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芳

2022年7月，董延梅老师辞世了，享年九十五岁。董延梅老师毕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从1958年到1988年先后在百花文艺出版社任助理编辑、编辑、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百花文艺出版社迄今六十四年的历史，以十年沉寂为界，前后是两个辉煌期。以毕生奉献于这两个辉煌期的，董老师是绝不会被遗忘的人之一。

1958年，第一次为刚刚挂牌的百花组稿，董老师就和柯玉生老师“闯”去了北京大院胡同五号郭沫若的家，“磨”来了《洪波曲》单行本。该书次年印行，至1980年，累计印量达四十余万册，是奠定百花辉煌最初的几块重要基石之一。从那时起，董老师与其他前辈一起，一砖一石，造起了百花的散文殿堂，其中包括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百种小开本名家散文。1966年以前，她组稿和参与组稿的作家有冰心、巴金、老舍、艾芜、孙犁、黄永玉、刘白羽、柯灵、碧野、叶君健、韩北屏、袁鹰、柯蓝等，197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复社后，长长的作者名单又增添了萧乾、季羡林、阿英、吴伯箫、罗大冈、穆青、韦君宜、宗璞、冯亦代、施蛰存等响亮的名字。

四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董老师与很多散文大家及新秀都成了朋友，甚至是可以倾吐心曲的挚友，正如萧乾所说，她“是把组稿与同作家交朋友结合在一起的”。百花的前辈和一些晚辈都知道，董老师积攒有两大箱作者来信，内含许多珍贵的名家书简。这些书简其实也就是百花社史的一个方面，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当代散文乃至“新文学史料的一个来源”（萧乾语）。

在百花人的记忆中，除了逐年增添的白发和皱纹，董老师是鲜少变化的一个人：从来衣着简朴，用来装稿件上下班的布书包是自己手缝的，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身装束就低调得有些过分了，但她没变过，也根本不在意。她身形瘦弱，脸型小巧，短发一刀齐，长度始终稳定在耳朵下方半寸。她平时话不多，甚至笑也比较少，说话直截了当，不爱拐弯。但在与人交谈的时刻，她的表情会发生奇妙的变化——她会睁大眼睛直视你的眼睛，不允许你逃开，那是独属于她的一种兼具严肃、认真的神气，甚至带了点点稚气，瞬间让你感到她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年纪。

外表古板的董老师内心是一个赤子。她生于1928年，一个同龄的普通中国人会经历的苦难和欢欣，她都尝过。从而立之年开始，至少有四十多年，她是“默默地把自己埋伏在稿件堆里”度过的，其间，“窗外有过狂风暴雨，生活中也有过痛苦折磨”，然而，她时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很富有的人”。

作为一个编书匠，这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或许能从她记述个人生活的文字中找到答案。她的《西岛先生的木屐》讲了年少时在辽河畔日本人管理的学校读书的经历，那里有一位拼命让孩子们记住完整中国地图的女先生，和协助女先生逃脱宪兵追捕的日本人西岛；《乔娘的名字》写的是她住在家乡的大娘，因生过天花面貌丑陋不堪，遭际也悲惨，却荒唐地背负着一个美丽的名字；《朴素无华的人》是回忆父亲的，其中写到秉性平和的父亲在弟弟被打成“反革命”后，脾气一变而为暴躁，再也未能复原；《君子兰的情意》是来自几乎完全陌生的作者的情意，写初始令人尴尬的娇贵礼物君子兰，最终如何报以一片浓浓的温情……这些不假雕饰的素朴的散文，以十分克制的文笔，表达着热烈的情感，包括敬爱、同情、悲恸和感动。

能使一个人经历了那么多却没有丧失爱的能力，依然葆有一颗赤子之心的，对平凡的编书匠而言，只有文学。

文学，使人内心优美；文学的传递者，亦然。

【摘自董延梅著《君子兰的情意》】

1958年上半年百花文艺出版社还没有正式成立，我作为天津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一个青年助编，雄心勃勃地准备转入百花，而且奉命要为百花的建社准备一批稿子。那时我似初生牛犊，到了北京多么有名气的作家也敢去找，多么重要的人物也敢去麻烦。记得第一个去拜访的大作家就是郭沫若郭老。

那天，我和年纪比我还轻的老编辑柯玉生同志，在王府井大街作协大楼打听到，《人民文学》编辑部正准备发表郭老的《洪波曲》。心想要是能约到这部稿子，在百花建社时出版，可就给百花创了牌子；可是像郭老这样知名的老作家，能把稿子给一个小小的地方文艺出版社吗？犹豫了好久拿不准主意，最后两人还是决定去碰一碰。

在大院胡同5号的胡同口，我们又犹豫了半天。我们壮着胆子按响了门铃，没想到通报后，郭老的秘书王廷芳，一位穿军服的男同志，说郭老正要接待客人不能见我们。偏巧这时于立群同志扶着郭老从里面走出来。于立群同志一眼就看见了在门洞里的我们。她摆着手阻止了秘书，又问我们是哪里来的。我们闻声而动，飞快地跑到了他们的身边。

当我们向他们两位说明了是来约《洪波曲》的，而且稚气地问他们是否可以给我们这个小小的不知名的出版社时，他们笑了起来。郭老竟反问我们：“我当然可以给你们，可你们为什么非要我的稿子呢？”我们当即就比赛似的你一言我一语说了一大堆理由，其实主要意思还是说明因为他是大作家，我们这个小出版社需要支持。

记得他们两位后来还把我们让到了会客室，里边确实是正待接见宾客的意思，郭老披着一件长衣坐在桌旁，微笑地端详着我们两个人，又拿着介绍信看了看，然后半开玩笑地随手拿起毛笔，在介绍信的背面写了一行字：“人老珠黄不值钱”。还问我们：“你们懂吗？我老了，已经不值钱了，还是你们年轻人值钱啊！”当然我们是不同意他这种论断的，恭敬地对他说：“哪里，人越老越值钱！”

郭老的《洪波曲》就这样没费多少力气约到了。他让我们过些日子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去取初校样，由他通知他们。

我现在已记不起来，我们两个人后来是怎样高兴地回到出版社的。反正，拿回稿子交给了社领导，而且立即请一位出版社的老编辑曾秀苍同志担任责编。

《洪波曲》在1959年以平装与精装两种版本问世。书出版后，我们去给郭老送稿费，郭老说什么也不要。这书后来连印了几次，1980年还印了一次，累计印数达四十余万册。

《洪波曲》是1948年郭老寓居香港时，夏衍同志在主编《华商报》的副刊《茶亭》，他鼓励郭老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段回忆写出，逐日在报上发表的。所写的是上海、南京失守后，准备保卫大武汉而终于放弃了大武汉的那一段。其中写到长沙大火、退驻桂林、准备撤退至重庆等内容。

读过《洪波曲》的同志，都会感到它不仅仅是历史资料，也是一部内容丰富多彩、文情并茂的长篇既叙事又抒情的美文。它更是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