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海军

和宗宣相识于2002年夏末，天气逐渐转凉的时节。记忆如此清晰。那年七月，我刚从兰州调入北京，开始了我的北京生活。那段时间，地理上的差异，我对北京的夏天有了切入肌肤的认识。兰州气候较为干爽凉快，夏天穿背心还可再套外衫一件，身体并不觉得不适或者别扭；北京不同，出奇地热，似在蒸笼里，昏昏然不能对周边有个明晰的见地。对于生长在大西北、本来就怕热的我来说，是一种折磨，以至我每到夏天，便急着休假回兰避暑。那些天，初来乍到的我，一边奔忙于各电脑公司做杂志设计，一边熟悉周边的环境。一段时间后，工作稍顺畅，心绪渐安，天气转凉。一天，接到总编室通知，要召开出版社期刊研讨会，指定我作重点发言。我做了准备，列了发言提纲。

我从兰州调入北京的单位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社下辖几个杂志，《青年文摘》《青年文摘·人物版》《青年文学》及当时的《青年心理》等。我负责《青年文摘》美术编辑工作，同时兼顾其他杂志设计。2000年初，中国期刊市场依然火热，纸质杂志仍然保有旺盛的上涨势头，发展空间很大，我是在这个时段调入北京的。

记不得会议是在北京的什么地方召开的。应该在市郊的一个休闲庄园。庄园幽静，花木丛生，有会议厅、餐厅、娱乐室等，参会人员有出版社几位领导、各部门负责人及编辑骨干不等。会议开始，主持人和领导讲过话后，领导示意我发言。我谈了七条对于《青年文摘》杂志的改进意见，包括封面、版式以及内容、纸张，受众群体定位等。发言结束，心绪放下来。宗宣坐在会议室我的斜对面一圈围着的桌子的远端。作为《青年文学》的编辑代表，宗宣没有发言，他静静地听会，做着记录。与《青年文摘》这个出版社的创利大户相比，“文学”编辑显得有些势单力孤。会议结束后，通往饭厅的过道上，我和宗宣打了招呼。初次见面，彼此友好，感受到宗宣的善意。

和宗宣更为熟悉是在办公室楼下的一次谈话之后。我们的上班地点在朝阳区西坝河的一幢小区内。2001年，出版社在小区买了一层楼，共八个套间。《青年文摘》占五间，《青年文摘·人物版》《青年文学》《青年心理》各占一套。当时没有美术部，美编和文编挤在一间屋子里。工作间隙，我会到楼下透气，抽烟放松。

那天，记不得是上午还是下午，看见宗宣挎一个黄色帆布包，急匆匆沿着碎石铺就的社区小道，朝着小区楼下我站立的地方走过来。宗宣的挎包有些特别，我曾留意过，似乎与平时所见不同。如何不同，说不清楚，大概有些精致偏小。宗宣平时走路急匆匆的，小挎包一顺式挎在右肩上，很有特点。

久之，我心里构成了宗宣的形象符号，是一种积极进取、执拗、奋进的样子。看见我后，宗宣春风满面地和我打招呼。嘘寒问暖间话题转移到绘画上。宗宣早年在宋庄生活过，与宋庄画家有过交往，对于绘画有着自己的洞见和认识。我曾于多年后的一天，陪同宗宣去宋庄他的一位湖北老乡画家处玩，画家请我们到小堡村里的一家饭馆吃饭。味道不错。宗宣和那位画家嬉笑怒骂，开着玩笑，看得出他们之间的熟悉和了解。或许是逼仄的办公室所带来的长久的压抑和不适，抑或对离开不久的西北不断怀念的创作状态，和宗宣的聊天中我尽情地讲述了早年的写生经历。其中一些经历很是特别。

那是在1987年，工作之余的我去甘南采风，见到云中一个异象，有穿长衫者在云端站立并嗳嗳向我打招呼。是因为长久瞭望产生的幻觉还是真实的存在，我纳闷恍惚，不能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听了我的叙述，宗宣很兴奋，用他那带有浓重湖北口音的普通话急切地说：“一定要写下来，多么好的经历呀。”宗宣待人热诚，激情满满。我的性格里既有激情或者诗性的一面，却也常是自在自为，活在自我的世界里；虽然调入北京，却时时念过去，怀念空阔无边的西北草原和戈壁滩。戈壁滩对于我的生命似乎有一种深切的暗示的激荡，使得我不断将思想的目光投向遥远未知的世界，试图发掘可能的存在。

现在想来，现象的世界，识与见很难明确判别，特定的场域，我们的“思觉”忽然被打开，某种意识有了觉醒，看见了其“所见”。这个“所见”是神性的昭示，抑或心灵的自明，无法说得清楚。“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神交往的中介，我所见之“象”的意义又在哪里？上世纪初，法国有一批诗人、画家聚在一起，以潜意识、梦境作为创作源泉，组成一个“超现实主义”画派。他们的作品荒诞，离奇，不合乎人们对于外物习以为常的所识所见，却又是那么地引人入胜，牵动生命深处的某种意识。早年的编辑生涯中，我很喜欢这些超现实绘画，并将其纳入我所设计的杂志之中，借此传达特定的编辑设计意图。玛格利特、基里科、达利、恩斯特、米罗等皆在选择范围。记得曾经读到这样一句话，大意是：“各种风格的绘画中，唯有超现实主义绘画与文学更为亲密。”

我的“云中所见”与“超现实绘画”有无关系我不知道，自觉接近塞尚晚年在圣维克多山写生时的怅然和感叹。在空旷静穆的山野里，塞尚用画笔不停地捕捉着生命的感受。他说：“我就要抓到他们了，我能否像伟大的希伯来领袖那样，进入前方的应许之地？”有人认为，晚年的塞尚更多地是向着世界深处发出了自我寻觅的追问，自觉的“现象学”观看，试图透过现象的世界，挖掘“物自体”之所在。和塞尚的感慨有所不同，我的“云中所见”是在无意识中豁然而来的“显明”，是忽然的“到临”，那么地清晰。

记得宗宣说，写好后可在他所供职的《青年文学》上发表。有宗宣鼓励，又有文学名刊发表，我很兴奋，于是便扎入对往事的追忆之中。所谓追忆，更多是绘画精神的回顾，对于往事的追念。未承想，开笔竟然无法停下来，并随时间推移，陆续写出十多万字。多年后，我将这些文字和我的绘画统合起来，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审核通过，出版了《步行者——一个画者对时光的记录》。非常感谢宗宣，因为他的热情促进，我有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写作经历，同时收获一部书作。来北京上班，无暇顾及绘画，车水马龙，高楼大厦，且上班节奏紧密，很难进入绘画状态。写作相对简单，一支笔或在电脑上敲字就够了。那些时间，孤身一人的我在家伏案写作，写得入迷，写得灵魂都跳将出来，看到了另一个我。

我喜爱文学，上大学曾幻想转入中文系，也喜欢与诗人、作家交朋友，听他们谈话，并被某些思想和句子感动而唤醒艺术创作的冲动。文字是思想形象，绘画是视觉形象，二者之间在我看来有一种难以言状的隐秘关联。我曾在早年的美术编辑生涯中将这一关联发挥到极致。那时，喜欢阅读的我不自觉地将阅读转入版式设计的形式表现中。文字的意境，情感、精神给予我无限的丰富的感动，美妙幻化于心，借助版式设计进行视觉再现。设计中，我努力让所思所感准确无误地呈现出来，确保视觉与文字精妙对接，达成空间体验的一致。我所选用的图形一般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其符号的指向性具有隐喻和暗示，融合版式设计中相关元素和虚实空间对比，达成平面二维空间再造的联想意境，是罗兰·巴特“联想链”式的一种设计表达。艺术的象征本身包含情感、直觉，超越外表的思想表现，我的设计正好吻合了这一表达。是一种非理性设计，在平面的构成中，自主自觉地释放自我独立的审美意象。记得那个时段，每次设计前，我会通读文稿，体会文中思想和意境，穿心而过的文字是我创作版式的精神源泉。那一时段，好似与历史上各路精英交流谈话，倾听他们的思想，感受他们的情怀。感受到无限的力量。设计中紧密围绕文字，彰显其精华，呈现其意境，搭建文字和视觉互动的平行关系。现在想来，颇似中国文人画中的某种思想，即：不断降低图形的视觉效果，不断从繁复的技术表现中解放出来，将诗、文学以及人的格调和自主的精神融会进去。我还喜欢“留白天地宽”式的设计，喜欢在简约中构成一种空间之美。读者可在简约的直观中预见和联想，并在相互观照中，获得“弥合”的快感。黑格尔说：“各种艺术中，惟音乐最为纯粹，原因是音乐使用的工具最为简单。”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在纸质读物保有极强的亲和力的时代，我的“读后感”式设计亦算是一种情趣的别样表达。

根据宗宣要求，我写了一些关于艺术和生活的往事，以此还原内心丰富的体验。绘画是时间的“切面”“休止符”，它以空间的方式展开。其形、色、笔触展示的是视觉的欣喜和惊讶，且发生在瞬间的体验当中。文字可以连接在时间流动中的记忆。将每时每刻的观察和体验记录下来。绘画创作不是单一的观看，包含全息的体验和审美的感受。否则艺术史上就不会有高更的《诺阿诺阿——高更塔希提岛手记》和达利的《一个天才的日记》等画家的文字了。我也同样怀有以文字叙述的冲动。我不断地追忆流逝的时光，借助文字释放和怀念，仿佛回到过去，重新活过一次。

宗宣将我写出的往事回忆分为十个小篇章，起名《与画相关的场景或片断》，发表在他所供职的《青年文学》上。这组稿子约两千字。宗宣极为上心，对稿件细致把关，不仅标题，对其中的句子也做了字斟句酌的处理。我看到宗宣驾驭文字的熟练和老道，以及对于我写作情思的会心和认同，耳目一新，受益匪浅。记得其中一篇《牛的眼神》，我写了去河西走廊一个村庄写生的经历。见到一个牛儿，四下静谧，唯牛儿默默地，观望着我们。牛的眼神似人的眼神，会说话。我心生感叹。文章结尾，宗宣追补一句：“如今，那个牛儿还在那里，观望着我们，盼望我们回去。”我以为是点睛之笔。

宗宣对我早年的画作给予了高度赞赏。他时常对我说：你要回去，回到早年的创作状态中去。我早年画作分为两个系列，一个是卡纸、综合材料的创作形式，风格是表现性的，梦幻，抒情，生命自我的吟唱以及与宇宙合一的无意识共鸣，富有强烈的音乐色彩；另一个是木板油画，是个人潜意识之下对存在与时间的追问，试图通过油彩对意识深度掘进，从而让其不断呈现出来。这些作品在不同的展场和画廊曾被国内画界名家高度评价。评价都是朋友们后来转告我的。内中详情不述了。

2005年，我的两幅作品参加北京一个大型拍卖会，被一位经纪人傅先生看重并试图合作。欣慰的是，早年对艺术的体验和表现以及创作精神，在与他人的共鸣中，有了找到知音的愉悦。当然，艺术的发展如钟表，并不是直线的步态，于我而言，真实如己的表达，就是最美的。以真实的生命，回应生命与宇宙之间的质询和探析，是一种深度的怅然与热爱。宗宣对我的期望心有所知，只是，如何才能回去？生命无法回头，一旦离开那片土地，那个特有的空间气场，那块精神的土地你将不再持有。你被抛离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循着新的场域，做好自己。时代发展今非昔比，日新月异，文化认知趋向多元，进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这与上世纪80年代青春昂扬、朝气满怀、心之纯粹的世界全然不同。所以说，怎么才能回去呢？

“各种孤独中间，人最怕精神的孤独。”人到中年，转换工作，一切都是全新的开始。大学毕业，从事于期刊美术编辑事业。工作的同时，身边总不缺乏谈艺论道的朋友，我很满足于这种生活。这种精神和艺术的交流使得我在特定的年代焕发出巨大的精神能量和创作的冲动。冲动既来自于生命本然的所在，也有朋友间互动和促进，是一种艺术创作的“场”，类似于印象派，现代主义诗人画家圈子的那种。这个世界人是需要有交流的，需要与朋友的互动。朋友是面镜子，映照了你的存在的价值和对世界真实的体验。有人说，朋友是现世之佛，助你渡过世间的劫波困苦。自小到大，我们一直生活在与朋友交往的生活里，每个时段都会有一见面即觉得欣喜亲切的朋友。和朋友的交往，不但能够丰富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同时，在交流辩论中，也能获得对于知识和事物更为明晰的洞见，获得精神和情感的伸张和快慰。如果说悲喜自度是人生的无奈，朋友的出现，让存在变得美好。

和宗宣的交往，我体验到诗人和画家相互养育的喜悦，是一种精神的互动，如米罗和布勒东，贾科梅蒂和萨特。宗宣曾为我的绘画写过评论，剖析了我的艺术创作动因，他写道：“他的绘画语言既有自然的意象的象征的，还有神性的不可言说的。在他某些作品里，人的形象退隐，他让荒蛮大地、神奇云朵和蓝天出场。纪德有过类似的表述：‘艺术是上帝与艺术家之间的合作。在这个合作中，艺术家做得愈少愈好。’从这一点看来，一个人的才华指数有多高，要看他和自己的泉源沟通连接的程度。这要求一个创作者蜕掉自身非本质的表面附加物，那个回应外部世界、文化压力和指令下发展起来的自我屈服于他的内在本质，他的灵魂（即自性）。因此，自我献祭给自性，现世的存在获得意义，个体与超自然联系在一起，获得圆满人格。”

宗宣身上似有那么一股劲，积极，果敢，执着不懈。他整个的生活都在诗中，似乎是为诗而活。他源源不断地创作诗歌，研究诗歌，分析相关理论。印象中宗宣始终和诗在一起。某一时，聚在一起，或是宗宣有设计之需要找我，交流中，亦会将他新写的诗念给我听，我认真体会，悉心学习，试图抵达宗宣的精神王国，获得同步的分享。一个诗人，对于存在浸透着自我强烈的生命意识，既有直观感念也有理性思辨，丰富的体验借助语言还原，获得原本如初的再现。

很遗憾我不懂诗，不能在具体的细节上与宗宣展开更多交流。我也偶尔问宗宣一些关于诗歌的问题，宗宣会耐心地解答，比如诗歌的当代性问题，当下美国诗歌的创作状况，国内哪些诗已经老了，哪些诗正处在前沿等。虽然有了了解，仍然不能有深入认识。大概一个事物的认知必须要在那个事物的领域常年历练和淘洗，熟知其前因后果，方才能够对于“事物”有一个明晰的判断，否则，仅凭一瞬时的喜欢或不喜欢不能确定“事物”的流向和发展。不过，我转换思维，将宗宣关于当代诗歌的所谈扩展到大的文化生态中解读。上世纪之初，杜尚的“小便池”之后，艺术开始了转向，艺术不再如之前现代主义那样，自我的精英式的吟唱，而是进入更为关注社会现实的所谓“后现代”及至当代艺术的表现中。当代艺术讲求融合并进，讲求对于社会、政治在自觉认知中的审视和批判，讲求关注周遭生态环境和当下的生存状态等。当代艺术是在不断的创新和对传统不断的解构中建立的。

宗宣喜欢读书，时常说起他近期在读什么书。一段时间，时有“现象学”从他嘴里说出来。什么“悬搁”“现象还原”等，以及维特根斯坦的“可说与不可说”。好久未见宗宣，后来得知他在皇木厂的家里读书。电话交流，似乎人在一个真空里，与世隔绝的样子。皇木厂地处通州，受宗宣邀请，我携夫人一同去过。乘地铁八通线至土桥站，再打十块钱出租车就到了小区门口。宗宣早早在门口迎候，一路欣喜，向我们介绍小区情况。是那种连体别墅，独门独院，朴素简易。宗宣家里陈设简单，看得出搬来不久。二楼房间内，直入眼帘的是一张书桌和四周散落的书籍，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我猜想是宗宣读书的地方。楼梯间挂有一幅画着葫芦的油画，宗宣说是在宋庄时一位画家朋友送的。我对那幅油画印象深刻，色彩盈盈，笔触朴实真诚，厚厚的笔触似要将心里的故事全部挖掘出来。我曾写下散文《墙上的葫芦》以宣泄感慨。宗宣也说：“看久了很耐看。”那天，宗宣的夫人和女儿柳莲子都在，莲子第一次见，很乖很听话，善良朴实。中午，柳夫人做了米饭烧了肉菜，大家边吃边聊，浓重的湖北风味。下午又去周边一处休闲乐园聚餐，开心的一天。

英国艺评家贡布里希说：“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我将这句话转移到诗歌创作中，是否也可以这样说：没有诗歌，只有诗人。宗宣在我看来，他是通过写诗来完成自我对于生命的救赎。他从家乡出来，在北京北漂，所有的喜怒哀乐、痛感的意识背后，掩藏着对于世界深切的观照，是一种生命的修行，包含天性和深化的修习。他将所见所闻化作涓涓细流，储藏于身体内部，再以诗的语言呈现出来。宗宣的诗在我看来语言平实，直观，内敛，不刻意夸张，平素中却是情感激烈，于无声处现惊雷。现象学的精髓理念“始终进行纯粹直观的把握，永不进行源自概念的改造”大概是宗宣作诗的内在自觉。

有时候，想到那句著名的话语“我们的语言和这个世界是同步的”，宗宣的诗和生活无疑粘合在一起。看到一篇评论宗宣诗歌的文章，其中的观点比较认同，摘录一段，以作补充：“柳宗宣的诗最大的不同也许就在这里，他比绝大多数诗人更真诚地对待了自己的生活，这种真诚大致体现他诗歌中的友善、亲密和不隔绝。我们并不缺乏对生活与底层持有谦恭态度的诗人，比如吕德安，我们可以在他的诗歌中读到对朴素农民的敬意，但与柳宗宣的诗歌对照，我们仍会发现这种敬意里隐含了矜持；譬如雷平阳，同样出生于农村的诗人，但我们会在他对故乡的热情中读到较为激烈的价值判断。因而，我认为柳宗宣对底层生活——更具体来说就是他自己的故乡与出身——更显得不偏不倚，而具有一种中庸色彩；他的审视是在某种天然关系的前提下进行的；他的内疚感远多于批评意识，始终担心亲密关系的疏远，因而也对自己曾经的出走充满歉意。”

“人要有悲悯之心”，宗宣有几天常说到此话。所谓“悲悯”亦是个常见的并不新鲜的句子，我以为其实折射了宗宣对待世界的善意和真诚。其间包含着某种精神的隐喻、自我深层的体悟。它使得宗宣时刻保持自我对于存在的觉悟，是一种冷静和友善的认知。正如意大利电影《放大》所象征的那样，跳出来看自己，冷静地观望他人和这个世界，大概不负一个诗人的神圣使命，使得无常有常的生命更为自觉地依存于自然的大善和谐之中。宗宣说话带有浓重的湖北乡音，尤其是在激情盎然的辩论之时，所说的话我一时不能确切地听得明白。那一时，作为来自于西北的我，也只能是顺势“意会”，凭感觉了。但是“悲悯之心”听得是真切的。作为单位中人，我和宗宣也不例外地面对单位诸事有过议论。对某同事自恃清高，专横跋扈，宗宣总是默然不语，淡淡流露遗憾。对于某领导的居高临下，宗宣也不会由其摆布，听之任之，对其不当的指责和训斥，他也会拍案而起，表达自己的愤怒和不接受。卡夫卡式的“生活在别处”是宗宣的生活状态。他的热情总是试图通过诗歌和艺术创建自我，表达生命和生活之间深切的感念。

宗宣待朋友真诚，真率没有顾及，直来直去，表达自我之见。平时的相处，对我个性中的某些不足，也会善意地提醒、指明出来。宗宣对于认定的朋友总是热情相助。他以他的方式选择朋友，而不是见风使舵、攀附潮头之人。我早年的一位诗人朋友，低调又沉默，宗宣却常常提起，夸赞有加，说起他的诗作的深刻，学养深厚不在一般人之下等等。以理性的视角观人识物，并介入自己真实所见，其实不易。一次聚会，应我招呼，宗宣匆匆从通州赶来西坝河，打的费花去一百多元，第二天还要赶着出差，去外地组稿；让人感动。

和宗宣交流，更多地是诗和艺术。诗人的思想或者语言能够点燃我内心的火焰，通过绘画表现出来。正如宗宣的激情，作诗的严谨和审美的态度往往传递出一种放松和对自然大地饱满的热爱。这种热爱我非常赞赏。他是生命中的一种能量，从血液里流淌出来，他能让朋友在交流中感受到一种力量。记得一次我和北京电影学院一位教授、当代艺术家宫林先生去武汉参加文化交流活动，此时宗宣已经从北京调回武汉某大学文学所任职；得知我们到来，宗宣很快赶到我们所住的宾馆，短暂的寒暄后，宗宣拿出自己的新作，他大声朗读，神情专注，激情满满，我一时为老友从编辑身份转换为大学老师，却依然如故地保持着那份初动的诗心甚为感慨。

记得当时宗宣朗读的诗是为女儿所作，诗中倾注了一位父亲对女儿赤诚的深情和爱护。宗宣是个好父亲，为女儿百般操心。为了女儿事业的发展，他不仅主持成立了以女儿为主导的平面设计公司，同时也参与其中，主动联系各方，解决平面设计等相关的问题，可谓倾尽心力。我和宫教授都为之感动，深以为然。

当时宗宣还朗诵了另一首诗：他在姑妈生活过的地方走访亲戚/我的同胞兄长，一个人去参加/老表七十岁的酒宴。我们的亲人/小脚姑妈早已去世，但她的儿子/还在，带着姑妈的长相或祖父/相似的容貌。那可是最后的相聚/将和亲人一样，隐入幽冥/但那里的原野还在，亲人们的/后代，方言与风俗保持在那里/外婆夏日在你面前摇动大蒲扇/那就是爱。现在她变成一尊神/一个人在苍天黑夜，孤身前往/和他们相遇，聚会一个个/变老的面影。（《晃荡的幽灵》）

宗宣和在北京背着小挎包匆匆走路的他全然不同，开着新买的法系车“雪铁龙”，激情满满，带我和宫教授去武汉周边的木兰湖游玩，他的朋友在那里开了茶园。一路上，车里轰鸣作响的爵士乐和宗宣大声指挥朋友如何安排我们到来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使得行进的路途热气腾腾，充满张力。在木兰湖喝茶、游览，在幽静无人的湖中裸游。傍晚杀回武汉。在一个灯火明亮的茶室，宗宣叫上他的几位诗人朋友论诗谈艺，记得有报社主编，也有大学教授等。那晚，关于当代艺术，宫教授讲了许多。

我和宗宣大概都是那种心怀故乡的人。这个故乡的含义既简单又复杂，既有先天给予肉身的家园，亦有追望执念的精神家园。精神的家园在哪里，是在那个无限的远方吗？生命中，我们一刻不停地向着远方攀行，试图寻找到灵魂所在的故乡，某一时刻，却又发现，灵魂的故乡或精神的家园就在曾经的家园之中，那个远离之后却也始终不能忘怀的地方。在北京打拼十年后，宗宣回到了他的家乡，回到了他一直割舍不下的亲人们居住的地方。生命一瞬变得温暖起来。他在诗中描述道：我们深吸了一口这里的空气/汉口火车站的空气湿润柔软/（与北方的干燥就是不一样）鸭脖子或青椒炒腊肉的味道/你身体贮存的这荆楚的气息。

读后我很有感受，触动到心灵柔软之处，虽然我的家不在湖北。我的精神的家园在哪里？有时，暗自思忖，我的散文和绘画中，一直让我怅然割舍不下的是西北的草原和广袤的戈壁滩，我在那里看见的是历史和未来以及超现实生命所激励的一种无限的怀念。包括时间和光，还有宇宙，它是那么地抽象，似音乐，看不见摸不着，却又令人无限激荡和怀想。画画的时候，唯有色彩和光才能引动我对空间开凿和遐想。有时候觉得，它超越了美术史既定的线路，它就是一个生命本真自然的人在怅然中的觉醒，是私密生命的外化。

从这一点讲，我和宗宣又是多么相似。宗宣以自性的心怀抚慰自己，对家乡和亲人的忆念牵动他的感情。我在关于大西北家乡意象的空间里追忆想念。宗宣回去了，回到了他心中的家园，他在家乡的山上筑起自己的巢穴，看山云舍，追念过去，瞭望这个纷乱而又无序的世界。我的家乡又在哪里？去年，有家乡领导来京看望我，问我是否希望在家乡办一个画展，我沉吟片刻，拒绝了。在艺术创作方面，我对自己极为苛刻，知道哪些作品是能够承载我生命的意象的，那种生命的触感和激荡唯有自己心里清楚明白。我说我的艺术生命在戈壁滩，哪天我回去游走于河西走廊，画一批，与之前的绘画接轨后再展。

记得来北京不久，就是在宗宣鼓励我写作的那一段时间，宗宣在《青年文学》工作时策划过文艺家采风活动，邀请刘心武等几位作家、画家赴河南南阳写生采风。我受邀一同前往。免吃免住免路费，一路玩得开心。回京后根据要求，作家写一段采风散记，画家每人上交一幅画作。宗宣写的游记刊载在《青年文学》上，我读后甚为赞佩。文笔好，意境好，亲身经历的描述似在眼前。

那是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之一。多年前回忆中不断到来的那个清晨，宗宣忙过之后，邀约我去山里转转。宝天曼的丛林幽静、溪水潺潺，晨光从山上铺洒下来，映照得山野明媚灿烂。初秋山中，一路上，我们三个中年男人聊得开心，宗宣的聊天如宗宣诗文，自然而实在，具体又超脱。“生命原本简单本然，它没有目的，一个从生到死的过程，就像宝天曼的山木草石，简简单单以神赋的本性生长，在此生息，轮入自然的程序。在都市，我们是功名虚伪充满伪道德的家伙；到了宝天曼变成一个人性动物，去掉内外的遮蔽，像一个动物一棵植物呼吸。现在的生命在时光流逝中渐渐转衰，身体也渴求安静；放弃外部扩张，往回走，回到自己的体内。”回到身体的内部，找到“自性”的觉知，辐射于自然的万物，与自然达成和谐与共鸣，大概是宗宣内心的向往和目的。此一时刻，重读宗宣当年去宝天曼写就的散文，感受又比当时多了深重的体验。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从自然中分裂出的独立的实体。对自然的喜爱与渴望大概根深蒂固地潜存于人类的内心，这也是人类普遍共有的最为深沉、根本、强烈的内在愿望。

心静即声淡。从都市喧嚣中抽离出来，回归到山野，回到祖先们生活过的地方，与自然的山野为伴，淡定自语，感受时间的过去和未来——这大概是宗宣想要的存在方式。记得那次在武汉去木兰湖的途中，宗宣告诉我他想在附近的山上盖一处住所。竟然不久落成。宗宣给这个山居冠名“看山云舍”。如今，微信朋友圈时见他发出的图片，朵朵祥云，星空静穆，花朵盛开，山谷双雁……家乡就是宗宣身心皈依的处所。大概在宝天曼的山里，“看山云舍”已经在他心里酝酿和成形。

那篇散文的结尾，宗宣是这样描述的：“三个身著灰色衣衫的男人，在有些私密的谈笑中不知不觉回到宾馆的停车场。回望山色苍茫，绿色中呈现黄红，有些山石凸显出来。山地的秋天过去了，夏日也过去了，春天的花事早就谢了。白雪将覆盖它们，起伏动荡的宝天曼披着一身素衣在苍穹之下；虚弱的太阳光线轻轻敷设绵延至今无人的宝天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