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彪

乡村的草

在乡村人的眼里，草是泥土的后裔。宿命之草处处皆是，只要有方寸泥土立足，草就能站稳脚跟，繁衍生息。

在乡村，草是很多家禽和六畜的口粮。牛草、羊草、驴草、骡草、猪草……每一棵能裹腹的草，都关乎到农家畜牧业收入的厚薄。

身为一名农家子弟的我，童年时光几乎都与草度过。放学回家，常常被父母安排去找猪草、割牛草。有时，镰刀遭到草的反抗，一不小心就右手割左手，鲜血直流。大凡农村长大的孩子，左手都或多或少留有镰刀的胎记。我有一个小伙伴，是左撇子，一起去割猪草，镰刀也不依他使唤，和我一样，我左手流血，他右手流血。

在乡村，草是农家广泛运用的普通的材料，草帽、草鞋、草席、草帘、草墩……草编织的农具随处可见，家家户户都少不了。尤其是种烤烟，需要很多草席打烟包，心灵手巧的人家就地取材用稻草编织草席卖给烟叶站，借草生财。每年冬天，老家的购销店也会收购山草，销售给造纸厂，山里人又多了一条卖草路。

在我们老家，起房盖屋都用土墼砌墙，脱土墼时，少不了要在泥巴里掺一些细碎的稻草做草筋，这样，土墼就不会断裂，砌墙才稳固。涂抹墙时，也同样要在泥巴里放少量细细的草筋，涂抹的墙才不会开裂，一直光滑平整。

乡村不少人家建盖畜厩，也模仿鸟做窝，先从山上把最好最坚硬的茅草一捆一捆割回来，晒干储备好，等到房屋封顶需要盖瓦时，屋顶全部用山茅草和篾一层叠一层铺扎，就成了茅草房，既遮风挡雨，又通风透气，给猪鸡牛羊驴马做住房。

草搓成绳子，很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可以用草绳子捆绑柴禾，捆绑家具，捆绑猪鸡牛羊，甚至人。我七八岁的时候，见过这样一幕。有一个人肚子饿，偷吃了生产队的几个青苞谷棒，被人发现，当天晚上，全村人开会批斗他，一根草绳紧紧把他的双手捆绑在身后，他跪在地上，头顶一碗水，不仅挨骂，还挨了不少拳头。第二天，村庄爆出一个消息，偷苞谷的人用草绳上吊死了。都说那根草绳是杀他的刀。其实，草绳并无错，错的是草绳被愚昧的人利用。草被冤枉，背了黑锅。

在乡村，如果草长错地方，与庄稼争水肥，就会被视为庄稼的敌人，锄头不放过它，镰刀不放过它，农药不放过它，火不放过它。可是，草总是前仆后继，孙而子，子而孙卷土重来，应运而生。所以，那些长在田间地头的草，不是被割掉，就是被连根铲除，或是被火粉身碎骨。

在乡村，草与人相依为命，就像人类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名字，菟丝子草，羊耳朵草，牛筋草，马蹄疾草，狗尾巴草，猫猫草……每一棵草都有自己的姓氏名字，都储存在每一个乡村人记忆的档案里。

在乡村，烧火做饭，少不了用草引燃柴火。草是家禽六畜最好的垫褥，也是必不可少的农家肥原料。我们小时候玩“躲猫猫”，经常跑到草堆里，让人半天都找不到。有时运气好，还能捡到几个鸡蛋。特别是秋天，常有人搞恶作剧，把田埂路上的牛筋草“拉郎配”结在一起“下扣子”，走路的人不小心就中招被绊倒。稻谷即将成熟的时候，稻田里就插满了很多红红绿绿的稻草人，用来吓唬麻雀。一个少年和一群稻草人，就能守候一大片黄灿灿的稻田。

尤其是春天，万物复苏，火烧过的田埂上就会长出一根根“草灰苞”嫩芽，饥饿的我们像一群蹦蹦跳跳的兔子，穿梭在田间地头掐“草灰苞”吃。那“草灰苞”嫩生生的，放进嘴里，一嚼一包灰，满嘴钻，既有炒面的香味，也有草芽的甜味。一不小心，灰黑的草灰把我们化妆成了“小老倌”“画眉脸”。

每年寒冬腊月杀年猪时，我的任务就是烧猪头。于是，我选择一块空旷的地方，拖几把稻草，把毛茸茸的猪头栽在稻草上，全部用稻草把猪头捂圆，“嗤”一声点燃稻草，反复烧，反复刮洗，就可以扛着焦黄的猪头回家邀功请赏了。母亲每年做豆腐腌腐乳，常常选择一些上等的稻草，抖掉灰尘，洗干净晾干后，给豆腐铺床睡觉，五六天后，豆腐就长出了一层灰兔毛，再把一块块霉豆腐在阳光下晾晒至半干，加上早已准备好的花椒、辣椒、姜等佐料，一并装进罐里，沉睡几个月后，腐乳腌制成熟，就成了全家人一年到头的下饭菜。直到今天，我们县里名满天下的“羊泉腐乳”仍然保持着用稻草霉制豆腐、晾晒豆腐的传统工艺。而且，五块钱一公斤稻草的收购价，相当于一公斤大米的价格。

在乡村，草是人的影子，也是口头的民间文化。如果两个人同流合污干坏事，就会被说成“一马驮到云南城，烂草把都不消垫一个”；如果谁说下流话，就会被人指责“草里草气”；如果有人做事不踏实，就会有人说他浮皮潦草；如果家里不讲卫生，就会被人笑话“草里草遢”；如果做事半途而废，就会被人说是“草草收场”；如果有的人立场不坚定，顺嘴打哈哈，就会被指责为“墙头草”……生活中，以草拟人，用草喻事，有褒有贬，幽默诙谐，说说笑笑，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进城的草

在我看来，草和人一样，都是大地的孩子，草跟着人进入城市，就是城市的一员，就是城里人的兄弟姊妹。

如今的城市，人密密麻麻，草也随处可见，几乎只要有绿化带的地方，就有草的身影，就有草的家族。树带领着草，草簇拥着树，高高矮矮，扶老携幼，装点着城市一道道靓丽的风景。

茶余饭后，我左脚跨出门槛，右脚就踏进了太阳历公园，经常去拜会那片粉黛乱子草。

开始的时候，我并不在意那片草地，只知道那片草与其他那些绿化树——山茶、玫瑰、杜鹃、海棠、菊花等等叫得出名字的，叫不出名字的，均经过园艺部门规划设计，分门别类，按部就班移栽进公园。于是，整个春天和夏天，太阳历公园全是花的世界，不仅成了楚雄人的大花园，也成了我家的后花园。一朵朵、一片片，红的、黄的、白的……姹紫嫣红，争奇斗妍。

季节在更替，花在痴痴开。唯有那片草却静静地躺在寡瘦贫瘠的山坡上，无惊无喜无芬芳，匍匐着、生长着。我好几次散步路过，都觉得那片草地跟乡村的草一样，不仅普通，而且长得慢。有时，我停下脚步，看着那片乱蓬蓬的草地，觉得管理员早该给这片草“理发”啦。

此刻，我又想起了春天这片草安家落户时的情景。那段时间，广播里、电视里、手机里说，楚雄正在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园林城市、平安城市、森林城市、智慧城市，龙川江、青龙河、西山公园、福塔公园、太阳历公园都要提升改造。我也亲眼目睹了太阳历公园改造的一些片段。譬如那片草地，步道建好了，树栽好了，花栽好了，步道两边是杂草丛生的山坡，几台挖掘机又刨又吼，几天工夫，就变成了散发着泥土芳香等待播种的缓坡地。随后，土地就覆盖上了一层淡绿色的地膜。十天半月后，薄膜揭开，一棵棵针尖大的草苗破土而出。紧接着，一片叶子，两片叶子，三片叶子……一苗多蘖，逐步变成了一丛丛家族兴旺的草，盘踞在公园的山坡上，摇头晃脑，迎风飞舞。

时间牵着季节的手走过春夏，太阳历公园的花还在稀稀疏疏绽放。转眼间，秋天姗姗而来，那片草已经情窦初开，成熟丰盈，摇曳的草尖上抹着淡淡的唇膏，渐渐吐出了一点点高粱红的穗头，蚂蚁蛋大，一个蕊、两个蕊、三个蕊……联成一串，灿然一片，宛如一块紫红色的地毯，铺在山坡上。风吹过，草，上身红绸，下身绿裙，摇曳着，婆娑着，婀娜多姿，仿佛在彩排，正准备迎接贵宾的到来。来来往往的人走过路过，开始用好奇的目光打量这片草。你问我，我问你，互相打听，这是什么草？然后，不由自主掏出手机，咔嚓拍照，发抖音、发微信、发快闪，为这棵草痴狂，为这片草炫耀。我也不例外，在手机里开始为这棵草打广告。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你约我，我约你，家人朋友开着车，跑到太阳历公园来看草。有很多摄影爱好者更是“长枪短炮”全副武装，还带着小花伞等道具和“风雅一身”的汉服，专门组织模特与小草摄影拍照。没几天，来太阳历公园看草拍照的人和草一样，密密麻麻。草，羞羞答答，迎来送往陪伴着一茬茬游人。

真是令我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棵粉黛乱子草，却让客居城市的人们奔走相告，蜂拥而来，与草为友，与草同乐，与草存照，慰藉乡愁。

据说，这种粉黛乱子草以招商引资的身份，名正言顺从美国北美大草原来到中国，来到云南，来到我的身边，我五味杂陈。当然，我只不过是来自乡村的城市草民，杞人忧天而已。

在城市，到处都是高楼、水泥、柏油的地盘，有一席空地，都是大树、灌木和花。草，只是陪衬。而且，有草地的地方，看不到牛羊驴马，看不到灰兔、白兔，反而成了那些狗儿们谈情说爱的床。

不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草是最听话的孩子。前些年，一种叫兰花的草，被命名为大雪素、仙山红、玉芙蓉、琵琶舞女、好运来……城里人像炒基金、炒股票、炒黄金、炒期货一样纷纷炒。炒来炒去，少数人发了兰花财，多数人钱打了水漂，甚至血本不归，倾家荡产。

人类认识兰草从春秋时代至今，已经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兰文化始于春秋时期《孔子家语·在厄》云：“芝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汉代蔡邕《琴操·猗兰操》曰：“兰为王者香，芬馥清风里。”唐代李白《孤兰》说：“孤兰生幽园，众草共芜没。”清代张纶英《兰草》又说：“幽兰有高致，质弱苦易零。”……关于兰花的诗句也比比皆是。兰草本无罪，错的是兰草被人绑架，出卖了兰草的高雅。

其实，草的性格最温和、最乖巧，谁对谁错，草心知肚明。无论身处何时何地，草和我一样，都是卑微一族。

草，是城里人稀罕的食物。楚雄的餐馆中有好多家“酸汤猪脚”“酸汤鸡”火锅店，锅底佐料就少不了一种来自山野的“酸酸草”，偶尔登门去吃一次，让人胃口大开。还有一些像模像样的餐馆酒店，经营一道叫“香草排骨”的荤菜，就是用一根香草捆住一小块排骨，加其他佐料简单腌制，下油锅煎炸，是我最喜欢的下酒菜。除了下酒菜，还有一种名叫鱼腥草的凉菜，用辣椒、酱油、花椒、醋合拌，满口麻辣脆香。我的舌头喜欢，咽喉也喜欢，肠胃更喜欢。

草，也是城里人稀罕的植物。有一天，我在桃园湖附近的餐馆吃完饭，到湖边闲逛，牙齿缝隙里塞了东西，老感觉不舒服，想找一根草当牙签，找来找去，到处都是树，都是密密麻麻的人，哪有草的影子？我才发现，要在城市里找一根自己心满意足的草，比找工作、找对象、找老乡还难。

草，遍布于自然界，据说很多草都含有草酸钙，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草化身为草酸漂白剂，走进市场，走进千家万户，不惜牺牲自己，清洗污垢、除锈，把清洁还给人间，成了当今我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好帮手。

治病的草

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乡村的人得了小病小痛，跨出门槛就能采挖到龙胆草、风藤草、透骨草、车前草、酸浆草、夏枯草、蛇舌花草……拿回家自己配制一剂“草草药”，熬煨煮汤，喝几碗下肚，也颇有疗效。还经常看见“草太医”行走在乡间，用“草草药”偏方给人和家禽六畜治病，救死扶伤，济世草民。那时的我们，放暑假回家，一边放牛羊，一边挖中草药，卖给草太医，多多少少也能弥补一点书纸笔墨钱，或是买几本自己如饥似渴的小人书。

每年夏天，学校里都要临时砌一眼大锅灶，发动我们以劳动课的名义上山挑柴，用来烧火煎熬“大锅药”，一碗一碗分给老师学生喝。据说，那种“大锅药”可以预防脑膜炎。我们从不惧怕那药苦，“稀里哗啦”就把一碗药喝得底朝天，不少同学还像围着主人要食的小鸡，缠着老师讨药喝。老师总是说：“是药都有三分毒，不行，不行，又不是喝糖开水。”一边摇头，一边挥手，催我们赶快回教室准备上课。其实，童年的我们并不想喝药，看中的是那一丁点难能可贵的白糖。

在乡村，家家都储存着很多中草药。人人都上山挖过药，个个都或多或少认识一些中草药，也略知一些治病的“土药方”。药方几乎是通用的，一传十，十传百，家禽六畜病了，自己配制几种熟悉的中草药煎熬成汤，强行喂。猪憨厚老实，只需把药碎成粉末掺在猪食里，加点面，猪误认为是美食，就扇着大耳朵，“吭哧吭哧”吃了。可喂牛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论是谁家的牛生病了，都不会随便配药喂。因为，牛是农家最值钱的家当，都要翻山越岭去狗街、猫街镇上请“牛太医”来诊断开药。喂牛药时，都少不了要请五六个壮汉来帮忙。对于脾性温和的牛，用绳子或皮条拴住牛角，把牛牵到专门喂药的场子上，然后把牛头吊在一棵一人多高的大麻栗树桩上，有人挠着牛屁股，有人抬着牛头，有人掰开牛嘴，有人打药，一灌角、一灌角轮流喂，转眼间，一大盆汤药就喂完了。对于那些脾性犟的牛，必须先用青草或菜叶引诱，乘牛低头吃草时，几个壮汉冲进牛厩，七手八脚用绳子或皮条把牛的脚手套住，默契配合一起用力，牛神不知鬼不觉被拉倒，脚手被捆绑，中间还加了一根“穿心杆”，被擒翻的牛就皈依伏法接受喂药了。

大嫂和二嫂生孩子时，母亲就找来一些风藤草、山野姜、破土果叶、透骨草、柏枝叶之类的中草药，熬煮一大锅。然后，用草帘卷围成屏障，让大嫂和二嫂躲在里边，一边洗，一边熏蒸，生怕她们“坐月子”落下痨病，终身难治。

童年的我体弱多病，火塘里的药罐几乎不断。有时，不知饱足的我，东西吃杂了、吃多了，肚子胀、肚子痛、肚子拉，母亲就会用大麦芽、地棠香、芦苇根、蛤蟆叶、隔山消等几种中草药配成药方，让我守在火塘边煨煮了吃。有时，我感冒发烧头痛，母亲就会用龙胆草、黄芩、黄连、臭灵丹等让我一道水、一道汤煨了喝。

为了让我吃药，母亲拿来一块红糖，让我喝一口药，舔一下红糖，诱导我喝药汤。最后，药喝了好几煨罐，小碗大的一块红糖被我吃光，病也慢慢治好了。

转眼间，长大成人初为人父的我，对刚出世的女儿生病却束手无策。女儿感冒鼻塞，经验丰富的母亲找来一根葱管，在火上面慢慢烘，然后掐断葱梢让葱管里的水流入女儿的鼻孔。果真，女儿手舞足蹈，连打几个喷嚏，鼻子就不塞了。有时，女儿咳嗽，母亲便叫我到城郊的村庄砍一棵嫩竹回来，一节节断开，在火上烧烤，然后再把竹筒里的汽汗水倒出来，当药喂女儿，疗效也很奇特。有时，女儿发低烧，就叫我去找臭灵丹草，拉肚子，就叫我去找小鹅菜(蒲公英)。母亲总是说，中草药不伤身，治病能断根。

有一次，我下楼梯时不小心崴伤了脚，脚背肿得像个馒头，家人又是背，又是扶，把我拉去楚雄一家小有名气的祖传专治跌打损伤的诊所，大夫给我拍了X光片后，给我受伤的脚手敷了一层热乎乎的中草药，然后用纱布包扎打绑腿，同时还开了几盒自制的中草药胶囊，让我带回家吃。反复换了五六次药，十天半月后我就渐渐恢复，可以走路上班了。

但是，我也见过一些街边地摊的草药，叫卖的人振振有词，治风湿、治胃病、治阳痿、治不孕、治癌症……人为夸大中草药的功效，糊弄城市里那些不懂中草药，看不起小草的人，坏了草当药治病的名声，也坏了我们乡下人的名声。

不过，草药确实能缓解乡村的一些病痛。二十多年前，我有个发小屁股上长出了鸡蛋大的一个肿瘤包，这家医院进，那家医院出，楚雄看过，昆明医过。那时医保不健全，为了治病，已经债台高筑，家里人很绝望，把病恹恹的发小拉回家，听天由命。而且，家里人还请来木匠，为发小做了一口棺材，做好了送葬的准备。

只剩半条命的发小躺在床上，白天昼夜“哎哟哎哟”叫个不停，疼痛难忍。死也难，活也难。于是，就叫家里人买回一本中草药书，自己一边学，一边配制药方，买些中草药自己煨汤喝。天天煮，天天喝，死马当作活马医，慢慢地，疼痛有所减轻，两三个月后，可以翻身下床，扶着床沿，扶着墙壁挪移。一年后，可以帮家里做些喂猪煮饭之类的家务事。

我每次回家，发小就拄着拐杖摇摇晃晃来找我，要求帮他找找民政部门，争取一点救济。

每次他来找我，我就好奇地向他打听秘方，他总是说：“药不治真病，迟早都要死，赶牛赶马都是一条路，心放宽些。”就这样，发小一年到头药罐子不断，生命延长了十多年。可是，死时，屁股上的肿瘤包已经有饭碗大，而且已经流出来很多脓血水。在村里人看来，他能从阎王爷那里逃出来，又多活了十几年，就是那些草药的功效。

直到今天，认识很多西药的我，面对那些能治小病小痛的土药偏方，仍然找不到打开的密码。

身上的皮草

徜徉在绿树成荫的城市，我曾反复问自己，自己不就是一粒被风从乡村吹进城里的草籽，落入城市的缝隙，成为立命安身的草民吗？

客居城市，怀想乡村，自己曾经使用过不少皮具。家乡的人把宰杀后的牛羊皮晾干，然后拿去请皮匠缝制成羊皮褂、牛皮褂，用来干背、挑、扛、抬的农活时穿。一方面可以减少物件对衣服的磨损，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对衣服的污染，一举两得。也可以割制成皮条、背索，用来捆柴、捆草和背柴、背草。

那时，肥猪实行派购政策，家家户户都有交售肥猪给国家的任务。我们老家山高坡陡，不通公路，肥猪无法用人抬，更无法用车拉，交售猪，只能靠人背。背光秃秃的猪，并不是容易的事，但山里人自有办法，用坚硬的栗木制作一个背架，宛若一个“井”字形小楼梯。然后，把肥猪擒翻，用皮条捆绑在背架上，猪头朝上，相当于直立起来，由两三个身穿羊皮褂的壮汉轮换着背猪。猪受罪，人受累，翻山越岭把哼哼唧唧的猪背到狗街小镇食品站，交售给国家。

在那个“农民爱件大羊皮，工人爱件大棉衣”的年代，羊皮褂、牛皮褂就是山里人防寒保暖的外衣，一年到头都不离身，家家都有大大小小好几件，人人都爱穿。那时，村里人干农活聚集在一起，就会用羊皮褂、牛皮褂互相PK，炫耀自家的羊皮褂是用大羯羊皮做的，牛皮褂是大牯子牛皮做的。羊皮褂、牛皮褂也成了山里人展示生活的奢侈品。

那时，买不起毯子、床单，一张牛皮就是我们兄弟姊妹六个的席梦思，一个个睡在牛皮上，仿佛一窝猫崽，在母亲的怀里依次哺乳长大。有时，我尿床后，母亲惩罚我的方法就是背儿歌：“我家有个小皮匠，屙屎在床上，洗呀洗，晒不干，你妈给你两扁担……”可是，儿歌到底背了多少次，床究竟尿了多少回，只有那张忍辱负重经久耐用的牛皮才知道。

我们小孩子喜欢打陀螺，麻线经不起打，布条经不起抽，就去讨好皮匠，甜嘴甜舌喊他爷，捡那些鞋底线粗的边角废料皮条来做打陀螺的鞭条。再大的陀螺，在我们手里的皮鞭遥控下，都会嗡嗡嗡鸣叫着不停地旋转，让我们玩转童年时光。可是，当我做错事时，我就成了母亲抽打的陀螺，皮鞭条就是母亲惩罚我最好的工具。

我脱下羊皮褂进城以后，很少见到牛羊，每天睁开眼睛，跨出家门，眼前是像牛群羊群一样奔跑的车辆。细细打量自己，脚上穿的皮鞋，身上穿的皮衣，腰间系的皮带，肩上挎的皮包，兜里装的钱包……都是草的化身，都来源于牛皮、羊皮。家里的皮沙发，车上的皮座套，朝夕相处的“皮家伙”随处可见。

在我的心目中，皮和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第一次出远门去广州，看到很多商家门口挂着这样皮草、那样皮草的招牌。我有点不解，皮和草有什么联系呢？慢慢地才弄明白，皮草就是皮货，只要看到“皮草”二字，就知道是卖皮货的商店，进去看看，还真的大开眼界，比一头牛还贵的皮革制品比比皆是。

有一年去杭州，几个同伴邀约跑到海宁皮革城。天大地大的市场，赶集一样的人，琳琅满目的皮货。我尾随在同伴的身后，东逛逛，西看看，大饱眼福。最后，还是抵挡不住那些“皮家伙”的诱惑，按捺不住自己的钱包，捡小菜一样买了不少皮革制品。有一个小皮包陪我走南闯北用到今天，成了我二十多年来难以割舍的老朋友。

纵观中国历史，南北朝，元朝，西夏都是少数民族的政权，毛皮服饰就是显示宗教的权威与身份地位高贵的象征。尤其是清朝鼎盛时期，贵族阶层穿戴裘服成为一种时尚，《红楼梦》里描述王熙凤写道：“家常穿着紫貂昭君裙”“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面银鼠皮裙”。由此可见，皮草与人类文明相伴相随，时至今日，不少皮革制品仍然是雍容华贵的时尚符号。

我所在的云南楚雄千里彝山，草木丰茂，草喂养着牛羊，牛羊奉献着肉食和皮毛，千百年来，皮草一直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曾经温暖山里人的羊皮褂、牛皮褂已经进了村史馆，屈指可数的皮匠，已经变成了非遗传承人。

有时，我去彝人古镇闲逛，走进那些花枝招展的民族工艺品小店，偶尔也能见到很多自产自销的绣花皮革制品，依照“裘皮”“皮毛”“皮草”画瓢，这些名正言顺的“楚雄特产”是不是可以叫作“花皮”或是“皮花”呢？

如今，不少和我一样的农村人，早已被城市翻版复制，就像那些被现代化工艺做成的皮革制品，已经看不出灰头土脸的模样。唯有那些和我一样被当作城市补丁的小草，不论落脚在哪个旮旯，始终在“一岁一枯荣”“春风吹又生”中保持年年发芽、岁岁开花的心态，默默无闻地做大地的汗毛、城市的面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