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崝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参加礼部试，所考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在这篇文章中使用了“三杀、三赦”典故。这个典故的出处引起了一些议论，宋人的著作有所记载，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云：

宋代另一位学者龚颐正《芥隐笔记》卷上也有记载：

宋代诗人杨万里《诚斋诗话》也有记载：

陆游、龚颐正和杨万里都是南宋时人，他们彼此的年龄相差几岁到十几岁，距苏轼出生的时间晚一个世纪左右，因此他们记载的苏轼这段典故，不会亲聆自当事人，只能是耳食之言；既是耳食之言，难免有所出入。关于三杀三宥的出处，陆游所记苏东坡的回答是“何须出处”，这等于说没有出处，不必去追究。龚颐正的记载，苏轼的回答是“想当然耳”。这个“想当然耳”，龚颐正解释为苏东坡仿效孔融回答曹操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以今度之”（指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甄氏赐其子丕，实对曹操暗含讥讽），故“想当然耳”。这个解释仅仅是一个推测，难以确认。杨万里却袭用龚说，但解释稍详。他记载孔融回答“想当然耳”的典故出自《三国志·孔融传注》。这个记载却存在问题；因为孔融传见于《后汉书》，《三国志》并没有为孔融立传。但杨万里觉得用孔融“想当然耳”来回答“三杀三宥”的出处似乎也不甚妥当，故又引《礼记》一段文字来加以说明。

如果我们根据宋代的科举制度来推敲“三杀三宥”的出处，可以发现陆游所记苏轼语“何须出处”，龚、杨二人所记出于孔融“想当然耳”都有悖于当时的科举制度。但杨万里又认为这个典故可能出于《礼记》，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文再讨论。这里先说说“何须出处”和“想当然耳”何以有悖于当时的科举制度。

自隋代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历代科举考试都以儒家经典和前代诗赋为主要内容，宋代也是如此。如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国子祭酒刘爚上书言：“国家以科举取士，三日之试，虽兼策论，而去留之际，必本经义、诗赋。”这是说，科场中的文章诗赋，其内容都要根据经义和前代诗赋，而不能随意杜撰。又如庆历四年（1044年），臣僚上言改更贡举进士所试诗赋策论，这时欧阳修上书说：“凡贡举旧法，若二千人就试，常额不过选五百人，是于诗赋策论六千卷中（每一人三卷）选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试之官殆废寝食，疲心竭虑，因劳致昏。故虽有公心，而所选多滥，此旧法之弊也。今臣所请者宽其日限，而先试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不识题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限以事件若干以上，误引事迹者，亦限件数，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杂犯旧格不考试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欧阳修列出七种不合格者建议先加以淘汰，以减轻考试之官的工作强度，其中有“误引事迹者”。这个“误引事迹”当是指策论中所引经典、诗赋的典故、文句有误，若积累到一定数量，就要加以淘汰。欧阳修的这个建议不一定全为朝廷采纳，但可以知道，七种不合格必为考试之官所排斥。

现在我们来看看苏轼“三杀三宥”的典故。苏轼在他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说：“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段对话的出处，苏轼在他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实际上已经点明：“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其吁俞之声，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文中提到的尧、皋陶、四岳、鲧等人物，都见于《尚书》的《虞书》里的《尧典》和《舜典》。故按照苏轼的暗示，皋陶与尧的这番对话应在《尧典》和《舜典》里面。

张大千绘《东坡居士吟望图》

但是在《尧典》和《舜典》里，我们却找不到皋陶和尧的这番对话。由于《刑赏忠厚之至论》是苏轼参加省试的文章，并被收入苏轼的文集，故很受人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苏轼以后的北宋时期，没人对“三杀三宥”说提出疑问；到了南宋，却被人注意到，苏轼引用的皋陶和尧的这段对话并不见于《尧典》和《舜典》。如果按照宋代科举考试的规矩，苏轼使用的这个典故，与经义、诗赋不合，至少属于“误引事迹”，应属淘汰之列。尽管他当面向考官欧阳修作了说明和辩白，但据陆游等人的记载，他的说明辩白是苍白无力的，“何须出处？”“想当然耳！”这样的说明和辩白显然不足以说明他使用的这个典故是符合规定的。杨万里还说，苏轼回答欧阳修的疑问时，竟说这个典故出于《三国志·孔融传注》，其意在请欧阳修据孔融回答曹操事，推断“三杀三宥”应有其事。但这是一种类比的说法，不能判断为必真；更何况《三国志》未立孔融传。苏轼熟读群书，应该知道这一情况。如果他知道这一情况还要这样回答，便属有意误导——从苏轼平生为人来看，他不至于如此。我认为这是杨万里据耳食之言所作的误记。

但杨万里又认为“三杀三宥”典故出于《礼记》“狱成，有司告于王”一段。其实杨仅仅是概略的引用，原文见于《礼记·文王世子》：

这段话是说公族有罪，有司与公关于案情处置的对话。有司报告说某有罪，公说宥之；有司再报，公仍说宥之；及至三宥，有司不再回答，把案子交给甸人执行。公再追赦也来不及了。还有一些文献有类似的记载，如《礼记·王制》：

苏轼《刑赏忠厚之至》（选自明刻《苏文忠公策论选》）

这段话把审判案子程序叙述得更为详细：先由司寇根据法律审案，司寇审案要“三刺”，刺是深入讯问之意。郑玄注三刺是：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案子再上报大司寇，大司寇再审后报告于王，王再命三公听取案情并参与意见，然后三公再报告王，其间王“三又之”（郑注：又当作宥，宥，宽也），最后才下令执行判决。这段话与《文王世子》中，有司三次审判都判决有罪，公三次赦宥的意思基本上相同。《周礼·秋官司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这个司刺的权限把《王制》里面审判案子的程序都概括进去了，但其三宥三赦与《王制》三宥相较更加具体。司刺的三宥三赦是根据几种不同情况进行的，《王制》的三宥是审结案子后的赦宥，其意旨却是一致的。此外，《孔子家语·刑政》也有与《王制》大体相同的记载，只不过把这些内容以孔子与仲弓对话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礼记》《周礼》《孔子家语》等著作中的“三罪三宥”或“三刺三宥”，与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的“三杀三宥”其实大同小异；但是，苏轼所引“三杀三宥”是以尧与皋陶对话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不见于《礼记》等著作。那么，苏轼使用的这个典故是否属于杜撰或“误引事迹”，有悖于当时科举考试的规则呢？

如果按照现代的学术规范，我们在引用典籍或他人著作时，必须忠于原著，每个字，甚至标点符号都不能有误，并且要把出处准确地加以注明。但在古代，撰述者在引用时往往有所增减或改动，取其大意而已，其出处也只提提书名（偶尔提及卷数），这种引用方式在著作中，在科举考试中，甚至在上奏皇帝的奏章中都随处可见。例如：《论语·八佾》：

此二句在《中庸》里面，却引成：

《中庸》把《八佾》的两句话并为一句，文句也有所改动，尤其是把“宋不足征也”改为“有宋存焉”，意思已有一定变动。清代阎若璩的解释是：“《论语》‘杞宋并不足征’，《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孔子世家》言：‘伯鱼生伋字子思，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中庸》既作于宋，易其文，殆为宋讳乎？且尔时杞既亡而宋独存，易之亦与事实合。”这是说子思曾困于宋，但因他在宋作了《中庸》，曾经客居其地，故要尊重其地，对其地凡事要有所隐讳，这才是君子之风。（杜甫诗“自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与此意同。）孔子说“杞宋不足征”，似乎把宋的地位贬低了，故子思把“宋不足征也”改为“有宋存焉”。这是阎氏的一个推测，倒未可必。但子思引用孔子的话，却说明了古人引书，有时可以出于己意加以改动。

苏轼文集中，许多文章都有引书，其引用方式也和前人一样，对引书内容往往有所增减改动。如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参加学士院试，这是取得馆职的重要考试。《宋史·苏轼列传》载，他“试二论，复入三等，得值史馆”。我们且看他所试二论之一《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中所引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关于《春秋》的一段话：

苏轼所引这段话的原文是这样的：

把苏轼的引文和原文对照之后，可以发现，苏轼的引文把原文省略了一半还多，有的句子前后颠倒。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这样的引用已不能叫引用，而几乎应叫改写了。但这样的引用显然得到考官的认可，因为苏轼这次考试又获三等，与嘉祐五年（1060年）试制策同样的高第。又如苏轼《上神宗皇帝书》引用《尚书·洪范》云：

《洪范》这段话的原文是：

苏轼引用的这段话原文约160字，被他缩写至不到30字。奏议应该怎么写，苏轼可以说了如指掌。他引书这样缩改原文，应该是信心满满。奏议上呈后，也没有发生因他误引事迹，擅改典籍而受到皇帝的谴责。可见这样的引书方式是得到皇帝的认可的。

从以上几个例子看，古人引书并不如我们现在引书这样严格，往往出于己意加以增减檃栝，取其大意而已；有时甚至于加以改动，只要得到读者认可即可。在科举考试中，这样的引书方式，我们可以想象会令考官非常头疼；因为引书不是严格引用原文，而会增减改动，考官要核对原文就非常困难。引书方式的宽松，为一些不学无术的考生胡编乱造微言大义提供了可乘之机，但也让一些考官因不易核实出处造成误判而产生担忧。这大概就是前面谈到的欧阳修上书请先试策，以便把误引事迹之人先行淘汰的原因。同时，考官对试卷中的引书的处理也非常审慎，不轻易否定试卷中的引文，除了自己核查外，甚至要向考生核实，这就是陆游等人笔记中欧阳修向苏轼询问“三杀三宥”出处的原因。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中“三杀三宥”的出处究竟何在了。

前文已经指出，苏轼在文章开头部分已经暗示，“三杀三宥”的出处在《尧典》《舜典》中，但是我们翻检这两部文献，的确找不到尧与皋陶“杀之三、宥之三”的对话，这是何故呢？原来这是苏轼在引书时使用了檃栝整合的方式。《礼记》《周礼》中，或记为有司与公与的对话，或记为刑官司寇与三公等官员参与审案并向王报告，或记为司刺之官掌管刑法，形式有所不同，但有相似的内容，即一件案子要审慎地多次审理（即“杀之三”或“三杀”），君上或有关官员要尽量发现可原情节加以赦宥（即“宥之三”或“三宥”），直到证据确凿才最后定案。苏轼把这些文献记载的内容概括整合为“杀之三、宥之三”，又考虑到尧与皋陶为古圣古贤，其治理刑政的传说深入人心，故将“杀之三、宥之三”的对话转移到尧与皋陶身上。

虽然这样的檃栝整合大体上符合当时的引书方式，但整合几个文献，毕竟幅度大了些。据陆游等人记载，以至连欧阳修这样博学的考官也一时不明其出处。当欧阳修询问苏轼“杀之三、宥之三”出处时，苏轼会不会如陆游等人所记，回答为“何须出处”或“想当然耳”呢？我认为不会这样回答。回答“何须出处”，等于承认未能遵守考试规则，属于“误引事迹”；回答为“想当然耳”，这是模棱两可的说法，不足为据，有可能被认为是一种狡辩。并且，入选的文章都要公之于众，考生若发现有不合规则的文章被录取，有可能会聚众闹事。当时确曾有考生闹过事，后果很严重。因此，我认为苏轼不会这样回答。他的回答有可能是他是如何檃栝整合典籍中“三杀三宥”的记载，这样的整合又是如何合乎考试规则云云。他的回答应该得到欧阳修等考官的认可，也应得到其他考生的认可。至于百馀年后陆游等人对苏文中这个典故的出处发生疑问，应该是苏轼本人的口头解释未能传下来，他们只听到一些以讹传讹的耳食之言而已。

中国司法鼻祖皋陶塑像（在合肥市安徽名人馆）

在解释了苏文中“三杀三宥”出处后，我们还可对苏轼在檃栝整合相关资料的取舍稍加注意。《文王世子》中所记刑案是公族有罪。公族属于贵族。若强调罪犯是公族，则“三杀三宥”就有偏袒公族之嫌，法律就会失去公正性。苏轼在文章中不取公族有罪之说，只提“三杀三宥”，这就使法律适应于包括庶民百姓的社会各阶层，提高了法律的公正性。可以说苏轼这篇文章所用典故，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

《宋史·苏轼列传》载：“程氏（苏轼母）读《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范滂是东汉末年人，初入仕即“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他为人正直，不畏权豪，力劾“叨秽奸暴，深为民害”的官吏，为权贵所忌恨，遭受党锢之祸。他为了不连累他人，遂自首就戮。他的大无畏的精神，受到深明大义的母亲的支持。苏轼母子以范滂母子为楷模，程氏愿为滂母，给了苏轼以很大的勉励，使他立志为解除天下苍生的疾苦奉献一生。他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借古人之口，提出“三杀三宥”说，就是他愿为天下苍生解除疾苦的最初的宣言。

[1]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六。

[2]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一《选举考四》。

[3]清·阎若璩：《四书释地》，转引自清·俞樾：《古书颖义举例》，中国书店1984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