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光明

说起水乡，定格在我心里的，总是江南经典的水乡古镇周庄、乌镇，那“小桥逐流水，人家尽枕河”的印象，是洞庭湖滨的白银盘、珍珠赋，鱼米之乡的诗情画意，是辛弃疾眼中“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清平乐·村居》）的清趣，是清人阮元笔下“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吴兴杂诗》）的情韵。总觉得在洞庭湖尾闾大都市的长沙城边，难得觅到如此的水乡佳致。

这次去长沙东郊的龙喜水乡，颠覆了我的既定思维。甚至自惭浅薄，恨自己见识太少，虽走过一些水乡，却与身边的龙喜水乡相见恨晚；恨自己学识不多，虽读过一些史志，却对龙喜古城一无所知，书到用时方恨少呀！

到龙喜水乡，已是薄暮时分。东南不远的浏阳河依旧如歌，弯曲着奔向湘江，跨浏阳河而来的绕城高速，车流如鲫，迤逦远去，田园村舍炊烟升起，浓密的林荫过滤着初夏的暑意，晚风踩着鸡鸣犬吠的节奏徜徉在夕阳路上。好一幅浏阳河畔的夏日黄昏风景画。

一方秀美的湖汊水面出现在眼前，湖畔矗立着一座巨型玉璧似的建筑，是水乡休闲度假中心。晚饭前的空当，沿湖漫行。一路上，湖湾多姿，岛岸突兀，桥廊勾连，亭台照影，柔柳拂烟，杂花映水，不少游船还在与夕阳波光缠绵。湖东南是一片茂林，林深不知处，不时传来几声鸟儿归巢的呼唤。湖的西北岸，似徽派风格又显湘楚韵致的楼房鳞次栉比，把剪影搁到斜阳前，又泊在涟漪上，晃在时光里。湖泊有个很乡野的名字——杨梅湖，我却觉得有扬州瘦西湖的影子，只是比它更瘦，不知还能捏出些历史文化的梅汁否？

休闲度假中心酒店前坪停满汽车，据说房间全部订满了，林间露营基地也支起一些帐篷。水乡的白天，无疑是个休闲乐园，可划船，可垂钓，可烧烤，可K歌，可湖畔漫步，可林中探幽，可观珍禽异兽，可体验菜园劳作。工作族来此，可把郁积的烦忧压力释放排空，年纪大的也可寻一处僻静，发一会怔，“三省吾身”。

我以为，龙喜水乡宜于夜读，尤适于夜话。

夜渐深，白天满湖的游船早已泊岸，飞鸟入林了，喧哗的人声也慢慢沉寂，绕城高速的侧影不时被流星般的夜行车灯摇醒，浏阳河起伏的鼻息依稀可闻。坐在回龙桥头的石墩上，听微风吹面，我读眼前溶溶夜色。

夜读龙喜水乡，如观一幅淡彩水墨画。有凝重的色块，灵动的笔锋，有焦墨，有飞白，大自然的匠心之作，诠释了天人合一的神韵。读它的灯影，灯影迷离，似子夜浅浅的梦境。读它的涟漪，涟漪恬淡，如鱼儿半浮时的细鳞。读其桥廊，桥廊兀兀，起伏曲折，卧风波而不惊。读其亭台，亭台隐隐，屏息静气，待月水轩下。再读石岸曲径，林中小路，悠悠然，幽幽然，仿佛百般深意铺展脚下。眼前的一切，大都是淡淡的，像小提琴声滑过，似长箫在水面低吟，也有浓得化不开的，如窖藏老酒的醇厚，湘绣针法的绵密。所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辩若讷，总觉得它有话要说与我。

人类历史上的“新石器革命”意义深远，犹如后来的农耕革命和工业革命。上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月亮山新石器遗址，出土了一批石斧、石矛、石铲、石锛等工具武器，红陶、灰陶等盛煮用具，还有石环、玉玦等饰品。这是距今四千五百年龙山文化早期的古文化遗址，还夹有屈家岭文化晚期元素，两种文化叠加汇合，使月亮山遗址与周围地区其他先民文化遗存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考古人称之为“浏阳河文化”。龙山文化时期，正是以炎黄部落为主体的华夏族群兴起之时。史载，炎黄之战后，炎帝部落往南方迁徙，活动在湘江流域，制耒耜，种五谷，耕而作陶，治麻为布，造明堂，相土而居，立市廛，日中为市，开启了原始的农工商业，从此湖湘一带先民聚落迅速发展。浏阳河文化的考古发现，证实了上古传说的历史真实，湖湘儿女是炎黄的嫡系血脉，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印纹硬陶文化的创造者。

龙喜水乡地处湘浏盆地，浏阳河东来，在西北不远与湘江交汇。它位于湘东山岳、湘中丘陵与洞庭湖平原过渡带上，雨水充沛，气候温润，丘涧纵横交错，是上古时期最适宜先民们生养繁衍的地方，是华夏民族成长的一块高地。这个高光时刻被月亮山遗址尘封了几千年，差点被世人遗忘。

我一直追问“龙喜”地名的来由。龙喜是个古县，一座古城。出现在人们眼中，走进历史，好似偶然，却具必然，又出乎意料地消失在历史中，隐身到红尘里。遥望夜空星光点点，听到了唐风宋韵的余响。唐朝之后，中国历史走到了五代十国。十国中的南楚，又称马楚，是历史上唯一以湖南为中心建立的政权。唐末乱政，马殷割据湖南，开平元年（907年），梁太祖朱温封其为楚王，定都潭州（今长沙）。马殷虽是木匠出身，一介武夫，但重人才，善纳谏。采取上奉天子、下抚士民的保境息民政策，奖励农桑，发展茶业，倡导纺织，利用湖南地处南方各政权中心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与中原和周边的商业贸易。《十国春秋·楚武穆王世家》载：“是时王关市无征，四方商旅闻风辐凑。”湖南经济得以繁荣，长沙被称为“天下粮仓”，南楚政权一时颇称强盛。马楚学士徐仲雅有诗歌之：“山色远堆螺黛雨，草梢春夏麝香风。”诗风富足而安宁。连岭南的南汉国主刘晟也羡慕说：“武穆王（马殷）奄有全楚，富强安靖者五十余年。”

后汉乾祐二年（949年），第四代楚王马希广析长沙县东境置龙喜县。为何县名“龙喜”？相传后汉隐帝刘承祐曾过此地，见古镇商贾云集，民风淳朴，“龙颜大悦，喜形于色”，于是赐名。此说存疑，后汉只存在了四个年头，定都汴京，与南楚间还隔着荆南、南唐，隐帝在位时，内外交困，仅三年便为后周所灭，似无暇私访江南。龙喜古县县治所在地鹿芝岭，以古时“满山跑神鹿，遍地长灵芝”而得名。中国传统文化里，鹿是瑞兽，寿星南极仙翁坐骑，灵芝称仙草，乃天地精气所化，寓意福禄寿喜。鹿芝岭旁，还有一个仙人市。灵鹿衔芝，福禄添寿，仙气十足，古人视之为福地，龙的传人谁不闻之辄喜？鹿芝岭在湘赣古道边，东接南唐和吴越，历代都设有驿站，方便舟楫车马，各种店铺随之而来，聚成市镇，盛时曾有五庙四庵，足见当时人口规模、古镇繁华。五庙中有白龙庙，庙门有联：吸天地灵气，受万年香火。龙喜县治设在这里，当是不二选择。到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因龙喜县名触犯忌讳，敕令改名常丰县，并迁县治至姚托东湖。古代城市的产生兴衰，多源于政治的需要，县名之改，县治之迁，鹿芝岭的市镇逐渐萧条，只剩下古庙的残钟、古城的遗址、方志的寥寥几笔。梁启超说过，“最古之史，实为方志”。被称为“三大奇书”的历史地理巨著《方舆纪要》载：“龙喜县治在六子（鹿芝）岭，现土人呼为古城基。”清朝光绪年间的《湖南通志》也记了一笔：“府城东四十里六子岭有古城址，中有城隍庙、城隍坪诸遗迹。”

在历史的天空，龙喜就像一道流星划出的光，为唐宋盛名所遮盖，被浏阳河歌声所淹没。它将浏阳河文化底蕴保鲜，将昔日风华收藏，在浏阳河的第五道湾里，枕着千古依旧的波涛，任时光淡泊，蜿蜒而去。淡雅低调，一直是它的基本旋律，任千年风急雨狂，不跑调，也不变调。它不知道后世谁会看到它曾经的光亮，但它依旧默默坚守，任云来雾去，不去追星，也不趋火。

以文化人，蔚成人文。炎黄之世形成的浏阳河文化，火种不灭，照亮了一代代抱薪续火的后来人。远的不说，近代以来，方圆十里内，我们仰望“毁家救国”的辛亥元勋黄兴，礼敬主动让衔的开国大将许光达。视野再远点，更有让毛泽东痛惜“百身莫赎”的杨开慧，人民军队后勤事业的奠基人杨三立，国歌词作者田汉，共和国第五任总理朱镕基，等等，英雄辈出，人文荟萃。毛泽东的老师、“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早年在附近的㮾梨创办梨江高等小学堂，附设速成师范班和女子班，常到鹿芝岭一带劝学，凭吊龙喜故城遗迹，题写一联：“经接蓝田秀，花开白果香。”蓝田是炎帝和黄帝的直系远祖华胥的故里，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白果属于植物界活化石，原生中国，见证了地球变迁，历史沉浮中总有它的身影，郭沫若称之为“东方的圣者”。德高学厚的徐特立用“蓝田”“白果”意象，一副联语十个字，便概括了龙喜故城所在浏阳河文化的精要。

水乡夜读，不须秉烛，因为它自带光芒，从历史高处投射下来。不必凿壁囊萤，薪火相传的光亮如夜空的繁星，闪烁为洞照人间的一颗颗文星。寂静的湖畔，射灯映衬下，文星阁格外打眼，韵味悠长。这是一座中华风建筑，集展览、图书、画室和艺术中心于一体。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陈列的当代著名国画大师陈立言毕生画作，一个鲜明标题：中国历代文星图赞。陈立言先生是从鹿芝岭走出去的“江汉八大家”，生于斯长于斯，受浏阳河文化熏陶，他笔下的一百零八幅文星图，就是一部华夏文化源流史。“千古文明励后俊，中华崛起有慧根。”陈立言先生在用心血图赞历代文星的同时，也把自己画入了文星谱。

静静的湖边，与两位新时代的抱薪者、续火人交谈。他们一个捧着桑梓情怀，回报家乡；一个把“汉”字大写，胸怀大美理想，慧眼相中这一方水土，借助神农之世的光芒、浏阳河文化的信仰，将沉寂千年的龙喜故地带出黯淡，走出迷茫。他们建水乡，话水乡，充满了深情，洋溢着激情。听他们述说，话未落，便跟着一串笑声，仿佛夜色里的簇簇火花。我的眼前不时幻化出一团团初生鹿茸般的灵芝苗，幻化出龙喜古街的茶楼商铺，幻化成大美公社康养社区的诗情画意、冬暖夏凉，幻化成浏阳河歌声的一唱再唱。

“啼鸟不知人世变，数声犹傍水边来。”不知新石器时代的先民，是否透过时光隧道看到了浏阳河的新时代？不知一千二百多年前五代十国的龙喜古城，是否也在历史的那一头看着今天的龙喜水乡？我问湖对岸林中啼鸟，啼鸟知而不语。

夜色里，龙喜越发显得厚重，水乡愈益变得空灵。夜深人静，唯闻天籁。柳条轻轻飘拂，几只飞鸟似的精灵从眼前掠过，是夜行的蝙蝠。蝙蝠在中国传统文化习俗里是幸福美好的象征，福禄寿喜之首。古代人们将蝙蝠图案雕于门楣，刻在窗棂，招财纳福，寓意吉祥，福气连绵。蝙蝠飞临，福从天来，给水乡夜话添了美好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