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泽军，张 锐，姬一帆，贾云飞，温 暖

（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郑州 450046）

0 引言

中国粮食产量虽然连续多年持续丰产，但供需“紧平衡”、生态“紧运行”的基本态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1]。粮食安全包含数量安全、品质安全与生态安全。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将粮食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强调推进农业绿色发展，进一步提高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粮食安全的源头在农户。农户作为粮食生产的具体施行者，其绿色生产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是提升粮食安全水平的基础与关键。因而，讨论粮农绿色生产技术或方式的采用对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生物农药采用是粮农绿色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举措。随着2020年农业农村部“一控两减三基本”中减肥减药的目标基本实现，未来粮食安全水平的保障客观上要求采用“替代”策略，即有机肥替代化肥、生物农药替代化学农药。世界范围内化学农药虽然仍是主体，而生物农药使用量逐渐上升[2]。然而，虽然广大农户对生物农药有着较强的需求，如大约有41%的稻农对生物农药有需求，远高于27%的化学农药和15%的农药减施技术需求[3]，但是需求远没有转化为行为。据调查，目前农户对生物农药的实际采用率非常低，仅10%左右，且主要用于果、菜、茶等经济作物[4]。这主要是因为生物农药具有覆盖靶标病虫范围小、速效性差、操作复杂、不宜长期储存等特点，农户感觉采用生物农药麻烦多、风险大、成本高。经济作物由于产品附加值高，农户愿意承担风险并支付较高成本，实际采用生物农药较多；而粮食作物附加值相对较低，农户往往不愿意采用。这样，在粮农“不愿”与国家“意愿”不一的现实窘境下，如何促进粮农转换采用生物农药是亟待探讨的重要问题。

粮农由化学农药转换采用生物农药面临转换成本制约。转换成本（Switching Cost）最早由迈克·波特提出，是指消费者从一种产品或服务的供给者转向另一个供给者所产生的一次性成本，包括经济、时间精力与情感上的损失或付出。粮农作为生物农药采用者，相当于消费者，当转换成本较大时，粮农可能拒绝采用生物农药。然转换成本包含多个细类成本，不同细类成本对粮农生物农药采用的影响是否相同？且不同经营规模粮农资源禀赋与个性特征存在差异，对转换成本的感知存在差异，采用生物农药行为是否相同？这些问题尚有待深入探讨。

现有文献较少研究转换成本、经营规模与生物农药采用三者之间的关系。关于经营规模与农户新技术采用关系的研究有3种观点：一是无影响或负向影响，即经营规模与采用意愿不相关或者经营规模越大越不愿意采用新技术[5]；二是正向影响，即经营规模越大越愿意采用新技术[6-8]；三是“倒U型”影响，即小农户和大规模户新技术采用意愿低，而适度规模户的较高[9]。关于成本与农户新技术采用关系的研究认为，信息成本、学习成本、风险成本等阻滞了新技术的采用[10-12]，农户不同的成本感知显著影响新技术采用[13]。关于农户特征对其新技术采用影响的研究认为，农户个人特征[14,15]、家庭特征[16,17]等对其新技术采用有不同的影响。

上述研究对探索转换成本对不同经营规模粮农生物农药采用的影响具有重要启发。但现有文献存在3个需要拓展的地方：一是较多以农户而较少以粮农的生物农药采用为研究对象，而分析粮农这一大田作物生产者的生物农药采用对粮食安全意义更大；二是较多检验成本而较少分析转换成本对新技术采用的影响，而分析转换成本的影响有助于拓展现有研究视野；三是较多分析经营规模的调节作用而较少直接比较不同规模农户新技术采用差异，而后者更有助于发现不同规模农户新技术采用的特征。有鉴于此，文章将粮农生物农药采用置于粮食生产越来越注重品质安全与生态安全的背景下，分析不同经营规模粮农生物农药采用的转换成本对其采用意愿的影响，并提出相应措施建议，以期在理论上进一步探讨转换成本、经营规模与农户新技术采用的关系，在实践上启迪绿色生产精准施策。

1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1.1 数据来源

为了解粮农生物农药采用意愿状况，2019年8月课题组组织研究生对粮食主产区河南省的安阳、新乡、濮阳、周口、许昌、信阳等6个地市进行入户调研。样本地市抽取的原则兼顾粮食品种、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等因素。在粮食品种上涵盖小麦、玉米、水稻等主粮品种；在地理位置上涵盖豫南、豫中、豫北、豫东等区域，豫西山区粮食种植相对较少而未选择；在地形地貌上涵盖有豫南丘陵、黄淮平原、黄河滩区等。在6个地市随机抽取2个县，每个县抽取2个乡镇，每个乡镇抽取2个自然村，每个村抽取2个村民小组，每个小组抽取10户填写问卷。共发放问卷960份，全部回收。经过审核与整理，有效问卷688份。

1.2 样本特征

对于农户经营规模的划分与处理方法，霍瑜等根据样本特征将0.2hm2（3亩）以下的称为小农户，0.267～0.533hm2（4～8亩）的为中规模户，0.6hm2（9亩）以上的为较大规模户[6]；饶静根据调研样本特征，将1hm2（15亩）以上的定义为规模户，1hm2（15亩）以下的定义为小农户[9]；徐志刚等将规模户界定为耕地规模大于所在县户均规模5倍以上的农户[7]。样本区河南省人均耕地0.893 hm2（1.12亩），户均人口约5人，户均耕地规模为0.333hm2（5亩）。借鉴上述研究成果，参照样本状况，该文将耕地规模大于户均耕地规模3倍以上的界定为规模户，其他为小农户。全部样本中规模户为340个，占49.4%；小农户为348个，占50.6%。全部样本户、规模户、小农户的统计特征见表1。

表1 样本农户基本统计特征

如表1所示，样本农户呈现以下特征：（1）从户主性别比例看，户主以男性为主，共602户，占比为87.5%。（2）从户主年龄构成比例看，劳动力以36～55岁的中年与56～65岁的中老年为主，两者占全部样本的86.6%；36岁以下的青年农民仅占5%。（3）从文化程度看，初中文化程度的户主为381户，占55.4%，小学以下的占比为26.9%，大专以上的仅占1.5%；粮农整体文化程度不高。（4）从家庭种植业收入占比看，家庭种植业收入占比多为50%以下的和90%以上的，分别占47.7%和30.2%。规模户与小农户在年龄、学历、家庭种植业收入占比等方面差别较大。规模户户主年龄55岁以下的占73%，而小农户只占56.8%；规模户户主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25.3%，而小农户只占10.3%；规模户家庭种植业收入占比50%以上的达到88.8%；而小农户只占16.8%。样本情况比较符合河南省粮食种植农户的实际情况。

1.3 规模户与小农户生物农药采用意愿现状

调查结果显示，全部样本中有27%的农户愿意采用生物农药。其中，规模户中有39%愿意采用，比全部样本户高出12个百分点，小农户中仅15%的愿意采用，低于全部样本户12个百分点。

2 研究假设、模型设定与变量描述

2.1 研究假设

2.1.1 转换成本与粮农生物农药采用

转换成本包括经济性成本、关系性成本和程序性成本等[19,20]。其中，经济性成本主要指转换导致的优惠减少或者新注册费用的增加等；程序性成本主要指转换带来收益不确定感知的付出、信息搜索评估的付出、学习使用方法与技巧的付出，以及建立新关系需要的时间与精力的付出；关系性成本主要指与原有供应商关系或契约转变的情感损失，以及弃用原有品牌的心里不好受等。基于“理性小农”假设，粮农生产以经济利益增加为导向，较少考虑转换采用生物农药引致的关系性成本。因而，该文认为粮农生物农药采用的转换成本也包括经济性成本与程序性成本。其中，经济性成本包括财务支出（转换引致的经济支出增加）与利益损失（转换引致的优惠减少），程序性成本包括学习成本、信息成本、试验成本、风险成本，分别表示学习了解、信息搜索、试验试用、收益不确定等时间与精力上的付出。转换成本理论认为，对于买方而言，转换成本越低时消费者越倾向于转换供应商，转换成本越高时越不情愿转换[21,22]。粮农进行生物农药采用决策时相当于是买方，当转换成本较低时，粮农倾向于采用生物农药，当转换成本较高时不愿意转换。由此提出假说。

H1：转换成本对粮农生物农药采用有显著负向影响。

2.1.2 规模户与小农户转换成本与生物农药采用的差异

不同经营规模粮农对转换成本大小的感知并不相同。一方面，规模经济效应使得规模较大粮农（规模户）信息搜寻、学习与试验等转换成本相对较小而愿意采用生物农药；另一方面，经营规模与风险成正比，规模越大使得风险越大，较大的风险成本可能阻滞规模户生物农药采用。一般说来，学习成本与生物农药本身的复杂度、易操作性相关，信息成本与生物农药来源渠道的便捷度、可信度相关，试验成本与施药的可试验性、试验次数相关；这3类成本在完成转换的过程中需要付出的时间与精力支出是一定的，与经营规模不相关。但是，从平均成本考虑，规模户平均分摊的转换成本较小，感觉付出这些时间与精力是值得的；而小农户平均分摊的转换成本较大，感觉付出这些时间与精力是不值得。由此提出假说。

H2：经营规模减弱学习成本、信息成本、试验成本对农户生物农药采用意愿的阻滞作用，规模户比小农户更愿意采用生物农药。

从风险成本看，规模户经营规模较大，如果全部采用生物农药，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大，风险成本也就较高，可能越不愿意采用；小农户采用生物农药面临的风险成本较小，可能更愿意采用。因而提出假说。

H3：经营规模增大风险成本对农户生物农药采用意愿的阻滞作用，规模户更不愿意采用生物农药。

财务支出与利益损失是转换采用生物农药过程中一次性支出的经济性成本。从平均财务支出看，单位面积上的经济性成本在规模户与小农户之间并不相同，规模户的平均经济性成本要小一些，即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因而提出假说。

H4：经营规模减缓经济性成本对农户生物农药采用意愿的阻滞作用，规模户更愿意采用生物农药。

综上分析，转换成本、经营规模与农户生物农药采用意愿之间的关系可见图1。

2.2 模型设定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认为行为意愿取决于行为态度，而行为态度取决于决策者对预期行为的结果以及结果评估。粮农是否采用生物农药取决于对转换成本的感知，是典型的二元离散型决策。因而，这里引用简单的Logit模型作为计量估计模型。具体形式为：

式（1）中，Y为因变量，表示粮农是否愿意采用生物农药；P为粮农有意愿采用生物农药发生的概率，为分布函数；β0为回归截距项，Xi表示转换成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等解释变量，βi为相应变量的回归估计系数，μ为干扰项。

2.3 变量描述

粮农生物农药采用意愿、转换成本及其他影响粮农生物农药采用的相关变量名称、代码、含义以及预期影响方面可见表2。其中，转换成本是粮农在转换采用生物农药时的心理、时间、精力等方面的付出，难以用货币直接计量，因而实证研究中通常用采用者的感知或态度量表来测量[23]。

图1 转换成本、经营规模与农户生物农药采用意愿关系

表2 变量的含义、赋值及预期影响

3 结果与分析

3.1 转换成本与采用意愿的结果及分析

运用SPSS19.0软件对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为克服多重共线性影响，这里采用逐步代入法将不同类型转换成本带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型1～3分别表示对程序性成本（风险成本除外）、风险成本、经济性成本进行回归的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模型1～3的R2值均较大，拟合较好。从模型1～3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不同转换成本均与粮农生物农药采用意愿显著负相关，表明转换成本的确阻滞了粮农生物农药采用，假说1得到验证。

控制变量对生物农药采用意愿的影响不一致。户主年龄、受教育年限、耕作经验、家庭种植业收入占比、对生物农药认知程度、生物农药购买便捷性等显著影响农户生物农药采用意愿，且影响方向与预期一致；而性别、合作社成员身份、家庭劳动力数等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粮农采用生物农药意愿没有显著影响。结果表明，年轻的、受教育年限较长的、耕作经验丰富的、家庭种植业收入占比较高的、对生物农药认知较深的、能够购买便捷到生物农药的粮农更愿意采用生物农药。

3.2 小农户与规模户生物农药采用的异质性分析

为检验转换成本对规模户与小农户生物农药采用意愿的差异性，分别对规模户样本和小农户样本按照式（1）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规模户与小农户的生物农药采用意愿均受到信息成本的显著负向影响。但是，规模户学习成本与试验成本对生物农药采用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小农户这两类成本的影响非常显著。表明从整体上看，相对于小农户，规模户仅受到信息成本的负向影响不愿采用生物农药，小农户还受到学习成本与试验成本的负向影响而更不愿意采用生物农药。由此可知，假说2得到验证。

规模户与小农户的风险成本均显著负向影响采用意愿，假说3没有得到验证。表明无论是规模户还是小农户，都感觉采用生物农药具有较大的风险。规模户由于经营规模较大而面临的风险较大；小农户可能由于资源禀赋不足而风险承受能力较小，使得其在采用生物农药时也感觉风险较大。

规模户与小农户的财务支出显著负向影响生物农药采用意愿，而利益损失的影响不显著，假说4没有得到验证。表明规模户与小农户在转换采用生物农药时，都比较在意可能增加的一些财务支出，而都不在意弃用化学农药的优惠较少（利益损失）。

将所有转换成本放在一起对全部样本进行回归，发现全部样本中粮农试验成本与利益损失对生物农药采用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解释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利用粮食主产区河南省12县（市、区）的688个粮食生产农户调研样本，运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规模户与小农户转换成本对其生物农药采用意愿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

（1）粮农生物农药采用意愿不高。样本中有意愿采用生物农药的粮农比例大约为27%，规模户的采用意愿远大于小农户，两者有采用意愿的比例分别为39%与15%。

（2）转换成本显著影响了粮农生物农药的采用意愿。粮农转换采用生物农药受到包括信息成本、学习成本、试验成本、风险成本、财务支出以及利益损失等负向影响。

（3）规模户与小农户对生物农药的采用意愿受转换成本的影响而不同。规模户受到信息成本、风险成本、财务支出的影响不愿意采用生物农药；而小农户除此之外还受到学习成本、试验成本的影响而更不愿意采用生物农药。

与以往研究相比，该文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将调查对象选定为粮农，通过调查与分析，揭示粮农这一大田作物生产者生物农药采用意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全面推进粮食生产品质安全与生态安全提供决策参考，相对于现有文献关于一般农户的探讨，分析对象更具针对性；二是引入转换成本这一概念，揭示并实证检验不同转换成本对粮农生物农药采用意愿的影响机理，为促进粮农绿色生产技术采用寻因探策，丰富现有关于对成本与采用意愿关系的探讨；三是区分小农户与规模户转换成本对生物农药采用意愿的影响，揭示两类主体生物农药采用意愿的差异性及影响因素，深化现有关于规模与采用意愿关系探讨。

4.2 启示

在当前农业生产逐渐由“减”（减肥减药）向“转”（转向绿色）的发展趋势下，上述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启示。

（1）继续加强耕地经营规模化工作。小农户粮食生产更不情愿采用生物农药，因而推进粮食生产品质安全与生态安全建设应该重点面向规模户。从宏观政策上继续支持多种形式地推进耕地向种粮大户流转，扩大规模户数量或规模户粮食种植规模，以耕地经营规模化促进粮食生产绿色化。

（2）实施生物农药性能提升计划。降低粮农生物农药采用风险成本的关键在于提升生物农药的使用效果。为此，在科技政策上重点支持生物农药等绿色生产技术研发，支持效果更好、靶向更广、操作更简的绿色农业生产技术研发与产品生产。

（3）实施生物农药施用推广计划。降低粮农采用生物农药信息成本的关键在于便捷获得生物农药的信息和产品。因而，通过现有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互联网等多种渠道加大对绿色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宣传力度，通过示范、培训、下乡服务等多种方式推广宣传绿色农业生产技术或产品。

（4）实施生物农药施用激励计划。降低粮农生物农药采用的学习成本、试验成本和财务成本的关键在于给予粮农相应激励或保障。为此，建议完善现有农业补贴政策，构建针对农业绿色生产行为的财政补贴制度；完善绿色农业保险政策，建立针对农业绿色生产行为的相关保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