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生

走进眉山三苏祠，这首诗一定会映入你的眼帘，就是朱德元帅为三苏的题词：

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现象，这是根植于中华文化土壤上产生的瑰丽花朵，同时也是巴蜀文化培育出来的参天大树。朱德元帅的题词对三苏的成就作了最高的褒奖。最近习主席来到三苏祠，了解三苏生平、主要文学成就和家训家风等后指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要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提到，“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眉山苏氏正是这样一个有着优良家风传统的家族，堪为楷模，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学习。

一、文学名世，带动一方向学之风

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之所以能流芳千古，主要就是缘于他们的文学成就。苏氏三父子同被列为“唐宋八大家”。八大家是唐宋“古文运动”成果的最集中体现，是我国古代文学的卓越代表。所谓“古文”，就是古代的散文。古文运动是针对六朝隋唐时期流行的骈骊文而言的。骈骊文以《文选》为代表，追求文辞的华美而忽略文章的内容。北宋时期，继唐朝韩愈、柳宗元之后，古文运动被推向新的高潮，使古文运动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在这场运动中，三苏之功至伟，影响也是最大的。陆游说，宋代初期，世尚《文选》之学，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说，熟读《文选》，可以求得半个功名，不过仅此而已。又说：“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建炎”是宋高宗的年号，也就是说从南宋以后，苏氏文章影响日益扩大，也辐射到了全国，只是蜀地人民感受最为深刻。

苏氏父子的成就和家风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苏洵《族谱》以高阳（古帝颛顼）为远祖可以不论。汉顺帝时，有苏章者曾为冀州（今河北冀县）刺史，子孙家于赵州（今河北赵县），故三苏自称“赵郡苏氏”。唐朝武则天时，赵州人苏味道曾为眉州刺史，有子定居于此，成为眉山苏氏之始；而早前的官宦之家一般是与诗书为伴的。到宋代，苏洵的父亲苏序，喜作诗，“读书务知大义，为诗务达其志而已，诗多至千余首”（曾巩《苏序墓志铭》）。苏序有澹、涣、洵三子。澹、涣“皆以文学举进士”。此前，蜀士多不愿出仕，曾巩就说：“蜀自五代之乱，学者衰少，又安其乡里，皆不愿出仕。苏序独教其子涣受学，所以成就之者甚备，至涣以进士起家，蜀人荣之，意始大变，皆喜受学。及其后，眉之学者至千余人，盖自苏氏始。”（曾巩《苏序墓志铭》）《三字经》中有“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是讲苏洵发愤读书的故事。大约二十年后，苏洵带上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赴京赶考，同中嘉祐二年（1057年）的进士，名动京师。这一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灿烂的一页，同榜名士辈出。苏洵“始发愤”的时候，正值轼、辙二子出生后的那几年；可以推定，两兄弟一定是在父亲的读书声伴随下成长起来的。

二、教子有方，借“名”施教

苏洵给两个儿子取名轼、辙，均与车有关，想必对二子寄寓了行久致远的深意。二子成人，性情各有特点。苏洵写下《名二子说》，对二子提出了殷切希望：

这是借二子名说事，告诫苏轼，为父担心的是你不会隐藏自己的锋芒；又委婉告诫苏辙，要善于处理祸福问题。二子的性格不同，提出不同的期望，这就是因材施教！

我们从苏轼送给他的两个儿子的“砚铭”中可以领略到这种风采。苏轼长子苏迈也是一位文学家。元丰七年（1084年），25岁的他独赴德兴县（现属江西上饶市）之任，苏轼说，“迈往德兴，赆以一砚，以此铭之”，是为《迈砚铭》：

苏迈的未来有各种可能性，所以苏轼借砚台提出了不同场景的应对之道：若学习圣贤道，需时时保持如饥似渴的态度；若求进于功名事业，则需时时保持戒备之心；若治产业财物，则需时时保持助人之心；若治狱审理案件，则要慎之又慎，不可乱刑轻视人命。苏迈一生为人处身堪称楷模。现存清代《德兴县志》都称誉苏迈“文学优赡，政事精敏，鞭朴不得已而加之，民不忍欺，后人仰之”。县志将苏迈列入名宦之列，时人筑景苏堂，时时膜拜瞻仰。

苏轼又曾送给次子苏迨一砚，亦作铭说，是为《迨砚铭》：

这是苏轼于元丰七年（1084年）即将离任黄州时所作。苏轼因“乌台诗案”于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被贬黄州（在今湖北），至元丰七年四月离开黄州。是铭告诫子迨，石有穿透之时，而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却是无止境的；此石生于深壑渊潭之中，得来很不容易，如今为了鼓励表彰勤苦读书，所以送给你这个大高个子。在有些调侃的语气中，对苏迨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苏轼幼子苏过，年轻时跟随父亲宦游各地。苏轼受贬时，奔波于广东惠州、海南儋州等地，苏过也多随行。他是三兄弟中待在苏轼身边时间最多的，故而受父熏染也最深。苏轼去世后，苏过置家河南，出任过一些小官，留下了《斜川集》，也留下了考察苏轼父子的思想和家风的珍贵材料。

三、重视读史，促“华实相副”之风

三苏家风的一个特点是高度重视历史的学习。苏洵不仅是文学家，也是杰出的史学家。他撰有《六国论》，提出并论证了六国灭亡，其“弊在赂秦”的精辟论点；还“借古讽今”，批评了宋朝对辽和西夏的“岁币”之奉的屈辱政策，告诫王朝统治者要吸取六国灭亡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苏洵著《史论》三篇，讨论了史学方法与历史编纂问题，认为经、史是互补的：“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苏洵在这里提出了史学的价值判断问题，在史学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

北宋时期，土地矛盾尖锐。苏洵又纵论古今制度，针对现实，指出虽然不能够恢复古代的井田制，但却可以在“限田”上多作功夫。（《田制》）重视史学乃苏氏家传之学。苏轼有《与侄孙元老》书四首，其二告诫侄孙苏元老，对其于“趋时”应举考试之际，提出了多读史的希望：

苏元老后来学有所成，长于《春秋》，文史俱佳，传承了苏氏家风。北宋是一个产生明星大家的时代，而各家之中，“唯苏氏能不废史学”。不仅苏洵有《史论》，苏辙亦作《古史》，考古今得失，不务空言，深得朱熹的赞赏，说是“近世之言史者，惟此书为近理”。苏轼的史学论著亦充满新意和活力，其《三国名臣》一文，对兼具崇高道德感和高超谋略如诸葛亮那样的名臣深致赞叹，时人称“坡翁此论甚伟”（刘埙《隐居通议》）。苏轼在海南时曾说：“儿子到此，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与程秀才》之二）。今中华书局《苏轼文集》第六十五卷全为史评，凡88篇，得到时人的高度评价，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蒙文通先生名著《中国史学史》赞道：“苏氏延北宋一线史学之传，俾蜀之史著风起云蔚。”南渡而后，西蜀史学甚盛。史学在传承中华文化方面的作用如今日益显现，苏氏家学传承史学之功至伟。

四、在家敦亲睦族、为官勤勉公正的家风

清乾隆歙县《汪氏宗谱纂要》载苏洵修谱语

唐代中期，早前的家族宗法制度近于崩溃，唐宋时期科举取士制度化，培育出了一些成功的士人家族。重建基层的家族制度、聚合社会凝聚力受到士人阶层的高度重视。苏洵撰有《苏氏族谱引》，强调家族中的“孝悌之心”。他分析古代亲属制度：“情见于亲，亲见于服，服始于衰，而至于缌麻，而至于无服。无服则亲尽，亲尽则情尽，情尽则喜不庆，忧不吊。喜不庆，忧不吊，则途人也。”血缘是联系亲情的纽带，而丧服体现了亲情的亲疏。他感叹于“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于途人，吾谱之所以作也”，认为作族谱的目的在于：虽然“分至于途人”是不可避免的事，但希望在家族的范围内，应该加强家族的联系而不被忽视。这说明聚合族人，建设家族文化一直得到苏氏家族的高度重视。

在家必敦亲睦族，为官必勤勉公正，是苏氏家族的优良传统。湖北黄冈武穴市现有东坡后人7000余人，虽散居各地，但有一座苏氏祠堂，祠堂家训写着：

虽然此训不一定出于苏轼亲笔，但反映了苏氏家族的优良家风。苏辙官至宰臣，政绩可另论。苏轼多为地方官，为官清廉，政绩突出，著之史册，至今流芳。他在徐州时，黄河决堤，城下水高二丈八尺。上任未及三月的苏轼全力以赴，草履竹杖访当地驻军，与军兵一起筑堤护城；且结庐于城上，过家不入，艰辛奋战两月。（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元丰二年（1079年）他离任之时，州民拜于马前，献酒送行。（苏轼《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之二）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得任杭州通判，协助知州修复钱塘六井（苏轼《钱塘六井记》）；巡行属县，赈济灾荒，甚至夜宿城外而不悔（苏轼《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再次到杭为官，任知州。他见西湖草长水涸，葑田已占西湖之半，遂带领全州二十多万人疏浚西湖，筑成长堤，是为苏堤。苏堤卧波，贯通了整个湖的南北两岸，给西湖增添了一道妩媚的风景线。“苏堤春晓”后来成为“西湖十景”之首，万民景仰，千古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