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穿一双鞋的好兄弟

李显坤

十年前的一天，他驾驶电动三轮车送女儿去幼儿园，后厢里架着一副双拐。返回时路过一条街，忽然听到有人在喊：“哎，朋友，停一下。”听声音像是冲他而来，他下意识地停了车，四周看了看，并没有自己认识的人，正准备走，声音又从对面传了过来，只见一个拄着单拐的人走到他的车前，笑着对他说：“就是叫你呢。老哥，你的脚是多大的？”

他虽有点诧异，还是顺口回答道：“41码。”

“噢，太好了，和我的脚一样大，你等一下，我马上就回来。”叮嘱完，那人转身离去。

片刻，那人从对面一家铁皮加工店出来，把一个袋子递给他。他接过袋子，见里面装了六只左脚的鞋，有皮鞋，也有运动鞋。他平复了一下心情，也没多问，克制性地道了声谢，就回家了。

进了家门，他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妻子。妻子更加高兴：“你真是遇上好人了。”打开袋子，里面装的全都是品牌鞋。在这之前，他还从没买过这么好的鞋。记得，他买过最贵的鞋，也没超过一百元。这还真是一个意外之喜。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买过鞋。

那一年，他刚刚因病截去了右下肢。

后来，他和这个偶然有缘同穿一双鞋的陌路人渐渐成了相互扶持的不同民族不同姓氏的兄弟。弟弟对他说：“以后我穿右脚，你穿左脚，我们就可以同穿一双鞋了。”

这似乎对应了西班牙的一句谚语：不同脚穿不同的鞋。而他俩却是不同脚同穿一双鞋。

弟弟五岁那年，因马车侧翻而失去左腿，如果不是移动时架在左胳膊下的拐杖，还有那条空荡荡甩动的裤腿，壮硕的他看起来和健全人并无两样。兄弟俩相伴而行时，拄着单拐的弟弟总是会放慢脚步，缓缓跟在拄着双拐的瘦弱单薄的哥哥身旁，远远看过去，他们就像是一个人站在那里。

因为多年的病痛折磨，哥哥的家几乎被掏空了。每逢年节，弟弟就会买上米、面、油给哥哥送去，有时买衣服等生活用品，有时两家人一起下馆子……

一双鞋，两个人，三支拐杖。在这个小城里，两位好兄弟走在一起，总会吸引来往行人的目光。

后来，《同穿“一双鞋”的好兄弟》的故事在央视一套播出后，温暖了无数人的心。

随着年龄的增大，人们总会想一些长远的问题。“如果哪一天我不在了，你一定要把伯伯的女儿当亲妹妹一样照顾。”春节期间，四十七岁的弟弟把大女儿叫到身边，一再叮嘱。“爸爸，请放心，我会的。”女儿一边答应着，一边使劲儿点头。他甚至还盘算着给哥哥买一套新沙发，他家的沙发实在太旧了。他还想过，等时机成熟了，要带哥哥去省城看病，要跟哥哥一起开店……

有首歌是这样定义“兄弟”的：两个人，要去到哪里，牵着两手，就是个天地。当然，结成兄弟的基础是真情，真情也需要缘分。其实，有了缘分，真情并不神秘，似这俩兄弟，真情就在一次远眺之后的时时回眸中。

小城里，永远有这两个同穿一双鞋的兄弟的一方天地。

亲 戚

王一帆

亲戚在中国人眼里，从来不是一个词汇，而是一团扑面而来的血缘的气味，一张没有固定形态纵横交错的网……纵使万里千里，纵使素昧平生，只需翻开泛黄的族谱，在发脆的纸张上寻觅一番，便可断定。任谁也无法逃避，无法选择。灵魂已经印上家族的烙印，化为微尘也好，变为雾气也罢，在茫茫宇宙间缥缈游荡，在璀璨星空中悄悄淹没，都将被捕获，终将显影。

血脉，是赋予生命的源头。亲戚滋生于此，有根有脉。在新疆，有一种没有血缘的亲戚。一方牵挂着一方，一方对一方心甘情愿，一方对一方甘之如饴。

他与她找到他或她，庇护、容忍、支持、帮助。在他或她自立、富足时，又悄悄离去。有人为他或她书写赞歌，称赞他们的无私奉献。而他们丝毫不觉得自己应该享受那些赞誉，时时感叹自己做得太少，白受荣誉。他或她完全不知道，在这一点上，他们无意间表现出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胸襟和大爱无疆的品格。

我由衷敬佩他或她。虽然他们只是我身边的普通人。我庆幸他们只是我身边的普通人，使我能随时有机会走近他们，走近那些没有血缘的亲戚。

血缘不是牵挂的根由。没有血缘并不妨碍颗颗靠近的心脏。在一个廉租房中看到的一切，更使我坚信了这一点。

他报上了名字，屋门很快打开了。来了，快进，快坐。七十多岁的老妈妈皱纹里溢满惊喜，满到盛不下，顺着皱纹的纹理流淌到空气里，银发无风自舞。

他回家一样自如，在掉漆的茶几上放下香蕉、葫芦瓜、芹菜、酸奶、米、面等，满满当当。老妈妈摸摸这个，按按那个。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你总给我们买东西，总买，总买……他拉了小凳坐下，轻按了老妈妈的手，当我是你儿子就行。老妈妈抽出手，侧身悄悄擦拭眼角。

这是廉租房，虽小，五脏俱全。沙发上铺满花花绿绿的布，充当沙发巾。老妈妈坐沙发南头，回握着他的手。北头坐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歪着头看我们，一直咧嘴笑。他的左腿搭着右腿，高处的那只脚穿了一只红彤彤的毛线袜，脚底边缘有灰黑的污渍，支撑的那只脚踩在地砖上，青筋鼓起僵硬的皮肤。他顺着我的目光炫耀地扬了扬穿红袜子的那只脚，笑出了声，转头从靠背上拉下另一只红袜子，在手里甩着。我知道，这是老妈妈的儿子小宝，智力有障碍。

在与老妈妈寒暄时，小宝嚷着要看电视，不知从哪里翻出了一个改锥，非要捅进插座眼儿里去。老妈妈气恼，都说了，坏了，坏了，看不了。老妈妈夺过差点捅进插座眼的改锥，气得直哆嗦。小宝跺着脚嚷嚷着，看电视，看电视。他拉住暴躁的小宝，轻声安抚，我来修，我来修。

修是不可能的，连接电视的那个插线板的线断了。他嘱咐老妈妈看好小宝，飞快下楼去了。不一会儿，他买了一个新的插线板回来，电视里的《西游记》演得热闹，小宝咧嘴嘿嘿笑。

老妈妈曾抱养过一儿一女，如今都不在身边。小宝是老妈妈的亲生儿子，现两人相依为命，日常开支大多数来自两人的低保。老妈妈絮絮叨叨地唠了许多，一再强调，没有你们我可怎么办？

他柔声安慰老妈妈，说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他。他的温柔是我日常不曾见过的。我所见的都是他的严厉，以及工作时的兢兢业业。我还知道，老妈妈与他并无任何血缘关系，往日也无任何交集，自成为结对亲戚后才认识交往的。

他将陪伴日渐衰老的老妈妈和不知人间疾苦的小宝走过一段岁月，而这段岁月里，他的女儿和妻子也期盼他的照顾。

我一天比一天了解他，越来越知道他，直到发现身边有更多酷似他的他或她。

从老妈妈家出来，当我走在大街上时，隐约听到有人说，“走亲戚去……”我的心头骤然一暖。

援 手

闫 平

2022年7月初，我随十几个作家到温泉县采风，见到了曾经在一个战壕里摸爬滚打了四年的战友——温泉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巡控大队大队长时磊。

我曾在温泉县公安局从事外宣工作，那时候，时磊是办公室秘书，共同的兴趣爱好，加之我们又是山东文登的老乡，这让我们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成为彼此交心的好友。

时磊自2006年入警以来，先后在温泉县公安局指挥中心、巡控大队等工作岗位工作。2021年9月，他被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授予“自治区第八次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荣誉称号。因为他谱写了一曲新时代人民警察为人民的青春之歌。

陷入困境

2016年10月，时磊与温泉县安格里格镇切坎厄布得格村的村民吐尼亚孜·托和提尼亚孜结成了帮扶亲戚。

当时四十六岁的吐尼亚孜·托和提尼亚孜家里有四口人，妻子塔吉尼沙古力·托哈提在家务农，儿子塔依尔·吐尼亚孜在哈尔滨七十三中学上内高班，女儿托马斯·吐尼亚孜在安格里格镇小学上学。家里主要经济来源，除了每年二十五亩地一万多元的收入外，农闲季节靠贩卖牲畜，一年也有五万多元的收入。同时家里饲养了八头牛和两匹马，在村里也是数得着的殷实人家，日子过得安康富足。

2016年7月28日，六岁的托马斯·吐尼亚孜的身体出现了异常情况，感冒发烧久治不愈，伴有鼻塞、流鼻涕、咳嗽、咯痰、淋巴结肿大、皮肤出现瘀斑、口鼻腔出血等症状，心急如焚的吐尼亚孜·托和提尼亚孜带着女儿到医院检查后，确诊为白血病。

女儿患病，瞬间让这个幸福祥和的家庭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为了给女儿治病，吐尼亚孜·托和提尼亚孜和妻子先后前往乌鲁木齐、上海、北京等地的大医院寻求救治。由于没有找到匹配的骨髓，一家人只好听从医生的建议，回家一面化疗，一面寻找骨髓匹配。可是每次化疗将产生两万多元的费用，这对于一个农民家庭简直是天文数字。

女儿患病短短两个月，吐尼亚孜·托和提尼亚孜就愁白了头，花光了家中的全部积蓄，贱卖了牲畜，又向亲戚朋友借钱，欠下了五万多元的债务。

时磊得知这个情况后，焦急万分，一边安慰亲戚，一边想办法筹钱。他将相关信息发布到网上，不厌其烦地向每一位朋友介绍托马斯·吐尼亚孜的病情和家庭经济状况，博得了大家的同情。短短五天时间，筹集了一万两千元善款，他还向温泉县公安局警务人员发出捐款倡议，仅一天时间收到捐款七千八百元。

当时磊和驻村工作队的同志，把这两笔捐款送到吐尼亚孜·托和提尼亚孜手中时，他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为了让托马斯·吐尼亚孜得到更好治疗，时磊总是抽出时间，往返温泉县天使基金会、红十字会等，向工作人员详细咨询有关救助白血病患者的事宜，认真填写救助表格，帮助申请救助资金，先后为托马斯·吐尼亚孜申请了十万元的救助资金。他还协调驻村工作队，帮助申请了每年一万两千元的低保金。

自从第一次见面后，每逢过年过节，时磊都要到吐尼亚孜·托和提尼亚孜家探望，经常送一些面粉、清油等生活物资，但是无法解决亲戚家积重难返的生活状况。为了让吐尼亚孜·托和提尼亚孜一家渡过难关，时磊找到在温泉县昆得仑牧场乐牧园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朋友，详细介绍他们家的情况，极力推荐他到合作社工作。朋友非常同情吐尼亚孜·托和提尼亚孜的遭遇，毫不犹豫地招聘了他们夫妇，给两人每月八千元的薪酬。

于是，吐尼亚孜·托和提尼亚孜带着妻子和女儿，来到离家十二公里外的合作社工作。朋友给吐尼亚孜·托和提尼亚孜腾出了两间房子，一家人吃住在养殖场。吐尼亚孜·托和提尼亚孜饲养牲畜，妻子在养殖场做饭，照看女儿。朋友还根据牲畜的出栏和交易情况，按比例给吐尼亚孜·托和提尼亚孜提成，每个月的收入达到一万多元，这大大地减轻了吐尼亚孜·托和提尼亚孜的经济负担，为女儿的治病积攒了医疗费，也提高了生活质量。

走出困境

不幸的是，由于骨髓匹配一直没有着落，托马斯·吐尼亚孜病情不断恶化，于2020年9月2日因白血病并发症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在乌鲁木齐不幸离世。

正当一家人沉浸在悲痛之中时，托马斯·吐尼亚孜的遗体返乡却遇到了麻烦。当时由于新冠疫情影响，所有从乌鲁木齐市返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人员，必须经疫情防控指挥部许可才能进入。吐尼亚孜·托和提尼亚孜没有任何亲人可以托付，走投无路的他想到了亲戚时磊。当他怀着悲痛的心情打电话将这个消息告诉时磊后，时磊迅速将这一特殊情况逐级上报。经过多方协调，申请得到了上级部门批准。时磊连夜办理了返乡手续，并联系车辆，吐尼亚孜·托和提尼亚孜终于将女儿的遗体拉运回乡，在最短的时间里让女儿入土为安。

女儿去世后，吐尼亚孜·托和提尼亚孜夫妻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整日以泪洗面，茶饭不思，不得不辞去合作社的工作。

时磊一次次前往吐尼亚孜·托和提尼亚孜家中探望，一方面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化解夫妻俩无尽的悲痛，另一方面重新规划亲戚一家未来的生活。

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问题，时磊建议他们夫妇继续去合作社工作。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合作社的生意每况愈下，为开源节流，不想再招收新的工人。但是在时磊的一再劝说下，合作社最终同意他们夫妻重新回去工作。

由于吐尼亚孜·托和提尼亚孜以前就有贩卖牲畜的经验，他和合作社的老板谈妥，决定利用闲暇时间到农户家或山上牧区为合作社收购牛羊，这样除了固定工资外，还可以根据效益提成，增加一部分收入。

2021年初，吐尼亚孜·托和提尼亚孜又有了新的想法，他准备把流转出去的土地收回来自己耕种，收入将比承包出去多两倍。他还打算把自家的牛棚、羊圈重新翻盖一下，计划收购一些牛羊，让妻子在家饲养，育肥后卖掉，一年也有十五万元的收入。

时磊非常支持吐尼亚孜·托和提尼亚孜的这个打算，鼓励他勇敢创业，不论遇上什么困难都会鼎力相助。

如今的吐尼亚孜·托和提尼亚孜不再消沉，家庭收入虽不如预期，但种地和贩卖牲畜，每年也能有十万多元的收入。儿子大学毕业后回到故乡，在温泉县人民医院有了一份工作。为给女儿看病欠下的三十多万元的外债也还了一半，一家人平静忙碌的生活慢慢步入了正轨。

正是因为有时磊这样一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亲戚，才让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走出困境，重拾希望和信心。

北梁小山村的故事

张吉元

新疆奇台县半截沟镇小水山村西边，有一个叫北梁的小山村。20世纪50年代末，父亲携母亲从甘肃武威自流来新疆，人生地不熟，被临时安排到这里住下。与父亲同来的几户甘肃籍汉族、回族老乡都被安插到了这个村。

当时，父母与新来的人分别住在集体的一个大院里，是干打垒盖就的小房间。1964年元月的一天，我在这个大院里出生了。从此，我家也就定居在这里了。后来，我们家旁边又搬来几户新邻居，都是哈萨克族，他们是专门为牧业村放牧牛羊的。待我懂事时，与我一块玩耍的汉族、回族、哈萨克族等小朋友就有十多个了。我的小学就是在离家最近的一所学校上的，同院中的回族同学与我一块儿上下学。

那时候，谁家的日子都过得很紧。我们家隔壁住的是回族马万祥家，马万祥老两口比我父母年长几岁，我平常都称他们为大佬和大妈。他们家孩子也很多，老三是个女孩，和我同岁。大概是在我七八岁时的春耕时节，我父亲与马万祥等男壮劳力都被队上派往戈壁地区搞春耕生产去了，留在牧业村的基本都是妇女和孩子。春季流行性感冒发作，同院的许多孩子被感染了，我也感冒了，在缺医少药的年代，母亲只能给我们熬些姜汤和贝母汤医治。

有天晚上，我头痛厉害，高烧发得直说胡话，当时我感觉就要死了，母亲急得直掉眼泪，无助之下，半夜去找邻居回族大妈，回族大妈家的三女儿也患感冒，也很严重，但为了救我，回族大妈把仅剩的一片大白药片拿来给我吃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我的烧基本退了，头痛也缓解了，而她的三女儿却因为再无药吃，烧得更厉害了。当时我还有两个妹妹很小，不能离开母亲，回族大妈便向队上借了一头老黄牛，把我和她的三女儿驮在牛背上，来回十几公里到乡医院为我俩看病，打了针吃了药后，我俩的病情才好转了。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回族大妈给我吃的那片白色药片叫“安乃近”。此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再后来，他们家不知什么原因搬走了。

待我长大成人后，一直打听他们的住处。直到2014年，我才打听到这位曾经救过我命的回族大妈随小儿子在奇台县西大街一小区居住养老，回族大佬已经去世了。我买了礼品去看回族大妈，她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眼睛也看不清了，但耳朵挺灵。当她小儿子说我来看她时，她一下紧紧拉住了我的手，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抓我的手也一直不松开。她说：“四十多年没见了，但咱们两家人的感情一直都在。我年轻时眼睛不好使，你母亲给我家娃娃们做鞋子，缝衣服等，你父亲也给我们家做了吃饭桌子、小板凳，都没要过手工钱。帮了很多忙，我们都没有忘记啊……”

老人坚持让她儿子儿媳给我做好吃的，让我陪她说话，并问了我父母亲及一家人的生活情况，我都一一给老人讲了，我说了感谢她给我的那一片药，帮我看病，以及我记忆中她帮助我们家的许多好事。她说：“傻孩子，一家人咋说两家话呢……”

北梁小山村南边不远处还有个石河子牧场村，住着百十来户哈萨克族牧民和几户四川、山东籍自流来新疆的人，还有一个维吾尔族人，他与我父亲年龄相仿，他俩也是好朋友。他会熟羊皮、缝皮袄，我父母亲都叫他“裁缝”。他们家孩子多，生活拮据。大概是1973年春种时节，我放学回到家，见“裁缝”与我父亲头对头聊天，一直不走。后来，父亲让我下到储菜的地窖里，给他拾了一口袋洋芋，父亲又给了他一些苞谷面，他把东西驮到马上回家去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家断粮了，他到我们家借粮来了。那时候，我们家的吃粮也很紧张，但父亲硬是借粮给他们了，也没要求还。

“裁缝”对我家很是感激，他把我们家平时积攒的羔羊皮收集在一起，拿回家悉心熟制好，给我父亲缝制了两件皮毛大衣，有一件我至今还保存着。前些年，我晚上到庄稼地浇水，还穿上它避过风御过寒。我父亲也曾给他家做过桌子、椅子等家具，也从没收过一分钱。

后来，我们家也从山里搬到了戈壁滩定居，但我与山里的那些一起长大的回族、哈萨克族老乡至今保持着联系，唯独没有“裁缝”一家的消息。

2008年秋天，一个开大卡车为粮站拉运粮食的维吾尔族汉子在我家打麦场上装麦子时，一直盯着我父亲的脸看，说我父亲很面熟。我父亲问起他家的情况才知道，他就是老“裁缝”的长子，他们两人的手紧紧拉在了一起，久久不愿松开。我父亲马上让我骑摩托车去商店为其买来一大堆食品招待他。

他说他们家在包产到户前一年，搬到奇台县坎尔孜乡去了，他的父亲也因患肺病去世了，他也知道我们家在困难时期曾经接济他们家渡难关的事情，给我父母亲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听得我们一家人眼泪花直打转，真是患难见真情啊！当时父亲对他说：“那时候我们都困难啊，我与你父亲就是朋友加兄弟，你们家的困难就是我们家的困难，无论哪个民族，只要我们真诚相待相助，就会成为离不开的好朋友，好兄弟……”父亲让他转达我们全家人对他母亲及家人的问候，他热情地邀请我们一家人去他家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