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白

那年，我们五个朋友，去了巴马。首先是黄土路动议，他群发短信，说：“我们去巴马住几天吧。”于是，倮倮和阿鲁、老贺开着一辆商务车，沿着两广沿海高速，风驰电掣地从广东中山过来，一路把我和黄土路捡上了车。五个男人，在夜幕降临之时，到了巴马百魔洞附近的村子。几个人像茫茫雪野里奔走了几天几夜的狼一样，饿坏了。看到路边有一家门口挑着两盏颜色不明的灯笼、尚未打烊的小餐馆，不管三七二十一，进去点了几个菜，要了一大钵饭。

那晚，我们住在新农村的农家旅馆里。一个大房间，三张床。我们让老板再拿来两张凉席、两条毛毯，三个在床上，两个打地铺，便安顿了下来。温饱之后，几个人就四脚朝天，躺着聊天了。说着说着，说到了将来的事。黄土路有些感慨，他说：“我们几个人，合写一本《凹人传》吧。”刚刚出来工作的时候，我们几个组织了一个叫“凹地”的诗社。韦佐最老（年龄虽最长，脸皮却最嫩），阿鲁最小，这次韦佐没来，但按长幼排序，他得先写。韦佐写不动了，我接着写；我写不动了，倮倮接着写；倮倮写不动了，阿鲁不但要写完，还要负责出版。当时，我们对这个动议，一点也不伤感，只是觉得好玩，一个个兴致勃勃，七嘴八舌地给阿鲁出主意提要求，甚至连传记的内容、字数、封面风格、责任编辑都列了出来。

现在想来，这事还是让人有些伤感的。更伤感的是，我们几个人竟然一直没把这件事遗忘，时不时还会提起，似乎不仅用以打趣阿鲁是“小屁孩”，还有些别的意味。

我们都知道，将来的事能否实现，谁也保证不了，毕竟世事难料。然而，世事并不能拦阻我们有意愿、有计划、有更多的期待和对美好的祝福——即便很多时候，世界破碎，生活无措。

虽然活在一个速度决定命运的时代，但是对将来的事，大家平时也颇有聊到的。两周前，一个朋友在微信群里建议大家一起看一部电影，然后每个人写一首关于将来的诗。这部电影就是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的《将来的事》。电影的女主人公是巴黎一所中学的哲学课老师，她对工作充满热情，享受在生活中思考的乐趣；她丈夫也是一位教师，他们生有一儿一女。影片围绕他们一家四口与其占有欲极强的母亲以及她的得意门生法比安展开。然而有一天，丈夫告诉她，他要为另一个女人与她分居并搬了出去，而一贯任性胡来的前演员母亲在养老院里遽然去世，她自己编写的教材也被出版社告知将停止再版……婚姻破裂、事业受阻和亲人离世的变故固然改变了她平静的生活，但是也因而使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影片不以强烈的戏剧性和情感宣泄打动人，而是跟随着生活细节的演变步步推进，用粗粝的镜头呈现女主角在自己身上而非依赖男性寻获满足、和年龄斗争及重塑生活的过程。

本来讲好，看了电影大家就写。但是一拖再拖，竟然至今还没能以约定的方式清楚讲述各自对“将来”的感受。可能是因为每个人的将来都不一样，或者是生活环境不同，对生活的感受有异，所以，这个“将来”实在难以看清吧。

其实，关于将来，我还想起另一件往事：1989年初秋，我们海船驾驶班三十多个同学，在毕业聚餐喝得迷迷糊糊时约定，毕业十年后，每人都买一辆125CC的摩托车，组团去旅游。那时，买一辆摩托车，是大家的梦想，而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人骑摩托车了，我们的组团骑摩托车旅游的梦想自然也没有实现。

将来的事，有时可能就是我们说过的事，又或者，就是现在的事。

光头

不记得为什么要理光头了，但这一理，就理到现在，已有整整六年的时间。这是从辞职的第二个月开始的。即便年龄大了，记忆力衰退，但有照片提醒：靠在西藏大昭寺一个拐角红墙下的我，是光头的。去大昭寺是辞职后第二个月的事，原来工作的公司，非必要不提倡光头，我又在人力资源部，没有率先违反的可能。

以前，我以为理光头这事会像喝酒一样上瘾，因为自从第一次剃光之后，至今我还没让自己的头发在脑袋上超过两寸。后来才明白，自己对理光头一点也没上瘾，是原来满头白发过于碍眼，想着白闪闪的脑袋，常常心神恍惚，而剃光了就看不到了，一了百了，眼不见为净。说白了，是虚荣心使然。

说起白头发这事，实在有些伤心。人家四五十岁才开始发现自己有白发，我十二三岁时，遗传的少白发就在头上登场了。那个时候上体育课，明媚的阳光下，全班同学，就我一个人的脑袋，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个别顽皮的同学还时不时从后面走过来端详，研究为什么我的头发是白的。这一与众不同，让我自卑了好多年。为拉近与同学、同事的年龄距离、心理距离，我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坚持染发。只是染发这事，实在让人不安。而理光头，头发是黑是白就不那么重要了，无非是去理发店的频率比以前高些，以前两三个月去一次，现在一两周去一次。

理发这事，跟买皮鞋一样，我喜欢固定在一处。四川北路与富贵路交叉口曾有长得特别袖珍的兄妹两人开的一间鞋店。相依为命的兄妹俩，以补鞋做鞋为生，街坊邻里都愿意帮衬他们。他们的手艺也真不赖，皮料货真价实，款式虽然老旧，但穿起来柔软合脚。我在他们店订做皮鞋至少有十年，后来房地产开发，那个地方被拆了。我到处寻找他们的新店，最终也没能找到，不知道他俩后来以何为生。到报社工作后，我很快就发现，离报社不远的地方，有一对福建夫妇开的鞋店。男主人沉默寡语，总是埋头干活，他的女人倒是活泛，招呼客人、讲价、结算，甚至客人问男主人皮鞋的尺码，也是女人代为应答。他们家做的皮鞋，新鞋第一次上脚也不会感到不适，我于是至今都只穿他们做的鞋子。

而给我理发的师傅，差不多也就这几个：小时候在小镇，主要是哑九；到北海读书及工作最初十年，是海角路上海员俱乐部边飞扬理发店的李叔；后来搬到四川南路住后，是平头王发廊的颜姐；现在是长青东路上报社楼下无名理发店的师傅。长青东路这个理发师傅，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男人。没活儿干的时候，他喜欢坐在门口拉二胡。没问过他姓甚名谁，但光顾次数多了，也能大致知道他是随儿子从老家的村子搬到市里来度晚年的，白天没什么事，就和两个同乡镇的熟人一道开了这家理发店，找伴聊天度日兼赚点生活费。还知道他年轻时插过队，参过军，在四十年前那场南方边境战事中立过功、受过伤。

《孝经》开宗明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在古人看来，头发不仅仅是头发，更涉及孝道，实在是不能随意剪剃的。时至今日，虽没那么讲究，修修剪剪，美容美观，也是日常功课，突然一刀下去，整出一个光头来，还是难免让人有猝不及防之感。尤其是第一回剃光头，会觉得无论个人形象、心态还是旁人的眼光，似乎都与以前截然不同，非黑即白的感受简直可以与削发为僧相提并论。

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可能跟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有关系。很长一段时间，看到光头，自然而然觉得不是个好人——电影、小说、报纸之类告诉我们的。小时候，好人都浓眉大眼、衣着朴素、言语谦逊，头发不能油光水滑，脑袋更不能锃光发亮；头发长了，父母就命令我们去理发，他们认为，“毛长狗瘦”，不是正经人应有的模样。

记得第一次刮光脑袋走出理发店，忐忑不安，一路左顾右盼，好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但很快发现，路上行人都挺忙，谁也顾不上瞧我的脑袋。回到小区大门，遇上熟悉的门卫，他竟然瞟都没瞟我脑袋一眼。这又让我失落了一阵。

自从光头之后，对光头的人便格外注意。一大群人中，很容易就发现光头的人，一个、两个、三个……有锃光瓦亮的，也有刚长出些许毛发的；脑袋有圆滚如西瓜的，也有长得四四方方实在不像个脑袋的。不但是光头，连寸头的那些也都一并注意到了。在人群中看到他们，心里就莫名地觉得踏实，似乎自己跟他们是一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