有“此处无声胜有声”的艺术特征，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对英雄人物以及传奇故事进行联想，产生“千人千面”的理解。然而，电影作为一种将故事或文本以视觉艺术效果呈现给大众的类型，在演绎故事情节时须对人物进行具象刻画。鉴于电影拍摄、剪辑等环节存在强烈主观性，红色经典文本影像跨媒介叙事主要是基于改编者对于作品的理解，未能满足所有观者对于作品的想象。

对于红色经典文本而言，人物的丰富层次以及深远意蕴是作品彰显无限意味的核心。以《霓虹灯下的哨兵》为例，受香风毒气熏陶的陈喜、自由主义思想严重的童阿男等人在共产主义的正确引导下，其理想信念发生重大转变，且逐步成长为革命英雄；以《开国大典》为例，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领导人作为积极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通过不断探索，逐步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成功走出具备中国特色的革命胜利道路。作品《红日》将艺术虚构与战争历史相结合，描绘出正义之师在莱芜、涟水等战役中的英勇形象。不仅如此，《红日》还将百姓、军队日常活动与战场场景相融合，展现出红色经典文本的宏大基调。虽然大多红色经典文本致力于细致生动叙述革命斗争与阶级斗争故事，但细细剖析作品内部可以看出其中隐藏的人性之美。总之，红色经典文本将革命精神作为一种特殊文化内容与历史人物具体行动及历史场景结合进行还原，以艺术再造的形式充实革命文化内容体系。由此可见，红色经典文本中人物形象打造是较易描摹的。但是若想将人物进行具化演绎，这就要求演员须仔细揣摩人物内心、情绪外化，通过精湛演技触动观者的感觉神经。然而，作为红色经典文本的精髓所在，饱满的人物形象在影视创作过程中较难生动展现出来。

(三)文本意蕴无法视觉化

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红色经典文本的结构技巧与表现手法渐趋复杂。红色经典文本以突出人物形象以及革命精神为主进行叙事，使用故事切割的方式描述简单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生活环境，引导读者去思考作品背后蕴藏的无限容量与深厚主题。比如作品《红旗谱》中，带着一身仇恨的朱老忠回到自己的家乡，并未出现超现实的行为，而是与妻儿过起平淡而又普通的世俗生活；反面人物冯老兰的罪恶则是与农家孩子抢夺脯红鸟、看上美貌的春兰。可见，红色经典文本通过对人物简单平淡的日常进行描绘，侧面反映出作品所蕴含的深层次意蕴。

另外，红色经典文本通过描绘平淡的日常生活以及风俗习惯，让读者感受到真实而又温馨的气息。比如作品《创业史》中，不仅详细描写郭世富新屋架梁礼仪与王二直杠葬仪这类故事情节，还刻画出陕西渭南民俗。红色经典文本中大篇幅描写民俗习惯与生活日常，不仅是对静态生活情操的刻画，更凸显出动态阶级斗争与革命斗争。然而，在当前文化消费环境中，红色经典文本为进一步市场化，将日常生活图景作为重要生成要素，以此阐明红色经典电影并非都是枪林弹雨，也有世俗生活融贯其中，使作品读起来更加贴近生活。由此可知，红色经典文本在叙述简单日常生活场景的背后，蕴藏着隐秘幽深的思想意蕴，恰是红色文化历久弥新的重要体现。然而，这深而不外露的文本意蕴，难以通过影视作品进行视觉呈现。这使得改编者仅可从表层景象、情节扩充及叙事角度进行演绎，难以将红色经典文本中隐藏的深层意蕴进行视觉化传播。

二、类型衍生：红色经典文本跨媒介叙事的影像典范

胡适曾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可视化表达是当前影视语言最基本的特性之一。在多方力量共同作用之下，蕴含着鲜明阶级属性与革命印记的红色经典文本改编成为时代必然。翻拍与改编是红色经典文本最明显的展现方式，而类型迭代是最为潜在的衍生方式。红色经典文本衍生出的各类影视作品，主要表现为作品传播与推广方式。近年来，红色经典文本改编大多为多元化题材与模式，如电影、小说、连环画、电视剧、游戏以及歌舞剧。就电视剧而言，经过题材规划立项批准的红色经典文本改编电视剧数不胜数。2009—2015年，就有《江姐》(2009)、《洪湖赤卫队》(2010)、《永不消逝的电波》(2010)、《南下南下》(2010)、《一路格桑花》(2010)、《远山的红叶》(2010)、《解放大西南》(2015)等30部影视剧被批准立项。就动画片而言，诸多红色经典文本被改编为儿童题材的动画片，如《三毛流浪记》(1949)、《鸡毛信》(1953)、《英雄小八路》(1961)、《小兵张嘎》(1963)、《闪闪的红星》(1974)、《报童》(1979)、《泉水叮咚》(1982)、《祖国的花朵》(1995)。就歌舞剧而言，《白毛女》《江姐》《红色娘子军》等优秀歌舞剧均源自于红色经典文本。《地道战》《林海雪原》《地雷战》等战争题材的红色经典文本被改编为网络游戏。可见，“红色经典”已逐步发展为跨类型、跨题材、跨平台与跨渠道的融媒体产品，即具备跨媒介特征。电影《小兵张嘎》便是红色经典文本跨媒介化的典例。该影片改编于徐光耀小说，成为红色经典文本重点开发对象，被改编为电视剧、动画、连环画及舞台剧等媒介形式。跨媒介传播在扩大影视作品影响力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传播效果与市场效果。然而，如何将红色革命故事以影视剧形式展现出来是一项艰难课题。迄今为止，红色经典文本经历多次翻拍与调整，多在电视及电影银幕上衍生出多种新特征与类型。

(一)“红色谍战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大量谍战片出品，将抗战年代我党与敌军特务间针锋相对的故事描绘出来。同时，“谍战剧”与“红色经典”的融合衍生出“红色谍战剧”这一类型。影片《潜伏》(2009)讲述1945—1949年间，抗战胜利前期与国共内战时期国、共、伪、日、外国势力以及与黑社会间复杂斗争。《潜伏》通过揭示军统内幕，打造具有血肉的人物角色，展现出较高层次的中国谍战。《潜伏》蕴含的艺术效益、社会效益以及市场效益，为中国谍战题材影视增添更鲜明的特色。这一影片借古喻今、立意深远，将红色经典谍战影视片的高度拔高，为谍战片做出正确的指引与参照。而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1958)展现了从1938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中国人，他们拥有共同的信仰与理想的追求。《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叙事方面存在一定的表现空间，抓住“信仰”这一点进行展现。究其原因，主要是民国时期不仅是革命志士、文化精英，许多普通市民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展现出从容不迫的处事风格，这是受到上千年儒家教育浸染的结果。面对观者对于影视作品高要求，谍战剧创作者须对情节内在逻辑、人物关系、因果关系以及剧情推动间关系进行梳理。在基于历史史实基础上，谍战剧创作者加入创新与想象力，使得红色经典电影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同时，成为具备创作者个人特点的影片。如影片《林海雪原》(2017)基于小说的革命浪漫主义及传奇色彩，对人物塑造方面进行创新，使革命英雄群像与革命传奇故事出现银幕上。由于小说中对于英雄形象描写较为单薄，故影片中依据部分文字描述打造沉着冷静、足智多谋的英雄形象。同时，影片使用蒙太奇表现手法与强冲击力的镜头塑造具有层次感的英雄人物，并对人物情绪与心理进行细节刻画。该影片在借鉴传统戏剧表现手法的基础上，利用电影的“时空转换”特征，展现出精彩的斗争过程，进而凸显出英雄人物所具备的红色革命精神，使红色文化精神内核得以升华。总体来说，“红色经典”文本改编电影能够充分展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深远影响，借助艺术手法将革命精神具体鲜活地呈现于眼前。

(二)“献礼片”

在“红色经典”衍生类型中，“献礼片”成为最受好评的影片。从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青春之歌》《万水千山》等影片到现阶段《建国大业》(2009)、《建党伟业》(2011)、《我和我的祖国》(2019)等作品，均使用“献礼片”形式向中国致敬。“献礼片”以全景式反映出中国人民由站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光辉历程，并凸显“红色经典”在艺术形式上的不断创新。换言之，在“红色经典”描画中，英雄人物与革命领袖均彰显着革命文化的锻造历练作用。改编作者通过对历史人物衣着服饰、生活用品等细节的真实还原，深度挖掘其革命精神与思想境界。比如影片《我和我的家乡》(2020)通过主旋律戏剧将红色题材与戏剧元素完美融合起来，并在献礼片基础上借助商业营销手段推广影片。影片的表达形式具有时代性，通过“普通人”视角将各类重大历史事件串联起来，借由互文性、媒介融合、症候式叙事形式营造出“献礼片”类型。《我和我的家乡》这类“献礼片”展现出国产主旋律电影类型向喜剧电影衍生的可能性。

(三)“红色偶像剧”

随着时代发展，“红色经典”与“偶像剧”之间产生一定融合与衍生，“红色偶像剧”就此形成。“红色偶像剧”主要是从当代人视角出发，演绎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故事，通过现代人的价值观将革命年代人的红色精神与青春理想刻画出来。“红色偶像剧”题材选择与英雄事迹、伟人故事这类历史题材有共通之处，通过描述出英雄为实现某一任务的曲折故事，刻画人物所具有的饱满形象以及品格特质，进一步反映出英雄人物青年时期的雄心壮志与精神面貌。影片《血色湘西》(2007)整体以抗战背景为底色，加入大量现代元素，展现出人物间爱恨纠葛与地域情仇。影片通过表达出湘西人民面临抗战时放下恩仇、团结一心的大主题，拔高“红色偶像剧”水准，使观者在感慨“偶像”“伟大”的同时感受到抗战期间的团结一心与民族情怀。《我的青春在延安》(2011)和《风华正茂》(2011)区别于传统观念的红色经典影视，将革命年代青年人生活态度以全新方式呈现于银幕上，这对于现代年轻人树立良好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具有重要作用。在此之前，央视播出的《恰同学少年》(2007)将革命家在青年时期的学习成长故事在荧屏上播出，引起极大反响。该影视剧塑造杨昌济、孔昭绶等人的良好教师形象，为现代学生读书、教师育人提供有力借鉴。

三、元素挪用：红色经典文本跨媒介叙事的影像表达

(一)人物形象的延续

新时期红色经典电影的英雄形象并不像传统影片中那般高大雄伟，多是以普通人出现。影片通过对社会中小人物故事进行刻画与描写，重塑人们对于英雄的刻板印象。如影片《天安门》(2009)主要通过大时代与小人物经历有机结合的方式突出深刻内涵，区别于以往红色经典电影的沉重气氛与宏大叙事方式，采用线性叙述方式将各个小事件串联起来，凸显“人民”主体性。影片《建国大业》通过叙事性文本的方式将商业元素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结合进行宣传。从叙事性文本角度来看，观者可透过表层娱乐感受其蕴藏的深层次意识形态话语。该影片以普通人视角为切入点，着重描述解放军进驻上海、毛主席抵达北京这类宏大场景，凸显这一事件的盛大与重要历史意义。这类叙事手法与《我和我的祖国》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普通人视角对重大历史事件展开演绎，使剧情更贴近生活，似历史进程中平凡的见证，更凸显各项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影片《我和我的祖国》脱离对宏大革命书写立场，通过不同导演拍摄短片组合而成。该影片展现出不同标志意义历史阶段时，不同个体对时代以及历史理解与记录。就形式上来看，影片由多位导演联合创作而成，以鲜明主题串联各个故事，彰显出作品的隐喻。然而，该影片的出彩之处在于从小人物视角出发描述历史事件，使观者可以感受到强烈的共鸣，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让观者身临其境，仿佛成为这一时期的历史建构者。

(二)音效文本的显化

红色经典电影声音主要包含音响效果与角色对白两方面。一方面，真实的音响效果。在较早时期，红色经典电影由于受到当时制作装备的限制，其音效较为单薄、朴实。随着数字技术不断发展与壮大，红色经典电影的音效在近几年中得到升级与改善。如影片《智取威虎山》(2014)中的打斗场面为观者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影片中“枪声”音效设置。早期红色经典电影中激战时通常使用“扫射”的音效，旨在渲染战况激烈的效果，但实战过程中扫射并不符合逻辑。影片《智取威虎山》中使用“点射”效果使得整个动作戏非常成功。该片中铿锵有力、清脆的枪弹声一直萦绕在观者耳边，使观者仿佛置身于枪林弹雨的现场，极大深化了战斗的逼真度。影片《林海雪原》(2017)同样使用“点射”枪声设置，将该音效应用得淋漓尽致。影片借助点射的音效设置，使整个故事发展更为生动、饱满，生理与心理上为观者带来如临其境的感受。另一方面，饱满的人物对白。《智取威虎山》中人物对白包含着大量东北土匪黑话。尤其是杨子荣与座山雕首次见面时，土匪说的第一句话是：“蘑菇，你哪路，什么价？”而杨子荣悠闲回道：“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而后来遇到同行时，土匪抛出暗语：“天王盖地虎！”杨子荣接上：“宝塔镇河妖！”又经过好几轮的盘问，杨子荣终获得土匪们的信任。这一段表演，也成为影迷心目中最经典的一幕。这些台词音效的设定，不但引起了数代人的回忆，且使新生代们接触到了曾经的经典。徐克在电影字幕里详解了这些黑话的意思，使得观众在观看影视剧的同时对这些语言艺术产生极大兴趣。

(三)镜头转化的拓充

红色经典电影主要由摄像拍摄到的影像组成。镜头作为构成影像的基础组成成分，在影像中画面构成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完整镜头的叙述与表达，包含它的动作记录、长度、摄像机主体距离、摄像机观看主体的角度、摄像机移动的方向，有时还包含镜头的特殊功能。当下红色经典电影便是利用不同景别、不同角度、不同运镜方式以及快慢镜头、空镜头和主观镜头的穿插，完成一部影片的摄制。也正是因为恰当地组合使用镜头，人物形象、宏大场面、影片的节奏等细节更能直观地展现给观众。红色经典电影中多使用仰拍镜头展现正面人物形象，采用俯拍镜头刻画反面人物。例如，影片《红灯记》(1970)在表现英雄人物的镜头中，常常会采用仰拍的方式，用以表现主体的权威；而在表现反派人物的时候，用俯拍的方式提供一个低处的视野。而镜头内部、外部的运动则可以给观众展现更为丰富的视觉空间，引导观众感受到人物情绪的变化和内心的活动，增加了影片的观赏性。影片《红色娘子军》(1960)中，在吴琼花的动作、眼睛神态等细节方面使用大量特写镜头，将人物内心情感传递给观众，并加深人物形象。

结 语

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坚持红色经典电影的传承，就需长久坚守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与精神脉络，开拓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红色经典文本主要以人物形象的延续、音效文本的流转、镜头转化的拓充等方式，深挖时代政治文化语境，弘扬红色经典文化。然而，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影视工作者须深耕红色经典文本内涵，结合现代化语境重现时代经典，推动更多红色文学作品紧跟时代发展，让经典永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