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格

（广西艺术学院 中国画学院/漓江画派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7）

重提民族性应当是当今写意人物画创新最重要的方向，如今抛弃传统笔墨，引进西方美学观念，强调素描、透视、结构与造型，忽略毛笔在中国画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仍然是写意人物画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犹如大海航行中的暗礁，阻挡着中国画前进的方向。唤醒当代年轻的从学者重新认识传统写意人物画的精髓，中国画家责无旁贷。中国画家应当发扬写意人物画的民族性与写意精神，正本清源，使其回归传统艺术的正途。

中国画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形式中格外突出，写意人物画更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写意人物画形成以来，一直是中国画发展中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它的观察方法、审美标准等都与西方绘画截然不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唐代画家张璪提出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理论，对之后中国画的创作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才使得写意人物画取得今天辉煌的成就。写意画作为中国画的一种表现形式，其笔墨语言应该是中国画创作的重要特征之一。对于写意人物画而言，民族性的彰显是一种崇高的创作理念，也应是其创作指导思想，能够促进其创作呈现出高超的艺术品位与格调。那么什么是写意人物画的民族性？笔者认为，在深入了解写意人物画的四大要素——神、情、意、趣之后，方能阐释其民族性，方能进一步论述其继承与创新。

写意人物画创作的第一个要素是神。中国画发展史中关于“神韵”的理论是指导写意人物画创作的核心观念之一。宋代苏轼曾一语道破评价中国画优劣的标准：“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即只有儿童与外行才追求外形的像与不像，真正懂画的人评论绘画则以“神似”为最高境界。东晋大家顾恺之更早阐述了人物画的“传神”，他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好的人物画应重视（眼睛）传神，画论中也有“形无神不活，神无形不存”的论述。顾恺之以神的传达来评价人物画，将形与神的关系描述得贴切到位，把中国画创作中的“写神”“神韵”“神似”等提高为表现形象的最高要求，开启了中国画形神美学的先河。这一理论成为中国画论崇尚神似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画独特的优良传统和民族美学的精华，与西方的自然主义创作观念迥异其趣。它是民族的瑰宝，更是世界的瑰宝，也是中国画能屹立在当今世界艺坛而独树一帜的真正原因之一。

写意人物画创作的第二个要素是情。情是中西方艺术家的共同追求，不过中国画家更加强调和崇尚这一要素。中国画家并不满足于直观所见，而是通过“搜尽奇峰打草稿”（石涛语），将通过写生获得的无数草稿，化于内心，升华为完美的艺术作品。中国画家作画往往不拘泥于西方的焦点透视，更不表现光暗体积，而是随心所欲地将收集到的各种素材根据需要而重新组合，创造最美、最动人的画稿，达到诗情画意的境界和抒发画家情感的目的。中国画抒情的另一手段是善于用线。画家通过毛笔挥动出不同的线条，来表达不同的思想感情和语言，古人所谓“以喜气写兰，以怒写竹”正是此意。中国画家选择线作为抒情达意的造型手段之一，以跳动的不同线条产生的长短、粗细、刚柔、曲直、虚实等变化，诠释不同的情感。这也是中国画家独特的抒情方式，是东方艺术独有的一种表达情感的手段。

写意人物画创作的第三个要素是意。意即意境，中西方美学对此都有一定论述，都追求通过严谨、微妙的艺术构思与独到的艺术风格表现，使画面产生一种意境，从而达到绝美的艺术效果。而中国画论却将意境升华为诗意，强调“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也就是说，画家要既重视真实的景物，又饱含真情，达到情景交融，以及主观与客观的结合，才能创作出“宛然如真”的绝妙之作。苏轼赞誉王维的画作，也是以诗情画意的标准进行评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由此可见，中国文人画对意境的理解包含着“诗意”的成分。在中国画创作中，意境被称为画的灵魂，其主要表现手段即写意和笔墨造型，也就是现代人常说的写意精神与笔墨精神。因此，写意人物画创作应最大程度地拓展意境的表现，使意境不但能有效触及客观的物象形体和主观的思想情感，还能表现出人生的哲理和生命的意义。这正是写意人物画最高明之处。

写意人物画创作的第四个要素是趣。趣同样道出写意人物画对笔墨和情趣的讲究。不了解这一点，写意人物画创作便很难攀登高峰。写意人物画是以墨线来造型的，笔墨不但要表现物象，而且要表达作者的情感。同时，用笔还要有艺术的美感与趣味，从而形成具有东方韵味的独特的形式美，浑穆而雄厚。毛笔在宣纸上挥写，产生的刚柔、巧拙、张驰等不同的艺术效果，都和笔墨之趣相关，所以趣也成为评判画家笔墨优劣的一种标准。这正是写意画区别于其他画种的特点之一。当今画坛，神品多而逸品少，高原多而高峰少，很多画家有很好的造型能力，他们可以将人物画得很像，结构很准确，画面很细腻，但是缺乏趣的表达，艺术语言匮乏，达不到逸品的要求，更无法企及艺术的高峰。一幅作品缺乏趣，犹如饮食中无盐，寡淡无味。

中国画能在世界艺术之林占据一席之地，并在当今取得辉煌的成绩，同中国画自身的独特性与画坛前辈不屈不挠的继承、创新密不可分。一个画种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洪流，仍然充满活力，原因应该就是历代艺术家在创作中对民族审美的一以贯之吧。

但写意人物画的现状让人担忧。近期国内重大画展展出的作品中，大部分写意人物画已从传统文化领域逐步滑向西方的视觉领域，偏离了中国传统审美，偏离了传统中国画的品位与神韵。通俗地说，近期写意人物画创作基本抛弃了传统中国画提倡的“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等基本造型原则，许多作品片面地追求画面的制作效果，缺乏或者根本没有人物形象内在的神韵，与传统中国画审美观念相去甚远。早在2012年，《重振中国画写意精神》一文就指出：

西方写实的造型观念与艺术语言，和西式的面对生活与自然直接创作的写生方法，既增强了中国画对于现实的表现力，也使“笔墨加造型”成为了中国画创作的基本艺术原理；平面化的构成、变形、肌理、制作等西方现代艺术元素，既丰富了中国画的艺术语汇，也使中国画陷入对外在的视觉形式的过度追逐。于是，千余年来推崇“以形写神”“气韵生动”的中国画，离“形”越来越近，离“神”越来越远。

文章一针见血地道出中国画目前的窘境：传统审美的减弱和笔墨功能的逐渐丧失，将写意人物画一步步推向了一个十分危险的深渊。近期这种现象有增无减，引起了捍卫传统文化的艺术家的警觉和关注。写意人物画是沿着民族性的写意方向走下去，还是迎合西方审美意识，是摆在当代画家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写意人物画如何走出目前的窘境呢？笔者认为，强调传统写意人物画中的情感书写、写意精神和民族性是当务之急，提倡将体现中国文化特质的笔墨造型与现代西方抽象绘画表现融为一体的创作方法，提倡将笔精墨妙的传统绘画技法与画论中的“抒情寄灵”，结合西方现代艺术形式，创造出具有东方艺术情怀，又能为其他地区的人们所接受的艺术作品。

当代写意人物画创作还有一个现象困扰着画家，即有民族性的作品缺乏视觉冲击，有气势的作品又缺少民族性，两者俱备的作品甚少。其实，笔者认为，将两者分而置之，就不难理解其中的规律与要领。写意精神也是民族性的一部分，无疑，我们要在写意人物画创作中有所体现。此外，意境、格调的营造，神、情、意、趣等要素的运用，也是体现写意人物画民族性的关键所在以及评判优劣的标准。如果说齐白石“妙在似与不似之间”道出了中国画雅与俗的鉴别标准，那么充满民族性的意象造型与形神兼备，就是写意人物画的最高境界。要达到此境界，必须要充分利用中国画的笔墨形式，以及意境、意趣、意味等的营造。当然，具有笔墨情趣还必须做到：作画前要深思熟虑，要有总体设计（落笔前的准备）；人物造型要概括（落笔后的要素）；作画过程中用笔要有节奏变化（落笔中的技巧趣味）。写意人物画的精髓在于凸现作品的主题内涵和人文精神，以及抒情、遣兴和恣意地创造性发挥——甚至包含一定的潜意识与表现主义成分。成语“胸有成竹”阐述的正是这个道理：在艺术创作前，必须先在心里设计好所要表现的物体形象，充分做好统筹，“经营位置”，当审美意象在胸中成熟并激发出创作冲动时，才“振笔直遂”，这样落笔才会有数、有味、有趣、有情，正如传统画论所说“腹稿”。反之，作画前切忌欠思考，胡乱拼凑、涂抹和无的放矢。

造型是一切绘画艺术的灵魂。当代中国画在吸收西方造型观念后，呈现出概括、整体、简练、醒目等形态。由此，当代中国画家应深入观察物象，而不应被物象外形迷惑。齐白石“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的学说，典型代表了当前中国画创作的审美理念。画家对自然物象应进行概括与提炼，重本质，不做自然的奴隶。这也是中国画造型有别于其他绘画的特点。优雅的中国画应强调以意为主、以意造型、以意重构，重视“象外之象”。写意人物画家在描写物象时，应不拘泥于细节的刻画，而重视以形传神、以形写神，以使作品达到意趣无穷、格调高雅的艺术境界。

当然，要达到这一境界，写意人物画家必须依托中国画独特的工具与材料，提升笔墨修养，特别是对毛笔的运用及节奏的掌握。中国画创作离不开用笔，但运笔的方法千变万化。不同的对象运用不同的笔墨，以刻画出人物不同的情感与个性。我们强调笔法有凝重、飘逸、浑厚、粗犷，也有概括、简约，而视拼凑、涂抺、制作等为不妙。总之，笔墨永远是写意的载体，也是写意人物画的灵魂，更是民族性的体现。

写意人物画的精神与精髓薪火相传，强调其民族性和哲学性，使其具有中华民族的审美品格，而成为独立形态的审美主体，仍是当今每一个写意人物画家必须遵循的法则。

谨以此短文诉说一个简单的道理—— 一个常常被中国画家忘却却又极其重要的问题。往往最简单的道理最容易被忽略，熟视便无睹，但在我眼里，它格外重要。