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昉

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占GDP比重下降，固然是人口机会窗口逐渐关闭的结果，但是，中国制造业传统比较优势并未完全丧失，新优势更是潜力巨大，因此，制造业比重下降是一种早熟的表现。这个趋势的继续延续，将显著缩短资源重新配置的链条，挤压生产率提高的潜力空间，过早过速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稳定制造业增长和经济占比，需要从更新产业政策理念和实践出发，通过扩大资源配置范围、促进增长的分享性、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出发，使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比较优势与制造业比重

中国经济实现长期高速增长，得益于制造业的规模扩张和比重提升。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这一轮全球化中，中国丰富而成本低廉的劳动力得以转化为资源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制造业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也不断提高。以高收入国家为主要贸易对象的这个特点，显示中国在参与世界经济分工的过程中不仅遵循了比较优势原则，也充分利用了这一模式的于我有利性。从1990—2003年期间各年份的算术平均值来看，中国向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占全部货物出口的87.1%，从高收入国家的进口占全部货物进出口的82.5%。

对一个国家来说，以劳动力丰富且廉价作为资源比较优势，归根结底只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从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来看，在改革开放之前，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同14岁以下和60岁以上非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是相同的。只是从1980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才加快增长，在非劳动年龄人口处于停滞的情况下，便形成“食之者寡、生之者众”的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二元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随着劳动年龄人口于2010年达到峰值并转入为负增长，这个机会窗口即告关闭。

一旦劳动力不再具有无限供给的特点，制造业比较优势和制造业比重就会降低。中国制造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已于2013年开始明显下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06年达到峰值水平的32.5%之后便开始降低，2019年已经降到只有26.8%。也就是说，从2006年开始，中国制造业比重以年平均1.5%的速度降低。

值得指出的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状态，中国经济增长即便在减速的情况下，仍然显著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时，在中国制造业占GDP比重显著降低的情况下，如在过去十余年中降低10个百分点之后，从绝对水平来说，中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仍然位居世界前茅。因此，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在2006—2019年期间仍然有着大幅度的提高，从10.6%提高到28.0%。相应地，中国继续保持着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以及最大的制造业贸易国地位。所以，需要为中国制造业发展担忧的不是其增加值总量，也不是其在GDP占比的绝对水平，而是这个占比的下降趋势。

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条件成熟吗？

虽然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并不会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改变，但是，该产业在GDP的占比却不会一成不变的提高。如果观察各国长期历史数据，我们大体可以看到一条倒U字形曲线构成的图形，即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先是持续提高，直到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的一个人均收入水平上，制造业比重到达峰值，之后通常就遵循一个逐步降低的轨迹了。

除了以人均收入水平这个指标进行衡量之外，还可以用人口转变阶段特征来描述发展阶段与制造业相对份额的关系。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方法，各国分别相应处在前人口红利、早期人口红利、晚期人口红利和后人口红利这四个人口转变阶段，大体上分别对应着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这样四个经济发展阶段。根据这个分类，我们可以观察制造业比重与人口转变阶段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变化，或者说可以从趋势上认识随着人口红利从无到有，进而人口红利式微乃至消失的阶段变化。

例如，我们可以观察人口转变阶段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以及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这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的经济增长含义。第一，制造业获得较快扩张，从而比重得到提高的过程，是国家或地区享受人口红利的体现。随着人口红利式微乃至消失，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相对下降。第二，一个国家在享受人口红利时期，通常也是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快的时期，人口红利消失后生产率提高速度增速也减慢。第三，人口红利通过制造业扩张和生产率提高，取得促进经济更快增长的结果。

一个国家享受到人口红利，就是说有利的人口转变加快了该国的工业化进程。制造业是工业中最重要的部门，工业化通常就意味着制造业化。特别是对于后起赶超型国家来说，丰富的劳动力既是人口红利的直接表征，也是制造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部门的过程，也是这一要素从低效利用到高效利用的重新配置过程，生产率由此得到提高。劳动力充分供给及其相伴随的人力资本改善、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加上生产率的提高，为享受人口红利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生产函数，加快经济增长。

由此可推出两个结论。第一，在人口转变阶段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果劳动力供给不再有显而易见的潜力可以挖掘，提高生产率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也就日益变窄，无法抵消劳动力成本提高的比较优势弱化效应。这时，制造业比重的降低可谓水到渠成。第二，如果由于体制因素对劳动力供给潜力挖掘以及资源重新配置构成阻碍，致使比较优势过快丧失，制造业比重的降低则是早熟的。一旦制造业比重下降来得过早，也就意味着未能把剩余劳动力充分吸纳，也未能把资源重新配置的潜力利用殆尽，对经济发展便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就制造业比重下降这一发展特征来说，可以概括出三种类型的制造业比重下降。第一种类型的制造业比重下降是在高收入水平上发生的，人均GDP水平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标准（12 275美元），农业就业比重已经很低。第二种类型的制造业比重下降是工业化尚未完成的一种长期徘徊现象，二元经济结构尚未消除。第三种类型的制造业比重下降发生在人均GDP较低和农业就业比重很高的阶段上，属于早熟型“去制造业化”的表现。

国家经济发展不可回避的任务是工业化，制造业发展则是工业化的主要内容。从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来看，2018年或2019年的最新数据表明，前人口红利国家平均为32.1%，早期人口红利国家平均为51.2%，晚期人口红利国家平均为58.4%，后人口红利国家平均为63.6%。中国的这个一比重格外高，达到68.5%。如果从制造业在工业全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看，第四次经济普查（2018年）数据显示，中国该指标高达89.1%。可见，“去制造业化”就意味着“去工业化”，过早“去制造业化”则意味着过早“去工业化”。如果制造业比重的下降趋势和速度得以继续，不仅中国经济增长会即时遭遇减速的冲击，而且与长期增长潜力相关的生产率改善速度也会放慢。

经济发展中的资源配置链条

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尚未转移殆尽的情况下，随着制造业吸纳就业数量的减少，劳动力必然大量流向低生产率的服务业，造成资源配置的退化。如果放弃使用新古典增长假说来解释二元经济发展的牵强逻辑，而是客观地从各国实际发展经验出发，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生产率的主要源泉并不尽然相同，相应地，提高生产率的主要方式也存在着发展阶段的差别。配置效率是指生产要素在产业间、部门间和企业间进行更合理的配置所实现的生产率改善。着眼于配置效率，就意味着通过新的市场主体的进入，带动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入新的领域，改变原来进入不足的状况并增强竞争，缩小产业、部门或行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提高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生产要素或资源的重新配置，可以沿着一个长长的链条不断深入，因而由此获得的生产率改善潜力近乎没有止境。然而，如果制造业出现早熟型萎缩，沿着这个生产率提高链条进行的配置深化过程便会提前终止。

在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率提高的阶段性源泉在于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大规模转移。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低于工业和服务业，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转移可以产生明显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现象。一旦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达到一定的程度，以至于经济发展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转移速度就趋于减慢，生产率提高的空间也相对收窄。

然而，就整体经济而言，这并不意味着资源重新配置机会的消失，反而启动了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经济内部的资源重新配置，生产率提高的链条得以进一步延伸。在中国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中，作为门类C的制造业内部，进一步被划分为30个大类、178个中类和604个小类。由此可见，仅在制造业内部，资源重新配置的链条就足够深，或者说生产率提高的空间便足够大，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如果制造业发展出现早熟型萎缩的趋势，则意味着资源重新配置的链条被缩短，挖掘生产率提高潜力的过程无法得到深化。无论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停滞，还是主要依靠过度资本深化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反过来将进一步弱化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推动制造业比重下降的过程，资源配置出现退化的趋势，最终形成一个产业发展和结构变化的恶性循环而且难以打破。

升级产业政策和稳定制造业

如果说，在制造业比重下降符合发展阶段要求的情况下，强求“再制造业化”或“再工业化”可能导致政策扭曲，从而付出“怀旧的代价”的话，中国制造业比重早熟型降低，则产生阻碍生产率提高的代价。因此，政策应对需要着眼于促进制造业发展从而稳定其比重。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稳定制造业，既要依靠升级产业政策和提高各项政策之间的协调性，也要破除传统观念的干扰，确立基本原则以保证实施效果。需要强调的是，保护主义不是产业政策的出发点，要用非保护主义的手段实现产业发展目标；产业政策也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绝不能采用行政干预的手段实施。实施产业政策是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及坚持改革、开放和共享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以下方面着眼，把经济发展优先次序与政府经济职能相统一，把产业政策的一般目标与稳定制造业的具体要求相结合，形成政策之间的相互补充、有机统一和有效衔接。

第一，扩大资源配置范围。制造业是生产可贸易品的产业，不仅与国内市场及地区分工的扩大密切相关，也需要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把资源配置和重新配置延伸到全球范围。这要求中国借助世界贸易组织及其规制、区域性贸易和投资协定框架，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等机制，推动制造业“走出去”，让企业在国际竞争的环境中提高生产率。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要不断把资源重新配置空间从产业层面，深入到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从纵向上深化资源配置和重新配置。产业政策不仅与竞争原则是相容的，而且恰恰应该建立在充分竞争基础上，以促进市场竞争为重要的政策目标。稳定制造业和保持其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产业政策最重要的职能是清除行政性和企业垄断、杜绝各种伤害市场机制作用的行为、打破阻止行业进入和退出的体制机制障碍。

第二，促进经济发展分享性。保持和提高发展的分享性，需要从根源上着眼和施策，也就是说要稳定住制造业这个基础。在这方面，产业政策必须立足于促进制造业创造更多和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相关政策包括以下方面。首先，涉及引导产业发展和结构变化的产业政策，需要考虑到就业岗位的新旧转换平衡，只有从总量上确保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才允许旧的岗位被破坏，避免劳动者在结构升级中大规模离岗。其次，针对新旧岗位的不对称和人力资本供求的不匹配现象，公共就业服务着眼于解决结构性就业困难。再次，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也有助于促使企业利用新科技创造更多和更高质量就业岗位。最后，社会保障制度或者更广义的社会政策密切配套，对受到冲击的群体做出托底保障，确保作为劳动力载体的人本身，不至于在创造性破坏中成为受损者。

第三，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在关键的技术创新领域缺位。随着中国即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科学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美西方为了遏制中国发展，不遗余力地推动技术和产业链“脱钩”，都使中国制造业过早丧失后发优势。因此，中国越来越需要倚仗技术自主创新、基础研究的发展以及国家资金支持。关键技术领域的基础研究，恰恰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所在。应对气候变化要在全球合作的框架内采取包括实施产业政策在内的国家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付出的代价是一种社会成本，在使每个市场主体都感受到压力的同时，也不能把全部负担施加在企业身上。需要通过产业政策乃至更广泛的政策和规制，促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在这个背景下稳定和升级制造业，需要更宽广的视野，把增长、可持续性和美好生活等各种目标统一在政策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